青年時信奉孔夫子說的“學而優(yōu)則仕”，但隨生活閱歷的增長，才覺得孔夫子這句話，聽起來好聽，但不易實行。

　　我們知道，“學”與“仕”是兩種不同的人生實踐形式，其運作也各有其難以替代的特殊規(guī)律。政界的運作規(guī)則多是垂直的，行政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均源自它的垂直性，垂直則要求人事服從；
而學術的運作規(guī)則多是橫向交流的，學術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則源自它的平等性，平等則拒絕服從。在學者那里，他們關注的是“天理”，而在為政者那里，他們關注的更多是“人欲”。[①]學者通過天理來改變人欲，而為政者則是通過人欲來實現(xiàn)學者認識到的天理。目標一樣，但操作途徑不同。同一目標下，對于為政者來說，實現(xiàn)目標的關鍵是選配得力而且還要自覺服從的干部。學者不考慮這些，他更多的只是與書本打交道和與人平等自由地交流。做學問難，最難的還不是皓首窮經(jīng)，而是將死書讀活。為政也難，難不在于明理和用權，而在識人。識人比明理更難，更需要時間。曾國藩說：“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
[②]毛澤東也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③]為文者可以不識人，但不可不認字；
為政者可以少識字，但不能不多識人。當初唐玄宗在逃亡的路上，有農民問他，你怎么能用安祿山這種人呢，皇帝無奈地承認“此朕不明，悔無所及”。[④]

　　現(xiàn)實的國家運動跟人的理論思維活動不一樣。理論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國家，特別是大國，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現(xiàn)實運動則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啟動已極不易，收住則更難。中國猶如巨型列車，啟動不能不猛，不猛則不能達到效果；
但由于國家太大，剎車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車。比如“文革”，來勢很猛，原計劃只有幾年，結果還是拖了十多年，就那還剎不住車，副作用很大�？梢�，為政者比學者更需要時間。即使如此，為政者一生往往也干不了幾件大事。尼克松曾贊揚毛澤東改變了世界，但晚年毛澤東則認為他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⑤]

　　為政者側重“立功”，學者側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邏輯，有的學者所用邏輯體系如此嚴密和精致以至可用數(shù)學表達，甚至還可成為美學范本。熟練運用邏輯是學者的長處，但邏輯的極限便又是學者的短處所在。立功則多依重經(jīng)驗，而經(jīng)驗恰恰是人類彌補邏輯不足并實現(xiàn)邏輯改造的重要工具。[⑥]經(jīng)驗在相當?shù)那闆r下是反邏輯的。立言需要猜想與反駁，只要邏輯成立，學者完全可以提出諸如“上帝死了”之類的命題。與面對納粹德國的突然崛起，布哈林書本上的國家建設邏輯不得不讓位于斯大林的斗爭實踐經(jīng)驗的道理一樣，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發(fā)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前，學者的“邏輯”，尤其是所謂“科學”的邏輯，往往會集體失語并讓位于經(jīng)驗。偶然性是牽動歷史變革的先鋒，而應付歷史偶然性的成功經(jīng)驗，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經(jīng)驗往往是社會科學變革的偉大杠桿。道理非常簡單，所謂偶然性就是沒有被納入我們邏輯體系中的必然性，而將偶然性納入人類既有邏輯體系的最偉大的工具不并是邏輯本身，而是經(jīng)驗，尤其是其中的反邏輯的政治經(jīng)驗。

　　經(jīng)驗介入學問是學問進入成熟階段的標志；
與此相應，學會從政治的角度看待學術，則是學者成熟的標志。學問須經(jīng)世，而經(jīng)世需要的主要是經(jīng)驗。傳世之作多是經(jīng)驗的集結，而非猜想大膽和邏輯嚴密的結果。毛澤東同志對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的標準首先就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要求學生抽一定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實踐，這是在強調經(jīng)驗在認識論中的重要性。中國歷史上的趙括、馬謖、陳獨秀等，蘇聯(lián)現(xiàn)代史中的蓋達爾，乃至以書生的眼光處理政治問題的戈爾巴喬夫等，敗不在于思辨不大膽，也不在于邏輯不嚴謹，而在于經(jīng)驗，尤其應對殘酷形勢的政治經(jīng)驗極不成熟。

　　一些學者在進入政界后，往往將學術“立言”規(guī)則用于政治“立功”。他們不懂“為治不在多言”[⑦]的道理，不愿將大量時間用于下面細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臺面上表達其“新思維”。他們論人主才氣，論事以奇新，行文斷字則以所謂“邏輯”、“框架”或“范式”論高下，全然不顧實際運作的可行性。其結果往往因不適應而苦惱。歷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從政路上被折騰得丟魂落魄，更有許多還無謂丟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和學術都是人類實踐的重要形式，盡管各自規(guī)則不同，但二者之間還是存在著一種互補關系�；パa的前提是二者之間的和諧與寬容，學者不必也不應該用研究的規(guī)則要求政治操作，為政者也不必用政治操作的規(guī)則要求學者。學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提出正確的見解。為政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雙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盡究其短；
只有雙方取長補短，學術與政治才能發(fā)揮建設性的和自覺的合力作用。如學者真想從政，那就應放棄為學的“立言”規(guī)則并轉而遵守從政的“立功”規(guī)則；
為政者從學，也是同一道理�；�辛格曾對此有過深刻的總結，他說：

　　學者分析國際體系的運作；
政治領袖則建立國際體系，分析者與從政者的觀點大異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題，而政治人物所面對的卻是客觀環(huán)境塑造的問題。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時間追求確切的結論；
但政治領袖最大的挑戰(zhàn)卻是時間壓力。學者沒有風險，如果結論錯誤，大可重新來過；
政治領袖卻只有一次選擇，一旦出錯便覆水難收。學者可掌握所有相關事實，其成敗取決于個人學養(yǎng)；
政治人物必須在眼前無法斷定利弊得失的情況下當機立斷，歷史對他的評價將根據(jù)他如何明智地面對無可避免的變局，尤其是他如何維護和平而定。[⑧]

　　基辛格——當然還有許多經(jīng)文緯武的人物——是成功地將學術與政治結合于一身的學者兼政治家，但這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做得到的，做不到也不必自責，正如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也要會打仗，拿破侖也能寫《資本論》一樣。我們不能設想為政者都是全才，為文者都是無所不知。對一般人而言，立功和立言，一生能做好其中一件就不錯了。別人不說，就說倡導“學而優(yōu)則仕”的孔子本人，他一生想作政治家，為此顛沛流離，東躲西藏，《論語》中充滿了“逝者如斯”[⑨]的踐行精神，結果還是文人的命！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鬃又了酪蚕氩坏剿�的命運竟如此富有戲劇性：不求，上進；
求之，反而不得。反觀錢鐘書先生，他選擇了“學而優(yōu)則學”的道路，一生平順，成就斐然，且獲政學兩面敬重。

　　因此，我們要總結這份人生經(jīng)驗，用和諧與寬容的態(tài)度理解政治與學術的關系。埋怨為政者的學者和埋怨學者的為政者一樣，都要用自己衡量對方的標準約束自己，反之亦然。立言，立功，各行都有各行的難處。

　　和諧與寬容當然包括時間上的和諧與寬容。年紀大些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有一些事，大到國事，小到家事，在特定時期內，許多都是能做不能說，而還有一些事是能說不能做。學者往往發(fā)現(xiàn)了真理就要看到結果，動輒就說某某建議他幾年前早就提出過，有時還往往不顧對方接受的程度或其建議可行與否而執(zhí)著“諍諫”，這多是由于誤讀歷史而產(chǎn)生的書生氣。發(fā)現(xiàn)的道理，即使在一個家庭里推行都要一段時間的說服和經(jīng)驗證明工作，更何況國家。學者往往不理解這些，要求為政者就某種提議快速表態(tài)并公示于眾，這就違背了政治運作規(guī)律：在政治操作中，有些決策需要透明，透明有利于公眾參與和支持；
還有相當一些事，尤其是公布重大決定，如果時機不成熟，這就讓政治家非常為難，這正如在珍珠港事件發(fā)生之前一定要羅斯福面對遠未取得共識的美國公民發(fā)布美國參戰(zhàn)宣言的要求無法辦到一樣。羅斯福說“如果日本人不進攻美國，他不大相信有可能把任何美國部隊派到歐洲去”；
[⑩]尼克松也說，如果要求事事透明，美國“就不可能在1972年打開與中國的關系”。[11]

　　其實，有些為政者一時半會辦不到的事，與民主不民主沒有關系，只是政治運作與學術研究有不同的規(guī)律。不了解這一點就容易產(chǎn)生誤會，這種誤會在歷史上曾釀成過太多的悲劇。如果不是有意逃避風險的機會主義，負責任的為學者與負責任的為政者一樣，都需要時間實踐檢驗其“立言”或“立功”正確與否，這樣做是對歷史和國家負責而非軟弱的表現(xiàn)：歷史機會的喪失固然可惜，但還會出現(xiàn)；
而國家翻車，則是瞬間且無法彌補的事。欲速則不達，相互不要催：把為政者催緊了國家容易出現(xiàn)蘇聯(lián)式的翻車；
將學者催緊了，要么是鴉雀無聲，要么就是假話成災。[12]為學者與為政者，雙方都要為對方預留充分的自主比較鑒別和嘗試探索的余地，各司其職，為國家盡好公民的本份，這樣對國家的前進有利。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學術與政治的和諧與寬容絕不是無原則和無底線的，就是說，不管是為政還是為學都必須在現(xiàn)代公民的基本守則即效忠國家的前提下共事；
換言之，愛國主義是學術與政治之間不變的紐帶和價值底線，失去了國家利益，學術與政治間的和諧與寬容就失去了基本前提。對于出賣國家利益的學術活動或政治行為，在任何國家都不會有寬容可言。

　　那么，在學術和政治之間，究竟那種人生對歷史的貢獻大呢？換言之，是否人生一定要“學而優(yōu)則仕”呢？

　　這很難說。歷史上，大行動總有大思想支撐，立大言者總有立大功者緊隨。亞里士多德之后追隨的有亞歷山大，盧梭之后有拿破侖，康德和黑格爾之后有俾斯麥；
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則有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一大批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不同的只是前者奔馳在思想王國，而后者則多奔馳在現(xiàn)實沙場。思想創(chuàng)造活動是人類實踐的形式之一，也是歷史創(chuàng)造的形式之一。所以恩格斯說：

　　歷史是這樣創(chuàng)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chǎn)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shù)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shù)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chǎn)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chǎn)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xiàn)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象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guī)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希望都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jīng)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shù)，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13]

　　歷史一定是合力創(chuàng)造的，也就是說，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對個人人生言，學術與政治活動都是值得尊重但并非是唯一高尚的人生活動，“學而優(yōu)”不一定要入仕，仕而優(yōu)也不一定要從學，學術和政治與農民種地、工人做工一樣，都是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形式，人生的高尚與否不在于其工作形式，而在于他是否能通過這種形式，為人民、為國家，為歷史，繼而為人類作出貢獻。

　　歷史一定是合力創(chuàng)造的，但只有在和諧與相互寬容的前提下，歷史合力，尤其是學術與政治這兩種力量，才能組合成為一種人類的自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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