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沒有想到，我這么容易就找到了“中西文化城”里的“法學(xué)會堂”。周圍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都穿著非常奇怪的服裝，讓我感覺自己仿佛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一位接待人員看出我的困惑，便走過來對我說：“你大概還沒有調(diào)整‘時差’，我們這里是秦孝公24年�！蔽掖蟪砸惑@，連忙掏出便攜式電腦萬年歷查看，原來是公元前345年!

　　我?guī)е�困惑和驚喜走進會堂，只見前面講臺上坐著兩位頗有學(xué)者風(fēng)度的中年人。我擠到近前，仔細觀瞧，只見一位的胸牌上寫著“商鞅”；
另一位的胸牌上寫著“亞里士多德”。此時，亞里士多德正在侃侃而談：“人類必須實現(xiàn)法治，否則就跟野蠻的獸類沒有區(qū)別。法治應(yīng)該包括兩個基本要素：第一，已經(jīng)制定出來的法律應(yīng)該獲得普遍的服從；
第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應(yīng)該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法律當然有好的也有壞的，有合乎正義的，也有不合乎正義的。但是，一個國家即使有了好的法律，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守，就仍然不是法治�！�

　　商鞅在一旁不以為然地插言道：“亞老弟，你說得不錯，但是不夠全面。依我看，法治的基本要素有三，即‘法、信、權(quán)’�！�法’就是判斷是非功過和行使賞罰的公平標準。推行法治，首先必須‘立法明分’。‘信’就是百姓對法律的信念。要想實現(xiàn)法治，就必須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該賞的一定賞，該罰的一定罰，讓法取信于民。‘權(quán)’即君權(quán)，也就是國家政權(quán)，沒有國家政權(quán)為后盾，法治無法實現(xiàn)。換言之，只有‘秉權(quán)而立’，才能‘垂法而治’�！�

　　亞里士多德打斷了商鞅的話，說：“商兄，你講的‘權(quán)’，實際上還是‘人治’嘛。我不否認人的智慧在法治中的作用，但是任何人都會受其個人觀念和情感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因而都有可能作出一些不利于民眾和國家的事情，最偉大最賢明的人也不例外。法則不同，它不受主觀愿望的影響，不會因感情影響而變化無常。另外，眾人的智慧總要優(yōu)于個人的智慧，因此即使有‘權(quán)’，也應(yīng)該交給眾人，而不是個人�？傊�，法治必須與民主政治相聯(lián)系，沒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商鞅大聲說道：“實行法治，必須‘尊君’，必須‘操權(quán)一政’，因為‘君尊則令行’要想讓法令通行無阻，君主不但要掌權(quán)，而且要集權(quán)�！�

　　亞里士多德也大聲說道：“人類為什么要實行法治?因為法是正義的體現(xiàn)，是人類理性原則的體現(xiàn)。換言之，實行法治是為了公眾的利益或普遍利益，不是某些人或某個人的利益。所以法治強調(diào)的是對法律的普遍服從，不僅民眾必須守法，立法者也必須守法。無人例外!”

　　商鞅說：“可是，你講的‘民眾’包括奴隸嗎?顯然不包括吧，顯然人和人還是有區(qū)別的嘛。其實，我也同意為官者必須守法的觀點，而且我也說過‘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和‘君臣釋法任私必亂’的話。但是，君主的絕對權(quán)力是不能否定的!”

　　我見兩位老先生爭得有些面紅耳赤，忍不住上前說道：“二位前輩所言甚是，但是依晚生之見，亞老師的‘二要素說’和商老師的‘三要素說’在法治的根本精神上并無太大差異，只是在具體表述上各有特色。其實，世界各國的國情和文化傳統(tǒng)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我們既不能否認在‘地球村’里實現(xiàn)‘法治一體化’的必要性，也不能否認各國實現(xiàn)‘法治本土化’的合理性……”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兩位老先生同時指著我喝道：“你小子離出生還有兩千多年呢，這里哪有你說話的份兒!打出去!”

　　周圍的人或者兇神惡煞般向我撲來，或者嬉皮笑臉地朝我走來，我拼命想辯解，卻又說不出話來，急醒了，方知是一個夢……（法制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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