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家棟事件”作為一個法律、道德――而非學術、文化――事件經(jīng)網(wǎng)絡和紙媒“放大”，其行為本身的法律、道德屬性已經(jīng)遮蔽而變成了對其學術背景――儒學――的“關注”和批評，以致事件本身已不再重要。這種批評的異化值得反思。

　　6月30日，徐來先生在《新京報》發(fā)文《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將這種手法發(fā)揮到極端，并將矛頭指向了儒學代表人物之一陳明。他好像抓住了什么把柄似地宣布：“可惜的是，當代的儒學大師陳明先生，在評價‘鄭家棟被拘’事件時，竟然稱‘這是純粹私人事件，既與體制無關，也與學科無關’。這一評價可能存在兩個向度的解讀：要么，他已經(jīng)完全置儒教的道德理想于不顧；
要么，他以鄭‘儒教研究者’而非‘儒家’的身份，試圖撇清鄭與儒學的關系。無論從哪點來看，陳明，這位當代著名的儒教研究者的面孔都透著幾分冷漠�！�

　　這種論調很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味道。且不說陳明、王達三以及“儒學聯(lián)合論壇版務委員會”所發(fā)表的“短論”是在哪種情況下對何種意惡說辭的回應，即使剝離語境，僅僅就陳明這句話來說，說的也是最基本的道理。事實上，支持陳明這種看法的不僅僅是“儒家”們、傳統(tǒng)文化的支持者們，任何尊重邏輯和事實的人都會認同。作為正直的自由主義者的徐友漁先生就發(fā)文支持陳明的這種看法，強調“鄭家棟事件”與儒學無關：“我同意陳明等學者的看法，鄭家棟事件純粹是個人事件，既與他所在的單位、團體無關，也與他從事的學科、事業(yè)無關�！保ㄒ娦煊褲O：《“鄭家棟事件”與儒學無關》）

　　話已經(jīng)說得非常清楚，陳明、徐友漁差的就是進行一番以短論、隨筆的形式根本沒必要的“學術論證”。坦白說，即使是正兒八經(jīng)地進行學術探討，這種“學術論證”也屬多余：支撐批評的最基本的邏輯總是不言而喻的，它應是所有人的“共識”。但如果有人像徐來先生那樣“犯規(guī)”，還是不得不對之進行提醒。

　　徐來先生在此犯的兩個錯誤是：一、把私人行為混淆成公共行為。鄭家棟教授無論道德品行如何，他的行為該如何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進行定性，都是他個人的行為，而不是背后的一個“團體”的行為。驅動他的行為的指令不是公共意志，而是私人意志。作為具有自由意志的獨立的個體，對他的行為承擔責任的只能是他而不是別人。由此，陳明所說的“這是純粹的私人事件”何錯之有？徐來先生這種“株連九族”的思維方式實在應該扔進歷史博物館了。

　　二、根據(jù)人的存在屬性，不顧邏輯地牽強附會。姑且不說作為儒學研究者的鄭家棟教授是否能稱得上“儒家”，退一步，即使是“儒家”又如何？“儒家”僅僅是某個人的一種屬性，它并不能代表這個人本身。而除了這個屬性，他還有諸多屬性，比如他是個男人，他是個學者，他是個中國人，等等。人的屬性并不能對人的行為承擔責任，而與之擁有相同屬性的人，更不可能對之承擔責任。道理本來挺簡單：某個人的“壞”不能“邏輯地”推出他所擁有的某一屬性的“壞”，以及擁有相同屬性的人的“壞”。如果否認這一點，非要按徐來先生的邏輯來判斷，因為作為儒學研究者的鄭家棟教授有問題，于是儒學、儒家也有了問題，那么作為一個男人的鄭家棟教授“壞”，是不是也“男人沒一個好東西”？而因徐來先生也擁有“男人”這個屬性，“沒一個好東西”的“男人”也包括徐來先生本人？

　　可以說按徐來先生的邏輯演繹下去，我們會看到一大堆荒謬和令人捧腹的結論�？档略�闡述過一種道德原則如果以其邏輯演繹下去對自身構成否定，它就不能普遍化。同理，如果一種批評不尊重基本的邏輯，它就無法獲得有效性的支撐。這樣的批評將偏離“講道理”的基本路徑。特別是在當前各思想流派爭鳴激烈的情況下，營造一個自由的言論環(huán)境和健康的批評風氣相當重要。否則，如果因為一個儒學研究者、一個“左派”、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落水”就導致了對他們背后的東西的否定，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不幸。任何一個思想流派在這種情況下都不會贏，情況就像徐友漁先生所講的，“任何事業(yè)、任何活動都有不良分子雜入其中”，而他們在本質上與其他人，與他們“背后”的東西都沒有“代表”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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