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翻譯。本文有刪節(jié)）

　　（譯者按：民主捷克前兩任總統(tǒng)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是捷克斯洛伐克極權統(tǒng)治時期著名的異議知識分子、作家。早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極權統(tǒng)治時期，由于出身問題和政治背景，他多次被拒絕于高等學府之外，并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就公開批評極權體制，六十年代末作品開始被禁，七十年代劇作開始在國外，公演并以地下方式在國內流傳。七十年代后期，參與起草著名的“七七憲章”并發(fā)起組織七七憲章運動。此后多次被捕入獄，被判刑，是國家安全部、警察和法庭的“座上賓”。1989年哈維爾被營救出獄，創(chuàng)辦了“公民論壇”（Civic Forum）。11月捷克發(fā)生那場被稱做“天鵝絨革命”的和平革命，作為那個極權制度最勇敢的反對者和最杰出的領導人，他當選總統(tǒng)，并在民主捷克共和國連任兩屆總統(tǒng)。今年三月卸任后的哈維爾應邀到美國度假寫作。本次演講，是他在美國期間極為有限的公開活動之一。這次演講，在他過去諸多關于自由與人權發(fā)表的言論中，是首次公開關注中國的現(xiàn)狀以及歐洲的對華政策。）

　　女士們先生們，我要感謝貝靈頓 (James Hadley Billington, 現(xiàn)任美國會圖書館館長――譯者) 先生對我的溢美之詞。我還要敞開心扉感謝國會圖書館和克拉格中心（the Kluge Center---美國國會圖書館供學者從事研究工作的基金項目）邀請我到華盛頓來，使我能夠在這里安靜地寫作。我堅信，我會完成在這里的工作。我對我寫的東西至少還算滿意――如果我對自己寫的東西曾經滿意過的話�；蜻t或早，你們中的一些人會讀到并發(fā)現(xiàn)它有意思。

　　兩個月時光如梭，由于我是真愿意用這些時間來寫作――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我不幸沒能夠看到華盛頓很多我想看到的事。也就是說，我必須謝絕不計其數(shù)的邀請，失去跟很多有趣的人們相見的機會。我向他們所有人致歉；
我相信他們能夠理解我，也相信將來我們會有機會見面。

　　朋友們，15年前，我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在華盛頓，我曾代表我的國家接受了一份重要的禮物：捷克斯洛伐克1918年獨立宣言的原稿。直到1990年以前，這份稀有珍貴的文獻是這個圖書館的財產。這是我們第一個總統(tǒng)馬撒里克（Tomas Garrigue Masaryk）的捷克文手書。他是名副其實的捷克斯洛伐克獨立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當他流亡美國的時候，曾與威爾遜總統(tǒng)親密無間地工作。起草這份文獻時，Masaryk很可能受到過美國獨立宣言的啟發(fā)。

　　當代只有幾份文獻能像美國獨立宣言那樣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我只需要提及聯(lián)合國在二戰(zhàn)之后采納的世界人權宣言，或1985年“赫爾辛基最后文件”（Final Act of the Helsinki Conference）。它們易于中學的孩子們學習并謹記在心，從而潛移默化為公民意識中永久的部分和他們價值體系。即便就此而言，這些文獻在使用樸素、清楚、意味深長的語言書寫方面也極為成功。

　　除了這類基礎文獻的精確與典雅，當然，還有一點至關重要：必須有人愿意，如眾所聲言的那樣，為這些文獻沖鋒陷陣；
即是說，必須認真對待這些宣言；
必須明確具體地確立其中的一般原則；
必須誠心實意地受宣言的束縛，并切實履行它。

　　不幸的是，這個世界上的一些體制或政府竭力炫耀這些文獻典章，卻顯然不認真對待它。對于這種政體而言，這些宣言不過是某種正式禮儀的一層華麗外觀。它唯一的目的在于掩蓋慘不忍睹的現(xiàn)實。它們的功用跟許多慶典、揮旗、游行、示威或者賀詞宣言及演講的功用一樣：并非揭示真相，而是掩蓋它。

　　如何正確而恰當?shù)貙�應這種情況？

　　對如此玩弄詞語、文本、宣言、憲法或法律的把戲，當然不能僅僅在私下嘲笑或抵制。另有一種方式，更危險卻更有效。也許未必普遍適用，但是已經證明大部分情況下行之有效――尤其在權力史無前例地集中、曲解詞匯影響空前的當今世界。這種方式在于一種堅持不懈的努力：揪住那些打著宣言幌子玩弄辭藻的人，要求他們打破空洞腔調，落實承諾。由于從來沒有人從他們的說詞中揪住他們，也沒人有勇氣要求他們兌現(xiàn)說詞，這種做法往往引發(fā)統(tǒng)治者的震驚與憤怒。但那是不足為奇的。

　　這恰恰是我們異議者在抗拒極權者強權時期的所作所為。我們秉持國家的憲法、法律和國際條約，其中首要的是赫爾辛基最后文件，我們開始非常嚴肅地要求政府尊重它們。不僅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是這樣做的，波蘭的團結工會、蘇聯(lián)的赫爾辛基委員會以及其他反對群體也是這樣做的。權利集團的人們感到驚惶失措，他們很難為自己的迫害行徑辯解，因為被迫害者僅僅是要求當局尊重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所以，一個小小的訴諸事實的請愿，就贏得了警察與軍隊。

　　我確信，我們必須以各種方式支持那些敢于站出來面對獨裁政權的人。他們揪住極權者說的空談不放，并引導公眾注意極權體制中司空見慣的、辭藻與行為之間的所有矛盾。北韓、白俄羅斯、古巴、緬甸和其他類似的國家里，都有這類勇敢的人。我們都贊揚勇敢的昂山素姬，她堅持以民主、和平發(fā)言的方式，反對暴力壓迫。古巴異議人士的杰出的努力同樣應當?shù)玫劫澷p。僅舉其中一個行動為例：他們征集了數(shù)萬簽名支持嚴守法律的瓦瑞拉方案（Varela project，哈瓦那一個教區(qū)組織1988創(chuàng)立的民權運動，旨在保衛(wèi)、促進人權并努力以調停與和平的方式改變古巴社會。――譯者）。這個方案以合法的方式要求尊重正式確立的原則。同樣地，譴責盧卡辛克（Lukashenko）統(tǒng)治的白俄羅斯人也應得到道義和實際的支持。許多這類面對極權體制的公民以他們的和平方式在自己家園的第一線進行抗爭，另一些則活躍在海外，還有很多關進了監(jiān)獄。

　　令我高興的是，今天晚上我們中間就有一些為人權而抗爭的群體或組織的代表。他們的權利在自己的國家不同程度上遭到侵犯，而我們在這里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畢竟，一方面，體制全然不同的國家必須把人權二字放在官方宣言或基本文獻上；
但是另一方面，極權政體必然大幅度地、經常地侵犯人權，而且不希望有人揭露其行為，不希望有人脫口喊出皇帝沒穿衣服，他那富麗堂皇的衣服不過是幻象。與此同時，世界上的一些大國強國，也存在著侵犯人權的行徑。

　　對于每一個生活在民主或自由國度的人而言、如果他不肯漠視別人的厄運，愿意提供寬泛的光譜去籠罩那些在不自由境況中勇敢的自由行動者，去支持那些生活于謊言統(tǒng)治中的事實的追尋者，那么，支持他們的人權抗爭不僅是道義責任，也是他自己生死攸關的利益所在。所以，了解這種國家中所發(fā)生事件的真面目，在國內、國際以及所有國家代表參加的會議上公開發(fā)言，是那些民主政府的理所當然的責任――不管他們（各國代表――譯者）可能多么有權威、不管存在多少麻煩顧慮。如果這類國家把國際關系建立于這樣一種觀念上，以為他們的同行會對他們的行徑熟視無睹，或者避而不談，那么，真正的民主政府，作為對立面，就應該把伙伴關系建立在實事求是，坦誠相待的基礎上�！　�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全球化文明擁抱我們星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人和每個社會的命運與我們全體的命運之間的聯(lián)系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緊密。如果我們關心別人，與此同時就是關心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后代。

　　我多年前直接體驗過獨裁政體的專橫統(tǒng)治。很大程度上由于國際社會的同情幫助了我們，我才能著活著看到今天。做為這樣一個人，我呼吁所有有機會的人采取行動，反對這類專橫獨裁者，表達對那些今天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狀況的下的人民和民族的同情�！　�

　　謝謝你們光臨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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