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敏和是三大隊墨水喝得最多的人。一九七零年代的勞改隊墨水喝得多是件壞事。勞改隊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歡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導的話來說，"讀書讀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動。"他大概是因為文化高的犯人喜歡引經據(jù)典與勞改干部辯論形成的這個印象。

　　這種讀書越多越蠢的觀點在文化低的犯人中還很有市場，因為不少人都認為中國的讀書人只會動嘴講究理論，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壓低。小學畢業(yè)生自稱"一字不識"，中學畢業(yè)生自稱"只念過小學"，大學畢業(yè)生自稱"只念過中學"�？墒呛蚊艉蛥s沒辦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為他有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這副眼鏡片中有好幾層圓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鏡片中變成了象老鼠眼的一雙黑點。再不識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讀了太多的書，絕不會變成這樣的四眼狗(象那種兩個眉毛象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鏡。

　　除了這付眼鏡外，何敏和一點都不象個讀書太多的人，他出工時赤著腳，印著勞改字的衣服已破舊得變了色，腰間用草繩捆著一塊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農活來一點也不示弱，雖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不會落在最后。特別在吃飯問題上，他已沒有一點讀書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東西，我看見他吃過生的活泥鰍，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飯后，他總是爭著去倒洗碗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塊紗布把桶底的飯菜渣子接住，然后吃掉。洗澡的時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種大肚子的上層人物，現(xiàn)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層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會顯得如此饑餓。

　　何敏和還保存著一些不接受下層社會小人物的上層社會的習慣。比如他從不與他人分享家里給他送來的食物。他比那些習慣于下層社會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飾饑餓造成的強烈食欲。我們大隊有不少扒手和農民出身的人，他們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饑餓時不會去撈碗里的飯渣。自己有了特別的食物往往與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個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錢買香皂，而何敏和卻用他的所有錢買食物。下層小人物與上層人物在勞改隊好象互相換了位，下等人變得比上等人更講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歡何敏和，據(jù)說是與他這種不顧面子，不關照他人的作風有關。

　　但是我喜歡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剛到勞改隊來時寫信給家人，請他們給我買了一套高等數(shù)學教材。我用晚飯后，政治學習前的時間及雨天休息的時間讀這套書。一年后我已讀完了一冊。我試著做書后的練習，但卻不能真正解題。我發(fā)覺數(shù)學是沒法自學的，必須找老師。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從中山大學畢業(yè)的，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在當工程師。

　　記得我第一次拿著高等數(shù)學課本去找他，稱他為"何老師"，他高興得合不攏嘴。周圍的人(包括干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歡他這種"臭知識分子"，他因為自己有知識受了不少氣，受了不少歧視，象我這樣因為他的知識而尊重他的人實在不多。他接過那本數(shù)學教科書，連忙扔掉手里的煙蒂，一頁頁仔細翻看著，象是一個老獵人多年不摸獵槍后突然看到一枝好槍一樣。我們就這樣建立了師生關系。我利用一切空閑時間到他的號子去上課，并認真做所有能找到的習題。我們的數(shù)學課與一般的教學不同，我經常提問，特別喜歡問關于一些數(shù)學概念和定理產生的背景和首創(chuàng)者的動機形成過程。他肚子里有不少這樣的知識，這些知識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數(shù)學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微分和導數(shù)是這門課的一個難點，做題目時，我總是把微分概念誤解成平均變化率概念。何敏和通過改正我的作業(yè)使我看出了這種誤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頓和伽利略發(fā)現(xiàn)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動地說明微積分概念是怎樣被"發(fā)明"和建立起來的。經過反復練習和他的指點，我終于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規(guī)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為了改造這些"舊知識分子"，要求他們學習俄語，重新學習蘇聯(lián)的專業(yè)教材。何敏和因大學受過一年這樣的"再教育"，他對俄語和蘇聯(lián)的教育也相當熟悉。我們用的高等數(shù)學教材是蘇聯(lián)式教育系統(tǒng)的教材。上課時，我有次問起何老師對蘇聯(lián)式教育與英美教育差別的感覺，他馬上作了詳細回答�？雌饋硭�也一直非常注意這種差別。他那廣東腔的普通話是那種典型的工程師味道，充滿著沒有價值判斷的實證味道。"蘇聯(lián)的教材非常統(tǒng)一，詞語、概念標準化，老師容易教，學生容易記。全國的標準教材都由一個統(tǒng)一機構審定。工程技術也有一套全國統(tǒng)一的標準，因此零部件的互換性，相容性很好，但這套教材缺乏靈活性和創(chuàng)新性。而英美的系統(tǒng)，則正好相反，標準化很差，各個教授自有一套獨特的東西，工程技術也沒有全國統(tǒng)一的標準系統(tǒng)，零部件互換性，相容性差，但靈活性，創(chuàng)造性卻好得。"何老師從眼鏡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審查我會不會告密，然后加一句："蘇聯(lián)教育制度只培養(yǎng)專家——有一技之長卻沒有思想，而歐美教育制度培養(yǎng)的是學者——有獨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識。"這是何老師最有思想的一句話。他大多數(shù)時候極少發(fā)表帶有價值觀點的看法，而只是客觀地陳述事實。但看得出來，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蘇聯(lián)的文化教育系統(tǒng)。他可以講出蘇聯(lián)工程技術系統(tǒng)的一些真正優(yōu)點，而且從來不批評社會主義制度，更不用說反共。有次他特別提到解放后，共產黨大興水利工程，使他們這些工程師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國家很少組織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師無用武之地。何老師有次告訴我他在洞庭湖和長江交接的荊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見到過鄧子恢(一九五零年代中國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六年被毛澤東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何老師的眼神看去對鄧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共產黨中央的高級干部，他穿得非常樸實，沒有一點架子，對工程技術問題十分有興趣，似乎也相當內行。"從何老師談到共產黨高干的口氣，我聽得出，他是那種對共產黨右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點也不象余裕一那樣有反共情緒。我比何老師年輕二十歲，自然更能適應下層社會的生活。我學會了一口江湖黑話，知道"糧子"是當兵的，"小葉子"是指糧票，"大葉子"是指鈔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饑餓時克制自己，別在人群中顯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來食物，我總是與周圍的犯人同時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蕩不羈，因為我知道下層社會的朋友們買這一套賬。牢友們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時用雪洗澡的本領。我經常與人打賭，如果我能赤身裸體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夠長的時間，對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負責給全組的犯人打飯、打開水)，否則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這種賭我總是贏。勞友們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時就養(yǎng)成了冬泳的習慣。憑著這點故意裝出來的放蕩不羈，我贏得了年輕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這點"本錢"為不受歡迎的何老師幫忙。

　　有次，我用家里寄來的錢向過路的老百姓買了一塊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師休病假，我請他幫我把肉切碎炒好，我們下工后吃。下工后我們吃肉時，盧國安叫道，"這肉一點沒有油味，是不是死豬肉呀！"外面一個老犯人不陰不陽地說，"何眼鏡"把油煎出來都裝到自己的油瓶里去了。盧國安一聽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雖不高興何敏和的舉動，但卻一把攔住盧國安，大聲說："是我叫他留下豬油，下次炒菜用得上。"盧國安還不甘休："那也不能裝到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聲道："爺做愛還要你兒子來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夠格了，還要你來教訓他嗎？"年輕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綠林好漢，看我一心護著何敏和，也就沒人再追究了。

　　我與何老師的感情越來越深，我從不指責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為，我總認為這是這個社會的特別歧視，欺負知識份子造成的后果。記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隊劉教導員得意地在他旁邊看這位"大知識份子"怎樣做這種下賤勞動。他站在田埂上，一邊吃西瓜，一邊對烈日下站在燙腳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說："何敏和，你現(xiàn)在知道勞動的艱辛了吧。過去你過著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寄生蟲生活，要不是共產黨把你送到這里來改造，你一輩子也不會知道碗里的飯是怎么生產出來的！"何敏和氣鼓鼓的樣子，還是埋頭插秧。幾分鐘后，他冷冷地回應道："我在設計室工作一天對社會的貢獻可能比我在這里插一個月秧還大呢！"劉指導員聽了臉一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聲道："你這臭知識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說八道，攻擊我們的勞改政策。"我聽到他們的對話，心里為何老師受的侮辱難過，也擔憂他又會在晚上的政治學習中挨批斗。萬幸的是，劉指導員不久就被調走，使何老師免了一場批斗。

　　我與何敏和的親密關系卻使不少人不高興。首先是干部懷疑我們倆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關系。我?guī)状纬龉せ貋砗�，發(fā)現(xiàn)我的床被干部抄過，我的數(shù)學練習，筆記，教科書被人翻得亂七八糟。但這樣翻過幾次后，什么再也沒有發(fā)生，大概是因為這些枯燥的數(shù)學既與政治無關，也與其它的犯罪可能無關。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業(yè)，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學習高等數(shù)學時，也在學英文。我的英文老師是一位當過英文教員的犯人，我父親給我寄來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語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漢辭典。我自己也托就業(yè)隊的一位右派工程師給我訂了一份北京周報。就業(yè)隊就是些刑滿后無家可歸或被當局強迫留在勞改單位就業(yè)的刑滿犯人。因為監(jiān)規(guī)明文規(guī)定監(jiān)房內不準使用外語，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訂哪怕是共產黨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請有更多自由的"刑滿就業(yè)犯"替我直接從郵局訂。自從干部發(fā)現(xiàn)我在學英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隊劉隊長抗議，得到的回答是："你一個勞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機會都不多，還學外文干什么。"我說："這都是毛主席語錄，政府的出版物，這只會幫我改造思想！"劉大隊長講一口岳陽官腔，不識幾個字，我喜歡他那種不講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態(tài)度。他譏笑道："我一輩子不識一個英文，現(xiàn)在也比你過得好，你學再多英文，也是個勞改犯。我一輩子都沒跟外國人講過話，你一個勞改犯還想有機會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氣得頂撞他："跟墻壁講話都比跟你講話有意思！"劉大隊長也發(fā)了火："楊曦光，你一個反革命份子，你囂張什么！你不老實，刑滿后，我還給你戴頂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你一輩子也翻不了身，不說講洋話，中國話都沒你講的份！"

　　我那天受了這個氣，就留意找機會去找建新農場的場長。場部靠近三大隊，只有十來分鐘的步行距離。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時，李場長到三大隊來檢查工作，我看到一個周圍沒有其他干部的機會，走過去："報告場長，我有個事想不通！"李場長看去比他的下級干部要和善一些，問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隊干部總是沒收我的毛主席語錄、北京周報的事講了一通。李場長反問我："監(jiān)規(guī)不是不準用外語交談嗎？""但我沒有與任何人交談，我只是自己看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場長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證不與他人用外語交談！"這次告狀后，再沒有人來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

犯人們也不懂我為什么要化這么多的時間學數(shù)學和英文。我的泥工師傅王金國和師弟盧國安就非常不以為然。他們的休息時間都用來打撲克，下象棋。王金國看到我把一塊木板墊在盤坐的腿上在昏暗的電燈下作數(shù)學作業(yè)，抄寫英文單詞，朝我喊道，"書呆子，下床來下棋打牌呀，坐牢本來就是腳魚吊在壁上——四腳無靠，又痛又苦，你何必還要自己找更多的苦呢，一把刀子掛在壁上不好，你卻要把它掛在自己的脖子上——沒事找苦吃！來，下來與我們一起叫化子搞屁眼——快活一番！"我時常聽到這類風涼話，聽多了也有點不舒服。特別是我跟王金國學建筑技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我是他的學徒，他是我的師傅，他總是利用機會證明我的高等數(shù)學不如他的實際技術有用。他和另一個泥工師傅楊自力一塊設計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圖紙，整個房子全在他們腦子里。他們自己負責施工，他帶著盧國安幾個學徒用幾個月時間建成。王金國到了告訴我技術關鍵時總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點數(shù)學、"學數(shù)"，你看我一樣設計房子，施工建筑。"那座給干部住的房子完工后，我基本懂得了他們的設計和施工方法。他們也計算斜率，但方法極為原始，他們稱斜率為水，遇到邊角的互相轉換，既不會用三角函數(shù)公式，也不會查表，更不用說用微積分計算應力的最佳分布了。我終于找到了一個證明我的學習價值的機會。三大隊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橋梁。楊自力和王金國師傅總是用圓弧曲線來設計渠道或橋梁的形狀。我從高等數(shù)學知道，懸鏈曲線是比圓弧曲線受力狀態(tài)好得多的曲線。而懸鏈曲線不能用圓規(guī)畫出來，適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懸鏈線只能用微分方程來計算。我用這些知識幫助兩位師傅設計了一些渠道和橋梁，他們才開始承認知識的價值。以后我又告訴他們各種計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數(shù)的方法。從此以后，同伴們都變得非常支持我學習數(shù)學了，盡管他們有時侯還是不明白學習英語有什么用。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后，四人幫不久就被華國鋒聯(lián)合較保守的軍人逮捕了。這個事件后，整個國家的政治氣氛每天都在變化。大學入學考試制度恢復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學入學憑"成分"，由"單位"推薦政治上與單位好的人進大學。)一天，場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談話，通知我場部的領導要調我到場部的干部子弟中學教高中的數(shù)學。這位干部告訴我，建新農場的高中缺少數(shù)學教師，李場長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學的比率，決定調數(shù)學好的犯人去教畢業(yè)班的數(shù)學。他還說，農場有幾十個已高中畢業(yè)的干部子女，現(xiàn)在正在農場勞動，找不到工作，李場長決定由場部出錢，把他們組織起來辦一個補習班，幫助他們考大學。我將是幫助他們準備數(shù)學的人。這位干部還問我，"你用你的數(shù)學知識設計過一些很好的拱橋和渡槽(懸空的渠道)吧？"我點點頭，心想，大概李場長從這些拱橋知道我的數(shù)學不錯。

　　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場部招待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補習班就設在場部招待所，我和學生都住在那里。招待所有一排兩層樓房，一排一層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里。房間非常清潔(可能是我把它與我的監(jiān)房相比)，被子散發(fā)著清新剛洗過的氣味。躺在綜繩編織的繃子床上與監(jiān)房里睡木板床的感覺比起來有如天壤之別。我放下行李，躺在床上，仔細觀察粉刷得精致的天花板，心里感慨萬千。有好多年沒有睡過這種床，沒有一個人住過一間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里顯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覺就好象做夢一樣，犯人——這種象奴隸一樣的身份，怎么會一個人在沒有監(jiān)視的情況下躺在這窗明幾凈的地方呢？我馬上寫信，請我大妹妹楊暉給我寄幾件沒有勞改字的新衣服來。第二天我走進教室看到學生們時，才明白，我的勞改身份并不一定與衣服上的字有關，而是深深印在人們的心里。我走進教室時，學生們都端坐著一動不動，用奇怪的眼神打量著我。這無疑是大聲提醒我記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我知道，中學生、小學生在老師進課堂時要全體起立，向老師齊聲說"老師好！"但對我這個勞改犯老師，他們都端坐不動�？雌饋磉@是當局已經向他們交代過了。學生們都了解我的勞改身份，并被要求與我保持距離。兩天后，有同學來問功課，我才發(fā)覺他們全稱我"楊先生"而不稱"楊

　　老師"。那時的中國，先生、太太、小姐的稱呼一律不用，大家互稱同志，學生稱教師為老師。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周恩來曾下令釋放被作為"歷史反革命"關在監(jiān)獄里的國民黨旅長以上的官員。這些人釋放后，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愿稱他們?yōu)橥�志，于是就稱他們?yōu)橄壬�，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敵人。我想年幼的學生是不會想到用這個政治意味微妙的稱呼叫我的，當然是當局挖空心思想出來的主意。他們既要利用我的知識來幫他們的孩子考大學，又要孩子們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我不再與犯人一塊吃飯，我每天可以到場部的干部食堂吃飯，那里的伙食極便宜，質量卻很好。同樣質量的菜，價格大概是茅絲鋪飯館里的五分之一。這自然是因為所有原料供應都來自犯人的產品，而產品的價格卻由干部任意決定。

　　那時場部中學的學生人數(shù)正在擴張，大概因為干部的孩子們都漸漸長大，所以教室不夠用。離學校半里路遠的招待所將一間小禮堂讓出來給學校做教室。我教的兩個班中，有一個班就在這個小禮堂上課。這個班的班主任叫趙晉湘，從她的名字看出，她父親是從山西(晉)南下的干部，她母親是本地的婦女。她長得象個洋娃娃，留著兩條不長不短的辮子。她的辦公室就在招待所小禮堂邊。校長第一次把我?guī)У剿�的辦公室把我介紹給她時說，"這是新來的數(shù)學老師楊先生"，又向我介紹她，"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趙晉湘同志。"這個"先生"對照"同志"的介紹在我聽來是如此刺耳，特別是在這位漂亮的女同志面前使我很不舒服。

　　但是趙晉湘滿面笑容，沒有一點隔閡的樣子。她連忙拉過一張椅子，向我讓座。她告訴我她教兩個班英語，她的聲音如此好聽，使我有點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從沒有陌生的女孩子如此熱情友好地與我面對面地交談的緣故。

　　第二天上課時，她看去對學生很厲害，大概是因為她年紀輕，想用裝出來的威嚴來樹立在學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動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學生介紹了我——楊先生。在其他班，沒有人向學生介紹我是誰。我只是悄悄地來了。但我知道，詳細的介紹早在我來之前已作過了。我從不在乎他們怎樣在背后怎樣向學生介紹我——一個反革命份子，勞改犯人。我心里在說，"你們看不起我，我還看不起你呢！**本事吃飯，高級文化總會溶化或征服低級文化！"但趙晉湘簡短地向她的班級介紹了教數(shù)學的"楊先生"后，我心里卻十分難過，不知道當局是如何向這位漂亮的姑娘介紹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一個星期的數(shù)學后，學生們逐漸喜歡我。我也發(fā)現(xiàn)在他們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既是個寫過出名的反動文章"中國向何處去？"的反革命份子，又是個長沙來的見過世面的高干子女，還是個交書很受學生歡迎、反應靈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發(fā)覺這個學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師。不久李場長把何敏和調來補這個缺。老何那時已滿刑，被強迫在農場就業(yè)。即使是刑滿就業(yè)人員來教書也是非常不合常規(guī)的安排，因為那個時候，教書屬于"培養(yǎng)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的工作，有極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場長這種土皇帝才有權力作出這種不合常規(guī)的安排。老何與我睡一個房間，教畢業(yè)班的物理加輔導考大學補習班五十個青年的物理。

　　趙晉湘的班遠離中學，所以上課下課的時間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沒有表，所以我們在趙晉湘班上上課時，她總是會按時從她的辦公室出來通知我們下課。

　　有天趙晉湘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十分信賴地說："楊曦光，"——這個稱呼使我感到意外，因為聽起來比"楊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點別扭，如果我不是個反革命份子，她一定會稱我為小楊或楊老師——"我把手表留給你，你自己掌握這個班上下課的時間，我明天要去岳陽進修。"

　　她的態(tài)度是如此的真誠，使我感到她對我已沒有歧視。那時侯手表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仍是奢侈品，把自己的表借給別人是極少有的事。那天以后，我感覺我與趙晉湘的關系有了一點變化，于是我常在夜里邀老何一道去她的辦公室。我們有時去要她給我們放英語唱片，她看來十分熱心為我們服務，借來了許多英語唱片，在她那緊靠招待所小禮堂的辦公室里為我們放。

　　她是個文革后完成學業(yè)的女孩子，在她念中學和師范的時候，書店里沒有任何象樣的文學作品。毛澤東死后，各種文學作品開始重新出現(xiàn)。她如饑似渴地讀《人民文學》和其他的一些能看到的新出版的舊小說。她非常喜歡我們去她的辦公室討論各種小說。她喜歡聽我講"雙城記"，"紅與黑"，"牛虻"。她更喜歡聽老何講雨果，托爾斯泰的作品。老何讀過許多英國、法國的著名小說，也讀過不少俄國的

　　現(xiàn)實主義作品。趙晉湘從來不知道世界上有這么多有名的小說，興致勃勃地聽老何講�？吹贸鑫覀兊奈幕�水平是按年齡排列的，不論理工科或文化知識，老何第一，我第二，而趙晉湘卻是最末。

　　那是個充滿騷動和希望的時期，廣播里每天都會出現(xiàn)些在文革中被批判為毒草的柔情歌曲，每天都有"新事物"——其實是五十年代的舊事物，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止的——一出現(xiàn)。倒退和停滯了多年的社會，突然又重新恢復了理性。我的刑期也快滿了，傍晚時分我常與老何在招待所附近散步；
我們回憶著這三十年，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躍進、大饑荒，一九六二年復舊，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復舊，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最令我倆激動的是我妹妹楊暉的一封來信，信上告訴我，現(xiàn)在黨內有人主張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和一九五九年右傾平反。收到那封信的一整夜，我們倆激動得不能入睡。老何自從一九五七年被打為右派，這二十年受盡了凌辱和欺壓。他那夜仔細告訴我一九五七年他被劃為右派的經過。他其實并不是余裕一那種真正的右派。但他單位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要完成向黨提意見的任務。領導親自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挖空心思，提了幾點：一、單位黨支部書記總是自稱代表黨組織，有人有與他不同的意見，就說是不服從黨的領導，這是不是霸道作風；
二、希特勒當年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與他們國家社會主義有什么不同。反右運動一開始，每個單位都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標，當然他也就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時，有人發(fā)現(xiàn)他開會時在報紙上劃劃寫寫，會后此人檢查了這張報紙，他寫的是"反動"二字，而背后正好有張毛主席像。于是他成為"攻擊毛主席為反動"的反革命分子，加上他有被劃為右派的"前科"，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判處七年徒刑。我以前從沒聽老何講起他的罪名，這次才知道他實際上沒犯任何事而真正被冤枉的。

　　一天下午，趙晉湘象只高興的小鳥一樣蹦到我面前，她告訴我借到了一套英語九百句教材和唱片，要我去她辦公室聽。我進了她的辦公室后，只有我和她，她臉上透著青春的紅暈，有一種誘人的青春氣息和笑靨。

　　我們聽完一張唱片后，趙晉湘說可以將英語九百句教材借給我。臨走時她問我："你怎么老是跟何敏和在一起呢？你應該與他保持距離，他們老右派與你們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不一樣呀！"

我心里大吃一驚。離開她的辦公室后，她這兩句話總是離不開我的腦際。它們傳遞了太多的信息。第一，她對我們犯人的背景知道得相當清楚，可能她對我們的檔案比我們自己還知道得多。表面上對老何相當客氣，但她對他從心底是歧視的。想到她對我的友善，可能也是表面的客氣，她心底里也可能與我這樣的"反革命"劃清界線，我心里頓時感到沮喪。我不得不承認，我悄悄愛上了她，我希望看見她，與她在一起，但卻深深地害怕她對我的歧視。我從坐牢以來，從沒有這種對歧視的恐懼，我知道這是那種可怕的"愛"帶來的。但我回頭一想，一個犯人，怎么這么不自量，怎么可能去愛那壓迫你的人的女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愛那歧視你的人們。我尤其不能接受趙晉湘當著我的面歧視老何。我極了解這些"老右派"，我愛他們。可悲的是，正因為他的文化高于我，我的文化高于趙晉湘，而我們的社會地位卻按相反的方向排列，趙晉湘的地位高于我，而我這個所謂文化革命中坐牢的"新反革命"比"老右派"又有稍高的"地位"。我心里罵趙晉湘一句"政治白癡"用這種對她的輕蔑安撫我剛才被愛和對歧視的恐懼弄亂了的心。終于我"真正"相信，我其實根本沒有愛過她！當然，我更不可能忘了她，我更注意她的身影和聲音。但是我更經常地與老何在一塊，與他一塊散步，討論政治和數(shù)學，我也顯得更高興和他在一塊，讓她去捉摸我們的奇怪的想法吧，讓她去理解我為什么歧視政治歧視吧！

　　另一件事也使我被這次交談刺傷的心得到平衡。三大隊的犯人朋友兩年前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在建新農場機修廠服務的犯人劉成宇。他文革時是新華印刷廠的造反派，文化革命時在一次交通事故驗修好的車，以及到岳陽去買零配件。他每次出去總是穿著那種破爛中，他開的車壓死了三個人。他為此被判刑十年。由于他的判刑完全是因事故，既與政治無關又與故意犯罪無關，所以他被安排在建新農場的機修廠負責管理工廠。他是個非常聰明的經理人才，在他管理下，這個工廠一兩年內就發(fā)展到既修理制造農業(yè)機械，也修理汽車。岳陽的汽車修理廠也無法與它競爭，人們都愛到這個廠來修車。劉成宇也是個長得很帥的小伙子，高高的個子，高高的鼻子，一對聰明機靈的眼睛，講話聲音低沉深厚，是那種特別能打動女人的聲音。他處世精明，但處人卻放蕩不羈，非常隨便。

　　一天夜里，我還在自己房里改學生的作業(yè)，突然走進來一個女孩子(我的門總是開著，因為經常有補習班的學生來問題目)，她問我："你叫楊曦光吧？"我抬頭一看，感覺眼前一亮，象看見了仙女一般。這是位有著使人震驚的美貌的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紀。她見我點頭后，就在我的床上坐下來，告訴我："我是劉成宇的女朋友，小劉被他們關到小號子里去了，他托人帶信出來，要我來找你幫忙。"我忙問發(fā)生了什么事？這位自稱為建妹子的女孩匆匆向我敘說了她和劉宇成的故事。

　　建妹子是一個刑滿后就業(yè)人員的女兒。她父親是國民黨的一個軍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勞改，刑滿后在機械廠就業(yè)。建妹子也在機械廠做臨時工，建妹子非常崇拜劉成宇，不但因為他人品出眾，而且因為他來自大城市長沙，而她是個連岳陽都很少有機會去的人。他們有過很多次約會，終于建妹子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了。劉成宇經常要出去檢得"開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滿是油污，又黑又臟。他利用一次去岳陽的機會，開著車把建妹子送到岳陽的醫(yī)院流了產。但是回來后卻被人發(fā)現(xiàn)，于是以私自逃離勞改隊為由關到"小號子"里去了。場部和機械廠都沒有小號子，劉成宇是被關在三大隊的小號子里。幾天后，岳陽法院來人調查他與建妹子的關系，建妹子從來人的口氣，覺得小劉可能被起訴加刑。建妹子邊說，邊抽泣起來，看來她真在為自己的愛人擔憂。我問她："你真喜歡她嗎？"她重重地點頭。"還沒變？"她邊點頭邊"嗯"一聲，好象怕我誤解了。我告訴她，"只要在調查時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劉成宇好，是你主動，就有可能使小劉加不了刑。"我這樣安慰她，但自己其實沒有一點信心。因為類似事情被判刑的多得是。我其實根本不能肯定小劉會不會加刑，但我看著這位美麗的淚人，只能這樣鼓勵她試一試。

　　幾天后，我下課從學�；氐綀霾浚�看到一群婦女圍著一個人在叫罵，走過去一看，被包圍者竟是建妹子。她的美麗黑發(fā)被人扯散披在肩上。這群婦女看樣子是勞改干部的太太們。她們大多是農村長得漂亮的婦女。有個婦女向地上吐口痰罵道："臭不要臉的婊子，自己承認主動去勾引一個臭勞改，你知不知道這有多羞恥！"建妹子一點也不退縮，她輕聲但堅硬地回應："不管你罵什么都沒關系，只要劉成宇不認為我是臭婊子。"

　　我聽了這句話，兩眼一熱，眼淚忍不住流出來。我不忍看下去，馬上朝招待所走。迎面碰到趙晉湘。她的出現(xiàn)使我大吃一驚，我下意識地認為她一定是鄙視建妹子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原來是兩個敵對營壘的人，我們有絕然相反的感情。

　　一天后我才知道，由于建妹子堅稱她與劉成宇的性關系完全是她的責任，劉成宇昨天被放出來。沒有經驗的建妹子一聽到消息就去看他，但他兩早已被監(jiān)視，兩人見面擁到一塊，就被趕來的勞改干部抓住，劉成宇五花大綁又送進了小號子。

　　這件事使我開始嘲笑自己對趙晉湘有過的"愛"。我終于肯定，其實我并沒有真正愛過這個在與我敵對陣營中的人。

　　但是現(xiàn)實卻無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滿離開勞改隊后，卻又發(fā)覺，我其實忘不了她，我們又開始了熱烈的通訊，那種"象"情人一樣的通訊。我在信上告訴她我愛她，她在信上也告訴我她從一開始就無意中留意與我有關的每個消息。是的，我敏感到她對我的好感并不是我的過敏感，她承認她愛我，為我有幾夜無法入睡�？墒撬齾s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時正是重放一九五零年代出產的電影"流浪者"的時侯)，她說"我沒有勇氣做麗達，你知道勞改農場的人會怎樣看待與勞改犯戀愛的人。"我們一直通信了一兩年，她是文革的受惠者，她在信中總是抱怨不理解人們對毛澤東的批評，她不喜歡北京的民主墻運動，不理解為右派平反。而我卻用很多頁信紙解釋為什么右派和右傾的觀點是對的，而毛澤東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觀點卻是錯的。我每次寫完這種信就害怕，如果我告訴她我至今認為造反派反迫害的觀點是對的，在支持造反派這一觀點上我喜歡毛澤東而不喜歡鄧小平，那她會把我又看成"反革命"嗎？她與我的政治距離太大，她是我第一個不知不覺真正愛上的人，也是政治上與我完全敵對的人，我珍藏著她的信，將之視為這種敵人之間愛情的美感的記錄。后來，我很高興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時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恢復了名譽，重新當上了工程師(當然也離開了建新農場)。我心中暗暗祝愿，但愿趙晉湘心地里再沒有對老何的歧視。她后來又來過信，說她到長沙找過我，但我那時已離開長沙，父親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沒有見到我。

　　自離開勞改隊我再未見過她。記得離開農場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塊在場部汽車站等公共汽車，趙晉湘象是偶然地經過車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當有干部走過來時，馬上又有意識避開去，那是我倆最后一次見面。

　　令人傷心的是，建妹子與劉成宇的愛情比我和趙晉湘的故事要糟糕得多。劉成宇滿刑出獄后回了長沙。他后來沒有被加刑，大概是因為法律制度比以前健全了的緣故。建妹子的父親是刑滿強迫就業(yè)的人，只有農村戶口，沒有資格移居城市。建妹子也沒有資格移居城市。這種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身份差別不但一代人內不能逾越，而且子女身份跟隨母親，下一代人也不能逾越。而沒有城市戶口的人永遠得不到糧食、棉花及其他基本物資的配給，在這種等級身份制的壓力下，劉成宇終于拋棄了建妹子，而與另一位長沙姑娘結了婚。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眼前顯現(xiàn)出建妹子那夜坐在我床上哭泣的淚眼，以及她倔強地對那些侮辱她的婦女們說"不管你罵什么都沒關系，只要劉成宇不認為我是臭婊子"的神態(tài)。

　　想不到這樣一位美麗的讓眾多男子害相思病的人卻沒有得到她為之奮斗的愛，不是因為政治的沖突，而是因為那個可怕的城市、農村戶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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