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年前的夏秋之際，在古老的中國土地上上演了一場空前奇?zhèn)サ母母镞\動，這就是“戊戌變法”運動。

　　這場運動從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緒2日年4月23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到同年9月21日（光緒24年8月初6日）慈禧太后公開發(fā)布政變后訓政諭旨結束，歷時105天。所以又稱“百日維新”。

　　105年前發(fā)生的這場歷時103天的變法運動，實際上是鴉片戰(zhàn)爭后歷經(jīng)內憂外患折磨的晚清社會積累的全部民怨的噴發(fā)。政治腐朽、道德敗壞、割地賠款、起義戰(zhàn)亂、民不聊生、鎮(zhèn)壓禁錮、粉飾修補、最后是甲午海戰(zhàn)敗的一塌胡涂，使社會危機鼎沸，人怨洶洶，朝野上下急需尋求一種新的出路，戊戌變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fā)生的。變法的發(fā)生使長期積聚的矛盾找到了宣泄的突破口。很快就造成“人思自奮，家議維新”，“耳目既開，民智驟進”，“新政甫新之日，……歡聲雷動，學會林立，萬眾沸騰”的局面。(www.yypl.net)

　　這是一場貌似改良、實則革命的運動。它對行之兩千年的專制制度造成前所未有的沖擊，其影響和氣勢使當時的西方輿論都感到驚訝：“維新黨在各個部門中都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工作，直到舉世都為之震驚，認為比起這個青年的中國來，就是日本的維新速度也瞠乎其后”。

　　但這場運動終究失敗了，它象曇花那樣美艷而短暫地展現(xiàn)了自己的芳姿后便迅速地凋謝了，它象彗星那樣在天空中無比壯麗地出現(xiàn)后很快就消失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凋謝和消失具有悲壯的必然性。

　　但偉大的戊戌精神并不會隨著運動的失敗而消亡，后人對當年維新志士的英名也不會忘記。值此105周年之際，當我們紀念這次運動時，首先應該祭奠當年參加這場運動的維新志士們。(www.yypl.net)

　　一祭為變法而死的“戊戌六君子”。即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弟、康廣仁、楊深秀。君等為變法血染菜市口，成為兩千年以來第一批為謀民權的赴義者。建自由烈士之節(jié)從君等始，享自由烈士之祭從君等始，君等雖死，精魂永在。

　　二祭變法領袖康有為、梁啟超�？倒�以布衣書生之身，肩擔大道，首倡維新，十年間凡七次伏闕上書。率領眾弟子上下奔走，四方呼號，為改革求索，義無反顧，搞變法宣傳，堅韌不拔，終至發(fā)起戊戌運動，開辟千年未有之變局，不獨是維新領袖，實為民權之元祖。晚年雖為�；仕�誤，身羅復辟之垢，但終不掩皓月之明！梁任公以縱橫捭闔之才，力佐康君以赴新業(yè)，主筆時務風行海內，奮如椽之筆，橫掃舊說，以雄勁之議，闊開民氣。變法之日，天下移風，任公之力大焉！

　　三祭有志改革無力回天的光緒皇帝。君終其一生為太后掣肘，負皇帝之名而不能操獨斷之權，處沒落危局而難以奮復興之翼，有自強之心而無奮身之柄，終至憂郁而死，是君之可悲處！然君以二十四朝末世之帝獨開千年未有新世之風，毅然以微弱之軀，決然行變法之志，破祖宗成規(guī)于龍庭，樹維新大旗在紫禁，詔書一下，歡聲雷動，上下五千年，帝王何其多，然再無有第二人，又是君之可幸處！君之敢行變法，人也，君不失為英明；
君之變法失敗，天也，君不能獨蒙其咎。

　　四祭所有為變法作出貢獻的人們。君等有功于變法，或名彪史冊，或默默無聞，然君等大義所至，天地為之鐘鼓；
君等精誠所在，日月為其光華。君等靈魂不遠，請受百年之奠。(www.yypl.net)

　　我們對戊戌運動最好的祭奠，就是要從這個運動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戊戌運動雖然失敗了，但不等于這個運動只有教訓沒有經(jīng)驗，失敗的只是受當時歷史條件限制的運動，而長存的卻是戊戌精神。這個精神既體現(xiàn)著歷史正道，又包含著珍貴的歷史經(jīng)驗和教訓。我們要發(fā)揚光大戊戌精神，就是通過吸取變法的經(jīng)驗教訓以利于今天的改革。

　　“全變”、“大變”、從制度上變起是戊戌變法的根本著眼點，這個經(jīng)驗對今天的中國改革特別具有啟迪意義。早在戊戌變法以前，洋務派就實際上開始了一定的變革，這就是辦洋務新政。即采用西法發(fā)展軍事、經(jīng)濟。如舉辦軍火、紡織、造船、礦務企業(yè)，試辦鐵路、商務，建立洋式海軍，引進外國技術和管理方法。但在腐朽的專制制度下，這些“新政”不但沒有起到自強的作用，且滋生了大量弊端，成為腐敗的溫床。直到甲午海戰(zhàn)，隨著最大的“新政”成果北洋水師一敗涂地，洋務派的改革也就徹底破產(chǎn)。針對洋務派辦“新政”的教訓，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全變”、“大變”的改革主張，康有為在光緒帝召見時陳述：“近歲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連類并敗，必至無功�！彼�批評洋務派的新政“日言自強，而弱日甚”，原因就在于“根本未變，大制未新，少襲皮毛，未易骨髓，”猶如“廈屋朽壞，岌岌將傾，而粉飾補漏，糊裱丹青，思以支柱，狂風暴雨之來，求不覆壓，豈可得哉”？“既知守舊之禍敗，則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而“盡變舊法”則“須自制度法律先為改定”，從制度上變起。百日維新中，光緒帝下的變法諭旨一方面在相當程度上體現(xiàn)了康有為大變、全變的主張，如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完全是總體推進式，不少變法命令具有深層次改革的意義。但另一方面在根本改革官制問題上由于遭到了強烈反對而不了了之，使康有為全變、大變的主張大打折扣。我們今天的改革，實際上也面臨著要不要“全變”和怎樣實現(xiàn)“大變”的問題；
面臨著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要不要配套和怎樣進行配套的問題；
面臨著對現(xiàn)有政治體制進行修補完善還是根本改革的問題；
面臨著只是裁撤舊機構還是根本改革舊官制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以前主要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領域的改革和對外開放類似于洋務派當年搞得“新政”—當然實際成效不可同日而語，但就其弊端特別是從腐敗的蔓延看很有點相似性。說明只有經(jīng)濟領域的改革沒有政治領域的改革，只有經(jīng)濟上引進西法、而在政治上守住成法無論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都難以行得通。如果說戊戌運動對后人最有昭示的經(jīng)驗是變法要全變，要從制度上變起，那么它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取得預想的突破。(www.yypl.net)

　　設立制度局總其綱，還是依靠舊的官僚機構推行變法，這是戊戌運動留給后人的重要思想。在變法問題上，康有為特別重視日本明治維新的經(jīng)驗，他把明治經(jīng)驗總結為三條：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采天下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
二曰開制度局于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三曰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日主以時見之，稱旨則錄入制度局�？涤袨榘堰@三條經(jīng)驗完全貫徹于自己的變法主張中。他曾多次建議光緒帝擇良辰吉日在太廟或乾清宮大誓群臣，向天下宣告舉行變法，以取得雷霆震郁、上下同心、四海向風的輿論效應。而在這一步之后，就是設立制度局總攬其綱�？涤袨檎J為這不僅是變法的切入口，而且是能否成功的關鍵。他設想的制度局既是議定新法、又是實施新法的變法中樞機構。參加制度局的是面向天下選的通才，他們擬定新法后請皇帝批準，然后施行，其地位等于王公大臣，直接向皇帝負責。制度局下設十二個分局，擬定的新法分別由分局實施。按照這個設計，制度局實際上成為一個總攬變法全局和實施新政的兼有立法、行政兩種職能的中央機構，也就等于徹底取代了原來的總理衙門和六部軍機處。為了上下配套，康有為又提出每道設一新政局，政局督辦不拘官階，有權專折奏事、自辟隨員和處理新政事宜，每縣設立民政局，由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議辦新政。這樣一來，舊的官僚體制連同官僚機構就被完全否定了。而這也正是康有為的本意。他認為依靠官僚舊機構主持變法推行新政根本行不通，必須依靠新人新機構。整個變法期間，康有為最為關心的是設立制度局，但始終沒有設立起來，因為阻力太大。對于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來說，設立了制度局就等于取得了變法的主動權，而對于守舊官僚來說，設立了制度局就等于將他們閑置起來，最終必然會喪失所有的權力。所以雙方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多次針鋒相對的斗爭，最后在慈禧太后“盡管議駁”的支持下終于使這一計劃胎死腹中。實際也就等于決定了戊戌變法失敗的命運。聯(lián)系今天的改革，是否也需要一個總攬改革的權威機構，這個權威機構怎樣產(chǎn)生？是從舊機構中產(chǎn)生還是在舊機構旁邊產(chǎn)生，抑或在社會中產(chǎn)生？依靠舊機構推進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能否最終行得通?舊機構能否通過改革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新機構？機構改革怎樣和整個官員制度、官員職能的改革結合起來。等等。都需要進行思考。

　　伸張民權是戊戌運動的精髓所在，這個精髓在105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吸取。戊戌運動雖然是在“以君權行變法”的形式下進行的，但伸張民權卻是這個運動的突出表現(xiàn)。首先是運動的領袖人物康有為就非常重視民權問題。他在前后凡七次上書中，一個貫穿始終的思想就是興民權；
他在其重要的維新理論著作《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中大力闡發(fā)民權的古義；
他十分推崇西方“以庶政與國民共之”的民主精神和議會制度，提出“君民同治”，設“議郎”“上駁詔書、下達民情，”設“議院”“三占從二”。梁啟超也十分重視民權問題，他認為：“政府壓制民權，政府之罪也；
民不求自伸其權，亦民之罪也”。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的興民權思想體現(xiàn)在戊戌變法中，就是政治上鼓勵士民上書言政；
經(jīng)濟上鼓勵民間辦實業(yè)，直至辦軍火工業(yè)；
文化上鼓勵紳民自由辦報，辦學會、辦教育。也正是由于提倡興民權，所以在戊戌運動期間，才出現(xiàn)了“學會林立，萬眾沸騰”，“人人封章，得直達于上，舉國鼓舞歡蹈，爭求上書”的氣象。造成濃厚的變法空氣，形成以運動興發(fā)民權、借民權推進運動的局面。今天我們進行改革的重要目的，也是要伸張普通公民的權利，包括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經(jīng)濟權利、文化權利以及其他社會權利，而改革本身也需要廣大民眾的積極參與，需要上面的引導和下面的推動相結合。當前存在的問題是，公民雖然有了相當?shù)慕?jīng)濟權利，但政治文化權利如結社集會權利、出版權利還有待于落實。另外，公眾還缺乏實際參與改革和推動改革的權利。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本來是和農(nóng)民攸切相關的大事，但在土地問題上農(nóng)民卻沒有多少發(fā)言權，農(nóng)民的土地權利經(jīng)常遭到嚴重侵害。國有企業(yè)改革首先涉及職工切身利益，但職工卻沒有多少參與權和發(fā)言權，不少地方的企業(yè)改革完全變成政府少數(shù)領導人或企業(yè)領導人的事，不但社會公眾無由得知內幕，企業(yè)職工也只能被動接受，這就造成很大的弊病，許多侵害職工權益、侵吞國民資產(chǎn)的腐敗行為由此而生。由于一些重要的公民權利如結社、出版權利沒有落實，缺乏伸張公民意見、行使公民監(jiān)督的渠道和環(huán)境，使公民其他方面的權利也難以得到有效落實和保護。因此，當前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全面落實公民應有的權利包括實際參與改革、行使改革權利的權利。其中政治權利的落實則是關鍵。實踐證明，沒有政治權利的落實，其它一切權利不是化為泡影就是大打折扣。改革要全面興發(fā)公民權，在公民權的興發(fā)中推動改革走向健康的方向。(www.yypl.net)

　　缺乏社會基礎和強大的主導力量的變法必然失敗，改革不能操之過急，但在條件成熟時進行雷厲風行的改革又未嘗不可。從客觀方面看，戊戌運動的發(fā)生是鴉片戰(zhàn)爭后一系列內憂外患問題頻發(fā)、朝野上下感到前途幻滅的刺激下發(fā)生的，缺乏深厚的社會基礎，特別是缺乏經(jīng)濟基礎和廣大民眾支持的基礎。而戊戌變法又是一場貌似改良實則革命的政治運動，世界經(jīng)驗表明，這樣的政治革命必須有相應的經(jīng)濟基礎和民眾基礎，才能水到渠成。如英國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有資本主義工商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第三等級的支持基礎，美國的獨立革命有資本主義殖民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移民資產(chǎn)階級的支持基礎，而戊戌運動就缺乏類似的社會基礎。當時民間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十分微弱，處在官僚經(jīng)濟、買辦經(jīng)濟、士紳地主經(jīng)濟和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汪洋大海包圍之中，根本不可能充當支持的社會基礎。加上沒有強大的變法主導集團，有的卻是遠比變法集團強大的反變法聯(lián)盟，所以失敗的命運是注定了的。當然，變法操之過急、打擊面太大、希圖畢其功于一役也是失敗的原因。可從另一方面看，戊戌變法所以能在主導集團軟弱、缺乏社會基礎的情況下短時間內掀起狂瀾效應，也恰恰是得力于大刀闊斧的改革。繼明定國是詔之后，光緒帝在短短百日內頒布了280余件除舊布新的喻旨，廢八股、裁衙門、辦學堂、興民權交并而發(fā)，大有風鼓雷動、排山倒海之勢，使社會風氣為之一變，聲震當時，影響彌遠。聯(lián)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我們走的是一條漸近式的道路。通過漸近改革，使生產(chǎn)力得到了很大發(fā)展，經(jīng)濟基礎和社會結構有了很大變動，市場主體及其市場化的公民群體逐漸形成，為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支持基礎；
另一方面，由于新舊體制長期并存，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延滯滋生了大量的社會弊病，漸近式改革的弊端已越來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上下同心，群策群力，進行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根本性改革，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可以節(jié)省改革成本、使許多積弊迎刃而解，易于振奮民族精神，能最大限度地縮短轉軌的痛苦，實現(xiàn)社會創(chuàng)新。歷史正在提供著這樣的選擇。(www.yypl.net)

　　2003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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