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幸存者，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們。 　　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被賦予了改變這個國家的責任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漢樂府?上邪》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舊約?雅歌》
　　
　　5月23日，地震中被毀損的“大禹故里”牌匾，從北川廢墟中清理出來，專程送往了綿陽文物局。除了對生命失喪的哀慟外，這個國家被大地震刺痛的，還有兩樣，一是改革30年后，當代社會對民主政治、社會參與和個人生命權利與尊嚴的痛切呼喚；二是中國文化古老源頭的毀壞與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線的汶川、北川、平武、茂縣、青川、黑水等震區(qū)，在今天的中國地理和文化版圖上，實在都顯得太過偏遠。但從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國版圖內(nèi)。如果說大地震發(fā)生在佛誕節(jié)，只是一個文化的巧合，那么古蜀文明和中華文明最幽深的幾個源頭被毀，對這個族群的深層影響，和孩子們已逝的鮮活生命一樣，都叫人悲切，難以自抑。
　　羌族的意義，并非56個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復出現(xiàn)的惟一一個氏族名稱，中華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頭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通婚后，流出炎黃子孫。如今，這一中國最古老的族群僅存30萬人，散居在此次大地震的主要受災縣。北川是全國惟一的羌族自治縣，被認為是大禹的故鄉(xiāng)。但唐代的司馬貞為《史記》作索隱，說禹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個源頭茂縣，被稱為古羌之源，該縣的松坪溝，一說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華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來自羌族，茂縣的疊溪鎮(zhèn)，則是蠶叢稱王、巴蜀立國的開始。而這個鎮(zhèn)，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疊溪大地震中已經(jīng)消失。
　　5月12日之后，我們不但在突如其來的一場災難面前是幸存者，我們也是這一百多年不斷掙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華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會的靈魂，政治是民族心靈的外觀設計。我們活在其中的，是無數(shù)生命匯聚、影響和傳承的產(chǎn)物，當一部分人在災變中失去生命時，我們不但失去了他們，我們也失去了自身靈魂的一部分。
　　于是災難總是反思與革新的契機。當大地忽然搖動時，一個人一輩子積攢的不動產(chǎn)，一個國家30年來的GDP崇拜，都開始顯出荒謬。當百萬志愿者來到四川時，就像當初幾十萬川軍出去抗戰(zhàn)，日常生活被打亂了，日常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就被懷疑。從這些可愛的志愿者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對災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德熱情；我們看到的，更是一種生命的理想主義情懷，和對我們在“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慣性的一種否定。就像那位來自深圳的志愿者所說，“機會難得，這么大個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龍，在奇跡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馬元江后，他興奮地對同伴說，“有些歌星奮斗10年才達到我們今天的成就�！�
　　這并非對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謂英雄，就是他在某個時刻的抉擇，高度藐視和否定了物質主義的生活邏輯和價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與反思，不但指向災民，也指向舉國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園，更指向心靈的重建，政體與文化的變遷�！�5?12”之后，無論個人、社會還是國家，我們的價值排序應該有所不同了。我們是幸存者，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們。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被賦予了改變這個國家的責任。
　　5月23日，國務院公布了21個省份對口援助災區(qū)市縣的名單。在被毀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許象征著中國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個文化與信仰群體、每一種民間力量，每一個行政和文化的區(qū)域，都應當?shù)玫揭粋�機會，去參與相當于一個中小型國家的重建。但不是為著重建一個刻舟求劍的冉?國，而是為著一個憲政轉型的共和國，積累社會重建的偉大經(jīng)驗。
　　13億目睹了這場災難的人，其實都是災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綜合癥。但我們看過太多的災難了，我們甚至也看過太多災難之后短暫的熱情、善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這一次是否不同，這一次災難是否大到足以叫我們從此活得不一樣，叫我們未來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靈魂低頭
　　
　　帕斯卡爾的名言，可作為這場地震搜救工作的一個注腳�！叭耸且桓�蘆葦，大自然的一點力量，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縱使這世界毀滅了他，人卻比致他于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因為他認識死亡，認識世界對他具有的優(yōu)勢，世界卻對此一無所知。”
　　作為幸存者，要特別感恩的是，這一次，當個體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極點時，終于反過來贏得了國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隊，對被埋100多小時的一對母女不離不棄。在掘出她們的尸體時，全體隊員排列、默哀、致敬。接著，在都江堰50具罹難學生的尸體前，溫家寶總理停下，對著遺體三鞠躬。這兩幕敬畏生命、向著死者的靈魂低頭的場景，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學，每當一個孩子的尸體被找到，鞭炮就會響起。俄羅斯救援隊為了不傷及一具遇難者遺體，多用了10多個小時，將其從廢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委發(fā)布《地震遇難人員遺體處理意見》，“遇難者經(jīng)確認是外國人的，遺體由中國殯葬協(xié)會進行防腐處理”，對中國公民不能確認身份而進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別“要盡力對遺體進行編號、記錄、拍照、提取可供DNA檢驗的檢材，并由公安部門統(tǒng)一保管和檢驗，建立‘5?12’地震遇難人員身份識別DNA數(shù)據(jù)庫”。 《意見》更特別提出，遺體處理過程要“尊重遇難者尊嚴”。
　　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們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開始尊敬死者。這是否表明我們開始承認，生者和死者必有一個相同的部分，就是靈魂或人格；或者說，人身上有一樣東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則，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沒有人可以繼續(xù)有希望地活下去，因為生命的意義，不能建立在碰巧沒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為死難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國哀悼日，是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對普通公民的尊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這種尊重與他(她)的身份無關，而與個體生命本身有關。國旗從一個至高點，降落到一個適當?shù)奈恢茫�這是一個期盼已久的值得紀念的突破，表明中國人經(jīng)過千百年來無數(shù)次的災難，終于獲得了一個政治哲學的新起點，就是個人的權利、人格和尊嚴，高于國家，也先于國家。當舉國上下，從文武官員到販夫走卒，一起為死者默哀時，這個國家開始低于靈魂，將不可侵犯的神圣，還給個體生命本身，開始真正承認自己仆人的地位。
　　陳世瓊是北川羌族博物館的副館長，談到地震博物館時，他說，“要在遺址上，設置一面墻，上面要有每一個遇難者的名字。”中國終于應該有這樣一座紀念碑，這樣一座哭墻了。6萬多個名字，是6萬多個靈魂的記號，一個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個抽象的“人民”或“死難者”所遮蔽。我們低下頭去，其實不是我們給了他們什么，而是他們給了我們。從此，這個社會欠了死者的債。它有責任，更加尊重和守衛(wèi)個人的生命、權利和自由。
　　
　　以愛為旗
　　
　　46歲的龔天秀，被埋73個小時，她用磚塊砸爛小腿喝血求生；銀廠溝的崔昌會女士，被埋216個小時后獲救；謝守菊、唐雄夫婦，相隔一堵墻被埋，彼此守望、鼓勵，在139個小時后獲救。不知這樣的新聞，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萬人的自殺數(shù)字。不過地震中許多這樣堅韌求生的故事，的確深深驚駭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嘆生亦何歡的人們。
　　在都江堰的一條河邊，一位母親在最后一刻，俯身護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對年輕父母在地震發(fā)生時，臉對臉、胳膊搭胳膊，二人聯(lián)合，成為一體，為3歲的女兒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橋。人在災難中激發(fā)出的犧牲之愛，對一個有著500萬流浪兒、每年在醫(yī)院有100萬棄嬰的社會來說，對無數(shù)離婚時以兒女為籌碼，或充滿家庭暴力和家庭沖突的夫妻來說，也仿佛一場洗禮。
　　半個世紀前，詩人何其芳寫下一首詩，“成都，我要把你搖醒”。他痛恨于這座城市的安逸。危難狀態(tài)，是對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惡的一種沖擊。大災大愛，小災小愛，無災無愛。非要刺痛我們的，才能把我們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驚醒。“5?12”當晚，成都處于驚慌之中，百萬人露宿街頭，但排隊獻血的隊伍仍然通宵達旦。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來的一周，全國民眾的愛心被空前激發(fā)，企業(yè)、機構、個人，民間的捐贈和志愿者運動，也達到一個共和國歷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業(yè)，羽翼初生的NGO，方興未艾的網(wǎng)絡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群體，與政府、軍隊一起出現(xiàn)在四川災區(qū)，成為這次賑災救援的一個亮點。
　　
　　同時，溫家寶總理的言行，和新聞信息的開放度，也幾乎在極短時間內(nèi)重塑了一個新的政府形象。連《成都商報》這樣的本地媒體，也在國務院新聞發(fā)布會上，咄咄逼人地追問地震局對大量震前異象的了解情況。這一次，愛和勇氣一起增長，政府和民間遭遇了相互的感動，彼此都讓對方意外。
　　全國也有幾萬個家庭，登記申請領養(yǎng)地震孤兒。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近10年來，中國有近6萬孤棄兒被外國家庭收養(yǎng)，其中90%被美國家庭收養(yǎng)。這些收養(yǎng)家庭大多是有一個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國家庭收養(yǎng)的外國孤兒，超過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美國全國領養(yǎng)理事會的查克?約翰遜解釋說，“在美國，父母對子女的愛無須源于血緣關系；而在許多其他國家不是這樣�！北M管聯(lián)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確指出：“跨國收養(yǎng)應當是確認兒童不能安置于國內(nèi)寄養(yǎng)、收養(yǎng)，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兒童原籍國加以照料的一種替代辦法�！毕啾戎�下，國內(nèi)收養(yǎng)孤、殘、棄兒的數(shù)量一直少得可憐，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網(wǎng)站上的這一欄目，幾乎完全空白。
　　但許多媒體，都以洋溢的語氣，贊美著這一地震后的社會道德浪潮。好像“5?12”之后，在這個國家，人人都獻出了平日罕見的愛，人人都把自己感動得一塌糊涂。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大災大愛”的道德蜜月期。
　　不錯，我們的確看到了一種極其匱乏的愛，在社會上被空前激發(fā)，我們也盼望這一次和以前不同，這一次我們對同胞的愛，是對自我中心、經(jīng)濟中心、國家中心和人類中心的價值觀的一次重創(chuàng)。我們實在太希望這種“無須源于血緣關系”的愛，可以恒久忍耐，永不止息。
　　這一次，在6萬多個生命，幾百萬被苦難抹去表情的災民，和廣大的廢墟面前，我們個人與社會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確是被刺痛了。事實上，我們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們的愛才可能持續(xù)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人們?nèi)粘５穆槟尽⑷说淖镄院蛷碗s的利益立場，已開始破碎一個關于救災的“完美道德風暴”：對紅十字會賑災款項使用的質疑，對成都、綿陽出現(xiàn)被挪用的救災帳篷、德陽因販售救災物資發(fā)生街頭爭執(zhí)的曝光，對籌款詐騙的打擊，對知名人士捐款的爭吵，對災區(qū)緊缺物資分配不公的報道，甚至災民中亦出現(xiàn)對救災物質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壓力下將對生命苦難的抱怨，轉為對社會和他人的抱怨。這一切使我們看見一個更真實的中國，就是“5?12”之前我們一直活在其中的那個社會。就像在什邡縣紅白鎮(zhèn)，志愿者陳有偉不愿記者報道村里物資分配的不公，擔心“影響全國救災的團結氛圍”，但又不忍見到災民在匱乏中忍受不公。他說：“我們的確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國社會原來的問題因為一場地震就全部變好了�！�
　　真正的大愛，是怎樣才能使收養(yǎng)地震孤兒的熱情持續(xù)下去，使國內(nèi)收養(yǎng)從此成為源源不斷的愛的河流，成為全國500萬孤棄兒的祝福；怎樣才能使100萬志愿者的熱情能夠持續(xù)，開啟民間非盈利的結社浪潮，成為對一個公民社會的祝福；怎樣才能使災區(qū)的重建，成為重塑政府與民間關系的契機，成為重建基層民主和農(nóng)村自治的契機，成為一個選舉社會、開放社會的試驗田；又怎樣使溫家寶總理的個人形象，成為重塑政府乃至政體形象的一個轉折點；使這一次國內(nèi)媒體在傳播史上的成功突破，成為不斷走向信息公開的一個里程碑。
　　當我們知道，美國普通家庭領養(yǎng)的中國孤兒，已超過全國福利院收養(yǎng)孤兒的總數(shù)；當我們知道，秘魯為四川大地震的死難者降半旗，設全國哀悼日，而這竟然是秘魯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哀悼日�！按髳邸眱蓚�字，我們怎么說得出口。
　　我們中間愛的匱乏，被一場空前的國殤震驚了。我們沒有大愛，只有一個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應。這反應是善良的，但我們?nèi)糨p易就被自己的反應感動了，我們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們其實并沒有真的學會向死而生。
　　
　　彩虹之約
　　
　　5月23日，溫家寶總理來到北川中學復課點，在黑板上寫下“多難興邦”四個字。
　　幾年前的電視劇《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鴻章1901年寫給慈禧的遺折，“多難興邦，殷憂啟圣”。這話出自《左傳?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難以固其國”。從此一百年間，從李鴻章到孫中山，從周恩來到溫家寶，每一輪的民族苦難，“多難興邦”一語，都會作為一個民族的愿景，被政治家反復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來寫下《或多難以固邦國論》，說讀到此語，“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國陷入浩劫，邢臺地震中周恩來再次提到“多難興邦”，以鼓舞士氣。
　　這次地震后，媒體、網(wǎng)絡、手機短信和一切文字資料中，與以往最不尋常的一點，是涌現(xiàn)出兩個盛行的用語，一是“天佑中國(中華)”，一是“祈�！�。和溫總理的“多難興邦”一樣，人們以各種方式，開始相信或盼望，充滿災難的歷史演進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轉苦難的力量。救災隊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為一個插曲。成都街頭和災區(qū)的路上，也不時可以看到“基督教賑災車(物資)”的標貼擦身而過。
　　圣經(jīng)中記載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現(xiàn)彩虹，作為造物主與人立約的標志。人類在這盟約中，有祝福，也有職責。這個責任就是懷著感恩的心，愛惜這個地球，以良善的法則治理看顧這個世界。我們的經(jīng)濟騰飛了，城市改造了，但在這一人類的使命上，我們基本上仍是失敗者和瀆職者。港臺和海外的一個通用語是“賑災”，而內(nèi)地的習慣用語是“抗震”甚至“抗災”，從中也能看到人定勝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統(tǒng)計，大地震已造成長江流域2300多座水庫受損。今天的中國建造在9萬座大壩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聽到“萬里長江滾滾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論調(diào)。
　　在2008年，13億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廢墟上。若不能舉目仰望，看見空中的彩虹之約，看見人對這個世界的責任，多災多難就不能興邦，而只是一條不歸路。如果民間社會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態(tài)，交賬的心態(tài)，當仁不讓地與政府一道，去參與治理這個社會，那么民間的奉獻、捐助、獻血、關懷和一切志愿者行動，就仍然停留在一個好人的心態(tài)上，滿足的只是自我的道德感。
　　當初紫坪鋪水庫的建造，因離都江堰太近，和幾乎所有大壩一樣，受到過民間環(huán)保組織的反對和質疑。其實中國從不缺乏反對的聲音，缺乏的是一個自由的表達空間、溫和的觀念博弈，和一個容納異見的民主決策程序。地震之后傳來消息，同樣受到民間質疑的彭州80萬噸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兩級政府的重新論證。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們看見一個民主與開放社會的價值觀，就是每個人都是管家，每個人的一生都要交賬。這是一個新版本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令人期許的是，在救災過程中，政府對此表現(xiàn)出了值得贊揚的開明和寬仁，如果民間的愛心、智慧和力量也能夠最大化地得到體現(xiàn)，那么“多難興邦”、重現(xiàn)彩虹之約，就將是中國社會一個真實的愿景，就是一份長命無絕衰的憲約，一種如死之堅強的愛。
　　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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