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鞏俐的英語能力一直是媒體報道的焦點，實際上她懂不懂英文并不重要。西方觀眾眼睛里看出來的鞏俐永遠是那個充滿了強烈的感情卻不知道如何表達的鄉(xiāng)下女人的形象。 　　
　　鞏俐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邁阿密罪惡》最近在美國公映。好萊塢的首映式請我的一個朋友擔任鞏俐的翻譯。事后《洛杉磯時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長文，在夸獎了一番鞏俐“女學生一般”清純美麗之后，特別著重描寫了她的安靜和沉默，以及在拍片過程中所遇到的語言障礙。據導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透露，鞏俐拍片期間每天要做兩三個小時的語言功課，雖然最終仍有交流困難，但是已不妨礙她與男一號演感情充沛的對手戲。鞏俐卻認為，眾多影人之中，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的語言尤其難懂，因為他在與演員交流過程中“時常不用通俗的語言”。
　　文章還提到了我的作為鞏俐的翻譯的朋友，稱贊他用特有的緩慢的語速，把鞏俐的中文轉化成“既富有激情又優(yōu)雅”的美國通俗用語，雖然有這樣好的翻譯，這位美國的記者仍然覺得和鞏俐的交流隔了一層，恨不能自己也懂中文才能盡興。
　　雖然鞏俐的英語能力一直是媒體報道的焦點，實際上她懂不懂英文并不重要。西方觀眾眼睛里看出來的鞏俐永遠是那個充滿了強烈的感情卻不知道如何表達的鄉(xiāng)下女人的形象。那是張藝謀煞費苦心幫她設計的。最好不懂英文，即便懂了也應該裝著不懂，反正美國觀眾永遠覺得和她的交流“隔一層”。這與她神秘而性感的形象毫不沖突。
　　比她年輕的章子怡就有幸扮演了另一類型，她在語言、文化、價值取向上和西方人沒有太大的距離，然而共通的外表下卻暗暗地掌握了某種祖上傳下來的秘密武器，神秘之外又有點危險。從《臥虎藏龍》到《藝伎回憶錄》一路下來她都是這樣的。
　　這都說明形象工程和語言能力真的不是一回事。說到底，好萊塢那個地方是沒有我這位翻譯朋友的位置的。因為在那兒重要的不在于溝通，而在于表演。好萊塢真的不是Ｕ．Ｎ．，如果把兩者混淆起來，我們都只能生活在妮可•基德曼主演的電影《翻譯風波》的荒誕世界之中了。
　　最近看了幾個國內關于以前著名的國際主義者的演繹，發(fā)現它們也同樣使得翻譯缺席。
　　一個月以前我在上海美琪大戲院里看了一場由大山主演的話劇《紅星照耀中國》，我的幾個女朋友死活不肯陪我去看，但是出于職業(yè)道德，我還是堅持去了而且看到了底。所謂職業(yè)道德，是因為我最近對三四十年代的國際主義運動史十分感興趣，尤其是中間牽扯到文化交流的內容。公平地說，大山扮演的斯諾還真的挺不錯的。吐字十分清楚，語速也很讓人感到舒服。我學了一輩子外文，深知這是多么的來之不易。但是這個話劇最不能讓人信服的地方在于，它為了強調斯諾的理想主義，似乎過度地把延安表現成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神秘的化外之地。我實際上看過不少英文報刊，有的是在上海編輯的，有的是在紐約編輯的，其中對于紅軍長征以及延安的狀況有過詳細的報道，有不少證據證明斯諾讀過這些刊物，也就是說他的延安之行不只是一個孤獨的理想主義者信仰之旅，而是經過精心的安排和大量預謀而進行的。后來像白求恩這樣的國際主義者發(fā)自中國的文章也都是發(fā)表在這些刊物上的。
　　３０年代的“左派”往往是非常主動地去與西方世界接近并進行交流的，并沒有甘于政治和地理上邊緣化和孤立化。無論中國的，外國的，他們作為翻譯者的活動卻被歷史忘卻了。與此同時大山這樣的雙語人才又被塑造成為跨國跨文化明星。國際主義到底是一個形象工程，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交流的平臺？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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