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真正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并不容易。能否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努力建立不同而和、殊途同歸、確保共同繁榮而不是確保相互毀滅的新興大國關系，關鍵在于雙方之間能否建立戰(zhàn)略互信。
　　
　　第三次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即將于5月9-10日在華盛頓舉行。在經歷了2010年的激烈博弈和2011年初的“胡奧會”后，在全球接連發(fā)生“政治地震”和“地理地震”的背景下，兩國高層官員這次集中會晤將談些什么？這次對話將對中美關系產生哪些影響？中美關系的未來又將走向何方？
　　
　　脆弱的“風平浪靜”
　　與2010年的激烈博弈相比，2011年初以來的中美關系看似風平浪靜。從內因看，這源于1月“胡奧會”這一“1979年以來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高層訪問”所帶來的拉動效應。此次“胡奧會”不僅有效扭轉了此前雙邊關系的下滑勢頭，實現了“止跌回升”，而且推動雙方加強自我反思和相互了解，使雙方對彼此的能力與意圖、底線和目標均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尤其雙方發(fā)布的《中美聯合聲明》及確立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新定位，還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解決了因雙邊關系性質模糊而帶來的麻煩，成為指導中美關系未來發(fā)展的綱領性文件。就此而言，中美關系在“胡奧會”后進入一段平穩(wěn)發(fā)展的時期，既是各方期待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從外因看，造成中美關系幾個月以來相安無事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近期發(fā)生的兩場“地震”。一個是中東的“政治地震”。突尼斯的國內騷亂在整個地區(qū)引發(fā)多米諾骨牌效應，帶來中東和北非地區(qū)自二戰(zhàn)以來的最大變化。為應對中東變局，美國在推進戰(zhàn)略東移的同時不得不回眸中東，運籌亞太的方式相應變化，對中國的正面刺激有所減少。另一個是日本的“地理地震”�！�3?11”地震使作為美國亞太戰(zhàn)略重要“抓手”的日本自顧不暇，而且災后的日本對中國援助心存感激，中日關系發(fā)生微妙變化，美國若繼續(xù)一味在亞太拉攏盟友針對中國，也似乎不合時宜。在這種情況下，中美競爭和矛盾被階段性地沖淡或掩蓋了。
　　但這種風平浪靜的態(tài)勢是非常脆弱的，背后不乏暗流涌動。作為全球最重要、最復雜、最敏感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牽涉到從雙邊到地區(qū)再到全球的方方面面，其發(fā)展不能僅依靠兩國高層領導人的互動來維持和推動。如果認為有了“合作伙伴關系”的新定位就萬事大吉，中美關系很可能不進反退。更重要的是，那些制約和破壞中美關系的“老問題”還沒有獲得實質性解決或管控，而新的問題又進一步凸現出來：
　　一方面，“一見一售”（會見達賴、對臺軍售）、“兩核問題”（伊核問題、朝核問題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半島問題）、“三海爭端”（黃海、南海、臺海）這些長期牽動中美關系以及在2010年成為中美博弈焦點的議題，未來可能繼續(xù)干擾中美關系的穩(wěn)定；
　　另一方面，中東亂局刺激奧巴馬政府在全球范圍內推行“民主化戰(zhàn)略”的沖動明顯抬頭，美推動“互聯網自由”及與“公民社會”對話并暗中針對中國的諸多舉措，引起中國方面的高度警覺；而美國對中國航母即將下水是否會“改變地區(qū)力量平衡”、中國引領“金磚國家”抱團發(fā)展是否會傷害美國利益等問題，也同樣心中無底。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3月在參院作證時，憂心忡忡地稱美中“為爭奪全球影響力正展開直接競爭”；美國安會高官也抱著復雜的心態(tài)要求中國做“負責任的競爭者”。雙方這些新的疑慮和猜忌成為兩國關系的新問題，進一步增加了雙邊關系的復雜性。加之美國務院、國防部、國安會負責亞洲事務的高官及美駐華大使相繼易人，也給中美關系帶來更大不確定性。
　　
　　預測第三輪對話新重點
　　面對這種內外形勢快速變化、結構性矛盾一時難解、新的問題又不斷產生的形勢，如何調控矛盾、保持勢頭、拓寬合作、增進互信，以具體行動推動構建有實在內容、可長期持續(xù)的“合作伙伴關系”，既是新時期確保和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的中心任務，也是第三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的核心目標。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建立于2009年，并于2009年7月和2010年5月進行過兩次成功的對話。目前第三次對話尚未進行，但基于前兩次對話的基本套路、中美關系的當前特點和全球層面的形勢變化，除涉匯、涉臺、涉藏、涉朝、涉伊等“常規(guī)議題”之外，我們還可大致揣測出此次對話的一些新的重點。
　　重點議題之一可能是兩國在亞太相處的問題。鑒于亞太在全球和兩國關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兩國對亞太的持續(xù)全方位投入，兩國在亞太的利益如何協調、機制如何兼容、矛盾如何管控、繁榮如何共享等問題，是兩國需要通盤考慮的重要議題。這是兩國關系能否擺脫所謂“歷史宿命”、建立穩(wěn)定牢固的戰(zhàn)略互信、實現在亞太長期和平共存的關鍵。尤其是伴隨中國軍力、特別是海上力量的持續(xù)增長，安全方面的對話很可能成為兩國戰(zhàn)略對話的新內容。
　　重點議題之二可能是中東和北非的局勢。美國在此地區(qū)具有重大戰(zhàn)略利益，中國也在此地區(qū)具有重要的經濟利益。目前中東北非形勢發(fā)展尚存不確定性，對地區(qū)穩(wěn)定、全球油價、大國關系均將產生重要影響，理應成為中美對話與合作的另一重點。中美雙方有理由借此機會全面交換對局勢的看法、各自關切的重點以及下一步的可能行動，探討如何與國際社會一道，確�；蚧謴透鲊�的政治穩(wěn)定，并尋求可被各方接受的利比亞問題解決方案。
　　重點議題之三可能是“全球公地”的治理問題。這是美國權力的新邊疆，事關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美希望在這些領域占據優(yōu)勢，既拉上中國等新興國家為其助力，又規(guī)范這些國家在這些領域的行為。而中國的力量在這些領域快速拓展，也需要加強同美國的協調與合作。就此次活動看，如果可能的話，兩國各對口部門將圍繞海權矛盾的協調、海上安全的共管、外層空間的開發(fā)、網絡安全的維護等議題開展對話，或力爭為這些議題上的對話創(chuàng)造條件。
　　重點之四將是如何優(yōu)化兩國經濟相互依賴結構的問題。經濟合作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將是確保兩國關系穩(wěn)定的基礎。目前，中美兩國政府均要推動本國經濟結構深刻轉型，“中美經濟關系向何處去”的問題切實擺在中美兩國面前，要求兩國政府加強協調對話，深化合作，減少摩擦。這幾乎是雙方經濟對話必談的內容。結合近期中美之間相互釋放的信號，美方關心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進入中國市場，分享中國擴大內需帶來的機遇；而中國關注的則是要求美為中國對美投資提供非歧視待遇、放寬高科技出口管制等。
　　
　　戰(zhàn)略互信：能，還是不能？
　　當前和未來的中美關系處于一種競爭與合作同時強化的狀態(tài)之中。隨著中國經濟規(guī)�！白�二望一”、發(fā)展模式漸趨明晰、地緣空間不斷拓展，美國對中國勢必有著越來越深的戰(zhàn)略焦慮。盡管兩國之間是不是已經形成“老大”與“老二”之爭尚無定見，兩國間的結構性矛盾空前強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未來，這一全方位競爭態(tài)勢只可能增加，不可能減少。與此同時，在國際格局深刻轉型的大背景下，兩國又面臨著諸多的共同挑戰(zhàn)，中國實力的增長以及兩國巨大的差異性又給兩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互補性合作空間，中美關系“合利斗傷”的本質在新時期進一步凸現出來。
　　對中美兩國而言，能否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做到求同存異，力爭以同化異，努力建立不同而和、殊途同歸、確保共同繁榮而不是確保相互毀滅的新興大國關系，關鍵在于雙方之間能否建立戰(zhàn)略互信�？梢哉f，兩國近期推動的一系列行動，都是圍繞這一目標展開的。4月舉行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著眼于此，5月即將舉行的第三輪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著眼于此，其后美國副總統(tǒng)拜登的訪華和習近平副主席的訪美也均承載著這方面的任務。這種頻繁、有效的高層互動，有助于形成持續(xù)和良性的勢頭，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關系”。
　　當然必須看到的是，要建立真正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并不容易。中美兩國要開創(chuàng)21世紀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tài)、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兩個世界級大國之間長期和平友好相處的新型關系模式，既無經驗也無前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注定是一個非常復雜和艱難的過程；要管控和處理好上述一系列新老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期間少不了摩擦和角力。尤其從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未來搞好中美關系還面臨更為復雜的決策環(huán)境，可能影響決策的客觀因素（如國內輿論導向及第三方國家等）和主觀考慮（如何協調局部與整體利益、近期和長遠目標、對內和對外兩個大局）都要比以往更多，決策權力也將日趨分散，要延續(xù)以往“自上而下”的方法或推行“靜悄悄的外交”都將面臨更大制約。對此，中美雙方都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不僅需要雙方高超的政治智慧，更需要堅定的戰(zhàn)略意志。
　　
　　首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美國，華盛頓）
　　2009年7月27日―28日
　　凝聚信心恢復經濟增長，
　　加強中美經濟合作
　　
　　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建立在“中美戰(zhàn)略對話”及“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這兩大機制的基礎之上。2009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20國集團倫敦金融峰會上首次會晤，兩國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在此背景下，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應運而生。
　　首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歷時兩天，中國派出了150多人的代表團，對話的中方主持者是胡錦濤主席的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奧巴馬政府中到會的部長級官員也多達12位，對話的美方主持者是奧巴馬的特別代表、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和財政部長蓋特納。
　　首輪對話中，議題不僅包括雙邊問題，也涉及地區(qū)和全球性問題。在戰(zhàn)略對話部分，雙方討論了未來的雙邊合作，探討了國際反恐、打擊跨國犯罪以及防止核擴散等國際和地區(qū)熱點問題，還就應對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進行了磋商。在經濟對話部分，雙方則從多角度表達了各自在經濟發(fā)展和金融領域中所關心的問題，為中美兩國“凝聚信心，恢復經濟增長，加強經濟合作”開辟道路。
　　首輪對話所取得的具體成果包括：雙方發(fā)表了《首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聯合新聞稿》，宣布奧巴馬總統(tǒng)將應胡錦濤主席的邀請于2009年年內訪華；中美兩軍將擴大各級別交往。雙方表示將致力于落實兩國教育部門簽署的《中美工作計劃》確立的各項目標。此外，中美雙方擬就了一份關于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huán)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并且商定于次年在北京舉行第二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
　　時任美國財政部駐華經濟與金融特使杜大偉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首輪美中間的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與以往戰(zhàn)略經濟對話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世界形勢因目前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另一個不同點是，把戰(zhàn)略問題與經濟問題整合到一個對話中來，“雙方看來對這個新的框架都感到滿意”。
　　
　　第二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中國，北京）
　　2010年5月24日―25日
　　確保持續(xù)發(fā)展、互利共贏的
　　中美經濟合作伙伴關系
　　
　　在第二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中，中美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在能源、環(huán)境、科技、文化、教育、衛(wèi)生、海關、核安全、反恐、軍控與防擴散、執(zhí)法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期間，雙方簽署了關于AP1000核反應堆核安全、頁巖氣、綠色合作伙伴、供應鏈安全、新發(fā)和再發(fā)傳染病防治等領域合作的相關文件，發(fā)表了《中美能源安全合作聯合聲明》。雙方重申繼續(xù)積極落實《中美關于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huán)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和《中美能源和環(huán)境十年合作框架》。雙方還同意繼續(xù)加強在二十國集團峰會、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協調與合作。
　　在戰(zhàn)略對話中，中美雙方討論了朝鮮半島局勢，同時決定在戰(zhàn)略對話框架下繼續(xù)開展外交政策規(guī)劃和非洲、拉美、東亞、中東、南亞、中亞事務磋商。人民幣匯率、貿易和投資等經濟方面的話題也是2010年第二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的熱點議題。中美雙方圍繞“確保持續(xù)發(fā)展、互利共贏的中美經濟合作伙伴關系”這一主題，就“促進強勁的經濟復蘇和更加持續(xù)、平衡的經濟增長”、“促進互利共贏的貿易和投資”、“金融市場穩(wěn)定和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4個議題展開了討論。
　　中美雙方承諾進一步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承諾致力于構建更加開放的全球貿易和投資體系，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同意加強金融領域交流與合作，充分發(fā)揮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功能；同意加強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面的合作；鼓勵雙方通過兩國部門間經濟對話機制深化雙邊經濟合作與交流。對話后，中美雙方發(fā)表了聯合成果情況說明，包含40多項具體成果。
　　針對此輪對話，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刊登文章指出，中美關系被很多媒體稱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國在防擴散、全球反恐、維護地區(qū)穩(wěn)定等政治和安全方面具有廣泛的一致性。而在經濟領域，兩個經濟大國的利益矛盾相互交錯，難解難分，影響著21世紀國際經濟關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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