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乎成了一個新的傳統(tǒng):每逢國慶或其他重大紀念活動,電影人都要用他們的作品讓觀眾“在銀幕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獻禮”景觀,而老百姓最熟知的莫若國慶獻禮影片。
　　對于中國電影人來說,“難忘的1959”是因為那年創(chuàng)造性地推出國慶10周年獻禮片概念,從而促生了以《青春之歌》為代表的優(yōu)秀劇目;而2009年也必將成為又一個“難忘”,不僅是時間特殊――中國人概念里最重要的歲甲子,影片數(shù)量最多――達到破天荒的50多部,有人形象地稱之為――“電影界的大閱兵”。
　　
　　其實,獻禮片的概念并非中國獨有。《珍珠港》是獻給珍珠港事件中犧牲和沒有犧牲的英雄;《辛德勒名單》是紀念那段迫害猶太人的歷史和辛德勒這樣的勇者;《兄弟連》和《拯救大兵瑞恩》是獻給諾曼底登陸的;科幻電影《獨立日》則可視為標準的美國國慶獻禮片……這些影片給歷史的幸存者和他們的后人帶來感動,也給觀眾帶來感動,這種感動甚至超越了國家的界限。
　　半個多世紀里,除了文革期間陷入停頓外,每五年、十年的國慶都會有一批獻禮片出現(xiàn),其中不乏精品,如1959年的《青春之歌》,1964年的《東方紅》、《早春二月》、《大鬧天宮》,1979年的《小花》,1989年的《開國大典》,1999年的《橫空出世》等。
　　
　　國慶十周年:《青春之歌》
　　
　　為國慶拍獻禮電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中央要求“至少拍出部具有較高思想藝術水平的彩色故事影片”。1959年7月,文化部特意把全國故事片廠廠長都叫到北京開了18天的會,廠長們曾調侃地說:“我們干脆一鼓作氣,拿出18部高質量的獻禮片來�！苯Y果最后被評定為獻禮片的還真是18部。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之間的獻禮電影,全力凸現(xiàn)樂觀主義的激情,今日老百姓熟知的英雄人物幾乎都是在這一時期樹立起來的。上個世紀下半葉的很長一個時期里,中國社會流行這樣一句話:“我要給李向陽一點厲害看一看,我要殺他個回馬槍!”這個能成天和鬼子捉迷藏,跳進灶臺剛出地道又進青紗帳,插雙翅膀能飛遍城鄉(xiāng)的游擊隊長李向陽,出自1955年的《平原游擊隊》。在獻禮片沒有提出來之前,一系列抗戰(zhàn)題材影片無疑是獻禮片的先行者。這一時期最嚴重的藝術偏差,就是為了凸顯游擊隊的英勇神武,將敵人有意刻畫的弱智,一眼就看出他們不是好人,將人物標簽化推向頂峰。
　　1959年出品的《青春之歌》,才是新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經(jīng)典獻禮片。該電影以31萬元的成本,獲票房純利潤36萬元,實屬難得。當時還沒有市場意識這四個字,但有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表明,那一年為期24天的獻禮片展映,共展出影片35部,放映9萬多場,觀眾高達1.2億人次。
　　作為1959年建國十周年的“獻禮片”,《青春之歌》是在文化部的直接領導下,由新聞媒介倡導的全國性關注中完成的。作為新中國影壇上絕無僅有的一部正面表現(xiàn)知識分子的影片,講述了林道靜由一個受封建家庭逼迫而走投無路的青年學生,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教育引導下,逐步在革命斗爭的鍛煉中成長為一名堅強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者的故事。聯(lián)想到前一年廬山會議后,對知識分子右傾主義的批判,這部獻禮片旨在宣傳“對知識分子的二次改造”。導演崔嵬因此片一躍而為“北影四大帥”之一,女主演謝芳一夜之間紅遍全國。
　　《五朵金花》也是同期獻禮片中廣受贊譽的一部。它以優(yōu)美動聽的愛情歌曲,與大理的秀麗山水相輔相成,在那個社會氣氛相對緊張的年代給人帶來了“久旱逢甘霖”般的喜悅。
　　同年推出的《我們村里的年輕人》則成為新中國反映農(nóng)村生活的影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戰(zhàn)火中的青春》堪稱中國革命戰(zhàn)爭題材影片的絕響,木蘭從軍的現(xiàn)代傳奇。
　　
　　國慶十五周年:《早春二月》
　　
　　60年代初,獻禮影片依舊是以革命題材為主。以往的革命電影都注重男子氣概的英雄人物,直到1961年的《紅色娘子軍》,作為革命者的女性形象走上銀幕。紅色娘子軍的故事內(nèi)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詳?shù)?是著名的樣板戲之一,謝晉導演的這部樣板戲,成為一代人的記憶。
　　片中男女主角之間愛情戲是否需要保留的問題,引發(fā)了廣泛爭議。當時,文藝作品一般不能寫人的感情,更不能寫“普遍人性”和人的七情六欲。加上廬山會議剛剛開過,“反右傾”余威尚在,上海電影局的領導經(jīng)過反復商量,還是決定通知謝晉盡量刪掉常青和瓊花的愛情戲。
　　1963年上映的《冰山上的來客》絕對是60年代的年輕人心中永遠的想念。來一句:“阿米爾,沖!”唱一句:“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喊一聲:“親愛的戰(zhàn)友”。這是那個年代的浪漫。
　　
　　1964年,國慶15周年,形成了建國以來第二次獻禮片扎堆的現(xiàn)象,這一年推出了《早春二月》、《大鬧天宮》、《東方紅》、《英雄兒女》等作品,逐漸脫離之前的抗戰(zhàn)題材,并奠定了此后中國電影類型片的基調。
　　有人說,《早春二月》是新中國電影的一個“異類”,乃五六十年代故事片的巔峰之作。它根據(jù)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改編,其間得到夏衍的支持與幫助,他親自劃劇本修改一百多處,并將片名定為《早春二月》,亦寓示了當時的時代如早春料峭的天氣那樣,寒意襲人。
　　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形象,在新中國十七年的電影銀幕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孫道臨塑造的肖洞秋形象氣質逼真、性格鮮明,成為他的表演藝術的代表作。謝芳對于反抗封建環(huán)境、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陶嵐也演得非常生動、真實。作為新中國電影的“異類”,《早春二月》上映不久便遭到了全國范圍內(nèi)從上到下的嚴厲批判。
　　1961年由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制作的《大鬧天宮》,也是至今唯一的獻禮動畫影片。其精湛的動畫藝術,在國內(nèi)外都有難以逾越的影響力,中國動畫本可憑此青云直上,可惜十年的放牛生涯,世界已經(jīng)變了樣,專門來討教《大鬧天宮》制作者的日本動畫大師已把日本動畫領入新的境界,而中國動畫人才的斷代一直蔓延到現(xiàn)在。該片可謂獻禮片中最大的遺憾。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中國的文化事業(yè)幾乎停步,電影市場上除了樣板戲還是樣板戲。
　　
　　國慶三十周年:《小花》
　　
　　時光流轉,經(jīng)過了一段文化曲折之后,中國電影又在1979年建國三十周年慶典的時候大爆發(fā),客觀地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面貌的各個層面。一是“文革”反思,代表作是《淚痕》,還有中國銀幕上男女演員第一次接吻的《生活的顫音》;二是描寫以科學家為代表的謳歌知識分子題材的,從《李四光》到《櫻》、《海外赤子》,視野拓寬到日本、美國;三是反映沸騰現(xiàn)實生活的喜劇片,比如關于計劃生育的《甜蜜的事業(yè)》,反映上海城市青年生活的《小字輩》、《她倆和他倆》;四是革命戰(zhàn)爭題材,《啊!搖籃》、《保密局的槍聲》、《歸心似箭》,還有《小花》;五是改革開放后第一部喜劇片《瞧這一家子》。
　　其中標志著新中國電影創(chuàng)新浪潮的《小花》的出現(xiàn),無論如何都有點橫空出世的味道。它改編自小說《桐柏英雄》,寫的是1947年解放軍由戰(zhàn)略防御到戰(zhàn)略反攻這個重要歷史轉折時刻的故事。該片導演張錚曾跟隨著名導演湯曉丹拍攝過《不夜城》、《鐵道游擊隊》等軍事片�！缎』ā肥撬龔闹x添手里接過的本子,但她和攝影師卻沒有走軍事題材的老路線。該片攝影師云文耀認為再走軍事片之路,拍得再好也超不過《南征北戰(zhàn)》。于是,導演帶領劇組把影片基調從戰(zhàn)略思想轉移到描寫戰(zhàn)爭中人的命運,表現(xiàn)感人至深的兄妹情義。
　　在那個逐漸打開國門、放眼世界的年代,《小花》從內(nèi)容到形式的“叛逆”意識使得當時看慣了傳統(tǒng)故事片的觀眾耳目一新。有人說它將夢游中的國人震醒,重回以人為本的底線。
　　
　　國慶四十周年:《開國大典》
　　
　　《廖仲愷》、《董存瑞》、《西安事變》、《開國大典》,看著這些熟悉的字眼,讓人已經(jīng)回到遙遠的記憶中。作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紅色影片一直是銀幕的主流,而現(xiàn)在這些影片只有在懷舊的時候才會被想起,不過這類以“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為己任的紅色影片只是特殊年代的產(chǎn)物,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人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求,此類影片注定沒有逃脫滅亡的命運。高度泛紅的年代過后,主旋律影片的概念在1987年的一場電影工作會議上第一次被明確提出。
　　
　　作為建國40周年的獻禮片,《開國大典》以紀實的手法展現(xiàn)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發(fā)生在國共兩黨中諸多生動的歷史人物與事件,再現(xiàn)了上百位歷史人物。本片對領袖人物的描寫,也盡量人性化。比如毛主席的不擅飲酒,以及不讓自己的兒子毛岸英違背婚姻法、盡早結婚時,父子之間的摩擦。包括毛主席私自出門,上飯館吃飯,忘帶錢時的尷尬,都讓觀眾見到了一個不同以往的毛主席形象。
　　緊隨其后推出的《大決戰(zhàn)》系列將國慶獻禮電影推上了一個藝術高峰。影片對革命對立面的人物沒有進行臉譜化的簡單貶斥,而是將其反歷史潮流的失敗原因進行了藝術的闡釋。不僅表現(xiàn)出共產(chǎn)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軍事斗爭,更展示了這兩個政黨在政治、經(jīng)濟、外交等多方面的較量,成為名副其實的全景式巨片。
　　
　　國慶五十周年:《橫空出世》
　　
　　進入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1995年美國大片被買斷版權或分賬引進,從前國人只能在正大劇場中才能看到的美國大片來了,被一部分人叫囂的“文化入侵”開始了。
　　到建國50周年時,獻禮片開始將視角更多地放在對現(xiàn)實生活的關注和寫實上。《國歌》、《詹天佑》、《春天的狂想》都是從小處落筆,還有像《我的父親母親》、《漂亮媽媽》這樣關注百姓家常的小投入影片,顯得清新脫俗。
　　《橫空出世》是向國慶五十周年隆重獻禮的首選影片。影片內(nèi)容主要講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誕生內(nèi)幕,描寫了那段鮮為人知的神秘歷史。從共和國的高層領袖到普通的百姓;從功勛卓著的將軍到普通的戰(zhàn)士:從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到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一直到在最平凡的崗位上默默無聞的無名工人,影片都給予了全景式的展現(xiàn)。
　　跨過1999年,大片成為中國電影人的新追求,中國電影觀眾的口味也更加多樣化,對電影觀賞性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而明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不愿意接拍主旋律電影,以至于獻禮影片開始走下坡路。
　　
　　國慶六十周年:《建國大業(yè)》
　　
　　今年最重磅的獻禮影片是什么?當然是《建國大業(yè)》。這部大型史詩故事片因云集了眾多大牌明星,從一開始就受到各方關注,可謂萬眾矚目。如今,這部原該主旋律的電影遭遇了更多的娛樂性與傳奇性,說其為今年最大的娛樂事件,一點也不夸張。
　　一直以來,“主旋律”與“娛樂化”似乎是一對反義詞,二者沒有太多的共通性�！爸餍�律”太過理性、嚴謹、官腔官調,而“娛樂化”是感性、輕松、大眾的代名詞。以往的主旋律影視作品,大多“戲紅人不紅”,還過于嚴肅,為弘揚而弘揚,千篇一律,弄得觀眾提不起興趣,因而知名度有限。大概韓三平、黃建新二位導演是想改變主旋律電影在觀眾心目中的印象,呼啦啦找來了百余位一線明星,且個個大牌,愣是把一部主旋律電影拍成了眾多明星匯集的大雜燴。這下熱鬧了,很多觀眾沖著數(shù)明星紛紛走進電影院。韓導演在一旁得意洋洋,不錯,不錯,這下票房收入大大的有保障了。
　　關于《建國大業(yè)》何以請到那么多明星,據(jù)說是韓導演使出了“殺手锏”:“咱們爹媽要過六十歲生日了,你作為人民的演員,不應該出來為祖國六十華誕的生日做點什么工作嗎?”一句話,再大牌的明星也得乖乖就范。發(fā)展到后來,似乎是你不參演就表示你不愛國了。一牽扯到這事,問題嚴重了,于是很多明星紛紛主動打電話要求參演,哪怕沒臺詞,哪怕跑龍?zhí)?只要能在影片中露一小臉,似乎就能把自己“不愛國”的嫌疑洗清了。于是,這部影片成了中國影視界的集體大聯(lián)歡。
　　于是,在導演的精心策劃下,影片順利從“主旋律”變?yōu)椤皧蕵坊�”。遺憾的是,娛樂化氛圍太濃了,把初始的“主旋律”意圖擠到了角落。盡管主創(chuàng)一再聲稱“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才是電影之魂”,但在普通觀眾眼中,數(shù)明星才是看《建國大業(yè)》的最大理由。試想,觀眾忙著數(shù)次第登場的明星就已經(jīng)應接不暇,哪里還會在乎影片的內(nèi)容以及思想呢。內(nèi)容再精致、思想再高明又有什么用處?還不是為明星讓道、為娛樂開路。
　　“又紅又�！�,這個原本政治意味非常濃的詞語,現(xiàn)在常常被人們用來評價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片。不同的是,這里的“紅”是指票房、收視率“飄紅”。面對由“70后”“80后”甚至是“90后”為主體組成的電影消費市場,獻禮片不僅要承擔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主流歷史觀的普及,又要在商業(yè)運作上實現(xiàn)“主旋律”也能被廣泛接受的可能,這絕非易事。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影視系副教授白小易認為,獻禮片是為紀念某一重大活動、歌頌與該活動相結合的某一主題而創(chuàng)作的電影電視劇,它承擔著政治宣傳的義務,在價值導向上不能松懈。不因主義不同而否定人格,固然是思路上的重大突破;但如果因此而喪失立場,對主義持“無可無不可”的態(tài)度,就背離了“獻禮片”的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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