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知識界面臨一個嚴峻的考驗，即在全球化形成的話語霸權面前，如何分辨、借鑒西方文明的精華，拒絕“現(xiàn)代病”的糟粕，并在此過程中對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化重新進行審視、反思和新的認定。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互依存”還是一個很時髦的名詞。僅僅數(shù)年之后，它又被一個更新的名詞取代了，這就是90年代以來風靡世界的“全球化”。
　　對許多人來說，“全球化”使生活的節(jié)奏加快，生活方式變得便利了�；ヂ�(lián)網(wǎng)使“天涯若比鄰”成為現(xiàn)實。
　　中國人是幸運的，因為20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過程，恰恰與經(jīng)濟全球化這一世界潮流匯合，有的海外人士甚至將此稱做“中國機會”。一位中國學者指出：“全球化對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正在變得越來越深刻，這些年間國內和國際發(fā)生的各種重要事件，沒有一件不與全球化相關�！�
　　與此同時，中國人對“全球化”的思考亦在深入。人們在享受經(jīng)濟全球化好處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許多困惑�！叭�球化”?“現(xiàn)代化”?“西方化”?“美國化”?這些都是人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沉重問號。這些問號將會伴隨今后好幾代中國人。因為在我看來，“全球化”與其說是一個概念，更不如說是一種實踐，而人的實踐是沒有止境的。
　　我以為，無論是對待“全球化”還是實踐“全球化”，要緊的是要多一點文化自覺。對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歸結起來就是，對現(xiàn)代中國人來說，要想明白“全球化”這個大歷史現(xiàn)象是怎么出現(xiàn)的，即它的來路，它的歷史淵源。同時也應當盡量看清楚它已顯現(xiàn)出來的一些特征，看到它們對社會發(fā)展、國家興衰乃至人類生存所形成的沖擊和挑戰(zhàn)。“文化自覺”要求我們對時代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文化自覺”是一個觀察角度，一種處世心態(tài)，一種精神境界，最終應當是對人類文明的終極思考與關懷。
　　
　　誰在撥動“全球化”的主旋律?
　　
　　●我們今天看到的全球化，是在精神和物質的層面上不知經(jīng)過多少“千錘萬擊”，才從世界歷史深處走出來。
　　我經(jīng)常參加國際會議，曾八次參加一年一度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jīng)濟論壇年會”，看到了一個“全球化”實踐的濃縮場景。
　　“春江水暖鴨先知”。盡管每年1月的達沃斯都是冰天雪地，但是“世界經(jīng)濟論壇”的幾百個分會場上討論的卻都是世界政治經(jīng)濟中的熱點問題。
　　剛開始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熱鬧。熱鬧看多了，逐漸也就看出了一些“門道”來。
　　首先，“達沃斯”論壇真正走出歐洲，開始具有“全球”影響，是在“冷戰(zhàn)”結束之后。這十多年來，“全球化”一直是論壇的主旋律，而不斷奏響這一主旋律的是西方發(fā)達國家。在整體操作上，“達沃斯人”是很有文化自覺性的。從宏觀議題如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到微觀議題如克隆羊的誕生，人們不難看出其濃厚的西方主體色彩。這是一種自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開始，以理性主義作為旗幟并持續(xù)了300多年的運動，發(fā)展到了今天，就是技術至上、科學萬能、物質主義。幾者加在一起，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全球化”的核心部分。
　　在“達沃斯”這一被濃縮了的“全球化”場景中，人們也能深深地感受到行為主體們的全球眼光和全球關注。如1998年比爾?蓋茨在論壇全會上稱“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2000年他又呼吁人們關注非洲的艾滋病問題。這都是從“全球化”的核心圈里表現(xiàn)出來的世界性。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對這種世界性就有過十分精辟的描繪：“資產(chǎn)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chǎn)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chǎn)階級，由于一切生產(chǎn)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chǎn)階級的生活方式……正像它使鄉(xiāng)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nóng)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chǎn)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笨梢哉f，對100多年來西方資產(chǎn)階級在全世界的擴張并造成的“全球化”現(xiàn)象，還沒有人預見得像馬恩當年那樣深刻和到位�？茖W的預見性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大自覺。它出現(xiàn)在歐洲，而沒有出現(xiàn)在世界的別的任何地方。原因很簡單，是歐洲，而不是世界的其他地方，開始了現(xiàn)代科學和工業(yè)大生產(chǎn)的實踐，而這些偉大實踐的啟端，又可以再上溯到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追溯到古希臘對自然宇宙的邏輯探問和思辨。陳樂民先生多次提醒我們要研究歐洲觀念的發(fā)展史，“讓精神的歷史浮出水面”，我悟其用意，就是要將人類幾大主要文明中的這一塊西方文明的源頭和脈絡搞清楚，從而在看當代紛繁世事時，有一種“歷史的縱深”�！扒уN萬擊出深山”，今天我們看到的“全球化”，是在精神和物質的層面上不知經(jīng)過多少“千錘萬擊”，才從世界歷史深處走出來的。
　　
　　“全球化”現(xiàn)象的人文思考
　　
　　●從物質的貧乏中擺脫出來以后，如何避免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西方話語體系是否代表了西方文化中的真正精華部分？
　　上個世紀上半期，在由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威廉?蘭格主編的歷史著作《現(xiàn)代歐洲的崛起》中，關于1871年～1900年一卷的題目就叫“物質主義的一代”。該卷作者非常明確地提出：“歐洲啟蒙運動在17、18世紀僅僅是一場知識或是精神層面的運動，但到了19世紀后期，啟蒙運動已發(fā)展到由大機器來生產(chǎn)商品，有了物質的重要內涵，而其過程是充滿活力而非靜止的�！�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精神變物質”。這是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所始料不及的。這個“變”變了近300年，它不僅改變了歐洲，而且影響到整個人類的命運。遺憾的是，同時代的中國人對這種巨變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任何預見性了。
　　但是，由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一路下來，現(xiàn)被稱之為“全球化”時代的種種“物質第一”的特點，卻是明明白白擺在今天的中國人面前了。譬如說，一切“價值”都要“看得見，摸得著”。在物質的時代，人們原有的價值觀失去了重心。上個世紀的20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到北京大學講學時曾這樣說：“在我看來，知識，藝術，人生樂趣，友誼或溫情，本身就是有內在價值的事物……至于人生的樂趣，是我們生活在工業(yè)文明時代，受到生活環(huán)境重壓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東西。”在“物質第一”的價值觀面前，“最重要、最普通的東西”受到了最根本的挑戰(zhàn)。
　　我無意否定物質的重要。物質生活的豐富是歷史的進步。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禁欲主義都是無法長久的，如德國思想家海涅所指出的，它只能使罪孽和偽善來到人世。當前的問題是，從物質的貧乏中擺脫出來以后，如何避免走到另外一個極端?
　　歐洲啟蒙運動的先驅者們曾熱情地謳歌自由和平等。伏爾泰講：“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wèi)你表達觀點的權利。”
　　但是，在目前“全球化”進程中，單一話語霸權的形成卻在挑戰(zhàn)早期歐洲啟蒙思想家們的理想。這種單一話語霸權的出現(xiàn)，大概又是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所始料不及的。這一全球化的現(xiàn)象所涉及的已遠遠超出學術領域，它已經(jīng)影響到大眾的生活。它不僅以語言(英語)的優(yōu)勢主導著人們的交流，而且還以精神主導的姿態(tài)擠壓著人們的心靈。我國有學者指出，90年代人們的“精神生活是越來越粗鄙了，除了金錢和時尚，別的都沒有興趣，不讀詩歌，不習慣沉思，稍微抽象一點的東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無感覺――這樣的精神和生活狀態(tài)，在今天的社會中非常普遍”。
　　
　　女作家王安憶曾將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描寫成“粗糙的年代”。那種粗糙是精神的，當然也是物質的。但90年代則不同，物質是極大地豐富了，精神反倒粗糙起來。這里必定有許多問題值得社會學者、文化學者們研究。但若要看今日單一話語霸權對人們思維習慣的影響，就是“對簡單化的盲目崇拜”。任何事物都被歸納得黑白分明，任何概念都以非此即彼來界定，諸如“民主”與“非民主”，“西方”與“非西方”。在美國9.11以后，干脆就是：為什么“他們”恨“我們”（9.11以后，美國《新聞周刊》發(fā)表專文，題目就是“為什么他們恨我們？”如圖。作者為著名國際問題評論員法里德?扎卡里亞）。
　　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這一簡單化的思維模式給“全球化”進程造成了許多問題。德國著名學者米勒指出：“美國曾經(jīng)擁有一大批杰出的國際問題分析專家，有時我們會對他們的獨具慧眼拍案叫絕。然而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簡單地將事物分為兩類即‘我們’反對‘他們’的思想以及善與惡的較量等觀點，卻一直影響美國政界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卑凑彰桌盏姆治�，美國的決策者們需要依次向衣阿華州的農(nóng)場主、懷俄明州的畜牧者、得克薩斯州的煉油工人和芝加哥的女秘書們解釋清楚為什么他們所交的稅款必須用于對外政策，這樣艱難的說服解釋工作實在太難了，只能通過粗略的簡化才能迅速完成，那就是為大眾樹立起一個外部敵人。的確，對政治人物來說，靠這種以簡單化的“樹敵”方式來收攏人心的做法是最快捷簡便有效的。但在國際政治的實踐中，簡單化的確是一種人類的不幸。
　　所以，這種單一話語霸權的出現(xiàn)不僅是一種思想現(xiàn)象，它也是一種國際政治現(xiàn)象。在人類歷史上，政治霸權、軍事霸權是屢見不鮮的，但是真正的全球性話語霸權則只能在今天的“全球化”中才能得以實現(xiàn)，因為它必須依靠政治、經(jīng)濟、軍事、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霸權必定以自我為中心，而自我為中心則一定是排他的。單一話語霸權的出現(xiàn)說明，造成這一話語霸權的行為者們已喪失了文化自覺。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更是多元的�！拔拿鳑_突”理論的始作俑者盡可以將其理論闡述得十分詳盡，但若在根本思維方式上仍依托“我們與他們”這種簡單模式，那么還是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未來世界沖突的隱患。畢竟決策者們不會從某一種純理論來制定政策，他們更多地還是依賴這些理論背后的習慣思維定式。
　　單一話語霸權一經(jīng)形成，甚至已到了“對一切挑戰(zhàn)都不屑一顧”的狀態(tài)，它的走向就很難說了，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更何況，現(xiàn)在還有各種力量在強化這一趨勢。這種話語霸權的強大慣性力量，會繼續(xù)在“全球化”過程中所向披靡，無情地挑戰(zhàn)人們的精神自由�？辞暹@一點，我們所能做的，大概就是多保持一點“對簡單化的盲目崇拜”的清醒，對自身的實踐多幾分體悟和敏感，而不是去加入對簡單化的炒作。這的確是無奈之舉，但比起盲目來，人在無奈之中多少還可保留一點心靈的自由。
　　對今天40歲以上的中國人來講，受“簡單化”思想的折磨和摧殘實在是有切膚之痛，其登峰造極之時就是“文革”。當然，現(xiàn)在風行世界的單一話語霸權在當時尚未完全形成。當時的中國人是生活在中國式的話語霸權之中。70年代末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使人們從那種集體盲目和集體愚昧中擺脫出來。但毒素還未來得及完全清除。
　　
　　人為什么會盲目服從某一種話語霸權?這是值得人們在痛定思痛時深思的。精神上的免疫力既重要，又難得。“文革”式的那種單調和空洞的口號畢竟很容易叫人厭煩，而披著“現(xiàn)代化”斑斕外衣，有豐厚的物質做依托，以系統(tǒng)的理論為支柱的話語體系是會讓人著迷的。我們是否需要這樣問，在當前“全球化”的進程中，被人們首先感受到的西方話語體系是否真正反映了西方文化的全部，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是否代表了西方文化中的真正精華部分?
　　
　　對中國知識界的考驗
　　
　　●21世紀，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人，能不能從自身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滋養(yǎng)中走向新的精神高度？
　　當前，對中國知識界的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是，能不能在“全球化”形成的話語霸權面前，動用中國人的全部聰明才智，不急不躁，仔細識別辨分，將西方文明的精華部分借鑒過來，將西方人稱之為“現(xiàn)代病”的糟粕部分拒之門外，將目前還困擾著西方乃至整個人類的問題逐一歸納、整理、討論，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化重新進行審視、反思和新的認定。
　　世界歷史證明，任何民族和國家，如果要真正發(fā)展強大并具有影響力，物質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還要有“精神的高度”，而精神的高度的標志，是出思想家，出大思想家。盡管在真正的“全球化”到來之前，人們在溝通交流上存在著許多困難，但孔子、老子、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名字，本身已成為溝通中西的橋梁。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來北京大學講話，亦要引用“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一閃爍著中國古代思想光輝的名句。只要是經(jīng)過大浪淘沙而延續(xù)下來的文明，在哲學層面上，都是應當能夠“神交”的。因為不管哪一種文明，探究和追求的本源性問題都應當是一致的。人類文明從哪里來、向何處去，“全球化”的時代要求全球化的回答。
　　世界變了，而且是巨變。去年我在紐約拜訪基辛格時，這位一生從事國際事務研究與實踐的美國戰(zhàn)略人士說，“世界變了，美國的主要敵人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全球非政府組織”。真可謂是“大敵無形”。他認為，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亞條約》以來的國際關系的內涵已經(jīng)起了變化。
　　歷史在繼續(xù)。我們既要研究精神的歷史，也要研究物質的歷史，而且要亦中亦西地比較研究。不理解歷史的復雜，恐怕對現(xiàn)實的復雜也會缺少敏感和理解。沒有一種文化和文明能在自我封閉中永恒。應當說，盡管有西方話語霸權的存在，但中國文化的復興面對的畢竟已是一個開放的環(huán)境。中國人看世界、看人生的坐標系變大了，這是積極的。比起已陷入以自我為中心，從而又走上文化霸權之路而缺乏自我反思的西方主流文化來，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的發(fā)展碰上了極好的歷史機遇，值得慶幸。
　　追求“精神的高度”，這是一個哲學的命題�！叭�球化”時代的中國人，能不能從自身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滋養(yǎng)中走出新的高度來？如有的學者猜想的，21世紀的新智慧的產(chǎn)生可能將是許多人和許多學科的共同發(fā)展創(chuàng)造的結果，在強調學科聯(lián)合的同時，各種學科可能會有一種哲學化的傾向�！罢軐W化”，就是再回到本源性，但應當是在更開闊的視野和更新的境界上。對此，我們還不完全熟悉。
　　需要有大歷史眼光。宋健同志在他最近的一篇宏文中用幾個數(shù)字勾勒出一個大世界觀，“地球年齡46億年，生命誕生于30億年前，人猿分手約200萬年，產(chǎn)業(yè)革命至今不到300年”。他還引用了毛澤東在1964年《賀新郎?讀史》開始的幾句：“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jié)�！�
　　在21世紀，中國人的精神高度在哪里?這真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世紀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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