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書店出版的二十卷吳宓從1910年記到1974年的日記，幾乎恰好涵蓋了一個最能表現這一時代特征的“短20世紀”。雖然這只是一部個人史，但是，難得有這樣連貫的一部個人史，難得有這樣一個人甚至每天挨斗回來――寫日記也是挨斗的一個原因――也還要偷偷寫下當天的日記，這也許就因為他還是一個至死不變的“士”罷。所以，對這樣一部日記，值得細細品讀。
　　最近斷斷續(xù)續(xù)地讀它，有許多收獲，順便也發(fā)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其晚年，所述每日所吃食物甚詳，茲摘引1972年(時年七十八歲)的數條如下：
　　一月一日……早餐花卷一枚，飲白酒甚多，……宓早午晚各食煮卵一枚……正午，赴食堂午餐，米飯(軟)三兩，豆腐(五分)兩份�！�…晚餐在空室就爐火烤花卷兩枚(四兩)食之，并飲白酒(加糖)。……
　　一月二十日……正午，用特發(fā)肉票(成君借給菜票兩角)赴食堂午餐，米飯三兩，雜燴肉，極豐且美。
　　三月四日……赴食堂晚餐：米飯三兩。豆腐、白菜(五分)，極淡美，恨不取兩份也!
　　吳宓那一段基本是中午在食堂就餐，多是吃米飯，菜多是白菜、豆腐、蘿卜，比較特別的是他盡量每天煮一個雞蛋，再有錢則盡興喝一點酒。當時他的薪水只是生活費，大約每月三十元，還要資助他人。要用各種糧票、菜票、紅票、綠票，仔細地計算著過日子。雖然窘迫，還是想盡量過得有滋有味啊，你看他稍稍飽食一點就覺得多么幸福。但這也不容易，他在元旦那天晚上烤饅頭時就遭到青年教師辱罵：在春節(jié)那天中午到食堂稍早，又被廚工斥為不好好學習，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人”。
　　記得讀《晉書》，有一個名士叫王尼，妻子死了，只有一個兒子，天下大亂的時候，沒有房子住了，只有一架牛車，白天逃難，晚上就睡在上面。后來資助他們的官員死了，湖北那一帶又鬧起了饑荒，于是父子倆也不走了，殺了牛，卸了車，等到牛肉吃光了，父子倆就餓死了。
　　這樣的“士”可能是比較笨的。當然“士”也不是都那么笨的，那些年還有一個士人，家里沒東西吃了，附近的農夫還有一點，但也不多了，欽佩他的學問人品，說好每家輪流請他吃飯，但只能請他一個人去吃，而他家還有一個自己的孩子和兄弟的孩子，他就每次最后含兩口飯在自己嘴里，回來吐哺給兩個孩子，就這樣竟然讓兩個孩子活過了最困難、最可能餓死的一段時光。
　　我們現在看吳宓年輕時候的日記，所夢想的是成為一個詩人或文人，那時幾乎不言及對食物的描述，最多說“飯后”怎樣怎樣。他記食物漸多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這不難理解，但他又畢竟還是一個士人，稍微飽一點就要讀書寫字，逢年過節(jié)常不忘灑一點酒祭祀祖宗先賢。
　　還有像胡風分子張中曉，看留下的照片，是一個極瘦弱也極有才華的青年人。他被打成反革命后，開除公職，遣送回鄉(xiāng)。也大概是在60年代初，有時還會省下一點吃飯的錢，坐船到鎮(zhèn)上去看報看書，回來餓得兩眼都冒金星了。后來他在“文革”初死了，誰也不知道是怎樣死的。
　　傳統(tǒng)社會士民分立，說“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其實“士”又何曾不是如此?只是過去若非天下大亂，士一般還能衣食無憂。其實，為了生存的飲食，對誰來說，都不能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不再覺得重要了，那是已經超越了那個階段，人首先要能活下去。然后才可能考慮是否追求別的什么價值。的確，也可能有就以“吃”為主要價值追求的人，張中行就曾寫到過故鄉(xiāng)這樣一個“怪物老爺”：祖上也曾闊過，不在乎穿。但講究吃，他先是將自己的田地吃光，于是到解放的時候恰好就成了貧農：接著又將自己還剩下的財產和房子拆了吃，到“三年自然災害”前人人都要挨餓的時候他就死了，鄉(xiāng)里人說他還真是“有�！敝�人。但這后面其實是有一種時代的悲哀的。
　　今天早已是“士民一體”，有一段時間，“士”還作為“臭老九”而落到了“人民”的邊緣，甚至被從“人民”中開除。但實際上不論“士”、“民”，他們都是“人”，“人”都是要“以食為天”的。這是一個所有人的生存底線，保障它也就成為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倫理底線。幸運的是，從整個社會來看，今天的中國似乎已經把這種可悲境地遠遠拋到了身后，而且，如果說人的價值追求就止于“吃”――哪怕是花樣翻新的“吃”、在精致和昂貴上不斷更上層樓的“吃”――也是很悲哀的，但我們也不能忘記了“人以食為天”的常識而一味追求西方學界花樣翻新的新知，也還是得小心不要“好了瘡疤忘了疼”，提高警惕不再退回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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