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龔人放是我國著名翻譯家,他與翻譯家、散文家、教育家曹靖華先生之間有著長達數(shù)十年的師生情誼。最初,是曹靖華把他帶進了博大精深的俄羅斯語言文學殿堂,引導他走向充滿艱辛又充滿樂趣的翻譯與教學之路。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曹老是他“心中的啟明星”。在文中,他用充滿深情的筆觸回放了他們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師生情誼。
　　
　　曹靖華先生辭世已有多個年頭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常常在我眼前浮現(xiàn),好像他仍在給我們上課,和學生促膝談心。每當這個時候,已是耄耋之年的我,就好像重新回到了學生時代……
　　
　　穿一件藍布大褂的曹教授
　　
　　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曹老就開始從事進步的俄國與蘇聯(lián)文學的翻譯與介紹工作,同魯迅、瞿秋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5年他應聘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國大學、北平東北大學講授蘇俄文學,我認識先生就是在這個時候。
　　我原來在哈工大預科學習,因不滿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偽滿洲實行奴化教育,1935年從哈爾濱來到北平,就讀于張學良將軍親自擔任校長的東北大學邊政系。記得那一天我和同學們安安靜靜地坐在教室里,等著老師來上課。突然門開了,走進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先生,只見他個子不高,身著藍布大褂,腳上穿的是一雙黑布便鞋,臉上帶著笑容,揮手向學生們致意。這就是我們仰慕已久的著名翻譯家曹靖華先生!別看這位著名的教授和翻譯家衣著樸素,神態(tài)謙遜和藹,說話還帶著河南口音,絲毫沒有在莫斯科吃過黃油面包的洋教授的派頭,但講起課來語言生動,富有情趣,在講文學選讀時不僅介紹作家生平、創(chuàng)作活動,還聯(lián)系俄國革命史實和蘇聯(lián)社會生活,因而深受大家的歡迎。
　　從那時起,我除了在課堂上汲取知識的營養(yǎng)外,課余還經常向曹老師請教學習俄語的問題,打聽蘇聯(lián)的情況,那時的進步青年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都是心向往之的。曹老師誨人不倦,對青年學生關愛備至,我只要向他請教,他都一一作答。我們師生二人接觸多了,感情也就自然而然地融洽起來,久而久之成了忘年交。是他把我引進了博大精深的俄羅斯文學殿堂,引導我在以后數(shù)十年間從事充滿艱辛又充滿樂趣的翻譯與教學之路。
　　正是民族生死存亡之秋,隨著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曹老和我們愛國學生一起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12月16日,他步行經西四、北海、前門,趕到南長街,加入學生游行隊伍,幾位同學興奮之極,一擁而上,把曹老師高高地舉了起來。此時從前門方向傳來了密集的槍聲,面對危險,曹老和大家的心貼得更緊了!
　　西安事變后,張學良將軍被蔣介石扣留在南京,北平東北大學失去了經濟來源,幾千名學生瀕臨斷炊的境地。這時有一位姓李的教授組織了“索薪團”,用罷教的手段,企圖搞垮學校,使眾多愛國學生失去容身之所和受教育的機會。在此困難時刻,曹靖華先生挺身而出,他不計較個人報酬,仍按時到學校講課,并聯(lián)系當前現(xiàn)實,給我們講《攻打冬宮》中奪取政權的故事,鼓舞青年學生的斗志。
　　
　　與恩師一起輾轉西北
　　
　　七七事變后,曹老離開北平,輾轉到了西安,在西北臨時大學任教。隨曹老之后,我和妻子曹賀也離開北平,歷經艱難困苦,來到西安。我本應歸入西安東北大學,然而邊政系已經撤消,學生改讀政治系,并取消了俄語。知道恩師在西北臨時大學,我就申請轉學。考試時,那位組織過“索薪團”的李教授出了一個俄文題目,要我把蘇聯(lián)《真理報》上的一篇文章《蘇英貿易協(xié)定》譯成中文。我譯完文章以后,等了一些時間沒有得到錄取的消息,后來曹老親自到教務處詢問,教務處的教務長將我的試卷拿給曹老看,那上面被李教授畫了一個大大的叉。曹老當時沒說什么,后來系主任又調閱了我的試卷,通知我免試進入西北臨時大學俄文商學系二年級學習。我事后揣想,曹老一定為我做了不少工作,恩師畢竟是恩師啊!
　　我很高興,因為我又有機會聆聽恩師講課了,我又有機會在課上課下當面向他求教了!
　　不久西北臨時大學改為西北聯(lián)合大學,并從西安遷至漢中,城固也有一部分。曹老師和師母、孩子一家人住在城固城墻根的平房里,一個月的薪金有二百多元法幣。地處偏僻,生活用品比較低廉,豬肉三角錢一斤,大米三角多錢一斤,魚也很便宜。但很快法幣貶值,生活就顯得緊張了。
　　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迫害進步人士。1938年曹靖華和沈志遠、彭迪先、韓幽桐等十三位進步教授被當局無理解聘,布告就貼在學校的東墻上。全校師生為之嘩然,群起反對。我們幾十名同學聯(lián)名上書,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把大字報貼在當局的布告旁邊。這個正義行動惹惱了當局,混在學生中的國民黨特務找到我,拿著手槍逼迫我退出簽名。為此事我受到漢中警備司令部的傳訊,并被記錄在案。曹老師被解聘后,曾找校方提出抗議,爭論之中他拍案而起,憤怒地離開城固,去了重慶,在中蘇友好協(xié)會主編《蘇聯(lián)文藝論叢》。
　　1941年我從西北聯(lián)大畢業(yè),盡管學習成績優(yōu)秀,有幾位老師推薦我留校做助教,但學校以“警備司令部備案”為由,未予錄用。后來經人介紹,才在中國銀行找了一個差事。
　　那時候我曾打算離開中國銀行,追隨恩師到重慶中蘇友好協(xié)會工作。于是在1942年我去了一次重慶。在沙坪壩曹家,看到曹老正在門口劈柴,住的是平房。師生見面自然分外親切,曹老那時正在翻譯蘇聯(lián)名著《城與年》。他告訴我說,中共代表團領導人周恩來很關心在重慶的文化人,給他們一些生活補助,但他沒有要,他靠翻譯的稿費收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到中蘇友好協(xié)會辦公時,晚上他就睡在書架之間臨時搭的小床上�？梢哉f,在那艱苦的歲月里,他的工作是繁重而又卓有成效的。這次重慶之行,雖然未能實現(xiàn)到中蘇友協(xié)工作的愿望,但我見到老師工作好,身體健康,內心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北京,與恩師成為同事
　　
　　1948年春,我舉家北上。因為南北鐵路阻斷,就繞道南京、上海。那時曹老已在南京,仍供職于中蘇友好協(xié)會,我到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他。曹老和師母讓我住在他們家里,一天早晨,電話鈴響,我拿起聽筒,竟聽到對方粗暴的謾罵和威脅。我不禁為之一怔。師母告訴我說:“三天兩頭接到這樣的電話,有時還收到恐嚇信,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 她又向我講了曹老一件帶有傳奇性的故事:去年國共談判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的前幾天,曹老去梅園看望董必武和其他同志,回來時被特務跟蹤,他在大街小巷繞圈子,卻怎么也甩不掉“尾巴”。急中生智,他轉回梅園,辦事處用汽車送他,在司機的幫助下,終于脫離了危險,平安到家。談到這時的處境,師母說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以后,他們就像沒有娘的孩子。由此不難想象,曹老當時的處境是多么艱難!
　　經曹老聯(lián)系,不久之后地下黨安排他們一家還有李何林先生,以及我們一家,經上海乘船北上,迎接解放。我先到了北平,曹老一家稍后乘船到天津,我專程從北平到天津,在海河碼頭把他們一家人接上岸。第二天即陪同曹老到北平,這時解放軍已圍城。
　　受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之邀,曹老在清華大學任教授。有一天在教工食堂里,梅貽琦問曹靖華:“現(xiàn)在學俄語的人很多,你一個人行嗎?” 曹老想了一想,回答道:“一個人是緊點,現(xiàn)在缺一個教語法的�！彼�知道我那時正在著手編寫《俄語語法》,有意推薦我也到清華任教。梅貽琦答應考慮考慮,果然兩天之后校方就通知我去談一談 。面試是由俄籍教授用閑聊的方式和我對話,結果很讓他們滿意,便正式聘請我擔任講師,教授俄語語法,同時給研究生班講俄國文學選讀。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擔任教職,我之所以當上大學老師,同曹老的舉薦有一定的關系,可以說是恩師領我做老師。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國際國內形勢的需要,培養(yǎng)大批俄語人才成了一項緊迫的任務。北京市中蘇友好協(xié)會和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擬開辦“俄語廣播講座” ,在開國大典的觀禮臺上,曹靖華先生在被問及教師人選時,毫不猶豫地推薦了我。隨后,經過調查、篩選,我被定為“俄語廣播講座”的主講人。從1949年12月5日起,每周一至周六晚到西長安街廣播電臺講課,周二和周四重播錄音,利用廣播的形式普及俄語。據(jù)統(tǒng)計,僅在北京市參加學習的學員就有一萬兩千多人,河北、天津、東北和上海等地的電臺也轉播這個講座,聽眾就更多了。曹老對“俄語廣播講座”很關心,經常詢問有關情況,當我告訴他學員們學習俄語的熱情很高時,他也十分激動,一再勉勵我要為培養(yǎng)俄語人才盡最大的努力。
　　記得那時我翻譯了一篇題為《蘇聯(lián)婦女》的短文,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曹老就這篇短短的譯文,給我講了不少翻譯應注意的問題:首先要選擇好的作品,掌握其思想內容、語言特點,然后用相應的又是最恰當?shù)臐h語表現(xiàn)出來。顯然這些都是他的經驗之談,他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我,對我以后翻譯文學作品大有啟發(fā)和幫助。
　　曹老在清華任教的時間不長,很快就轉到了北大。我由聞家駟先生介紹,于1950年秋天也到北大西語系教俄語選修課,從此一直在北大工作了幾十年。我和曹老由師生成了同事,但在我心里他永遠都是我的恩師!
　　北大外語教學原來只分西語和東語兩個系,1951年又成立了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由曹老擔任系主任。有幾年時間我任系秘書,協(xié)助曹老工作。50年代初期,北大基本上采用蘇聯(lián)的教學模式,俄語系聘請?zhí)K聯(lián)專家講授俄蘇文學史、理論語法、語音學、修辭學等專門化課程,中國學生聽不懂,課堂上還得設翻譯,影響了教學效果。針對這個情況,曹老在教學研討會上提出:“我們的俄語系是北大俄語系,不是莫斯科大學語文系;我們的學生是中國人,不是蘇聯(lián)人,兩者不能相提并論。拔苗助長,只能適得其反。難道連安娜?卡列尼娜有幾根眉毛也要講嗎?”我對此也深有同感,在發(fā)言中說過這樣的意見:“他山之石,只可借鑒,不可照搬。對大學生而言,俄國文學也只能粗線條概括介紹,不宜精雕細刻,比如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一書中,貴族用的刷子就有二十五種之多,學生記住了也沒有用�！� 在系主任曹靖華的倡導下,中國教師在教學第一線發(fā)揮了主力軍作用。經過全體師生的共同實踐,俄語系逐步擺脫了蘇聯(lián)教學模式的影響,結合我國的實際,走上了自己的發(fā)展道路。
　　曹老在法憲胡同買了一處私宅,是我?guī)退�交款并辦理各種手續(xù)。曹老愛養(yǎng)花,他在院子里種了許多花木,每當勞作回來,一跨進門檻,看見滿園春色,花香襲人,就會神清氣爽,困頓盡消。有了這種親身感受,以后他才寫出了像《花》那樣花香四溢、感人至深的優(yōu)美散文。他們一家在這里住了幾年,以后由于修建人民大會堂,把這一帶的房子拆掉了,曹老只得另搬他處。我記得他前前后后共搬了四次家。
　　
　　特殊年代,與恩師一起共渡劫波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曹老被列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多次遭到批斗。有一天我到俄文樓,看到地上貼了五條大標語,不用說都是強加給曹老的莫須有的罪名。記得有一次開曹老的批斗會,他老人家面朝下邊的群眾,彎腰低頭,當造反派高喊著要他“向毛主席請罪”時,曹老不知道怎么回事兒,仍把臉朝著大家,沒有轉過身去向墻上掛著的毛主席畫像請罪。當時我想他老人家心里肯定不服,所以用這種執(zhí)拗的方式表達無言的抗議!
　　曹老遲遲未解放,我去干校前,他叫我寫一份材料,證明他解放前沒有參加過國民黨組織的“留俄同學會”。我寫了詳細的證明材料交給工宣隊長,工宣隊長對我說:“你不要因為師生關系袒護他�！蔽矣妹�主席語錄回答道:“我們應該相信群眾,相信黨。我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話,我寫的我是要負責任的�！惫ば�隊長只好說:“當然,當然�！焙髞聿芾峡戳宋覍懙淖C明材料,說符合事實,寫得不錯。
　　“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后期人人都要過的一個關口,全系一百多位教師集中“圈”在一個大教室里,輪流接受審查。作為系主任的曹靖華和我們大家一起睡在地鋪上。清隊一個月,有人自殺了。于是管理更加嚴厲起來,在一教門口放了張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起到監(jiān)視的作用。工宣隊讓我值班,夜里曹老上廁所,我不放心,生怕老師出事,就跟著走過去,在廁所外面等著,直到曹老出來。
　　批林批孔時,北大的教授們又經歷了一次特殊的考試。軍、工宣隊事前發(fā)布通告:“茲定于某月某日召開教授大會,除臥床不起者外,一律出席,不得請假�！碑敃r第一教學樓的階梯教室里,長長的講課桌上鋪著潔白的臺布,上面擺著鮮花,擴音機錄音機一應俱全,氣氛異常隆重。一開始大家以為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殊不知是要出知識分子的洋相,給每位教授發(fā)了足足十頁之多的試卷,當場測驗,由工人師傅監(jiān)考。我和曹老坐在一起,打開試卷一看,全是高等數(shù)學題。曹老向我嘟囔道:“半個世紀不搞數(shù)學了,這次考試是個‘創(chuàng)舉’,古今中外聞所未聞�！�
　　他氣憤地把考卷往旁一推,我怕他的這個舉動引起工宣隊的注意,就趕緊小心地接過來夾在自己的卷子里。坐在前一排的數(shù)學系主任段學復教授老老實實地站了起來,認認真真地對主考的軍宣隊負責人說:“報告!題目有錯誤�！�
　　一個監(jiān)考人員走過來,用訓斥的口吻對段學復教授說:“你不用管,坐下坐下�！�
　　“四人幫”考教授的目的,無非是要證明“知識愈多愈反動”,證明“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不到十分鐘,教授們紛紛交卷。我乘人多的時候,把曹老的卷子和我的卷子夾在一起放在里面。往外走的時候,過來一個人對曹老說:“你給我們寫一篇關于孔丘的文章吧。”
　　曹老想了一想,說:“不寫,不寫,我對孔子沒有研究�！�
　　走出教室之后,我輕聲對曹老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老點點頭,說:“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這件事我在幾篇文章中都提到過,但仍覺得有再次強調的必要,因為它清楚不過地表明了曹老當時的思想狀態(tài)。
　　早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已經翻譯了不少作品的曹老就和朋友談起過:翻譯家為什么對語詞和句子這樣而不是那樣譯?翻譯的靈活與巧妙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翻譯藝術的經驗在哪里?這些問題翻譯家都應當隨時記錄下來,供同行交流和后人參考。我從50年代開始翻譯文學作品起,就著手收集包括曹老在內的眾多翻譯家的優(yōu)秀譯例,準備編纂一部俄漢文學翻譯詞典�？墒怯捎谶B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十年浩劫,這一構想無法實現(xiàn)。改革開放的春風給了我重整旗鼓的機會和勇氣,決心在有生之年完成這一艱巨、浩繁的工程。我邀請了王秉欽、劉獻洲、鄧蜀平、河漢等十幾位俄語界的同行,以及本系的一些中青年同事,組成了精干的班子。在編纂工作中,我常去曹老家中當面向他老人家請教,曹老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有一回我到他家,曹老興致勃勃地拿出紙和筆來,親自題寫了《俄漢文學翻譯大詞典》的書名交給我。2000年1月,曹老曾寄予厚望的這部大詞典終于面世了,而且受到翻譯界、出版界的廣泛贊譽,被評為北京大學科研成果一等獎。這時離他老人家去世已經有十三個年頭了,他為《俄漢文學翻譯大詞典》題寫的書名雖然在出版時未能使用,但他老人家那份深深的情意已經銘刻在我心里,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責任編輯/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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