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本書作者其人，筆者是略知一二的。這主要是因為他是普利策新聞獎得主，本人曾譯評過他的獲獎作品。但是對于他的全面的新聞生涯和在其他領域的建樹，就近乎兩眼一抹黑了。在我們的印象中，一名新聞記者能獲得至高無上的普利策獎，又坐上了一家世界知名報紙總編的高位，應該算是功成名就了。然而，如果你得知像本書作者這樣，除了在新聞界名聲遠播以外，又在司法界有不凡的經(jīng)歷，還是一位獲獎小說家，你可能就會對他平添幾分敬意了，進而可能會對他的個人學識和素養(yǎng)發(fā)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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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威廉•富勒（Jack William Fuller）,1946年10月12日生于芝加哥的一個記者家庭。他所接受的系統(tǒng)教育主要是新聞學和法學。1968年他自現(xiàn)排名第一的西北大學梅迪爾新聞學院獲得理學士學位。隨后在陸軍服役兩年。1973-1975年在《芝加哥論壇報》當記者。他于1974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74年獲得律師資格，1975-1976年在共和黨福特政府的司法部長愛德華•勒瓦伊手下?lián)�任特別助理。1977年重返《芝加哥論壇報》至今。先后任該報駐華盛頓記者（1977-1978）、社論撰稿人（1978-1979）、社論版副主編（1979-1982）、社論版主編（1982-1987，其間獲得1986年普利策社論寫作獎）、執(zhí)行總編（1987-1989）、總編（1990-1993）、社長兼首席執(zhí)行官（1993-1997）、發(fā)行人（1994-1997）。1997年起出任全美第八大報團論壇報公司總裁。

　　記者、社論撰稿人、主編、報團總裁、法學博士、律師、小說家，再加上亞里士多德和卡爾•波普的哲學觀點以及中間偏保守的政治見解，這些決定了作者的基本知識結構和基本價值觀。通觀全書，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它與一般新聞界人士的寫作方式迥然相異。

　　它首先表現(xiàn)在敘事說理和行文的嚴謹規(guī)范上。作者沒有稱自己的書是學術專著，只是說它是由一篇篇隨筆（essays）合成的。但是作者使用的是學術語言，而不是記者的浮夸言辭。作者每引述一個重要事實和觀點均注明來源，在這本譯成中文20余萬字的書中附上了169個注釋。

　　它其次表現(xiàn)在作者豐厚和淵博的學養(yǎng)上。從他涉獵的哲學、法學和文學甚至于粒子物理學中汲取了大量養(yǎng)料。上自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下至羅爾斯的正義論和波普的證偽主義，作者娓娓道來，據(jù)之恰切說明新聞學諸理論和實踐問題，而又無賣弄之嫌（這當然閱讀帶來了困難，為此譯者在注釋上花了不少氣力）。作者不僅拓展了讀者的視野，而且為新聞傳播學與其他學科建立構聯(lián)提供了范例，同時給人以啟迪：作為新聞學人，沒有對本專業(yè)的體驗與感悟而輕率否定專業(yè)，奢談什么提升學術水平和與其他學科對話，那是可笑的。

　　它還表現(xiàn)在對論域的限定上。不像有些善發(fā)宏論、標新立異的“大作”，作者將論域限定在中觀層次上，深刻、透辟地逐一解析論題。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的，本書重點探討了三個基本問題。一是新聞的真實性及其實現(xiàn)途徑；
二是新聞中的表達問題；
三是網(wǎng)絡時代報紙的未來前景。乍一看，這三個問題似乎了無新意，但是細細品來，書中妙語灼見可謂比比皆是。

　　關于新聞的真實性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作者首先剖析了客觀性、權威法、敵對法、中立等傳統(tǒng)理念的局限性，進而引入了智者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準則和黃金律。作者的闡釋是：“智者誠實意味著記者在呈現(xiàn)新聞報道時可就某個特定事件的結果得出某些結論和作出某些預測。但是它也要求公平地對待屬于合法討論范圍之內(nèi)的問題”；
源于《圣經(jīng)》的黃金律則“要求一個人以他人對待自己的方式對待他人”。顯然，這對于理解和擴大新聞傳播客觀公正要求的內(nèi)涵不無裨益。

　　文學是作者擅長的領域之一。作者以較大的篇幅探討了新聞與文學（尤其是“紀實文學”）的關系。亞里士多德關于史實與詩的分野的論述首先進入我們的視界——“歷史描述的是已經(jīng)發(fā)生之事，而詩歌描述的是可能發(fā)生之事”。作者又引述了文學理論家克林斯•布魯克斯和羅伯特•佩恩•沃倫關于小說真實性的見解：史學要求的是符合事實的真實性，而小說要求的是“內(nèi)在一致”的真實性。以此為起點，作者重點研析了1960年代以后興起的“新新聞主義”和調(diào)查性報道的長處以及它們因有違真實性準則而引起和潛藏的法律和道德問題。這對于我們認識市場經(jīng)濟和法制的環(huán)境中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的類似現(xiàn)象預設了一面鏡子。

　　20世紀人類在科學領域取得驚人的進步，這種進步與日趨復雜的世像也向新聞記者提出了知識上的挑戰(zhàn)。針對一些自認為是新思想、新觀念的傳播者和倡導者的新聞界中人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心態(tài)，作者在書中不時發(fā)出警告，指出他們?nèi)绮桓淖円蕾囍�覺、毫無條理、大而劃之、信口開河、反對定量方法、為獲得新聞資源不擇手段、濫施騙術、拒不更正錯誤等習性，那就勢必為時代所淘汰。作者的論據(jù)是形象而有力的：新聞界允許的差錯率一成不變，而信息時代先驅(qū)之一摩托羅拉公司“以百萬分之三的壞碼為限”，可見“報紙的主要競爭者以光速運轉，而報紙仍然以卡車的速度蠕蠕而行”是難以令人忍受的。為此作者提出了改革新聞教育和記者在職培訓方式的建議：深入學習優(yōu)秀作品中的經(jīng)典技法；
加大新聞院校科技課程的分量；
掌握新聞學之外某一專業(yè)學科知識；
新聞院校學生多讀哲學、科學、法學原著，少讀專為記者寫的作品；
具備統(tǒng)計學知識……同樣面臨新世紀挑戰(zhàn)的中國新聞界和新聞教育界從這些洞見中可以悟出不少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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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身為《芝加哥論壇報》前總編和論壇報公司總裁，自然會在書中言及自己的辦報經(jīng)歷和《論壇報》的歷史與傳統(tǒng)。而《論壇報》百余年來的變遷是認識和研究美國報業(yè)所有制和經(jīng)營模式的典型個案。在這方面，我們過去的認識是粗疏的和靜態(tài)的。談到美國報紙，就說它們是“私有私營”的。其實，在“私有”這個大框架之內(nèi)，當今美國報紙的所有制類型是多樣的。以美國1997年20大報團為例，它們至少有以下四類：（1）上市公司（traded）：在20大報團中有10個，占50%,最大者為第四大報團道—瓊斯公司；
（2）公共所有制（public）:即公共股份有限公司制，在20大報團中有2個，即第一大報團甘尼特公司和論壇報公司；
（3）傳統(tǒng)私有制（private）：在20大報團中有7個，占35%，最大者為第二大報團、紐豪斯家族的前進出版公司：（4）董事會決策制（board）：在20大報團中有1個，即第二大報團奈特—里德報團，占5%。

　　論壇報公司從麥考密克上校的私人領地變成了當今的公共股份有限公司，經(jīng)歷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過程。論壇報公司的“旗艦”《芝加哥論壇報》創(chuàng)辦于1847年。自約瑟夫•梅迪爾（JosephMedill,1823-1899）1855年執(zhí)掌后，該報成為共和黨的重要喉舌，“林肯的崛起，梅迪爾起了主要作用”。正是梅迪爾奠定了該報的親共和黨和保守派立場。1914年，梅迪爾的兩個外孫羅伯特•R•麥考密克（1880-1955）和約瑟夫•梅迪爾•帕特森（Joseph Medill Patterson, 1879-1946,即書中的喬•帕特森）任該報共同發(fā)行人。1919年，表兄帕特森去紐約創(chuàng)辦大眾化報紙《紐約每日新聞》，《芝加哥論壇報》開始了麥考密克時代。這位一次大戰(zhàn)中的美國遠征軍上校生性倔強，他不但成了美國政界極端保守派的發(fā)言人，竭力反對富蘭克林•羅斯�？偨y(tǒng)及其新政，而且自命不凡，號稱《芝加哥論壇報》為“世界上最大的報紙”�！爱斔�千方百計試圖證明《論壇報》正確，而別人大都是錯誤的時候，社論欄成了發(fā)表個人的激烈言論的園地”。1948年總統(tǒng)選舉揭曉的次日，擊敗共和黨人杜威再次當選的民主黨人杜魯門與一份《論壇報》合影留念，報上的通欄標題是：“杜威擊敗了杜魯門”。這是該報歷史上最為難堪的時刻（本書作者對此并不諱言，開篇就提及此事）。但是麥考密克在經(jīng)營上是非常成功的，除了《論壇報》之外，他的論壇報公司一度擁有《紐約每日新聞》和《華盛頓時代先驅(qū)報》；
他創(chuàng)辦了廣播電視臺，并在加拿大投資。

　　沒有后代的麥考密克死后，《論壇報》實際上已由家族企業(yè)變成了公共公司，但是保守的辦報方針延續(xù)了下來。大致從1969年起，該報在政治上逐漸轉向中派立場。1977年，該報摒棄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報紙”這一稱號。1998年，該報日發(fā)行量近70萬份。論壇報公司現(xiàn)已成為一個以媒介產(chǎn)業(yè)為主、多樣化經(jīng)營的公共股份有限公司，擁有5家日報、22家電視臺、3家有線電視臺、4家電臺，還擁有特稿社、在線出版物等，并積極參股網(wǎng)絡企業(yè)。

　　在我們看來似乎有些奇怪的是，美國有許多人并不歡迎公共所有制報紙，而對昔日報業(yè)巨頭的報紙懷念不已。為此作者為公共所有制作了聲辯。他指出，這一始于本世紀初的轉變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而客觀性法則的形成正反映了新聞媒介所有權與經(jīng)營權和編輯權的分離。公共所有制確實意味著嚴格的成本控制，但是它與減少對新聞業(yè)務的投入和追求短期經(jīng)濟回報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近幾年的實績表明，公共所有制報紙正“朝好的方向發(fā)展”。

　　在論及辦報與經(jīng)營的關系時，作者探究了新聞記者的價值觀和報社營銷人員的價值觀經(jīng)常發(fā)生激烈沖突的原因，提出了在這“兩種文化之間架橋”的目標。作者將更多的筆墨落在了對新聞記者傳統(tǒng)陋習的批評上，建議記者們從營銷人員那里學一些較嚴謹?shù)纳鐣�科學方法，以便在互動式新媒介環(huán)境中立于不敗之地。當然，同傳統(tǒng)的新聞記者一樣，作者堅決反對將商業(yè)價值觀凌駕于新聞價值觀之上。

　　對于報紙的未來，作者駁斥了悲觀論者的“報紙必亡論”。作者認為，報紙的確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這主要表現(xiàn)在：（1）音像制品、電子游戲的泛濫造成的“放棄閱讀、回到口頭文化的恐懼感”；
（2）大眾化市場的衰退；
（3）“信息高速公路”的崛起。但是他堅信閱讀的持久性，因為“訊息是第一位的”，看電視是一種消極的活動，文字則意味著比語言更豐富的內(nèi)涵，“伴隨其中的還有情感、性格、甚至特征的流露”，而“報紙能夠傳遞這一切”；
“報紙的長期成功取決于它們?nèi)绾稳ミm應分眾化的新信息環(huán)境”，而“社會分化程度越高，越是迫切需要擁有一個討論和行動所仰仗的共同信息基礎”，在這方面，報紙恰恰是不可替代的。最后，作者回到了本書的主題：報紙的前途并不受制于外在的力量，而是取決于辦報人能否恪守正確的新聞價值觀。難怪《紐約時報書評》這樣說：“每一個脫口秀主持人應該讀這本書。新聞編輯室中的每一個憤世嫉俗者也應該這樣”。

　　載《國際新聞界》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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