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百年來的挫折困苦之后，對于中國人而言，心懷希望本身即是歷史的酬勞。

　　1915年9月，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即后來的《新青年》）上發(fā)表《敬告青年》一文，感嘆中國人的衰老：在中國，人多以“少年老成”相謂，而在英美等國家，卻以“年長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相勖�！扒嗄曛�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

　　九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重新回味這段話時，不難發(fā)現(xiàn),在早年陳獨秀身上所具有的某種改良傾向——新陳代謝必然是有序的、漸進的，是“天然淘汰之途”，而非“美麗新世界”里所寫的那樣急風驟雨般制造“新人”或“新青年”。

　　談到實證主義時，陳獨秀表示，“舉凡政治之所營，教育之所期，文學技術之所風尚，萬馬奔馳，無不齊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無裨于現(xiàn)實生活者，吐棄殆盡�！�…若事之無利于個人或社會現(xiàn)實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誑人之事，雖祖宗之所遺留，圣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由此可見，在陳獨秀眼里，政治的終極目的是生活，是厚生利用，而非其他虛無的宏大理想與道德說教。

　　無可否認的是，在經過二十世紀諸多波折之后，時至今日，生活文明已被視作政治文明的重要標竿。關于這一點，即使是在若干年以前，我們亦可從米蘭•昆德拉的小說中找到證據(jù)。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中，昆德拉說，那些行進在大街上的捷克人民手里高舉某個主義萬歲的標語，而喊在他們心里的沒有寫出來的口號卻是“生活萬歲”。從某種意義上說，承認“生活萬歲”，就是從集體自負回到人的內心與本性；
讓極端的革命狂熱回到腳踏實地的改良，讓削足適履的政治從此服務于人的生活。所謂政治當為人所利用，而非人為政治所奴役。

　　同樣，在談到科學時，陳獨秀抨擊了那些不切實際的臆想�！坝�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的中國人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急起直追�！盁o常識之思惟，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為科學……夫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較之想象武斷之所為，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實地，不若幻想突飛者之終無寸進也。”

　　上世紀初，中國正面臨一場文化與政治上的危機，在選擇急風驟雨的革命與潤物無聲的改良之間，陳獨秀最終選擇了前者。顯然，陳獨秀的家長式作風與激進的態(tài)度使他在參與社會改良時同樣保持著一種“舍我其誰”、“惟我獨尊”的立場。應該看到的是，在幾十年后的新啟蒙運動中，當中國知識分群起要求“告別革命”時，其所告別的，并非帶來社會進步的革命本身，而是在革命無序中滋生的“真理病”與強制。因為“真理”及其排它性的存在，在一定條件下，原來的進步力量會迅速轉向保守甚至反動。關于這一點，在二十世紀初期自由辯論的黃金時期，陳獨秀已經表露無遺。

　　1917年1月1日，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上發(fā)表，因此引發(fā)了一場意義深遠的“白話文學運動”。在這場爭論中，主持《新青年》的陳獨秀的立場是“（白話文運動）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之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倍�胡適所持的自由立場是，“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即熟，是非自明。吾輩主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青年》第3卷第3號)。在胡適看來，陳獨秀之“不容”，恰恰是中國政治與社會敗落的癥結所在，是迫切需要改進的地方。

　　1925年12月，北京發(fā)生《晨報》報館被焚事件。時已成為“新青年領袖”的陳獨秀對此回答竟是一個“該”字。這個態(tài)度讓自由的胡適一時寢食難安。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胡適表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要大家容忍異己的意見和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

　　在胡適看來，沒有寬容精神的新青年就不是真正的新青年，他們注定會重拾舊勢力的道路。誠如是，有同鄉(xiāng)同人之誼的陳獨秀不但無法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

　　無疑，胡適之于近現(xiàn)代中國的貢獻，在于倡言精神獨立與思想寬容。胡適提倡“做學問要于不疑處有疑，做人要于有疑處不疑”、“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1926年5月，當魯迅、周作人和陳源之間的論爭轉向彼此對罵時，胡適“懷著無限的友誼的好意，無限的希望”，致信給魯迅、周作人和陳源：“……三位這八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zhàn)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感覺你們的筆戰(zhàn)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tài)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保ā逗�適書信集》，上冊）

　　如胡適所說，二十年代，“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這一切與“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等人啟蒙下成長起來的“新青年”不無關系——“并不是舊勢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而是來自一批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焙�適所擔心的是，“如果一個社會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后，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

　　然而，早在1915年，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如此詮釋個體解放與精神自由：“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
我有口舌，自陳好惡；
我有心思，自崇所信；
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
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顯然，陳獨秀早先的這一主張與胡適奔走呼號的自由思想不謀而合：“現(xiàn)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

　　孰料，當陳獨秀成為新青年們景仰的導師之時，他已自封為真理的絕對擁有者，以致當日有志同道合者拂袖而去。二、三十年代，胡適偎心掛懷的是，只有每個人爭自由，中國才會有自由；
與此相反，陳獨秀認為只有跟著陳獨秀本人爭自由，中國才會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遲早是要到來的，然而不容辯說。在寫給陳獨秀的信里，胡適堅持即使是一個常識，每個人都應有機會自己判斷，而非通過強力灌輸。如其所言，“我的根本信仰是別人有嘗試的自由”。

　　英人卡爾•波普爾有言，多見一只白天鵝不能證明所有天鵝是白的，因為只要有一只其他顏色的天鵝出現(xiàn)，“天鵝皆白色”這個命題就會被推翻。既然誰也無法保證此“真理的白天鵝”可以永遠不被證偽，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價值就有自我嘗試的權利。換言之，人類沒有一勞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經驗與創(chuàng)造而生的源源不斷的知識，人類只能“通過知識尋求解放”。

　　1920年9月，陳獨秀發(fā)表《論政治》，公開與年輕十二歲的胡適決裂。九十年前的這場風云際會不歡而散，新文化運動從此綁上了政治的馬車沖出了原有的跑道，其本質上是中國知識精英關于真理標準的一次分道揚鑣。如果說陳獨秀曾經代表著與帝王中國決裂的新青年的勇氣，胡適則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新青年的靈魂。陳獨秀一生滇沛流離，思想多有流變，至晚年重新回歸五四時期民主、科學的立場，而胡適一以貫之地堅持自己最初的關于自由與容忍的理想。

　　親歷了二十世紀的風雨洗禮與返樸歸真的中國人漸漸知道，真正政治文明必定奠基于生活文明之上。沒有生活文明，政治文明就會失之空洞與輕佻。應該說，今日中國人多以生活訴求（而非政治訴求）為旗，為自己的權利奔走，它非吊詭而是真實地表明了中國的進步。正是這種對生活文明的瑣碎而真實、循序漸進的追求與爭取，在一點點鍛煉中國的政治文明，推動中國積百年之沉郁的轉型。

　　2005年9月15日,時值《新青年》創(chuàng)刊90周年。筆者相信，探討“二十一世紀，中國需要怎樣的新青年？”是我們紀念《新青年》最好的方式之一。應該說，在經歷百年來的挫折困苦之后，對于中國人而言，心懷希望本身即是歷史的酬勞。當“新新中國”勞力于還世界一個經濟奇跡時，我們同樣有理由對中國的“新新青年”勞心以待——立于歷史之維，新新青年概是那樣一些人，他們以樸素知識為信仰，以幸福生活為目的，視自己的前程為國家的前程，視自己的人格為國家的國格，既努力謀求自己的進取，又承認異己的自由；
他們將秉承人類普世的關于自由與幸福的想象，在多元化與寬容精神的感召下，從今天起，做一個至“年老而勿衰”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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