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青（茅以升的外侄孫女）

　　1950年時，中國掀起了“忠誠老實”運動，每人都必須將自己的隱私全部講出來，包括政治問題也包括家庭生活。1958年4月，當時北京的各民主黨派及九三學社開展“交心運動”。每人要將真實思想中對黨不滿的部分盡量提出來，然后自我批判，這些思想均屬于“黑心”

　　叔公向叔婆交代隱情

　　解放初期，我的二叔公茅以升遇到的最大一件麻煩事就是私生活的曝光，這給茅以升晚年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陰影。據(jù)以升女兒茅于燕（即我的表姨）回憶：1950年時，中國掀起了“忠誠老實”運動，每人都必須將自己的隱私全部講出來，包括政治問題也包括家庭生活，這給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負擔。權桂云是我叔公以升的外室，解放后，叔公曾經(jīng)問過權桂云是否愿意離開他，權桂云當時只有25歲，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權桂云卻不愿意離開以升，以升內心當然也不愿權桂云離他而去。但以升從未想過拋棄結發(fā)妻子，以升與妻子也就是我的二叔婆戴傳蕙感情一直很好。傳蕙曾經(jīng)患過嚴重的憂郁癥，以升不想讓妻子再次受刺激，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對二叔婆隱瞞著。本來以為也許可以相安無事，但“忠誠老實運動”開始后，以升被迫向組織交代了他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也就是他置“外室”的情況。在公私生活完全不分的年代，是否交代自己的私生活問題已經(jīng)上升至政治覺悟的層面。在單位作出了交代，在家就不可能再隱瞞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家告訴妻子，這對他來說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一來擔心妻子難以接受，再次犯病，二來不知如何處理權桂云的去留。但向妻子交代已經(jīng)迫在眉睫，不說不行了。

　　叔公以升在回憶錄上說，他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機會向叔婆傳蕙吐露隱情，但卻總是找不到機會。一天，以升同妻子閑談，妻子談興正濃，說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報紙上刊登廣告公開披露自己被遺棄的事情。傳蕙說，外室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給男人難堪。她還評論說，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緊，逼她丈夫同外室斷絕關系，丈夫沒有辦法，只好遺棄這位外室，外室便用這個方法來報復一下。傳蕙的話給以升帶來一點信心。以升想，看來妻子還是很大度的，也許會接受自己有外室的事實，這時候如果順水推舟，承認外室的事情可能會被妻子理解。以升于是將他同權桂云從結識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個女兒等等事情大膽地對妻子說了。盡管以升料到這一坦白會使妻子難過，但他卻沒想到妻子的反應異常強烈。他寫道：“妻子聽了頓時變色，一語不發(fā)�！�

　　在感情問題上說別人都很容易，輪到自己頭上就會反應強烈，好似放大了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傳蕙得知丈夫有外室的事情非常難過，這也在意料之中。在傳蕙眼里，丈夫為人正直，對自己從無二心，夫妻二人的關系始終和諧美滿，她從未料到丈夫娶了二房。從此以后，傳蕙心情一直不好。以升的外孫女徐依協(xié)回憶說：外婆從來都眉頭緊鎖，心事重重，好像沒有高興過。因為她出生時，外婆已經(jīng)生活在一種難言的痛苦之中。妻子的強烈反應使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動、煩惱、焦慮之中。妻子知情后意味著孩子們也將知情，親戚朋友都將知情，個人的隱私將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國舊社會本來比較寬容外室的存在。以升是19世紀出生的人，婚姻完全是父母安排的，結婚時年僅18歲，妻子常年多病，有外室的存在在當時也在情理當中。新中國要打破這些陋習，應該說是件好事情。但是新中國并沒有建立起尊重個人隱私的習慣和空間，也不給那些既成事實的家庭解決問題的時間和方法，因此讓很多家庭陷入痛苦和矛盾之中。以升在晚年始終被子女和親友誤解，給他生活帶來很大的困擾。

　　叔公向組織交代“黑心”

　　叔公茅以升雖然是黨外人士，但一直享受著高級干部的待遇。參加重要會議，經(jīng)常出國訪問，但這并不意味著以升可以置身于各種政治運動之外。待遇是胡蘿卜，政治運動是大棒，二者需要經(jīng)常交替使用，才能使這些“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心悅誠服�，F(xiàn)在無黨派人士可以當部長，說明中國社會有了很大的進步，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方針政策發(fā)生了非常積極的轉變。

　　1957年2月，作為人大常委的以升出席了國務院會議，會上毛澤東做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演講。這一演講給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一個信號，大家以為將會有一個比較寬松的政治空間。3月15日，全國政協(xié)召開第二屆三次會議。政協(xié)本來是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集中的地方，在組織的暗示下，人們大膽地暢所欲言，而以升只在會上講了如何做好科普工作的發(fā)言。只是到5月，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學部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以升提出了“中國科學研究工作的組織和體制問題的建議”。建議中很婉轉地提到了黨政部門不要過多干預科技工作的問題。以升上述建議當時均沒有被列為右派言論，不料到了1958年，他任職的鐵道科學研究院開展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運動，來勢兇猛并且以批判以升一人為主，為時一個月之久。為什么1957年沒有把他劃為右派，而在1958年對他掀起批判，主要是因一次事件引起的。

　　事情從1958年4月說起，當時北京的各民主黨派及九三學社開展“交心運動”。每人要將真實思想中對黨不滿的部分盡量提出來，然后自我批判，這些思想均屬于“黑心”，而頌揚黨的部分叫做“紅心”，不必再說。以升1957年曾提出的八點建議，其中一、三、四條屬于“黑心”，是向黨的“進攻”，必須寫交心材料。當時說好，這一材料保存在九三學社內不向外傳，但是不久就傳遍全國。起因是一名研究院的干部，名叫王翔，他在一次發(fā)言中說，他要走“茅以升路線”，成名成家。于是針對茅以升的大字報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鋪天蓋地地開展起來。這名干部說了一句話，為什么要批判以升呢？很明顯，茅以升是一個黨外人士，一位科技專家，有人膽敢走“茅以升路線”，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豈非大逆不道！研究院又向九三學社要了以升的交心材料，九三學社不敢不交出來。鐵道科學研究院看見這些“黑心”材料，覺得更是掌握了以升一片“黑心”的證據(jù)，于是對他的批判更多，最多達到五百張大字報。各單位的小組每天到以升的辦公室，把大字報貼在辦公室的四壁上，大小批判會更是接連不斷。以升前后三次在院內的大禮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檢討，直到6月底檢討才過關，運動方告一段落。一個多月的時間是以升有生以來經(jīng)歷過的最壓抑的時光。當時猜測，由于以升是知名人物，上面放他一馬，但為了給他一點教訓，將他的侄子——在同一單位工作的茅于軾打成了右派。此外，在這場反右運動中，茅家有多人被打成右派。除茅于軾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劃為右派�，F(xiàn)在知道，當年眾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往往是一片“紅心”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黨對國家抱著熾熱的感情，當時有些人可能因為紅心過熱了，所以心被燒焦了。

　　反右運動使以升心力交瘁，也使以升的妻子非常恐慌。戴傳蕙曾經(jīng)在以升造橋期間因擔憂而患憂郁癥，1957年的政治運動使她每日坐立不安，幸虧子女們多來勸慰，風暴總算過去。但是躲過初一躲不過十五，1966年“文革”爆發(fā)了。

　　叔婆受驚嚇而突發(fā)心臟病

　　“文革”剛開始不久，我二叔婆戴傳蕙因恐慌受驚嚇，心臟病復發(fā)而撒手人寰。以升的長女茅于美（即我的表姨）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文革”期間，父親在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受過好幾次批斗，大字報上羅織的“罪名”更不必說了。母親日日擔心他的安危。父親后來告訴我，每天到院內上班，進了大門就被在頸子上戴上“反動學術權威”或其他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還要在院內游走一番，任何時候都會被造反派揪住圍攻一通，幸而沒有去外面大街上。所幸的是，下班前，居然允許他把黑牌子放在傳達室后再回家，這就是相當寬容了。母親每天早上送父親出門，心中擔心他晚上不一定能回家。因為那時很多人上班后就再也不回來了。這時母親聽見街上打砸搶和抄家的事情很多，就同父親商量，主動把自己住房的正房三間房騰出來，兩人同住在廚房旁的一間小間里，帶了一只裝些換洗衣服的舊皮箱，放在床下。然后寫了一份聲明要把家中三間宿舍交公，另外家具、書籍，連同一切家用雜物也開出幾張清單，準備上交。父親對我說：“真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在水深火熱中間啊�！边@期間，家家都有點“事”，誰也不敢和誰來往，更不敢打電話。等到稍好一點的時候，我悄悄地回家探望，見兩位老人在廚房旁小屋住著，看到家中書籍雜物凌亂不堪的樣子十分辛酸，倏然之間，我發(fā)現(xiàn)父親的頭發(fā)全白了，母親的一頭烏黑濃密的頭發(fā)也脫落了不少。1967年1月13日中午，我剛剛回家，家人就告訴我當天清晨母親遽然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靂，就在前幾天，我回父母家探望，她雖然患有肺氣腫心臟病，但還是每天起床料理家務，誰也沒有想到她會發(fā)生這樣的意外。當時家中只有父親和一個老保姆在旁。我和四妹于燕兩家人趕到，見母親靜臥如安睡模樣，只是渾身冰冷了。我們不禁失聲痛哭，跪在她床邊，久久不能站立。父親對我們說，12日晚上，母親還好好的，正好這晚有她上海一個娘家外甥來家向她辭行，兩人談得還很高興，但這天夜里，宿舍院內突然有嘈雜喧囂的人聲，原來是一群紅衛(wèi)兵敲開院中大門，呼嘯而過。母親大受驚嚇，以為是來抄家的，徹夜驚恐不能成眠。后來聲音又靜下來了，保姆說是抄了隔壁人家，把被褥都搶走了。母親同鄰居關系很好，聽了又為人家著急。父親說，他看見母親那樣難過，竭力安慰她，好容易看她睡著了。清晨父親起來洗漱，輕手輕腳想讓她多睡一會兒，見母親呼吸急促，面色蒼白，嘴唇發(fā)紫，情知不對，趕忙打電話叫急救車，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等到車來，醫(yī)生從車上下來診視，把脈聽診后說心臟已經(jīng)停止跳動，沒有救了。父親說著，淚如雨下，我們父女相擁，泣不成聲……當夜我陪父親，對坐了一夜。這是我們與母親同住的最后之夜。以后，父親把母親寫給他的信件，編為一集，裝訂成厚厚的一冊，題簽為“蕙君遺墨”……自從母親離開我們，我們姐妹下鄉(xiāng)，下干校，我們下一代又是知識青年插隊或去兵團，奔赴五湖四海了，一個團圓的大家庭，人員四散，有如斷了線的珠子，再也穿不成串了。人世滄桑，一家人也零零散散，難以再享受融融團聚之樂了�！�

　　以升為傳蕙寫下的悼詞是：一世操勞，半生憂悴，負卿曷極；
滿門遺愛，萬里留芳，惠我何多。而在《蕙君年譜》中寫下了對妻子一生的評語：外寧內憂，似福多難。

　　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運動稍有平息，對叔公茅以升的批斗已經(jīng)停止。據(jù)以升同院的干部張惠生回憶：在紅衛(wèi)兵對以升批斗期間，一天，因為日本首相訪華，點名要見茅以升，周恩來問下面的人，茅以升最近怎么樣，下面人一調查才知道以升正在挨斗，周恩來于是向以升所在單位發(fā)了指示，“一定要保護好茅以升同志的人身安全，保證不能妨礙茅以升同志的正�；顒��！睋�(jù)以升當年的同事回憶，當時造反派曾想從以升留學美國時寫的論文《框架結構的次應力》中找到一些反動證據(jù)，但讀了數(shù)日，一字沒看懂，最后只好作罷。

　　1968年到1970年間，以升頻繁地接待外調人員，他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外調人員。這些人要他揭發(fā)過去認識的人的所謂“問題”，這對他非常困難。外調人員就像業(yè)余情報人員，或者說業(yè)余偵探家，他們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些所謂線索，以期給那些被調查的人羅織罪名。以升不敢怠慢那些外調人員，但他堅持說實話。他的記憶力很好，他會把他認識和接觸過的人和事連細節(jié)都想起來，從不會無中生有。三年的時間，以升全部精力幾乎就在應付這種調查中耗盡了。

　　——選自家族文學 《我們家的人和事兒》，江蘇文藝出版社近日隆重推出

　　原載《南方周末》2009年8月6日 第13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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