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日子。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同大家討論一下“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的深遠復雜含義，及其牽涉的幾個基本的、大多數(shù)中國人長時期以來持續(xù)關(guān)心的問題。

　　在中國傳統(tǒng)中，60年是一個甲子，一個生命的周期。從1949年10月1日到今年10月1日的60年里，有一個基本問題，需要放到一個長背景中予以理性的辨別析。這個問題就是有關(guān)中國人民的素質(zhì)。這些年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海外，無論是在中文的學術(shù)和傳媒圈里，還是在我本人讀到的以英文為主的外文圈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都非常的刺激。這個問題不久前又因為海內(nèi)外火爆爭議演員成龍有關(guān)“中國人是需要管的”言論，變得格外引人注目。

　　為什么對中國人民的素質(zhì)問題，必須以理性的態(tài)度去講明？因為在近年來的討論中，那些認為，或者鼓吹，或者宣傳——這幾個動詞背后的含義是不一樣的——這個觀點的人們反復論證：中華人民共和國現(xiàn)在還不適合逐步進行民主化改革，一個根本的原因，或者說障礙，就是中國人民的素質(zhì)太低。因為素質(zhì)太低了，一旦進行切實的民主化改革，就會壞事。中國的人口規(guī)模世界最大，這本身就給這個超大型國家的政治改革帶來一些特別的難處。又加上中國13億人的素質(zhì)又很低，那當然，在中國欲推行民主化改革，就要挨批。最輕微的批評是“不切實際”，重一點的批評呢，是“蠱惑人心”。

　　那么，中國人民的素質(zhì)究竟怎樣？這是第一個問題。給定中國人民的素質(zhì)是這樣或那樣，也就是在某個水平上，能夠不能夠、應該不應該推行民主化改革，是第二個問題。因為篇幅有限，我們不可能把歷史，尤其是政治史和思想史回溯得太遠，我們就是從19世紀后期講起，這一個多世紀可以說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經(jīng)歷過最劇烈變動的時期。從19世紀末到當今的120年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60年，我們就把這120年的前60年和后60年里，有關(guān)中國人民能夠不能夠、應該不應該切實推進民主化改革的爭論，做一個比較性的回顧。

　　嚴格地說，中國人民的素質(zhì)這樣一個問題，在19世紀末以前，是很難被提出來的。因為在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政治傳統(tǒng)和政治文化中，“民權(quán)”、“人民主權(quán)”的觀點，要么不存在，要么是在非常邊緣的狀態(tài)下，進入不了政治文化和政治實踐的主流視野中去。在中國兩千多年皇帝專制的政治傳統(tǒng)下，人民的素質(zhì)和人民的權(quán)力這個關(guān)系，在我們今天看起來，是很扭曲的形式。這個扭曲的形式就體現(xiàn)在，中國皇帝“法統(tǒng)”的基礎、“法統(tǒng)”的本源，是在家庭血緣關(guān)系這種形式上展開的。

　　每個讀過幾年書的中國人都知道，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tǒng)社會里，有八個字體現(xiàn)了中國帝王專制的家庭倫理基礎，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的含義很明白，就是皇帝和底下人（臣、民）的關(guān)系就和父子關(guān)系一樣。在傳統(tǒng)家庭中，父子關(guān)系是一種什么關(guān)系呢？父子關(guān)系是一種不可以被改變的關(guān)系，一個孩子出生以后，一歲的孩子，你在你爸爸面前是孩子；
到了十歲，你說：“我已經(jīng)十歲了”，你在你爸爸面前仍然還是個孩子。到了三十歲，“三十而立”，你和社會上其他人的關(guān)系可能都變了，你是個成年人了，但是你在你父親面前，還是個孩子。如果你的父親長壽的話，即便你到了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時候，你在你父親面前，仍然是一個晚輩。中國傳統(tǒng)的皇帝專制，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延伸的、擴張的家庭關(guān)系之上的，這是它的“法統(tǒng)”的邏輯。

　　這樣一來，在傳統(tǒng)的皇帝專制的政治理念、政治道德中，人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在統(tǒng)治者面前，永遠是“小民”、“小人”，小孩的“小”；
或者“子民”，兒子的“子”。那么皇帝呢，即使是新登基的、年紀很小的——中國歷史上還有抱在懷里的皇帝——他和底下億萬“小民”、“小人”、“子民”的關(guān)系是不變的。普通老百姓，六十歲、七十歲，在皇帝面前還是“子民”。也就是說，在皇帝面前，你是永遠長不大的。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專制主義是“宗法制”的，指的便是這個意思，就是統(tǒng)治者與人民的關(guān)系，是父和子的關(guān)系。

　　那么，在這樣一種關(guān)系中間，人民的素質(zhì)，從一個個的個體來說，即便讀了圣賢之書，考科舉，進而做了皇帝底下的大臣，那時不管你自己作為個體怎么提升了，而作為一個階層，你永遠不可能在皇帝面前變得“素質(zhì)”足夠高，能力足夠強，以至于你可以把皇帝手中的權(quán)力去分享，這是不可能的。所以，19世紀末到中國來傳教的一個美國人，他是衛(wèi)斯理教派的，中文名叫何天爵（英文原名Chester Holcombe），他1869年到中國來，開始是傳教，然后又在美國駐華使館里做翻譯，做代辦。在中國呆了16年后回到美國，1895年出版了一本書，中文譯名《真正的中國佬》，這本書對于美國人怎么看中國，英語世界的人怎么看中國人，影響深遠。

　　何天爵因為在中國呆了16年，對社會很多階層都有切身的交往。他對問題的觀察，相當?shù)牡轿�。他在這本書中說：“從理論上講，把中國的政治制度認為是專制政治一類也許是有道理的，但是就其實際運作來看，這一論斷不夠準確�！彼�說這種體制其實是“簡單純粹的家長制的統(tǒng)治”——“家長制是中國政治政府體制的理論基礎，而家長制，又建立在這種古老的，對一家之長的絕對服從和尊崇至上。”他說這種制度專橫的主要成分在于，父親對于孩子擁有絕對的權(quán)威。這種宗法制在那時的中國，依然是普遍盛行，而且有嚴厲的強化趨勢。這種理論的根源很簡單，父親是孩子的絕對主人，只要父親一息尚存，兒子就有責任和義務盡忠盡孝。兒子永遠是兒子，只要他的老子還在，兒子便永遠沒有獨立的出頭之日。只要父親存活一天，兒子就要服從一天。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講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傳統(tǒng)和政治文化中，“子民”永遠沒辦法把素質(zhì)或能力，提高到能夠當自己主人的地步。你老大成人了，也永遠是一個“子民”。

　　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點，簡要概括一下就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體系中，中國人民的素質(zhì)，是永遠不可能提高到享有政治主導權(quán)的水平的，不論他們讀過多少書、受過怎樣多的教育，因為他們被那個制度安排在一個天然的、永遠不可能更改的父子關(guān)系的倫理邏輯之中。在統(tǒng)治者眼里，他們永遠是“子”輩。

　　這種中國人民兩千多年里始終“長不大”的狀況，一直到20世紀中國經(jīng)歷了一場大政治轉(zhuǎn)型，才有了變化。那是我們下一篇故事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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