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年僅二十歲的神宗皇帝趙頊承嗣大統(tǒng)，英氣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們對遼和西夏的屈服退讓，不滿于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國家稅收減少、財政緊蹙，有著富國安民、強兵雪恥的強烈愿望。親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國的英才，最終將目光鎖定在已頗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此時的王安石年富力強，曾任多年地方官員，在朝中也幾經(jīng)沉浮，了解國政民情，雖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極高聲譽，獨負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們稱贊他質(zhì)樸節(jié)儉，不嗜酒色財利；
贊美他視富貴如浮云，不以自身榮辱進退為意；
欽佩他好學深思，深通經(jīng)術，成一家之學。尤為重要的是，王安石幾年前曾上書宋仁宗，力陳“理財為先”的改革建言，與神宗勵精圖治的雄心壯志，不謀而合。熙寧二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對和阻撓，果斷地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籌備變法事宜。就這樣，一場關乎國運興衰、關乎民生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正式開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從熙寧六年秋開始，天下大旱，十個月滴雨未下，麥苗焦枯。農(nóng)歷四月，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繪了一幅《流民圖》以密件進呈皇帝，還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他負責看守安上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扶攜塞道，質(zhì)妻鬻子，斬桑拆屋，于是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圣覽。請神宗觀其圖，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開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圖上無數(shù)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饑號寒，口嚼草根野果。許多“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累累不絕。酷吏威逼恫嚇，怒目追索……神宗不禁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場富國強兵的大變法怎么會搞得百姓如此凄慘，民不聊生呢？

　　《續(xù)資治通鑒》記載：神宗接下了這份鄭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來的《流民圖》，放在衣袖內(nèi)，反復觀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后，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詔下，天降大雨，旱情解除。

　　傳統(tǒng)王朝史書上多的是讖緯之說，并不怎么可信，鄭俠的一番舉動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來經(jīng)過呂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動作，將鄭俠送進了大牢，變法還是照常進行。但事實是無可動搖的，王安石大變法確實搞到了一種民怨沸騰的程度。然而，連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辦法刮出錢來，甚至連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門去交費，“食土之毛，莫得免焉”。這種于封建王朝體制內(nèi)的變法成色可想而知。

　　應該說，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愿望出發(fā)，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慮到農(nóng)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縣做知縣時試驗過，“貸谷于民，立息以償”，效果不錯。然而當他將此法推向全國，同比例放大，卻南轅而北轍了。不識字的鄉(xiāng)農(nóng)們?nèi)ド暾埱嗝绶ǖ馁J款，要經(jīng)過以下程序：為了填寫申請書，就要花錢請書吏；
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污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據(jù)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guī)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jīng)過中間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最后貸款農(nóng)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于是逼得農(nóng)民寧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袄�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過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一般的農(nóng)民要其貸款，連中農(nóng)、富農(nóng)、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nóng)、富農(nóng)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nóng)民吃不消，就是中農(nóng)、富農(nóng)也吃不消。自然，這項措施變成了官員的贏利手段，他們的權力尋租，也有了改革這一至高無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guī)定收購滯銷貨，后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jié)果成了全官經(jīng)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官府幾乎瘋狂地與民間爭利。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現(xiàn)在回溯探究，問題并不如此簡單。怎么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將變法定位于“理財”二字，最后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jīng)濟的農(nóng)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當時幾乎每次朝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要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論，王安石的“三不”原則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斗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的過頭的激情也于此暴露無遺。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顧。對于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會認錯的。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成了大宋政界圍繞新法是“利民”還是“害民”展開爭論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場政治角力，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fā)表看法，難以騎墻。原來的中書和臺諫班子，多數(shù)是變法的反對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對這些部門進行了大清洗，僅從熙寧元年至四年就罷免了19位臺諫，換上了自己的同黨李定、薛昌朝、謝景溫等，基本封殺了反對的聲音。于是，轟轟烈烈的變法期間，或者是“臺諫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guī)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
或者是執(zhí)政大臣“專用其親愛之人”為臺諫官，“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后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后為之”。在這種功利目的前提下引進的臺諫，往往多是察言觀色、見風使舵之輩，有的聲嘶力竭為變法吶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
有的扛著一個擁護變法的大招牌，行滅殺政敵、搜刮民財之事。如在“烏臺詩案”中陷害蘇軾的李定等人。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續(xù)集》中譴責說：“安石作俑，始于鉗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層政壇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對下層百姓的言論封堵。為了防止百姓不滿而訕謗帝國偉大的新法，熙寧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設置邏卒兵丁，對百姓實行“監(jiān)謗”，不許亂講新法如何。就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來看，此舉也書寫了以專制鉗制言論自由的丑陋一頁，其惡劣后果并不能因變法的“政治上正確”而一筆勾銷。

　　王安石的文學名篇如《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立意高遠、險峭，足以顯現(xiàn)一種特立獨行的風格：立論很高，行別人所不敢之險。但這或許只對文學有意義。放在政治上，老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就很有問題了。政治主張再高，也不能漠視事實的掣肘。王安石作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儒家傳承的“平民關懷”，只要自己政見得以實施，百姓苦難便可不以為然。用現(xiàn)在的話說，這是必須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勢群體就鐵定要為王先生震古爍今的變法做出犧牲。

　　一番變法，讓朝廷的財富堆積如山，要專門新建五十二座財庫來存放。而老百姓的境況如何呢？讓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濟貧乏”的青苗法，本來是一種充分考慮到農(nóng)民利益的低息貸款，但實際操作下來卻演變成了很可怕的官家壟斷的高利貸。陜西農(nóng)民向官家借陳米一石，到還的時候是新的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個大跟頭�！半m兼并之家乘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連“中戶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飯都成了問題，更不用說絕大部分的貧民了，于是“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而原本目的在減輕貧困農(nóng)民負擔的免役法，也因問題多多導致全面失敗。官員賈蕃在東明縣(屬開封府)時試行免役法，故意把農(nóng)戶的等級提高，把四等農(nóng)戶提升為三等(按規(guī)定，四、五等農(nóng)戶免納役錢)，意味著把免納役錢戶提到要納役錢戶中，從而激起了民戶的不滿。東明縣鄉(xiāng)農(nóng)了解情況后，有一千多人糾集進京“上訪”，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鬧事。這在整個變法過程中決非個案。

　　事實證明，把理財、言利、搞錢當成變法的內(nèi)核，注定了這場懷著理想主義初衷的變法，勢必要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失敗。

　　變法有兩種：好的是通過變法，人民百姓走上富裕之路，由此催生出真正的國富民強；
而糟糕的，則徒有堂皇高遠的名義，不僅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反而讓平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從而為秦一統(tǒng)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變法有點相反，盡管數(shù)字飆升，政績遍地開花，但以更嚴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國富民窮，如此變法究竟有多大意義？朱熹說：“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毙蜗笾畼O。而最大的后果，是趙宋王朝人心的離散。四十多年后，北宋亡國。

　　再好的變法，也不能以犧牲普通百姓的生存為代價，于是有了芝麻級人物鄭俠以生命一搏繪制的《流民圖》。而名臣士子如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也無不反對。其實，在沒有王安石變法之前，他們也是改革派。見變法如此苛峻，他們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將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來了”，變法本來就有問題，小人們再在其中上下折騰，結(jié)果可想而知。

　　這時候，一個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覺剝削太重，心中不安，于是將大臣奏議中言及民間不滿新法的內(nèi)容告訴王安石，王卻大不以為然。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

　　在這里，人們幾乎看不到那個在詩文詞章中體恤民疾、賑濟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這位中國歷史上惟一不愿讓人抬、不坐轎的宰相，拒奢華、拒納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無任何遺產(chǎn)的宰相，一個本來應該大寫的儒者，對平民百姓的利益居然如此視如無睹，真是莫大的悲哀！

　　但是，人格的公論與民心的向背無關。一種變法，無論其“富國強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渙散的基礎之上的，它就顯得可疑。而就變法者而言，無論其操守如何無瑕，心氣多高，文學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變法中解決一個“以民為本”的終極問題，他只會走向悲劇性的結(ji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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