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陳行之先生一談和再談“狡黠是一種智慧”（天益網(wǎng)）的兩篇文章所揭示的其實是當下鄉(xiāng)村——國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狡黠既是生存手段又是精神支撐”。讀著讀著我卻漫涌一股濃濃的苦澀感。是的，“正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存在，所有弱小都得重新制定生存法則，否則你將‘不在’；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狡黠才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智慧。”（農民）“只是一些在極為苛刻的社會條件下用苛刻的非常手段討生存在的人”，從這個角度，他肯定了農民的狡黠：“你能要求在這種境況下討生存的人品質高潔、道德偉岸、信念正義么？”

　　狡黠化生存是我們國民（包括干部）普遍的一種生活景象。

　　其實，在“強大的存在”即權勢（官方是最大的權勢）里，由于他們自己就是靠狡黠而取得一席之地一席發(fā)言權的，甚至握有別人的生殺大權，狡黠也就不能被否棄，而有著伸展的空間，他們也就無法堵死作為個體的農民（國民）的狡黠。這樣的空間雖然小，但足夠使人耗盡畢生的精力。處在權勢中的一員自己也面臨“向上司交差”即運用狡黠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這等于給底層人無勢者留下或培養(yǎng)了“狡黠”的生長點，“狡黠導致成功、導致體面、導致更大利益”的樣板。對農民——國民（包括干部）來說，對一個現(xiàn)代國家來說，幸還是不幸？

　　二

　　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
君不見，豈止農民，在整個社會層面，包括各個層次的民各個層次的官員，好像都在玩“貓抓鼠”“鼠戲貓”的把戲，狡黠正大行其道，大家縱然累得不堪忍受，也好像樂此不疲，狡黠也就花樣百出層出不窮。這里有不情愿的，由不情愿轉為情愿的，在情愿中得到好處嘗到樂趣而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有由低層次狡黠轉為高層次狡黠——權謀的，難怪青年毛澤東懷有“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壯志豪情，果然給他走出了一條外表“革命”內里狡黠（要當皇帝）的金光大道，中國有足夠的供狡黠馳騁的土壤。

　　仔細想想，從《三國演義》《水滸傳》大概可以認定，這種狡黠性生存在中國已有幾千年歷史了，它們?yōu)閲�人狡黠性格的塑造注入了基因性的東西，所以現(xiàn)在在分析世界態(tài)勢，往往以“三國斗法”類比于中、美、俄的較量，我們很有用狡黠之法即用權謀領頭走出一條世界金光大道的雄心。其實不然，中國自古崇尚文化但文盲極多（所以有字紙金貴的傳統(tǒng)說法），加上地域廣大山重水阻，狡黠長期在極少有權勢欲的官家小圈子里盛行，而更多的草民在直接與大自然交往中休養(yǎng)生息，他們接受狡黠滲透過程十分漫長，何況，長期的鄉(xiāng)民自治（以姓氏、家族為基礎的社群聚落），只有大自然條件的苛刻而少有社會條件的苛刻，因而這樣時段狡黠難以在鄉(xiāng)間立足，純樸、善良、智慧是鄉(xiāng)間的主導面（也伴隨著封閉落后）�！短一ㄔ从洝反_有其事，大概是當年被官場狡黠之術弄得心灰意懶的讀書人的一個驚喜發(fā)現(xiàn)，決不是后來受階級斗爭思想武裝的知識分子所斥責的“農民烏托邦”。那時，不務正業(yè)、小偷小摸——《水滸傳》里的“潑皮”之類乃被視為狡黠之徒，這里狡黠意即狡猾和詭詐，顯然是貶意的。

　　我舉一個剛剛得來的例子。最近我無意中接觸了贛南某縣一位八旬老翁老劉（糧食局退休職工）寫的回憶母親的小冊子《母親的足跡》，此書不是正規(guī)出版物，是作者在母親去世20年由于戀母太深（母親守寡把他帶大），逐筆寫下的一些與母親有關的文字，近于“口訴歷史”。他不是為張揚和見證什么“積極而有意義的主題”，而是“略知她老人家的路，走得艱難和持之不易，僅此而已�！辈涣稀斑@次是專尋她的足跡，卻想到了許多讓我痛心和動情的地方，想不掉淚也難�！痹谖也坏�知道了這么一位智慧而堅強的鄉(xiāng)間女人，此書無意中還敞現(xiàn)了一個與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蘇維埃贛南”（革命贛南）不同的本真的贛南——這樣的贛南早已不復存在了（恰恰已被大面積“狡黠”所取代），我不禁感慨唏吁。

　　那時還是20世紀初年。老劉的父親是獨子，由于家境不好，27歲過繼到一個叫香山的地方，因為老劉的祖父是董坑人，所以劉家后來又回到董坑（當?shù)赜幸蛔禹攦煞康睦砟�，董坑是無法拒絕的）�！爱敃r董坑什么都沒有，好在我在窯崗的一個姑奶給我家保留了一個契約箱子，父母便根據(jù)這些契約，尋找我家曾經(jīng)失散的財產(chǎn)。找回了幾丘田，幾塊荒山。上人曾有兩間破房也典當給一個距十多里路的叫苦筍的人，父母把它贖了回來，作為居住的場所�！笨梢姰敃r贛南鄉(xiāng)村講傳統(tǒng)（根苗）講信用，決不因家貧勢弱受歧視，因隔代而受漠視。劉家據(jù)理力爭，也說不上狡黠。

　　1928年2月農民（蘇維埃）暴動失敗，老劉的祖父是紅軍連長，四處躲藏后被叛徒出賣入獄，他的父親沒主見，母親就背著剛出世的他去另一個縣探監(jiān)。此時贛南農村動蕩，政治化加速，人心急劇變異，狡黠開始大行其道，老劉祖父死后，當?shù)卮跞司拖敕ㄔ趯懞玫馁u店契約上叫父親簽字，但“我母親比我父親更有主見”，她找到當?shù)亍氨容^通道理”的小學校長說理，結果保住了房子，父親也放了回來，“后來這間店還是被國民黨政府充了公。”這里顯示了較豐富的社會細節(jié)，既有趁火打劫的狡黠者，也有鄉(xiāng)間良知的體現(xiàn)者，至少還有弱勢女人說理的地方。一路下來，老劉的母親憑的是勇氣和智慧——人品質高潔、道德偉岸、信念正義，這些都跟狡黠無關。

　　所以，我們的農民——國民普遍性的“狡黠”不是歷來如此。

　　按照“價值的實現(xiàn)必須依仗于強力的認可和支持”、“強勢是價值的唯一裁判者，在這個裁判者面前，生存技能比生存信念本身更為重要”的原理，當今社會我們很容易會把強力和強勢理解為政府、領導、政治和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可在我們傳統(tǒng)的草根社會——尚未被政治踐踏或污染的社會，這種強勢不在政府，也不在當?shù)仡^人，而是在一種看不見卻可以充分感受的鄉(xiāng)間道德良心，它屬于一種軟性即精神性的文化形態(tài)，在鄉(xiāng)民看來就是“天理和人情”，村里無分尊卑都要遵守。顯然，它不同于后來意識形態(tài)化、物質化、具體化的強勢。帶頭遵守它的是鄉(xiāng)村中間（中農、富農和中小地主及鄉(xiāng)村知識分子）階層。上面說的那個小學校長身上就體現(xiàn)了這樣的文化和精神強勢，由他肯定了老劉母親及老劉一家的價值，但在強勢的國民黨政府面前，這位小學校長又黯然失色了。

　　小學校長身上所體現(xiàn)的文化形態(tài)的強勢當然也有個現(xiàn)代轉型——向現(xiàn)代公民社會轉型的過程，但這一過程被共產(chǎn)黨與國民黨意識形態(tài)的拉鋸戰(zhàn)中斷了。對大陸而言，它被階級斗爭意識形態(tài)即鄉(xiāng)村徹底的政治化所摧毀，姓氏家族的社會民間組織不復存在，那種農耕社會的親情與親和越來越稀薄地殘存于人的心靈深處。幾十年下來，隨著政治化社會一體化，越來越被劣質充斥的狡黠大開“順風船”，它甚至披上了“革命”的紅色光芒，狡黠者不再諱忌原有的文化律令，因為他們看清了誰是真正的強勢（黨組織和政府）——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利害可以立竿見影的存在，迎合和適應，費力無多卻可以大得好處，屁股決定腦袋，于是生存技能上升到第一位，有奶便是娘，而狡黠由貶意轉向了褒意，狡猾、聰明、靈動的人如魚得水。

　　一個老是在生存技能上皓首窮經(jīng)的人，一個由這樣的人組成的團體，說對說錯就憑一句話，也不必反思，頭一陣在“前門”即大庭廣眾中對某人（包括外國人）大加撻伐，過一陣子就“后門”請進優(yōu)禮相加，根本不用向民眾出示可信的理由（是“某人”之過還是我們自己之過），倒使人看出這只是權謀的運用也，是“胡日鬼”也。于是狡黠向權謀升級，一般民眾恨不得自己馬上精通厚黑學，成為一個萬人仰慕的權謀家（人生成功的楷模）。中國已經(jīng)成為產(chǎn)生謀略大師的良田沃土。就是在搞市場經(jīng)濟的今天中國，光有搞實業(yè)的本事還不行，還得精通狡黠，成為狡黠大師，從事的正當事業(yè)才能軟著落。

　　如此能建成一個真正有活力、良性互動的好社會？

　　三

　　農民——國民的普遍狡黠與生存環(huán)境的惡化息息相關。從人與大自然關系而言，人口多資源少是一個因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是制度因素，也就是人為的因素，惡性政治化——體制君臨一切，占有了社會的一切資源，使原本就少的大自然資源更為稀缺，更不要說社會性的文化政治資源了。于是狡黠化生存成了我們當今的一個普遍的現(xiàn)實，而且由一般性狡黠向權謀化發(fā)展，也就是由個人性或者是小團體性的的行為，構成一種集體行為，即集體性狡黠。很少有人懷著正義感去揭穿陰暗的狡黠，大多數(shù)人悉心培養(yǎng)與提升已經(jīng)變成光明正大的狡黠，成為狡黠化生存的有機構成。

　　許多寫農民智慧的當代文學作品，其實寫的就是當代農民狡黠史。已故作家高曉聲就是寫農民狡黠的高手，他以含淚的微笑贊賞農民的狡黠。以他的《陳奐生上城》為例（當時還拍了“陳奐生”的電影），陳奐生身上浸透了1949年以來農民的狡黠，他在1970年末（改革開放初期）進城賣油繩，利用自己原生態(tài)的狡黠很快賣完了，但因喝了生水著了涼身子發(fā)熱昏倒在城里候車室里，醒來才知自己被安排在舒軟的席夢思上，原來是曾在他生產(chǎn)隊蹲了兩個月的縣委書記吳楚路過此地認出了他，讓他坐自己的吉普車，并對他做了安頓。接著他又有了住賓館在沙發(fā)上蹦幾蹦的的經(jīng)歷。他總算有點自豪的東西可以講講了，全大隊的干部、社員，有誰坐過吳書記的車，僅花5元住了一夜高級房間，老婆保證服貼。“果然，從此以后，陳奐生的身份顯著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聽他講，連大隊干部對他的態(tài)度也友好得多；
而且，上街的時候，背后也常有人指點著他告訴別人說：‘他坐過吳書記的汽車�！�……從此，陳奐生一直很神氣，做起事來，更比以前有勁得多了�！鞭r民陳奐生這次進城的遭遇印證了“價值的實現(xiàn)必須依仗于強力的認可和支持”，“強勢是價值的唯一裁判者”。這就是被集體化了的農民陳奐生的價值觀。

　　這跟我上面提到的那個青年鄉(xiāng)婦處世所依仗的“強勢”多么不同，其文化和精神內涵有多大的區(qū)別！陳奐生可比她狡黠多了，這不正是時代社會造成的么！在電影里，陳奐生為求吳書記辦事，帶了點土特產(chǎn)住在吳書記家里，等待中閑不住幫助種菜，在我看來，這是陳奐生內心的權謀之舉，就是說，他的狡黠由低級向高級提升了，由此達到吳書記盡快給他解決問題的目的。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狡黠既是生存手段又是精神支撐”已經(jīng)成了當代中國農民的生活現(xiàn)實，進步還是退步？

　　我忽地明白，自己寫于2003年的長篇小說《恍惚遠行》寫的就是當代鄉(xiāng)村各個層面的狡黠及其惡果。陳躍新原是個民兵，靠狡黠擠掉了競爭對手凌維森當上了民兵隊長，土改操別人家又私藏金銀，但他一輩子聽鄉(xiāng)里頭頭的話，做穩(wěn)了村支書，他還有一手宰殺和烹調芒鼠的絕技，從而得到更高級領導的贊賞（肯定），由此他實現(xiàn)了自己的價值。改革開放年代，他完全知道如何胡弄上級，更能得到鄉(xiāng)里的認可和支持，實現(xiàn)自己的最大利益（兒子較早地成了房產(chǎn)開發(fā)商，自己臨近退休轉到鄉(xiāng)里做干部），對各種人持不同臉色，外表一直保持農民的狡黠相，電視臺記者采訪，他能流利說出一套讓領導希望并喜歡的農民話。此時農民的狡黠被看作當代農民的智慧——新時期農民的風采——而被社會接受并推廣了。對于陳躍新，他的狡黠完全權謀化了，充滿了算計，他完全可以勝任鄉(xiāng)領導甚至縣領導角色（現(xiàn)實生活中確是如此）。這樣的“價值”只能自欺欺人，毒害社會，大家學習他的決不是表以辭章的優(yōu)秀品質，而是學習他如何把狡黠做得滴水不漏，討領導歡心。

　　而60年代出生的鄉(xiāng)民凌世煙，身上有父親凌維森傳導的正義感，但其精神的主導面已被權勢腐蝕，不安心農活，天天往鄉(xiāng)里跑，希望得到鄉(xiāng)領導的發(fā)現(xiàn)和重視。就是精神病變，他去糾纏村支書陳躍新，逼使陳躍新下臺，他接著去鄉(xiāng)里糾纏，揪強奸姐姐的包工頭，以實現(xiàn)自己做大英雄的價值，最后死于鄉(xiāng)干部的捆打之下，其實他內心等待鄉(xiāng)領導（強勢）認可他是有價值的。他的“小狡黠”敗于鄉(xiāng)里的“大狡黠”。他的狡黠沒派上用場，某種程度他為自己的狡黠所害，他無法像陳躍新一樣由一般性的農民式狡黠向權謀方向提升。比較起來，他的狡黠更有本真農民的味兒。這也說明，當今即使農民用狡黠換來小小的好處（利益），也是損失慘重。最慘重和可怕的，莫過于人心的渙散、頹敗向惡方向滑行了，這就是農民——民族心靈的自戕。

　　具有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都是以蘊藉的現(xiàn)實生活為支撐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情形比作品中所揭示的更普遍，更觸目驚心。狡黠——權謀——心靈自戕俯拾皆是。

　　農民式的狡黠是雙刃劍，它希望也可能得到某種好處（實惠），具有實用功能，但會污染人的良知，當社會普遍地麻木良知，或褻瀆良知，這個社會能健康發(fā)展嗎？

　　四

　　我是1968年10月下放農村的，此前我對農村沒有真切的了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依照宣讀的文件和報刊文章相信農村熱氣騰騰欣欣向榮。融入農村生活后，從大家的聊談中，我逐漸知道了更多“狡黠”的行狀�？h城郊區(qū)農家屋向著大路的墻上畫著畝產(chǎn)十萬（幾十萬）斤放衛(wèi)星的大型宣傳畫，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下放后一次跟著當?shù)厝藫�柴�?0里開外的圩場去賣，一個中年鄉(xiāng)友指著一大片平展的稻田說，“大路進時候”這里把幾塊田里的蘿卜漏夜連苗拔起堆到一塊田里放衛(wèi)星。何止是糧食，一切農作物都要放衛(wèi)星，“拔苗助長”在全社會花樣翻新。在隊里勞動的日子里，我經(jīng)常聽人扯起：1960那幾年搞勞動競賽，漏夜舉火把（搞通宵）耘田，一條坑十多畝稻田打個吆喝就過去了，這是“搞”（土話玩的意思）社會主義。這類集體性的“胡日鬼”跟農民的狡黠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大家都知道“人哄地，地就哄人”的道理，但這些花樣確是農村基層干部受上級慫恿叫出來和做出來的。隊長一點不臉紅地說：沒辦法呀，你不這樣就要受抬（批評），坐冷板凳。這個隊長是狡黠的，但狡黠的內容及方向與農民原生態(tài)的狡黠毫不相關了。

　　但也有不少與農民原生態(tài)的狡黠相關的。如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許多農民被派去山里燒木炭，還要按時挑到指定的地點，分配了任務，激勵機制就是“插紅旗”。

農民的狡黠就派上了用場，他們在竹簍下塞干燥的松毛，上面放木炭，這樣人輕快又完成了任務受表揚（我的長篇小說里描述過這種情形）。砍了這么多樹木燒土高爐，煉出的盡是廢鐵屎，那些挑炭弄虛作假的農民算值了。你可以想像當時他們竊喜的得意相。

　　下放期間，打農藥是樁苦活累活，一般總是叫家里成份不好的人或沒什么背景的人做，這些人倒聽從使喚，默默去做，有時也會叫成份好的青年打藥，他們就大講價錢，說要打兩倍的工分，隊長當然答應，隊長笑著說：你要多少工分？我給你，工分打不完哪。結果那人偷偷把幾瓶農藥倒在水溝里，自己躲在一個地方睡覺。晚上記工分時，那人振振有詞說：打藥減陽壽，還要加工分！此人的狡黠就體現(xiàn)為詭詐了。

　　當然農民的狡黠也有利于自己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的。比如夏收或秋收，把精谷摻到秕谷里當秕谷分掉，隊長對上面說：減產(chǎn)呀，年成不好呀。這就要全隊人搞攻守同盟，不過每每出“叛徒”，有人很快報告給大隊頭頭。又比如食油（茶油，即木梓油），上面（一般是公社）規(guī)定每人（一年）不得超過4斤或6斤（不等），多余的一律賣“超購油”，隊里就想辦法，說“洗禾鐮”（解放前單干，夏收秋收結束要像樣地吃一頓）大家聚餐，于是熱鬧幾天，炸米果（糕點），宰豬，用這樣的方式把糧油分掉。

　　狡黠向著惡性發(fā)展。人民公社年代幾乎年年交公購糧都有故意摻沙石的。我所在的生產(chǎn)隊有石灰和泥面兩種曬場，石灰曬場曬的稻谷沙子少，留作社員口糧，而泥面曬場沙子多曬的稻谷就用來交公購糧，當然還要跟公社收糧員搞好關系，檢查才能過關。全隊上下沒誰說不對，農民還口出怨言：讓城里人吃吃沙子也好（其實城市居民的大米是去了沙子的，當然是國家受損失）。這也可以看出農民對國家的感情在淡化。自然農民自己的心靈也受毒害。

　　70年代每年秋冬由于學大寨開路開荒造田，無暇墾復油茶山，導致油茶山荒蕪，茶油產(chǎn)量銳減，上面就出臺按茶山墾復面積補貼大米指標（平價）的政策，于是隊里就謊報了許多面積，套取了國家的糧食（當時平價糧是一毛多，高價糧是六毛多）。這跟我們讀書時（文革）去“串聯(lián)”，在外地接待站虛報人名多拿一點補貼差不多。只不過類似這樣帶有集體商量的事，大家還有個限度，決不敢變本加厲。大家都這樣搞，因而也就理直氣壯。得逞了，大家偷著樂。大家嘴上念的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忠于人民”與己毫不相關。

　　80年代贛南出現(xiàn)了販賣假銀洋的一陣風，某縣是“源頭”或叫“賊窩”，原來這一拿手好戲早在30年代蘇維埃紅軍時代就上演了，那時紅軍用假銀洋到白區(qū)的贛州換真銀洋。作案的狡黠心理和手法如出一轍。

　　到了90年代，狡黠向權謀化發(fā)展，成了一種政府行為，其主體是市縣鄉(xiāng)村各級干部。比如報數(shù)字，贛南某縣一個管農業(yè)的副縣長（我的一個朋友），比較起來他還是比較實在的，年報農民純收入，他報的較低，還是有不小的水份，可是市里一個管農業(yè)的副書記一個電話“不要拖全區(qū)（市）后腿”，他還是把指標大大抬高了。他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開玩笑么？自然，在運作（翻來覆去改數(shù)字）中，他得指示（暗示）手下“一條線”層層做手腳，也就是說謊要說圓全，不要露出明顯破綻。這不是集體性的權謀嗎？還有，某縣爭取到改建公路的一個項目，錢款可觀，很大一筆錢縣里挪用，年底省里派人來驗收，可急壞了縣交通局，他們?yōu)槟苡行У刈柚跪炇�，不惜動用炸藥堵塞路道，幾百上千方石塊堵住了去路。一邊把驗收人員招待得好好的，一邊裝出農民的誠懇相，說連日雨雪塌方，路道危險，我們把修好這條路提高到對老區(qū)人民負責的講政治高度，你們完全可以相信哪。這樣通過了驗收。這樣叫會辦事。

　　再舉前些年一個例子。某中央首長到贛南一個老區(qū)縣視察，地方上層層布置做準備。路邊的土房刷上白灰，過于破爛的趕緊拆除，還得計算在首長下車“方便”之地搶建鋪瓷磚的廁所。選擇很農民化的農家做“踩點”，把公家的彩電、沙發(fā)、電冰箱等現(xiàn)代家俱搬到那幾戶人家里。進村的水塘放著臨時收集的各家各戶的鴨子，為好辨別，各家的鴨子做記號，有的腿上系了紅繩，有的背上（或頭或尾）涂了紅色或綠色，有的頭或尾剪毛。有的臨時把柑桔“嫁接”（也就是捆扎）到別的灌木上。雞鴨成群欣欣向榮農村小康生活的效果就出來了。豈能用農民的狡黠來解釋？這是一種包括在記者和農民在內的合謀與權謀。其實有農村生活經(jīng)驗的人很容易看出破綻，比如在水塘里的鴨子來自各家各戶，是不會扎大堆的。當然這里面也有農民式的狡黠。中央首長走后，鄉(xiāng)里要搬回那些家用電器，那幾戶農民就不肯了，說你們干部是這樣向領導介紹的，進了屋子就是是我的，不然我去告狀！一句“告狀”就嚇倒了鄉(xiāng)官和縣官，他們馬上聯(lián)想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只有作罷。此時此刻這幾個農民成了鄉(xiāng)干部的強力者。其實他們是在應付在演戲，并不是存心要送什么電器給農民，而這個農民憑著樸素的狡黠（低級的權謀）就羸了一把。參與“演戲”的各方人士都各得其所，似乎都讓“強力”肯定了自己的價值。對于干部而言是政治價值，有此其它如經(jīng)濟等價值也會隨之實現(xiàn)（這是講政治的奧秘）；
對相關的個別農民而言，知道干部們的“軟肋”，白得白不得，在他所付的代價，就是聽從領導吩咐，說幾句出自農民之口樸素的“頌辭”和“要求”（決不會給當?shù)仡I導出難題找難堪）。附近旁觀者知道也無關大局。

　　農村農民農業(yè)工作到了這個地步，是好是差誰也說不明白。不過，我倒在想人心的進與退——民族心靈的自戕問題。那些報刊電視上的高頭宏論漂亮言辭猶如美麗的鮮花綠葉，它們到底嫁接或植根于何處——農民的心靈、干部的心靈還是社會的心靈上？后者心靈上開出的“毒花”或者說“殘花”，能與前者相般配、相重合或相媲美嗎？

　　至于近年城建拆遷中居民為得到多一些補嘗，漏夜用水泥磚搭建（陳行之先生已說過），臨時鋪大理石地板，如此等等，真是用盡心思。在強權強勢面前，草民只有這樣了。這樣環(huán)境中人心不受到荼毒才怪呢。

　　五

　　大學不在于蓋多少高樓大廈，而在于出真正的大師；
昌明盛世社會進步不在于有多少摩天大樓高速公路、如何花紅酒綠輕歌曼舞，而在于人心的昌明人心的進步，它體現(xiàn)為一種健康、誠信、善良、博愛、進取、向上、表里如一的社會風貌。面對憑著高級狡黠青云直上的官員，面對憑著低級狡黠獲得比別人多一杯羹而沾沾自喜的國人，面對泡在無數(shù)高級低級狡黠故事中動心和不動心的民眾，心胸日趨狹隘目光短淺只考慮自己（一家子和小團體）不顧別人的風氣盛行，各式各樣的潛規(guī)則讓明規(guī)則形同虛設——由種種社會世相導致的狡黠與權謀相輔相成——民族心靈的自戕，我心頭不由苦澀綿綿。

　　200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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