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歲暮，中國有兩位男、女志士相繼在國內(nèi)外自殺，事件震動全國，余波經(jīng)久不息。先是陳天華為抗議日本文部省發(fā)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guī)則》，以喚醒國人的救亡意識，12月8日憤而在東京蹈海；
隨后惠興因辦女學款絀，12月21日于杭州家中服毒，遺書當?shù)勒垞艹Ｄ杲?jīng)費。表面看來，二人均系為教育問題殉身，實則與陳天華爭國權背后的民族革命意識同出一源，惠興的存女學也大有深意。

　　一　解不開的死結

　　自1644年清兵入關，建立全國性政權，滿漢矛盾便成為糾纏清朝三百年歷史的解不開的死結。以邊地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中原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漢族，本就容易遭遇儒家久已深入人心的"華夷之辨"思想的頑強抵抗；
加之滿清權貴汲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從強迫漢人改變服制剃發(fā)留辮開始，刻意維護滿人的民族特徵與特權地位，更加深了民族對立情緒。迨至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思潮自外而內(nèi)，流衍全國，民族意識更與國家思想合為一體，成為革命派鼓動救亡的強力手段。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正是以民族革命推進政治革命的集中表述。

　　處此情勢下，為維持統(tǒng)治權不致失落，滿清王朝一方面不得不順應潮流，謹慎地逐步開放體制改革的門戶，給漢人官僚以更多的位置，努力消泯民族敵對情緒；
另一方面，這種讓步也加深了滿人自身的民族危機感。從當時的報刊上，我們可以讀到立場迥異的言說。

　　1904年在《警鐘日報》發(fā)表的〈論中國民族主義〉，可作為革命派"排滿"主張的經(jīng)典文獻來閱讀。此文開篇即斷言："今之世一民族競爭之天下也。"根據(jù)"舍民族則無國家"的道理，作者認為，處于今日"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排滿革命"必不可免：

　　民族國家者，以同一之種族，同一之言語，同一之習慣，同一之宗教，造成同一之性質，同一之理想，而集合其能力，以組織政體，而統(tǒng)治人民，以為生存之要具者也。是故以同族而排異族，以同國而排異國。排于外者不劇，則結于內(nèi)者不牢；
結于內(nèi)者不牢，則排于外者不勝。

　　革命派之倡導民族主義，本是以"排滿"為救國的"起死回生之絕妙藥"，最終目的仍在抵抗西方"新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所謂"故今日而欲救中國，舍擴張吾民族主義，其道莫由"1，也即是期望由民族的競爭達致國家的爭勝。因此，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才會以"排滿"（驅除韃虜）作為政治革命與建立新民族國家的起點。

　　至于朝廷一方所作出的最大讓步，當屬允許滿漢通婚，打破為保持血統(tǒng)純粹固守已二百余年的厲禁。1902年2月1日的"上諭"2無可奈何地宣布"俯順人情，開除此禁，所有滿漢官民人等，著準其彼此結婚"。不過，這一"寬宏大量"的諭旨實不足以收買久失的人心。尚未與清廷離心離德的漢族官員仍在不斷抱怨"滿漢界限仍分晰太清"，具體而言："民部奏補之內(nèi)外廳丞，內(nèi)城滿籍，外城漢籍；
所有以下之員，內(nèi)城亦滿人占居多數(shù)，外城亦漢人占多數(shù)。而禮部奏補之丞參，亦系兩滿兩漢。其余外部、農(nóng)工商部、民政部等侍郎之缺，亦皆一滿一漢。"3也即是說，凡屬重要位置，仍多用滿員，由此表現(xiàn)出對漢人根深柢固的不信任。各部侍郎的任命雖似乎滿漢均等，但最高的官階尚書卻只以滿人充當。這還是1907年官制改革后的格局，如此結果，自然不能令漢族官紳滿意。

　　應該說，"民族調和論"在晚清報界實占據(jù)主導地位，排除政治派別鮮明的報章不計，以《申報》、《大公報》等中性報刊為代表的"公共空間"，應該說是體現(xiàn)（或曰引導形成）了這樣一種社會輿論與主流意識。《大公報》主人英華（斂之）雖為滿人，但信奉天主教，而存一視同仁之心，且崇信變法改良，思想開明，因此也以融合滿漢畛域為救國良策。如1906年3月7日發(fā)表在《大公報》的〈論建設學堂宜除滿漢之名目〉，雖為"來稿"，卻刊登在相當于社論的"言論"欄，這起碼表明其得到了報社主持者的贊同。論者秉著"調和滿漢之方針"，批評滿人"辦理學堂者仍狃于滿漢之成見"。其深憂大患正在，"以同為一國之人，而先自分支別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滿革命種種狂悖之謠傳莫殺其勢而息其波"。以融合滿漢為防止革命的手段雖未必現(xiàn)實，但其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謂良苦。

　　不過，如英斂之一般主張的滿族知識者畢竟為數(shù)不多，留學日本的滿洲貴族少壯派且由于直接感受到革命派無所顧忌的排拒，而生發(fā)出更為強烈的敵意。辛亥革命后組建"宗社黨"的良弼，1904年留學日本時，即"以滿漢界限，故與漢人留學者大相水火，即漢學生亦莫不反對之"，于是上書執(zhí)政者，"請將漢人中有志之士盡中以法，為一網(wǎng)打盡之計"，并"請政府限制漢人入仕，階級毋得過三品以上"4。顯而易見，此舉不僅無助于滿洲政權的自救，反會加速漢族官僚集團的離心，因而在滿清上層雖獲得同情，卻未取得支持。

　　良弼以強硬姿態(tài)表現(xiàn)出的滿人憂患意識并非空穴來風，而在滿族基層社會中實有根柢。

　　1906年12月13日，年僅十八歲的滿洲正白旗普通旗人曾某，便在遼陽家中以自刎的極端方式，表達了對滿族前途的悲觀絕望。遺言開篇便道明死因："吾今之死非為他故，痛吾滿族之將亡，欲救而無其力，兼境域、學問說，他年終不免為亡國之奴隸。吾??恥之，不得不死。"遺書痛心疾首于滿族的"禍懸眉睫"而不自知，追根溯源，直指漢人維新派的政治宣傳為傾覆之禍胎：

　　汗族自康、梁跳梁，海外編書著報喚醒國魂以來，亦漸漸如日出海，如劍出匣，蓬蓬勃勃，有風云氣矣，革命排滿之風潮日高。而我滿族醉生夢死于荊天棘地之中，雷霆擊其頂，刀鋸臨其身，鬼蜮瞰其旁，虎狼踞其側，而無所謂恐懼，無所事補救，惟抱其南非洲黑奴之人格，而待后日為他族之奴隸。

　　由此危言預斷，"三十年后吾種族得為奴隸，百年后吾種族將至滅絕"。而曾氏所謂"亡國"、"他族之奴隸"，所慮者乃在近不在遠，用《盛京時報》編者的話說，即是"但憂滿族而外視漢族"。

　　曾某之以"國家"與"種族"合一，恰與維新派、革命派的嚴別"朝廷"和"國家"針鋒相對，全然出于維護滿族統(tǒng)治利益的考慮。但其人并非顢頇無知的頑固守舊者，從遺言中為滿族設計的自救方案，即可見出曾氏實為維新改良之同道："總而言之，我種族必當一刀兩斷，推翻數(shù)百年種種之劣根性，而吸納新精神、新道德，重鑄國體，使吾七千萬人民皆有自立為國之人格，然后可以獨立為國，亦可與汗族共立為國。若此大問題，除求新學而外，吾恐無特別妙法以籌之矣。"5

　　此一事例最好不過地揭示出，晚清深受民族主義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漢族革命家，也包括滿族知識者，雙方都以勢不兩立的姿態(tài)對待滿漢矛盾。因而，溫和派"民族調和"的聲音雖更具優(yōu)勢，卻無關大局。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滿漢之爭既與國家權力的更迭不可分割，期望獨攬大權的滿族利益集團與已開始覺醒的漢民族之間的沖突于是無可避免。在雙方的對峙、相爭中，曾氏其實對滿族的自新并不抱希望，他的選擇自殺并焚毀精心撰寫的《滿族興亡見微論》等著作，表明他對這一民族斗爭的結局，即滿族統(tǒng)治全國權力的喪失已了然于胸。終清之世，滿漢矛盾到底難以彌合。

　　二　"旗女亦為彼族興學乎"

　　假如在上述背景下閱讀有關惠興辦學的資料，便可以有新發(fā)現(xiàn)。

　　惠興1905年12月21日自殺后，《申報》于12月30日即刊出題為〈惠興女士為女學犧牲〉的消息，詳述其死情：

　　杭州惠興女士為故協(xié)領昆璞之女，附生吉山之妻，十九歲夫亡守節(jié)。因讀南皮（按：即張之洞）《勸學篇》，大有感奮，遂以提倡女學自任。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延當?shù)刂�有聲望者多人，商論�?chuàng)辦學校之事。是日，氏忽當眾前袒一臂，用刀割肉一片，誓曰："今日為杭州旗城女學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為記念。如此校關閉，我必以身殉之。"遂于九月十六日開校。校中經(jīng)費，雖杭州都統(tǒng)德捐洋四十元，又撥公款八十元，留東八旗同鄉(xiāng)會會員捐洋百元，端午帥隨員喜捐洋五十元，八旗眾官捐洋十元八元，以及零星捐款，統(tǒng)計約得三百余元，卒以無長年的款，支持甚難。今秋復以款絀，致課期時有間斷。氏以此校無起色，由于無長年的款，而請款頗費躊躇，郁郁者非一日。繼期請款之必得，遂密繕函八封，藏于桌內(nèi)，復繕稟一扣，開辦女學四柱帳單一紙，預先服毒，欲乘輿赴兩堂遞稟。家中人見其神色有異，繼而查得茶碗中有煙跡，遂大嘩，喚同戚友竭力救治，已不及矣。氏臨氣絕時，開目盡力言曰："此稟遞上，有長年經(jīng)費矣。"遂死。年三十五歲，時為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這篇文字最感動世人處，全在女士辦學的不屈不撓，直至奉獻生命。《申報》之以"為女學犧牲"、《東方雜志》之以"殉學記"6表彰其事，著眼點均在惠興創(chuàng)辦女子教育的熱忱血誠。于是，將其作為晚清民間女校辦學艱難之例證來引述，或推崇其人為女子教育的志士、先驅，均屬題中應有之義。

　　不過，如此談論惠興自殺的意義仍不完全。被上海報界有意無意忽略的惠興的身世，其實與惠氏以決絕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態(tài)度辦學大有關系�！稏|方雜志》雖正確地報導了惠興所辦學校的名稱──貞文女學校，卻將其出身滿人的社會關系剔除得干干凈凈，言其家世，也只有"早孀居"一句，反不及《申報》據(jù)傳聞之詞，徑書為"杭州旗城女學校"更得精髓。女學既為旗人所設，出資捐助者盡為八旗中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令人感覺奇怪的，倒是該校的誕生似乎默默無聞，并未引起新聞界的關注。連專門設立"各省教育匯志"欄目、熱心報導各地女學消息的《東方雜志》，也竟然遺漏了近在鄰省的貞文女學校的動態(tài)。倒是將"本報十大特色"之第一條標榜為"為民族主義之倡導者"7的《警鐘日報》，戲劇性地留下了些許蛛絲馬跡。

　　《警鐘日報》因大力鼓吹"排滿革命"，以之為第一義，故雖熱心提倡女子教育，終究將其從屬于"民族大義"。即如1904年，已故布政使銜、貴州候補道羅應旒之妻皮氏專程從四川來京，兩次向學務處遞稟，呈請代奏振興女學及請派游學摺稿。《警鐘日報》盡管全文登載了兩篇奏稿，卻又以其出身滿族，而在文前的"本社案"中，特意為讀者準備了一副"民族主義"的有色眼鏡："東胡賤種，寥寥五百萬人，蟠踞上國，踐其土而食其毛，固已??吁飽死，無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謂學也。乃豁然光明，發(fā)見高岡一鳳。如此摺稿，使我漢人讀之，當若何驚心動魄者。急登之，以為二萬萬女同胞勸。"8持此立場，其報導滿人興辦女學堂，自然亦納入民族主義的敘述框架中。

　　該報1904年秋冬間，有兩則短訊值得注意。10月22日的〈女學激成〉所述相當簡單："有旗營某某之女，前在杭州女學堂報名。校中見系旗人，命其約集女子籌款自辦。其屋宇器具聞已備齊，定于本月內(nèi)開課。惟教員及常年經(jīng)費無從著落，將來恐成畫餅。"半個月后，11月8日，又有〈旗女亦為彼族興學乎〉一條，事實與前述無大出入，而更加詳細：

　　旗籍某女士前赴東平巷女學報名，該堂全體以非我族類，屏之不納。該女歸而發(fā)憤，極力運動同旗，籌得千金之款，現(xiàn)已賃屋某處，即日開辦。章程規(guī)則亦頗有次序。屏聞有某旗員之夫人允助常年經(jīng)費，俾不至半途輟學云。

　　通訊雖未揭示旗女及所辦學校之名，但依據(jù)前引《申報》文字，惠興創(chuàng)立的學校系于"九月十六日開校"，換算為西歷，即是10月24日，正與《警鐘日報》所載情事相合�！磁畬W激成〉見報時，該校尚在籌備中，故有"定于本月內(nèi)開課"之說。后一則消息雖發(fā)布于已開學后，卻因滬、杭兩地間隔，而有"即日開辦"的滯后語。此外，揆情度理，1904年，清廷尚未頒行女學堂章程，各地民辦女校本就稀缺。以人口并不算多的杭州駐防旗人，擁有一所女子學校已足夠先進，本不可能出現(xiàn)雙峰并峙的局面。因此，兩條簡訊的主人公只可能是惠興，發(fā)憤而激成的女校，也只可能是貞文女學校。

　　明了此一段前因隱情，方可理解惠興辦學為何抱定勢在必成、以死力爭的決心，那種剛烈義俠氣概原是受漢人排滿的刺激而發(fā)生。再來細讀惠興留與學生的遺書，對其間含蓄的話外音便可心領神會9：

　　眾學生鑒：愚為首創(chuàng)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薄無能，初意在鼓動能事之人，如三太太，鳳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熱心創(chuàng)此義務。誰知這幾位，都厭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實現(xiàn)在時勢，正是變法改良的時候。你們看漢人創(chuàng)興學務，再過幾年，就與此時不同了。你們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樣，這兩年是怎樣啊！我今以死，替你們求領常年經(jīng)費，使你們常常在一處上學。……你們不必哭我，只要聽我一言，以后好好事奉先生，聽先生教訓，總有益于身的。與外人爭氣，不要與同部人爭意氣，被外人笑話。話長心苦，不盡所言。十一月二十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絕命書中所表達的憂慮，正與遼陽曾某相同�；菖d也領悟到"變法改良"為時代潮流，滿族如不思變革，絕無前途。這一民族焦慮在與"漢人創(chuàng)興學務"，知識日開、民氣日漲的對比中，更加強化。"再過幾年，就與此時不同了"的隱語，如果借曾氏"以今日我種族之精神無事卜之，吾敢斷言，三十年后，必為他族之奴隸"的警告發(fā)明，并無不適。因而，惠興所謂"外人"也與曾氏的"他族"同義，指向"漢人"而非洋人，這在與"同部人"（而非同國人）的對舉中，內(nèi)涵界劃得尤為明確。就遺書而言，即使指稱惠興之死乃是憤慨于滿人的自私、內(nèi)爭而無合群意識，也不算過甚其辭。

　　何況，從惠興逝后接辦女校的貴林口中，此說也可得到證實。1907年，貴林應邀在北京演說時，即如此述說惠興之死："惠氏之死其原因有三：（一）已捐之款收不齊；
（二）同志同事之規(guī)避；
（三）內(nèi)部譏笑，外界謗毀。"并稱，此乃"兄弟以前所不忍言者"10。而除了"外界謗毀"或許關涉漢人的排詆，所有三條死因都與旗人群體的冷漠有關。貴林之所以"不忍言"，也正是由于來自同種族人的打擊是置惠興于死地的主因。

　　三　江南之士夫不若河北之俳優(yōu)

　　耐人尋味的是，惠興死后，南北學界、報界反應之不同�！渡陥蟆冯m在惠興自殺后九天即作了迅速報導，且頗翔實，接下來卻是一片沉寂。將近三個月后，該報終于出現(xiàn)了一則來自京師的短訊，敘述北京各界對惠興之死的反響，可又將其名錯成"蕙馨"11。同在上海的《東方雜志》也沿襲了這一錯誤，關于惠興自殺的專稿竟以〈惠馨女士殉學記〉名篇，而其時距惠興去世已歷半年。此一報一刊本踞江南新聞界首座，偏偏在有關惠興寥若晨星的文稿中，連基本事實尚有出入，由此亦可見南方士紳、教育界對其死事的冷漠程度。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滿清政權的統(tǒng)治中心北京及其周邊地區(qū)。惠興歿后，得知消息的《北京女報》主人張筠薌很快即在陶然亭為之開會追悼12；
緊接著，2月2日，在北京淑范女學校又舉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會，參加者達四五百人。按照《順天時報》記者的說法："統(tǒng)計先后到會的，除本女學校學生，和各女學堂學生，并眾女賓外，所有各男學堂學生，及學堂教員，報社記者，一切維新志士，凡知道這開會事的，九門內(nèi)外，無論東城西城南城北城，不分遠近，都一律親身到場。"13因此，這次集會也可以說是北京新學界的一次大聚會。

　　惠興的生平事跡也很快成為各報關注的熱點�！俄樚鞎r報》1906年2月8日刊出了該報白話記者楊廷書（志伊）演述的〈補記杭州貞文女學校校長惠興女杰歷史〉，推許惠興為"中國六千年來女界第一偉人"。《大公報》則先于3月14日發(fā)表了浙江武備學堂總辦三多的〈記惠興女杰為學殉身事〉，7月19日又載錄了滿族著名文人、內(nèi)閣中書金梁的〈擬請代奏為惠興女士請旌摺稿〉。作傳者無一例外，均將最高的贊美詞獻給了惠興。而經(jīng)過京、津各報白話、古文乃至駢體文的反覆宣說，惠興的義烈行事遂在北方廣為人知。

　　不只是報界與學界聞風而動，為感動大眾，捐款助學，戲曲界實際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1906年3月13日的《大公報》已預告："都下鞠部代表因浙杭惠興女士之問題，大動感情，稟請官府，定于三月初五、初八、十二計三日內(nèi)，在湖廣會館演戲，所收戲價，悉數(shù)匯寄杭州貞文女學校，以資經(jīng)費。"記者不禁贊嘆伶人"熱心學界，一至于此，庶可為士大夫之向導乎"14。其中，北京玉成班班主、京戲名演員田際云（藝名"想九霄"）表現(xiàn)尤為出色。他不僅與《北京女報》實際主持人、主筆張毓書（展云）共同發(fā)起創(chuàng)辦了"婦女匡學會"，而且將惠興事跡直接搬上了舞臺。上述三天的演出活動，便是婦女匡學會的第一次正式亮相。1906年4月1日、2日，由其擔任主角的《惠興女士傳》也首次在福壽堂開演，每次先有演說員對眾演說。以后，此戲又移至廣德樓上演。5月26日開戲之前，也安排了三位志士講演，內(nèi)中張展云演說的題目即是"惠興女士全傳"15。

　　這種演戲加演說的方式，因鼓動性強，在當年頗能產(chǎn)生感發(fā)觀眾的效力。5月27日的戲園中便出現(xiàn)了"忽聞哭聲起于南樓之下"，且"大號不止，警兵聞知，即前去勸解，方始�？�"的一幕。而"細詢原由，實因觀劇觸發(fā)感情之故"。于是有人評論說："北京戲園二百余年，此乃感動之第一聲也。"16由于受到歡迎，反響強烈，天津天仙茶園老板趙廣順也專程赴京，"特約田際云將所有演《惠興女士》原戲角色至津演唱"，"并請學界諸公入座觀劇"。該戲8月28至29日在天津連演兩天，亦大獲成功17。

　　為配合此戲在廣德樓的上演，1906年5月27日，《順天時報》又專門發(fā)表〈請再看重演《惠興女士傳》文明新戲〉的文章，為之大造聲勢。此后，遠在沈陽的《盛京時報》刊文提倡戲曲改良，也以田際云編演的新劇為典范18：

　　所有戲班班主，須延聘通人，擇古今事跡之有益人心、足開民智者，編為新詞，如北京《惠興女士》之類。藉行樂以教化愚蒙，用補學堂之缺陷，于世道人心，當不無裨益也。

　　在輿論界的一致叫好聲中，田際云也再接再勵，趁惠興的后任貴林來京之際，于1907年5月8日再次在廣德樓搬演全本《惠興女士傳》。演出完畢，貴林發(fā)表演講，主要是匯報該�，F(xiàn)在的經(jīng)辦情況，并衷心感謝北京各界的大力提倡與熱心資助。從其列舉的數(shù)字可清楚看到，婦女匡學會的捐款實為其中的最大項，總計紋銀2,500余兩，折合現(xiàn)洋為3,600余元。如果再加上北京《中華報》主筆杭慎修（辛齋）等人代收的905元及金梁（錫侯）代收的小筆捐款，來自北京的捐助已遠遠超過了該校去年在當?shù)氐玫降墓�私款項總�?,700余元19。因此，也可以說，北京的資助是該校得以生存下去的堅實保障，而田際云毫無疑問當列首功。

　　這里，應該引用《大公報》記者的一段話了。在追溯惠興之死的意義與表彰北京伶界的仗義時，作者連續(xù)使用了幾個"嗚呼"，以表達心中郁積的感慨。與北京伶人"憫女杰之殉身，慨學界之寡助，大動感情，擔任義務"相比，留給江南的感言則是："嗚呼！江浙為財賦之區(qū)，以區(qū)區(qū)之女學，竟不能成立，致令惠興女杰憤懣憂傷，犧牲性命，以身殉學，以冀人之一悟，聞之興起。"由此而逼出如下的責難："豈其長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優(yōu)歟？"問題提得很有意思，回答卻不見得精彩。將江南紳學對惠興的普遍冷淡歸因為"鄉(xiāng)間之子，見聞之孤陋，意識之狹隘"20，無論如何總說不過去，杭州其他幾所民辦女校的健在便是證明�；蛟S是英斂之的滿族背景，使他不愿正視其間深藏的滿漢矛盾。

　　不過，惠興死事在北地與南方形成的巨大反差，倒確實表明清兵入關后征服江南的殘酷殺伐，在漢人心里留下的陰影始終未能消除，于是，江南自然地成為晚清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根據(jù)地。而以吳三桂為引導的清軍，則是以為明朝復仇、剿滅李自成大順軍的形式和平地進入北京，這也使得滿漢矛盾在北方相對和緩。由地域差別所顯示的民族歧見，在刊于《蘇報》的如下一段話中表現(xiàn)得十分清楚21：

　　中國者，世界上之黑暗區(qū)也；
北京者，黑暗區(qū)中之黑暗地獄也�！�…舉全國之漢人，皆為滿洲游牧之奴隸，而直隸人尤為滿洲游牧之直接奴隸。北京為滿洲游牧之巢穴，則北京漢人之奴隸性更可察矣。

　　假如剔除其間的貶斥意味，貞文女學校在北京獲得的同情，確實隱含著此一民族背景。

　　目前所知兩筆數(shù)額最大的私人捐款，即均出自旗人。時任盛京將軍的趙爾巽屬漢軍正藍旗，其夫人向婦女匡學會認捐二百兩22。出資最多的則推滿洲貴族婦女慧仙�；巯赡讣倚疹~者特氏，她與丈夫承厚原有共同開辦學堂之志，偏偏承厚于1905年冬病故。"額者特氏，深痛無人幫助興學，哀慟的了不得。恰巧又聽得，杭州惠興女杰，因為創(chuàng)辦女學，款項不足，情急自殉，作為尸諫。額者特氏得了這個信息，愈加觸動感情，哀感病發(fā)，日重一日。自知病勢難愈，便向家中人，留下遺言，把所有家產(chǎn)，統(tǒng)通變賣，作為各學堂的經(jīng)費。"其中便有"捐助杭州惠興女杰創(chuàng)辦貞文女學堂銀五百兩"23。就此一段敘述，也透出"物傷其類"的意味。

　　當然，大多數(shù)解囊相助者并不存滿漢成見，此處不過是想說明惠興事跡更容易在北京引起感動的社會基因。并非無人意識到其間的民族隔閡，只是北方的輿論界更愿意將助款興學作為調和矛盾的手段加以提倡�！俄樚鞎r報》于淑范女學校追悼會后，2月9日又刊載了〈申論學界報界開會追悼惠興女杰為調和滿漢界限助動力〉的專論，文章首先肯定："現(xiàn)今中國社會第一大問題，是滿漢分界。"而作者"所最愿贊成、最表同情的原旨"，是"可以調和滿漢的界限，可以融化滿漢的成見，可以銷除滿漢的障礙，可以互結滿漢的團體"。在他看來，為惠興女士開追悼會，便可以發(fā)生這樣的大功用：

　　知有惠興女杰，不知有滿漢；
爭拜惠興女杰，不暇分滿漢；
追悼惠興女杰為興學死，便蓬蓬勃勃發(fā)起合群的思想；
追悼惠興女杰為愛國死，便炎炎烈烈發(fā)起保種的熱誠。意在合群，滿漢是大群，還分甚么滿和漢呀？意在保種，滿漢是同種，還分甚么滿和漢呀？群越大，勢越厚，志士且要合東亞大群，還分甚么滿和漢呀？種越強，力越厚，志士且要保全亞同種，還分甚么滿和漢呀？所以這樣說來，學界報界開會追悼惠興女杰，實在是調和滿漢界限的大助動力。

　　不能說作者以紀念惠興為滿漢關系潤滑油的希望完全落空，但其效力畢竟有限。

　　四　女杰死而學校興

　　在調和滿漢分界上，惠興之死雖然并未發(fā)生神奇的功效，但如果從整個中國女子教育發(fā)展的進程看，這一事件仍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是惠興親手創(chuàng)立的杭州貞文女學校確實從此起死回生。其去世后第二年的三月（約當西歷4月），該校重新開學，并"更貞文之名，為惠興女學堂，以志不忘"。貴林奉公舉委派為總辦，其母文安女士出任校長。到1907年5月，學校已有教員六人，學生六十人，課程分為十門，包括修身、讀經(jīng)、歷史、地理、國文（兼習字）、算學、女紅、刺繡、唱歌及體操，設置相當完備，并正在建造洋式樓房五大間、平房七間，以充校舍24。三多〈記惠興女杰為學殉身事〉一文結尾有云："嗚呼！學校成矣乎？曰成矣。學校成而女杰死。嗚呼！女杰死矣乎？曰死矣。女杰死而學校興。學校興，女杰雖死猶生。"可謂定評。

　　自1904年開始在北京出現(xiàn)的女子教育萌芽，經(jīng)過大張旗鼓地為貞文女學校募捐，表演、宣說惠興事跡，日益贏得社會各界的理解與同情，至1906年便推衍形成了興辦女學的高潮。翻閱這一年的《大公報》，有關京師新辦女校的動態(tài)接連不斷，以致記者產(chǎn)生了如下印象25：

　　自惠興女士一死，北京女學逐漸發(fā)達。如江亢虎所設之女學傳習所，大公主之譯藝女學堂，近者設婦女匡學會，雖優(yōu)伶歌妓，亦動熱誠�！�…風氣之開，進而愈上，不禁為我中國前途賀也。

　　雖然兩所學校的創(chuàng)辦動議可能是在惠興自殺消息傳來前，但毫無疑問，兩校以及其他隨后擬議的女學堂，均借助這一宣傳聲勢迅速登場，如愿以償。

　　如果考慮到"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學部女學堂章程頒布于1907年3月8日，則惠興殉學事件的發(fā)生也為爭取女子教育的合法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在京城引發(fā)的巨大反響，理所當然地成為推動清廷盡快承認女學的一股直接動力。1906年6月6日，內(nèi)務府便曾傳集北京各戲班名角，"在頤和園敬演《女子愛國》及《惠興女士》新戲"。選定《惠興女士傳》入宮演出，本身即說明其人的辦學經(jīng)歷已引起皇宮高層的注意。演出的現(xiàn)場效果雖未見記載，但"敬謹扮演"26之能感人，當不在話下。由此而得到普及和推廣的女學思想，也以民間辦學數(shù)量激增的既成事實，逼使政府對女子教育網(wǎng)開一面。所謂"女學堂風氣大開，各地遍設，故學部議定妥訂章程，俾資遵守"27，其間的因果關系已極為清楚。

　　本文特別強調惠興創(chuàng)辦女學與以身殉學中的民族意識，并非有意貶低其興學的意義�；菖d作為開創(chuàng)中國女子教育事業(yè)的先驅之一，自應在教育史上得到崇高的評價。而其親手建立的女校長期存在（50年代后更名為杭州十一中，2000年5月又改稱"惠興中學"），杭州亦因此留下惠興路的地名，均是對其矢志辦學的最好紀念。筆者不過是希望從歷來被忽視的角度，對惠興之死的內(nèi)因與心態(tài)作出更切近事實的解讀，并藉以勾勒晚清滿漢矛盾中滿族的命運。

　　原載于《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12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第108-116頁。

　　注釋

　　1　共和復漢生：〈論中國民族主義〉，《警鐘日報》，1904年12月8日、10日。

　　2　《京報》，1902年2月1日。

　　3　〈不融滿漢何以策中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盛京時報》，1907年3月7日。

　　4　〈北京函述〉，《警鐘日報》，1904年5月30日。

　　5　〈慷慨自盡〉，《盛京時報》，1906年12月28日。誤植之字已徑改。下同，不再注。

　　6　〈惠馨女士殉學記〉，《東方雜志》，第3年第5期，1906年6月。

　　7　〈本報十大特色〉，《警鐘日報》廣告，1904年11月14日起登載。

　　8　〈滿婦奏興女學摺稿〉，《警鐘日報》，1904年12月1日（原刊誤作1904年11月31日）。又，〈命婦羅皮氏呈請代奏派女生游學摺稿〉，刊1904年12月29日同報。

　　9　〈惠興女士為女學犧牲〉，《申報》，1906年12月30日；
并與《惠興女中》，第7期（1935年6月）所刊該�，F(xiàn)存石刻文〈杭州貞文女學校校長惠興女士絕命遺眾學生書〉對勘。

　　10；
19　〈三月二十六日惠興女學�？傓k貴林在廣德樓戲館之演說〉，《北京女報》，

　　1907年5月11日。

　　11　〈戲價擬助女學堂經(jīng)費〉，《申報》，1906年3月19日。

　　12　1906年2月4日《大公報》有〈女追悼會〉消息一則："日前，女報館張?zhí)�夫人在陶然亭為杭州女士開追悼會。"另據(jù)《順天時報》1906年2月8日所刊〈補記杭州貞文女學校校長惠興女杰歷史〉，稱該會早于淑范女學校之追悼會一個月。

　　13　〈記北京淑范女學校為惠興女杰舉行追悼會禮式〉，《順天時報》，1906年2月6日。

　　14　〈劇資興學〉，《大公報》，1906年3月13日。

　　15　見〈記婦女匡學會〉、〈演說創(chuàng)舉〉，《大公報》，1906年3月24日、5月30日。

　　16　〈文明戲劇之感動力〉，《大公報》，1906年6月4日。

　　17　〈新戲來津〉、〈名優(yōu)愛國〉，《大公報》，1906年8月27日、9月13日。

　　18　〈論演劇急宜改良〉，《盛京時報》，1907年5月4日。

　　20　〈記惠興女杰為學殉身事〉記者識語，《大公報》，1906年3月14日。

　　21　〈祝北京大學堂學生〉，《蘇報》，1903年6月6日。

　　22　〈惠興女學捐款之踴躍〉，《大公報》，1906年5月11日。

　　23　〈請看女杰布魯特額者特氏捐助學款二萬五千七百兩〉，《順天時報》，1907年1月19日。

　　24　學部〈遵旨議奏惠興女士捐軀殉學請旌摺〉（題目系代擬），《惠興女中》，第7期，1935年6月；
另參見〈三月二十六日惠興女學校總辦貴林在廣德樓戲館之演說〉及〈本校大事記〉，《惠興女中》，第2期，1934年12月。

　　25　〈女學發(fā)達〉，《大公報》，1906年4月3日。實則譯藝女學堂的創(chuàng)辦者為謝祖沅。

　　26　〈內(nèi)廷演劇〉，《大公報》，1906年6月11日。

　　27　〈女學亦訂章程〉，《大公報》，190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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