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袁霞等譯：《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天安門守衛(wèi)著故宮的南面通道，在中國最后一個王朝灰飛煙滅之前，皇權的神圣與威儀多是穿越此門而向莫非王土的中華之疆播揚。1912年之后，盡管皇權已成昨昔之舊事，然而在它的前面，運動、示威、游行、集會、典禮夾雜著血腥和棍棒，以喜劇、悲劇的方式交替上演。像一個百年大舞臺，天安門搬演著近代中國歷史上一幕又一幕政治活劇。在這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跳動人群中，最具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為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奔走咆哮，而降臨到他們身上的災難也齊聚到這里。

　　1998年被譯成中文出版的美國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的名著《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正是借助「天安門」這一深蘊文化與政治含義的象征，通過選取一批知識分子，如康有為、梁啟超、秋瑾、魯迅、徐志摩、瞿秋白、丁玲、老舍、聞一多等，描述他們?yōu)閷で蟾粡娭袊�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描述他們的追求、選擇以及各自的人生百態(tài)。

　　讀一本書，是要品味它的獨特之處�！短彀查T》與眾不同之處當數(shù)視角的新穎、方法的精妙、見解的獨到。在以往的知識分子史中，被研究者的文本是開展研究的不二法門。一切從文本出發(fā)，從最能體現(xiàn)研究對象思想意識、觀點立場的文本入手，爬梳觀點，透析主張，歸納派別，幾乎成為知識分子史研究的窠臼。一二三四歸納得頭頭是道，甲乙丙丁評論得看似有理，文章就像是一塊剪切板，隨時可以復制拼貼觀點、思想。然而，讀者卻很難看到比較深刻的東西，更看不到「人」。史景遷的《天安門》打破了這種舊有的范式與寫法。書中不僅表現(xiàn)知識分子的前臺生涯（那些已經(jīng)累積為歷史表現(xiàn)的，被傳統(tǒng)研究反復評說的），更著力于刻畫他們的「幕后軼事」，包括他們的柴米油鹽的生活、愛恨混雜的情感、內(nèi)心的困惑與無奈。這些被傳統(tǒng)研究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瑣碎，恰恰成為作者著力使用筆墨的地方，那些看似蕪雜的描寫體現(xiàn)了作者的心思巧妙。寫瑣碎，絕非為瑣碎而瑣碎，瑣碎是有意義的。一方面，這些經(jīng)過精心選取的瑣碎連接在一起，往往在不經(jīng)意之間顛覆了以往宏大的慣常的總體認識，給人以震撼。另一方面，瑣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寫，對于每一個被研究者而言，其形象更加血肉豐滿，不再只是文本意義上的話語符號，不再只是某些僵化觀點的表達者，而是活生生的人。康有為，不僅是「公車上書」的士人首領，戊戌變法的鼓吹者，而且也是一個孝子、慈父。他積極提倡維護婦女的權益，卻又妻妾成群。他一心報國強種，卻也有貪污之嫌。文本上的那個康圣人消失了，一個生活中的康有為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兩相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后者更真實！歷史學家常把對「真」的追求視為歷史學最高的價值之一，甚么是真？在我們看來，起碼要有兩層含義，第一，不說假話，不引用假材料，即：客觀。第二，不造假人，要把人放到歷史中去，也就是要把人放在實際生活中去加以理解，一句話，以理解的眼光去觀照人的歷史�！短彀查T》是理解的，所以是深刻的真。

　　方興未艾的新文化史學一反傳統(tǒng)歷史學將時間作人為切割，不再采用將歷史分割為古代、近代、現(xiàn)代等發(fā)展進程的整體劃分法，而是關注研究主體具體涉及的時間。因此，這類作品經(jīng)常打破總體的單一歷史分期，而是揭示出每個敘述中心本身具有的獨特的時間系列，眾多不同的時間系列，構成了歷史的多元性 �！短彀查T》一書就突出地體現(xiàn)了新文化史學研究中的這一特點。在這本書里，中國近代歷史的發(fā)展進程沒有被清晰地劃分為幾個階段，宏大的歷史分期或者被忽略，或者僅僅是作為一種大背景予以展現(xiàn)。從1895年康有為登上歸國的輪船開始，到1978年北島的詩作結束。前后近百年的時間跨度，康有為、魯迅、丁玲成為貫穿全書的主線人物。他們的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作者時段劃分的重要標志。在此框架下，多個敘述中心交替出現(xiàn)。

　　當具體敘述某位知識分子時，為敘述的便利，時間、空間隨之一轉，處于敘述中心的人物決定著時間的跳躍與空間的轉移，直接相關的場景成為研究的核心，無直接關系的內(nèi)容則是外圍。這里面包括著時代的大背景以及其它知識分子的觀念與活動。譬如沈從文，當辛亥革命成為推翻清朝的正義之舉時，對于生活在湘西的他而言，只是聽到一場流血屠戮的傳說，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恐慌。不同的知識分子之間的襯托、比較，每個人物獨特的不同背景和經(jīng)歷，不僅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組成的婚姻家庭不盡相同，就是個人性格也是千差萬別。因而在關于進行甚么樣的革命、以何種方式進行革命、革命的目的是甚么等問題上，每個人物也有著不盡相同的認識和態(tài)度。這些不同與差異展現(xiàn)了中國近代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知識分子選擇的多元性與豐富性。

　　《天安門》一書史料的最大特色在于大膽使用了眾多文學作品，像小說、詩歌等。諸如：借助秋瑾「秋風秋雨愁煞人」的著名詩句，來揭示一個剛健的女革命者內(nèi)心的無奈與壯志未酬的不甘。魯迅小說《藥》的全文引用，白描出那個時代的陰郁、低沉和不能言說的復雜。優(yōu)秀女作家丁玲的作品，則見證了其作為一個女權者和革命者艱難的選擇和終其一生的內(nèi)心沖突。此外，徐志摩輕靈的詩句，聞一多憤怒的吶喊，都大大豐富了作者的論證。因為許多至為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和人物矛盾的內(nèi)心狀態(tài)，是理性的分析費盡口舌也未必能澄清的現(xiàn)象，但是一經(jīng)感性的小說、動人的詩歌的概括與還原，立刻就釋然了。使人膺服的不僅是準確的分析，還有模糊的意會也相當重要。歷史學講求精準的理解而忽視比如文學的意象性理解，其實是值得人們?nèi)�思的。文學作品作為史料進入作者的視野，豐富了被研究者的形象，為接近最高境界──對歷史主體──人的深刻理解創(chuàng)造了條件。誠如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所說：不悲，不笑，也不怨，只是為了理解。文學作品最能表露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精神與內(nèi)心的狀態(tài)，因此小說作為史料被征用，但并非濫用，前提是精妙的分析技術以及運用的恰如其分。這些，則是一個歷史學家功力的體現(xiàn)。

　　對于魯迅的解說也頗為精彩。作者筆下的魯迅是孤獨的。他既與見證了由維新改良向革命過渡的康有為不同，又與集中體現(xiàn)了一個女權者和革命者雙重困惑的丁玲相異，孤獨與幻滅，不肯輕附別人的意見，似乎成為魯迅一貫的性格。能夠犀利而又入木三分地抨擊他所生活的時代，卻又與時代相去甚遠。在舉國稱頌秋瑾之際，魯迅的一句「她是被捧殺的」，清醒、不屈、敏感躍然紙上。而由看幻燈片而引發(fā)的對中國人麻木的憤怒，進而棄醫(yī)從文時，他也是孤獨的。孤獨地夾雜在一群日本人中間，他是中國人；
孤獨地夾在一群麻木的看客之中，他是一個清醒者。魯迅說，他置身于一個悶得要死的鐵屋子之中，其它人都熟睡著，只有幾個驚起的清醒者，這少數(shù)的清醒者將承受深深的苦楚。清醒者的身份定位，使魯迅成為時代和社會的批判者。就像蘇格拉底成為雅典的牛虻一樣，魯迅成為他那個年代匕首一樣的牛虻，不讓別人高興，他自己也最不快活。

　　讀一本歷史學著作，有時需要十二分的勇氣。因為這類著作多數(shù)不是失之生澀，就是陷于深奧，要不就是索然無味。《天安門》是難得一見的反例，高深的見解與流暢的表達原來并非相悖。緩和而散漫的敘述語調(diào)，娓娓道來的故事節(jié)奏，還有蒙太奇式的章節(jié)轉換，讀來順暢而舒適，就像是翻看一部歷史畫卷。當我們?nèi)砸浴笟v史是否是科學」為歷史哲學永恒命題之際，對于歷史學家而言，不妨將歷史視作藝術。歷史有沒有用的尷尬常常困擾歷史研究者，對于那些以實用為最高價值的人來說，歷史的確沒有價值。因為真正的歷史研究是無功利性的，是不能用于交換的。但是，對于那些執(zhí)著于發(fā)現(xiàn)世界，熱衷于闡釋文明，并一心尋求終極價值的人來說，歷史是有意義的，至少，它是人們擺脫當下生活枯燥、單調(diào)、千篇一律的一種選擇，是人們思維的一種美麗的鄉(xiāng)愁。藝術是甚么？簡言之：不單調(diào)的美。歷史學的確是一門產(chǎn)生美的藝術，想想古羅馬，想想古希臘，想想秦漢唐宋，這些名詞本身就夠美。真正稱職的歷史學家必須具備藝術家的品質：他對自己從事的行當有美的理解，他有獨特的發(fā)現(xiàn)和思考方式，他的作品凝聚著對人、社會、世界的深層思考�！短彀查T》是一本好書，也是一件藝術品。

　　這番話說得晚了，總比不說要好。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4年6月號總第八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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