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政治的冷漠往往直接導致政治上的不參與。雖然研究政治不參與的學者都認為政治冷漠是一個重大問題,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性質卻有兩種不同的基本看法。第一種是“冷漠無害”的觀點,它認為政治冷漠對個人和社會都沒有害處,甚至還不無益處;第二種則是“冷漠堪憂”的立場,它認為民眾的政治冷漠反映社會制度,尤其是它的民主肌體出了毛病。湯姆.德魯卡在《政治冷漠兩面觀》一書中討論上述兩種態(tài)度。從政治學的角度,他稱第一種為共和自由論觀點,第二種為民主論觀點。

　　公民積極參與是共和思想的根本理念。公民參與也是共和體制民主性質的保證。民主的兩個部分是人民(demo)和權威(kratis),意指多數人自治的民主;它的對立面是寡頭政治或獨裁。民主曾專指希臘城邦那種公民直接參與的民主。現代的民主則主要是指代議民主,也就是“共和”。在共和制度中,人民選擇其代表,而不是直接立法和行政管理,但是公民參與仍然是政治權威和政體運作合法性的唯一正當來源。

　　在強調公民參與的共和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結合到一起的時候,自由主義公民觀起了很大的作用。自由主義所取的是最小程度政體模式,它不象共和主義那么強調公民參與治理和接受治理是為了維護某種共同向往的好生活樣式。自由主義認為在公民間起作用的僅僅是“社會契約”或者“自我利益”關系。國家和政府所起的僅僅是維持這種社會秩序的作用,目的是防止公民互行不義,督促他們公平交往。公民是獨立自主的個體,他們并不需要由國家來告訴他們什么是共同體好生活的理念。只要社會能維持法制秩序,每個公民盡可追求他自己心目中的好生活而不妨害他人。公民是一種法定身份,并不是參與的結果,公民有自行決定參與或不參與的自由。

　　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的公民理念不同,為何有結合的可能?其實并不奇怪,政治理念都來源于實際生活,永遠不可以有絕對純正的模式。雖然共和主義強調公民的參與,但公民在任何共和制度中參與的程度和方式卻并不平等。且不說那些被排除在公民之列以外的人群(歷史上的婦女、奴隸),就是名義上平等的現代公民,也是有的理所當然地代表別人,有的注定要被別人代表。自由主義坦承公民參與程度和方式的差異,并且將此與個人自由選擇聯系起來。

　　共和自由主義不只是簡單強調個人參與或不參與的自由,更把不參與作為一個關乎民主制度正常運作的問題來討論。共和自由理論以“冷漠”這個概念在不參與者和不參與行為之間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邏輯關系,那就是“責任”。不參與者之所以不參與是以為獨立的個體自由地選擇了冷漠的態(tài)度,不參與者為自己的不參與行為負責。社會中民眾不參與現象的責任歸屬在于個人,而不在于可能出了毛病的社會制度。

　　伯納德.貝雷森等人在《投票:一次總統(tǒng)選舉的輿論研究》一書中就是以美國民主制度在正常運作為前提提出民眾冷漠問題的。貝雷森等人認為民眾是在對政策決定表示滿意或不感興趣時才選擇冷漠態(tài)度的。從民主的角度來看,政治冷漠有防止過度參與的特殊功能,對現代民主是必不可少的。美國社會的冷漠階層很可能緩解異議、調整和變化所引起的震蕩,因而起到了維護民主體制的作用,盡管這并不意味著民主社會可以無限度地承受冷漠。

　　貝雷森等人在50年代提出冷漠無害論時所說的過度參與僅僅是假設的。到了70年代,當塞謬爾.亨廷頓重提冷漠無害論的時候情況就不同了。在亨廷頓看來,60、70年代民眾的狂暴參與實際上已經削弱了美國民主社會,因此過度參與已經不再是假設的可能,而是嚴重到了產生危機的程度。亨廷頓相信,邊緣群體如今在民主制度中獲得了正當的地位,過度的參與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會破壞民主。他認為,“現在不是要減小某些群體的邊緣性,而是要所有的群體都更多地自我克制�！泵裰麟m寶貴,但政治民主卻不能無限發(fā)展,民主“并非越多越好”。亨廷頓認為,過去人們過分強調民主參與是政治體制權威的唯一源泉,今天需要開拓政治體制正當性的新源泉,尤其是專門知識,資深的閱歷、經驗和特殊才能。民主運作如果從依靠參與轉向依靠專門知識,就可以提高制度的效率,減輕它所受的各方壓力,使之從技術權威層面獲得更大的合理性。民主的最大威脅來自民主理想本身：“民主政治體制常常需要某些個人和群體有某種程度的冷漠和不介入�！�

　　亨廷頓和貝雷森等人提出民眾參與問題的背景雖不相同,但他們都對民眾參與抱有一種無以掩飾的恐懼,他們都害怕太多的民主會引起社會政治的不穩(wěn)定或者甚至動亂。共和自由論對民眾參與不僅抱有“冷漠無害”的態(tài)度,更是懷有多多未必益善的想法。這是與共和思想講究有素質的參與,要求參與寧缺毋濫的傳統(tǒng)一脈相承的。共和自由論認為,為了維持民主制度,保證其正常有效運作而言,有一些具有民主素質且參與意愿的公民參與就行了。沒有政治參與意愿的公民有進行其它活動的意愿,盡可在其它活動中得到充分發(fā)展。他們既然沒有政治參與意愿,也就不要拿什么普通的公民美德去勉強他們。

　　共和自由論的這種想法不是全無道理的。第一,共和思想(例如在馬基亞維尼和盧梭那里)強調某種為全社會公眾所認可的美德或普遍意志,公民的參與于是被提升為這樣一種美德和體現這種普遍意志的日�；顒颖憩F。這是很美好的共和社會理想。但是歷史的實踐卻并不那么美好。任何不容質疑的單一美德和普遍意志對個體公民都構成強制力,它可以成就公民的責任心,也可以成為專制的藉口。文化大革命時期就很強調政治參與,積極投入運動就是干革命,否則就是反革命,參加運動是公民的首要責任,因為革命運動已成為全社會的普遍意志。在這種情況下,共和自由派建議不要拿政治參與去勉強普通人,可以說是出于對共和制度專制傾向的警惕,這也是它自由主義的地方。

　　第二,西方的共和自由論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已經得到民主制度的保障,并且已經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實行。在這種情況下,共和自由論者提出冷漠無害,實際是把政治參與的首要功能從務求正確調整為糾正偏差。對于民主社會的廣大選民來說,如果候選人們之間沒有實質的差別,而他們又無特殊劣跡,那么就不必在任何一個人還沒做之前就斷言他絕對做不來。不妨讓他做做看,等他實在做不來,選民再糾正先前的選擇不遲。選民之所以能表示如此的大度,那主要是因為民主制度保證了誰也不能一旦當選就此改變民主游戲規(guī)則。如果選民錯誤選擇的后果是他們自己就此喪失自由選擇和糾正選擇的權利,如果每次選舉都成為公民權利和民主制度生死存亡的決斗,那么公民便不會冷漠。因此,冷漠反倒可以看作是民主社會穩(wěn)定的表現,所以我們常�？吹�,在專制轉向民主的社會中,沒有選舉經驗的民眾投票率反倒遠高于民主社會富有選舉經驗的選民。

　　共和自由論的冷漠無害想法,雖然在一定限度中不乏合理性,但它的局限性卻不容忽視。它關于公民權利已得到民主體制保證的想法,在當今民主欠缺的世界中顯然是一種奢侈的前題。而且,它關于參與者和參與行為之間關系的兩個正反假設都不確實。即使在公民權利有保障的民主制度中,政治參與者也并非定有優(yōu)良的公民素質,參與者有的固然是在政治活動中寄托其抱負與理想,但也有并非以“樂政”而以功利為動機的。另一方面,不參與者并非是因為缺乏公民素質或者缺乏參與意愿,他們的不參與不是個人性的,而是社會、政治性的無意愿、無行動,是一種不得已的政治角色反映。而共和自由論的大問題正在于把不得已經過調適的政治角色當成了自由意志的選擇。共和自由論以功能主義看民主,以為既然現有的制度在運作,說明民主已經夠了。它同時又以訓政口吻談過度民主的危害,好象它完全有把握現有程度的民主已經恰到好處。

　　在民主問題上的功能主義和訓政態(tài)度是保守的和精英主義的。功能主義往往著意于保存現有的制度。它總是從現存制度的好的地方著眼,它提出的問題是人們應如何適應現有制度,而不是如何改變它。只要現有制度尚在運作,功能論便視其為有益。凡是運作的便是合理的。與功能主義掩飾不合理制度相得益彰的是對民眾居高臨下的精英主義。它總是在用各種標準(意識形態(tài),黨派,階級,教育,等等)確定某些公民比其它公民更有覺悟,更先進或更具睿見,因此也就當然是全社會的領導力量和先鋒代表。

　　民主論在政治參與問題上與共和自由論的分歧,正在于它堅持要改善現有民主制度,并重視公民實際上的不平等。民主論強調,政治民主與普遍的政治冷漠是不相符合的,普遍的政治冷漠(包括對政治的疏離,不信任,失望懷疑,甚至鄙視)標志著民主制度出了毛病。民主論不把政治冷漠的責任歸咎于個人,而把它與社會性因素放在一起考慮,這些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權力分布和運作體制等等。民主論不把冷漠僅僅看作是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把它看作是人們必須忍受的生存困境,一種受制于外力的心態(tài)或政治命運。冷漠甚至不是解釋政治不參與的必需概念,因為不參與者對參與的限制或者無能為力,或者蒙昧無知�，F有的政治體制既規(guī)范它所樂見的正當的參與又誘導于其無害的冷漠(從一般民眾的不關心政治到知識分子的“學政分離”)。民主論要求在討論政治參與的同時不要忘了問一問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參與。要盡量在個人意愿范圍之外去尋找政治冷淡這一社會病癥的深層原因。

　　夏特斯納德在《半人民主權》一書中指出,現代政治是組織的政治,這使它不可能同時兼顧全體民眾的需要,也不可能把民眾的需要都當作政治問題來重視�！耙磺姓�治組織都有偏向,強調某些沖突,掩飾另一些沖突,(政治)組織其實就是動員偏向。某些問題被納入政治問題,另一些則被劃出政治問題�！庇行┟癖姴粎⑴c,那是因為掌權的政治組織的主張和章程不能表達他們的需要。夏特斯納德指出：“說誰最有需要誰就會最積極參與是不確實的。事實上,誰規(guī)定了進行何種游戲,誰也就規(guī)定了什么人才可以加入游戲。”在夏特斯納德看來,問題不只是由教育、階級、職業(yè)等因素所造成的政治不平等,而是政治體制的正常運作本來就在不斷制造不平等,不斷形成“偏向政治章程。”這種不平等要比表面的不平等更難診治�，F代政治雖有民主理想,強調人民主權,但基于它的(兩黨)政黨政治形式,能實現的充其量不過是半人民主權。

　　夏特斯納德把冷漠問題作為“偏向性政治章程”的附屬問題,冷漠是有覺悟的表示,冷漠是拒絕帶有偏向性的政治章程。彼德.巴赫拉赫則把冷漠當作一個獨立的中心問題,冷漠是無覺悟的表現,但責任不在冷漠者,而在于控制民眾覺悟賴以發(fā)生的參與結構的政治制度。巴赫拉赫指出：“我們知道低經濟收入階層的絕大多數民眾在政治上是冷漠而且無知的。我們也知道社會地位和政治參與是成正比關系的。”巴赫拉赫在對冷漠的分析中引入了“真正利益”這一概念,他認為,不參與者不明了那些形似遙遠的政治問題如何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有關和有什么樣的關系。民眾之所以不能形成對自身利益的清晰認識是因為現有的政治體制把許多有關民眾福祉的問題排斥在“政治”范圍之外,使得民怨民情無法公開暴露和厘清為迫切的政治問題。提高民眾的政治意識需要有恰當的參與結構,即各種供民眾表述需要、統(tǒng)觀分散現象和增進自我利益認識的組織結構�，F有的政治體制通過控制民眾的這種參與結構(包括新聞輿論和各種社會運動)來使民眾長期處于蒙昧無知的狀態(tài)之中。民眾的冷漠是他們參與結構遭控制的結果,也是蒙昧狀態(tài)的反映。

　　在民主體制中,固然有如巴赫拉赫所提示的那種積極發(fā)展民主的途徑,如當代西方各種新型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有力地動員民眾的參與,培養(yǎng)了參與者的政治素質。但是,現代民主社會民眾參與的最重要的形式仍然是公民選舉和在重大問題上的公民表決。關心參與問題的理論家都把選舉投票作為觀察民眾政治參與的首要指標。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在民主社會中,沒有任何其它政治活動能象選舉那樣定期動員民眾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參與的浪潮。和其它政治活動相比,選舉不僅范圍廣大,而且限制也小,因為至少在形式上公民都有選舉權,不象許多其它的政治活動那樣受黨派、階級、教育、社會地位的種種限制和約束。選舉成為現代社會有規(guī)則的自我激勵、自我重喚和更新集體意識的嘉年華儀式。從這一點來說,民主選舉能使民眾自發(fā)動員的社會比民主選舉名存實亡、死氣沉沉的社會遠具政治活力。

　　威廉.萊科把選舉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麥迪遜式的自由主義選舉,“選舉的功能僅僅是控制當權者,如此而已�！痹谶@種選舉中,選民所負的是輕微責任,因為這種選舉并不注重選民決定的質量。在選民不能決定誰能成為候選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只能在官方圈定的候選人中進行“選擇”的時候,他們的決定便更無質量可言。第二種是盧梭式的民眾主義選舉,在這種選舉中,選民所負的是重大責任,他們的決定具有代表普遍意志的質量,體現了人民的自由,人民對于重大政治措施(其中包括壓制性的政治措施)的意向。這種選舉要求人民控制選舉過程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

　　針對自由主義的選舉的實際情形,羅伯特.戴爾對民眾在這一政治框架中參與的性質和程度作了甚為現實的分析和期望。戴爾指出,即使在民主體制中,公民在政治上也是不平等的,所以他提出的問題是:“在每一個成員都可以選舉,但知識、財富、社會地位、權勢關系等等機會不不平等的政治體制中,到底是誰在真正的掌權?”戴爾指出,現代政治實質上還是少數人的統(tǒng)治,在民主國家中,這體現為數個政黨為山頭的“多頭政治”(polyarchy)。(這和一黨專政的黨內的山頭不同。)多頭政治是權力精英間的相互競爭,選民對于誰能在精英科層中爬到頂尖并無控制力。但這并不意味著選民在“多頭政治”框架中的民主運作完全沒有影響力。事實上,選民是具有影響力的,但那是一種特殊的影響力。盡管選民不能決定誰將成為多頭政治中的真正競爭者,但他們卻能迫使精英間的競爭必須不能脫離民眾要求的指規(guī)。因此,民眾規(guī)定著精英間競爭游戲的民意共識內容,迫使他們的政策綱領不得無視民眾的要求。選民無法使自己信任的人當選,民意的真正代表很可能在現有的多頭政治架構中根本成不了候選人。但是,選民卻能讓他們最不信任的人不當選,這是因為在不由選民決定的數個官方候選人中,選民仍可以使民望最劣者落選。民眾為精英爭權游戲設定民意共識的內容和方向,這就是民眾參與的意義和作用所在。戴爾認為,民眾應當參與形成這種共識,為此他們需要了解民主的價值。他很懷疑所有的民眾,尤其是那些不參與者,是否都能做到這一點,因此他認為,那些不了解民主價值的人不參與,這對“多頭政治”的民主運作并不是一種損失。

　　民主的參與需要對民主價值的認識,需要民主的習慣和訓練。政治參與者是否必須有了這些條件方能正當參與?他們由何獲得這些認識、習慣和素質?這些都是參與理論所不能不涉及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有的人從等待、啟蒙或者訓政去尋找答案。這些答案是與堅持最大限度民主參與的理念不符合的。六十多年前,當中國醞釀由一黨訓政轉向憲政的時刻,《獨立評論》、《國聞周報》和《時代公論》等刊物上曾有過一場關于民主憲政的爭論,其中就涉及到這些與民主政治參與有關的問題。有些人(如馬季廉和何浩若)根本對民主心存懷疑,反對以憲政代替黨治。另一些人(如蔣廷 、陳之邁和梁漱溟)雖不反對民主憲政,但認為中國的經濟和教育條件尚不足以言憲政,與發(fā)展這些條件相比,民主憲政并非當務之急。唯有胡適、丁文江、肖公權和張佛泉這些人主張即時公開政權,結束訓政,容納民眾的參與。胡適說,絕少數人把持政權,是永不會使民眾獲得現代政治訓練的。真正說來,最有效的政治訓練,即是使人民從實際的參政活動中去接受政治訓練。

　　張佛泉則指出,推行憲政的大障礙不在低程度的人民,反倒在政治、文化精英對憲政的高程度的完美理想。把民主理想看得太玄妙高遠,便自然在現實中看不到實行的可能。在張佛泉所舉的高程度人士中,梁啟超是第一例。梁氏先立下一個全民“躬親政治”的理想,所以他認為必先實行開明專制,“牖進國民程度”,才可以談憲政的實行。孫中山先生是第二例,因為他立下了一個人民運用四權的理想,所以他認為在施行憲政之前,必須有訓政之階段。梁漱溟先生是第三例,因為他的理想是鄉(xiāng)村社會中“各分子皆有參加現社會,并從而改進社會之生活能力”,所以他承認“中國此刻尚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張佛泉認為,這幾種見解都是錯誤的。因為憲政“應是個生活的過程,決不是個死的概念”,我們不能在達不到完美憲法理想的時候,“先過幾天黑暗的生活”。

　　肖公權贊同胡適和張佛泉民主憲政隨時隨地都可以實施的觀念,他覺得實行民主憲政雖然需要有教育上的準備,但語云：“未有學養(yǎng)子而后嫁者也,”這句話可以作一切“訓政”論的答復。他和張佛泉一樣,認為民主不應成為高程度的空洞理想的犧牲品,但是他對張佛泉“憲政要從少數有政治能力的做起”這一說法持保留的看法,認為這一說法“實在也包含一種訓政的觀念”。在民主觀念更強的肖公權看來,張佛泉那種說法未免有精英主義之嫌,或者按本文討論中的說法,幾乎是共和自由的觀念了。不過知識分子的精英觀念和政治精英觀念畢竟是有區(qū)別的,所以肖公權特別指出：“[張佛泉]的訓政觀念,與國民黨的訓政觀念不同。孫中山先生相信國民黨員是少數有政治能力的人,所以要他們去訓練一般人民。張先生相信一般都市人民的當中自有少數具有政治能力的人,我們應當先讓他們實行憲政,然后逐漸養(yǎng)成全國人民的民治氣質�！�

　　和憲政外行動的造反或革命不同,參與是通過團體、政黨和投票在憲政的框架內有秩進行的社會行動。憲政的架構(憲法)直接規(guī)定了公民參與民主的游戲規(guī)則。有憲法未必就有公正的游戲規(guī)則,不公正的游戲規(guī)則往往是缺乏游戲熱情的重要原因。即使有了好的游戲規(guī)則,仍然需要素質優(yōu)良、遵守規(guī)則的游戲者才能有好的游戲。如果少數游戲者每每不遵守規(guī)則,或者甚至不時隨意地改變游戲規(guī)則,那么其他的游戲者便會不愿奉陪,甚至對游戲本身心生反感。

　　有效政治參與的基本條件是穩(wěn)定的民主憲政。六十年多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開啟憲政,胡適、肖公權等人反對拖延,力主即刻廣納民眾參與民主游戲,哪怕憲政游戲規(guī)則還不完美,哪怕游戲者都是生手。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是民眾能否參與。貝雷森和亨廷頓等人討論的主要問題則是民眾愿否參與,其前提是民主憲政已經有效實施。一個是前憲政問題,另一個是后憲政問題。夏特斯納德和巴赫拉赫等人則另有見解,在他們看來,民眾愿否參與和能否參與本來是同一個問題,都是民主憲政問題,如果硬把它們隔離開來,那么即使愿意,也未必能有真正的參與。

　　Tom Deluca, 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 ( Philan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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