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產(chǎn)生在布拉格這個美麗而痛苦的地區(qū)的本世紀重要作家昆德拉（1929——）和哈維爾（1936——）被人們同時談起，1998年《上海文學》第10期上刊登了以徐友漁先生為主的一組文章。徐友漁先生文章的題目即是《昆德拉 哈維爾和我們》，其中提出了非常有意義的思考，引起了頗為廣泛的關注。隨后，讀到發(fā)表在《文論報》1998年11月出版的第448期上余杰的文章《昆德拉與哈維爾——我們選擇什么，我們承擔什么》，卻令人感到十分驚訝。在這里，本來是非常復雜、有著太多牽連的問題被做了簡單化的處理，哈維爾和昆德拉之間可能擁有的共同之處被抹殺，他們在某些問題上的不同表述被夸大到了對立的地步。結論下得如此之快，語氣如此決絕，于匆忙之中甚至包含了一些知識性的錯誤，顯然這有些輕率，并不像該文的作者自身所愿意表明的那樣嚴肅。尤其是文中不時使用“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文化界”乃至“中國人”這樣一種全稱判斷，指出有關他們的“某些秘密”、“盲點”和“生存”的“信仰”，將一個整體推在接受“批判”的位置上，并指名道姓地點出錢鐘書先生和王小波先生，說他們“對歷史和對苦難都有一種冷漠和游戲的態(tài)度”，這使得我十分擔心在這樣的作者手中，哈維爾是否有可能被發(fā)展為一根打人的棍子？擔心一向處境不妙的“中國知識分子”因為哈維爾的被介紹，蒙受進一步的羞辱，所以感到有責任出來說幾句話。

　　關于昆德拉

　　余文以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主人公托馬斯拒絕一份簽名破題。需要稍稍指出一點的是，在小說中，這是一份呼吁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請愿書”，而不是余文中出現(xiàn)的“抗議蘇聯(lián)占領期間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的“聲明”，這兩者之間還是有區(qū)別的。為對讀者負責起見，這樣細節(jié)上的疏忽在寫作時稍微查一下原書就可以避免。借用這個被表述得多少有些走樣的細節(jié)，余杰接著寫道：“在‘簽名’這一行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維爾則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選擇。哈維爾認為，必須簽名，不管簽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實際的效果�！�

　　顯然這里需要一點必要的過渡。昆德拉筆下人物的立場行為不能與昆德拉本人的立場行為直接等同起來。托馬斯并不等于昆德拉。除非你運用昆德拉本人在某次實際的簽名中的有關表現(xiàn)，否則不能簡單地把小說中托馬斯的姿態(tài)和昆德拉這個人混為一談。這是對待虛構文本及其作者起碼的常識。即使是哈維爾本人，在談及昆德拉作品中的這個細節(jié)時，也沒忘了這一點。哈維爾是這樣表述的：“很自然地，在每一篇請愿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的行為中，都可能包含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東西。這就是我為什么不能反對昆德拉譏笑的原因，尤其它只是出現(xiàn)在一部小說中。我反對的是他看不見或故意不去看事情的另一面，即那些較不明顯的、更為隱蔽的然而是更有希望的那一面。” 從“更有希望的那一面”出發(fā)，哈維爾反對昆德拉在1968年將蘇軍入侵看作是災難深重的捷克民族的古老命運使然，認為這是對自己幻想破滅的“極力外推”。在哈維爾看來，歷史并不發(fā)生在“別的地方”，我們每天做的事，都是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生活并不在歷史之外，歷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边@種區(qū)分涉及到一些更深更復雜的問題，如果一般人的“生活”也構成“歷史”的一部分，那么，所謂承擔“歷史的責任”也就不像以前人們所說的那樣“嚴重”，直接就是站在“歷史“一邊，承擔比別人承擔的更重要的“歷史”本身，而不過首先是承擔自己生活的責任罷了。所以，哈維爾本人選擇簽名，首先應被理解為他的個人行為，是拒絕接受降臨到每個人頭上的那種東西，因此也才是所有人們共同的命運及由此產(chǎn)生的共同責任。指出這一點并不是多余的，就獨自承擔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行為的后果來看，昆德拉在小說中通過托馬斯所表達的某個視角，和哈維爾并不完全對立。相反，倒有許多溝通之處。

　　在談到昆德拉小說中這個著名的細節(jié)時，不能將其孤立起來。事實上，在托馬斯拒絕兒子和編輯帶來的這份簽名之前，托馬斯有過兩次拒絕的經(jīng)驗。身為腦外科大夫的托馬斯在蘇軍入侵不久，寫了一篇和自己的專業(yè)毫無關系的文章，其中他闡述了俄狄浦斯在一種完全無知的情況下犯了罪，但他并沒有因為自己不知情和完全無力逃避承擔責任，在真相大白之后他弄瞎自己的雙眼流浪他鄉(xiāng)。這篇文章被認為是向無力阻止蘇軍到來因而顯得自己十分“無辜”的當局的挑戰(zhàn)。于是他受到審查，被要求寫一篇公開收回自己立場的文章，否則他就要被醫(yī)院開除。托馬斯在想了一個星期之后告訴對方，他“不能寫一個字”。結果他被迫離開自己的醫(yī)院和專業(yè)。兩年以后，又有內(nèi)務部的人為同一件事來找他，這回他們替他寫好了改變立場的“樣稿”，僅僅讓托馬斯簽個字。最終托馬斯還是拒絕了。事后他主動來到他暫時棲身的郊區(qū)診所辭了職，“淪”為一名擦洗窗玻璃的臨時工。托馬斯拒絕在兒子和編輯帶來的“情愿書”上簽名，是他的第三次拒絕，應該放到和前兩次拒絕相聯(lián)系的同一背景中去。應該說，這里的托馬斯并不是為了“生存”和“自�！�，不管他為此所做的解釋是多么的“胡攪蠻纏”（捷克人特有的幽默和自我反諷），事實上他的每一次拒絕都是付代價的——因前兩次的拒絕失掉了于“體制”內(nèi)的任何一個立足點之后，這次是在自己的兒子那里失去立足點（難得一見的兒子會因為他的“懦弱”而拒絕承認他），也將在其他自覺站到“主流社會”之外的持不同意見者那里失去立足點（實際上是失去任何社會性的和集體性的歸宿。）和徐友漁先生發(fā)在同一期《上海文學》上的我的那篇文章（《面對強權和悖謬的世界》）中即已指出：“托馬斯這樣做最終沒有獲得眼前和日后的任何好處，他是在拿自己的自由做實驗，他要求這種自由得到反復論證。”在這個意義上，托馬斯仍然是個思想者，他“為思想而思想”，完全不是為了某個即將到手的利益，他承擔了自身選擇的全部后果。如果是完全脫離了托馬斯的前兩次拒絕而僅僅談第三次拒絕，并且把它理解為是“逃避”什么，這對昆德拉是不公平的，對讀者也是缺少負責精神的。不能為了符合自己的某個立場而篡改他人的原意。照哈維爾的話來說，既然“歷史”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而作為寫作者卻缺乏基本的對讀者負責的態(tài)度，他本人作為一個讀者這樣粗暴，何以談論和體現(xiàn)出“知識分子”對“歷史”的責任？

　　更進一步說，由昆德拉通過托馬斯給出的那個拒絕的姿態(tài)，實際上是將某個問題向前推進一步的。托馬斯有權拒絕簽這個名，正和他有權做前兩次拒絕一樣，他愿意向世人表明這一點：他是自由的。不管何人以何種名義，都不能使他“非如此不可”。這么一個頗受爭議的舉動，完全可以看作向持不同意見者陣營內(nèi)部發(fā)出個人自由的挑戰(zhàn)，是向那些為爭取民主而獻身的人們而發(fā)出個人選擇的吁求。即使在同樣與專制及其邪惡做斗爭的人們中間，也不能是鐵板一塊，“一致舉手”贊成或不贊成某件事，而不允許出現(xiàn)其他的不同意見。試想，如果作為持不同意見者，他們一方面要求政府聽得見他們的不同聲音，另一方面卻他們自己卻不善于傾聽來自身邊的不同聲音，不從自己的生活開始學會尊重他人的意愿和自由，不去習慣接納在某些個別問題上和自己意見相左的周圍的人們，那么不管他們打著什么樣的旗號，在實際做法上和他們所反對的人又有什么區(qū)別呢？一旦這樣僅僅習慣“一致?lián)碜o”和“一致通過”而不擁有其他經(jīng)驗的人掌握了政權，將他們小圈子中的關系放大至整個社會，將會帶來什么樣的秩序什么樣的面貌呢？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如果一個人不能作為“自由之身”加入到某個團體或參加某項集體活動，他沒有經(jīng)過克爾凱郭爾所謂的個人“隘口”之后重新出發(fā)，他不是出自個人意愿而實際上勉強被拖進某個集體行動，那么很難說他的行為是建立在自己身上，他不是以任何一種方式依附和寄生于他人，更很難想象他最終要為自己的舉動付完全的責任，即由自身承擔自己行為的全部后果，而不推諉給任何其他人或其他力量。

　　在前面引用的余杰原話中還有這樣的字樣：“哈維爾認為，必須簽名。”到底是哈維爾認為他本人必須簽，還是堅持別人也必須簽，余杰沒有說清楚，這很容易在讀者中產(chǎn)生誤解。據(jù)我對哈維爾的有限了解，他沒有表達過任何“必須簽名”之類的意思，他實際上很少用“必須”這樣的詞，不管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如果有人因此產(chǎn)生了這樣的印象，認為哈維爾的意思是——除了他本人、別人也“必須”簽名，那么完全可以說，這徹底違反了哈維爾的原意。相反，這樣的立場更接近哈維爾：我簽名是我自己的選擇，不管對這種選擇作什么樣的解釋，這都不可能代替你的選擇。即使我自己這樣做了，也沒有任何理由要求或強迫別人也做同樣的事。這里隱含著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因為是正義的事業(yè)，就可以要求乃至強迫別人也同樣流血？如果還沒有發(fā)展到僅僅想“流他人的血”（波伏瓦有一此名小說。）這涉及到另外一個對我們來說尚未澄清或尚未建立起來的問題和視角。在此不再贅述。

　　關于哈維爾

　　哈維爾為什么說“在每一個簽名的行為中，都可能包含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東西？”為什么他不能反對昆德拉在小說中所提供的那種譏笑？難道不正是他本人，是一次次重要的簽名的發(fā)起者？他為此不只一次地遭到審訊、逮捕、短期或長期的監(jiān)禁？（但并非如余杰所說的那樣將此視作“家常便飯”，這種事情輪到每一個人頭上，都是需要極大的承受能力，何況哈維爾是一個如此熱愛生活的人。）看起來，哈維爾既自我嘲諷又義無反顧地行動，這是為什么和說明了什么？他向我們提供了哪些為我們所不熟悉的東西？這要從哈維爾本人的經(jīng)歷、他寫作和精神上的起點談起。

　　在一篇叫做《第二口氣》(“second wind”）的文章里哈維爾這樣概括自己在創(chuàng)作上的準備：“因為已經(jīng)如此熟悉和掌握了‘從下面’（from below）看問題的眼光、卡夫卡的經(jīng)驗、法國荒誕派戲劇，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有些迷戀從精確的推算開始卻導致荒謬的結論，我在這些非同一般的社會情境中（它們是前所未有的和未曾描述過的）找到了我自己的最好起點�！边@里有兩點需要注意。

　　一、哈維爾解釋“從下面”來看問題的眼光，不是那種替自己悲苦的自憐自艾，沉溺于某種個人的悲傷中不能自拔，或由此而生發(fā)的慷慨激昂，認為自己在代表正義方面比別人擁有更多的權利。哈維爾說的是“從下面更能看到這個世界荒誕的和喜劇的方面�！睆慕o他個人帶來巨大壓力的環(huán)境中仍然看出其中的喜劇和辛辣的幽默，沒有被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所壓跨，這需要有點超越的精神。毫無疑問，他對自己出身于資產(chǎn)階級家庭長期遭受排斥的個人負面經(jīng)驗有一種適度的控制，能夠?qū)⒛撤N損失縮減在不失一個人內(nèi)在尊嚴的限度之內(nèi)，盡量減少和化解那種難以排遣的個人憤懣、嫉恨和怨毒。在1979年到1983年那次最長時間的監(jiān)禁之后，在回答“你是否恨那些獄吏時”，哈維爾說道：“不，我不懂得如何去恨，這點讓我感到滿意。如果沒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便是仇恨會遮擋人的視野和使得尋求真實（the thuth）變得困難�！惫�維爾這些觀點可能為我們中的許多人覺得難以理解和接受，但這正體現(xiàn)了他的確擁有另外一些思想上的起點。不難想象，一個人始終處于個人不滿的怨恨中，他的頭腦永遠地失去了平衡，那真是可以說，這個人是繼外部生活遭受毀滅性打擊之后，內(nèi)部生活也被徹底擊跨。當然，哈維爾的這個立場和捷克民族多年與專制主義做斗爭積累起來的經(jīng)驗有關。本世紀初的一位捷克作家哈謝克在他的為世界人民所喜愛的作品《好兵帥克》中已經(jīng)得到充分的反映。昆德拉也同樣

　　得益于他本民族的這個光榮傳統(tǒng)。

　　二、在“卡夫卡的經(jīng)驗、法國荒誕派戲劇”等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發(fā)展出了非常寶貴的抵制極權主義的經(jīng)驗。用德語寫作的卡夫卡嚴格說是一位布拉格作家，他短暫的一生除了療養(yǎng)度假外沒有離開過布拉格。關于卡夫卡，另外一位當代布拉格作家伊凡 克里瑪是這么說的：“當這個世界陷入戰(zhàn)爭或革命狂熱的時候，當那些自稱是作家的人受惑于這樣的幻覺，認為歷史比人和真理更偉大、革命理想比人類生活更重要的時候，卡夫卡描繪和捍衛(wèi)了人類空間最個人和最內(nèi)部的東西；
同樣當另外一部分人認為建立地上的天堂是理所當然的時候，卡夫卡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人可能會失去他最個人的和最后的憑據(jù)，失去安寧和他自己的一張平靜的床。”為中國讀者可能忽略的是，卡夫卡所代表的個人立場、他和外部世界的距離實際上是和他對于自身的距離是一致的，甚至正是建立在和自身距離的基礎之上才能保持和世界的恰當距離。哈維爾這樣一種閱讀卡夫卡的方式是為我們大多數(shù)人所不熟悉的：“在我們中歐的語境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似乎存在著一種將最認真的東西和最富于喜劇性的東西奇怪地結合在一起的途徑。更準確地說，這是某種距離感、自我更新和將自己看得很淡，他將我們的關注和行為直接導向一種分崩離析的嚴肅性。難道卡夫卡，這個國家最嚴肅的作家，不同時也是一位幽默家？任何人讀他的小說而不發(fā)出大笑（如同卡夫卡自己在向他的朋友大聲朗讀的那樣）便沒有理解它們�！焙茈y想象，讀卡夫卡的作品大笑不已是個什么情景，除非建立在這樣的一種前提之上：有關自己沒有不可以嘲笑的，哪怕是悲慘和痛苦的。這種笑顯然不能和遺忘、輕佻簡單地劃上等號，它和最深的靈魂的悲哀攪拌在一起，是經(jīng)歷全部骨頭和血肉粉碎的人掛著眼淚的笑，是正視自己真實處境的人從他自身的完全無力中，建立起對所有人的痛苦的同情和悲憫，和對于這同情和悲憫的自我疑慮。我們平時所反感的那種嘲笑往往是嘲笑者僅僅嘲笑別人，他自己被排除在外，仿佛能達到對別人的嘲笑就已經(jīng)達到了最高真理，不需要對自己嘲笑再做嘲笑，不需要自我嘲笑，只要永遠嘲笑別人就夠了。因此，當他保持和外在世界的距離不想被愚弄時，卻沒有建立起對于自身的距離，不能意識到自身可能存在并不少于外部環(huán)境的盲點，從而沉溺于自身和有關自身的種種幻覺中不能自拔，同樣非�？尚�。

　　有關自身最大的幻覺是認為自己是負有某種特殊使命的人，是由于“神恩”得到了別人還沒有得到的真理，于是便擁有比別人更多的發(fā)言權和支配權。這正是極權主義所由產(chǎn)生的思想土壤之一。在這個意義上，薩特轉(zhuǎn)述的出自克爾凱郭爾的那個“亞伯拉罕的煩惱”不應被忘記。當空中的天使發(fā)出命令：“你，亞伯拉罕，必須犧牲你的兒子�！薄妒ソ�(jīng)》中的亞伯拉罕當然沒有問題，克爾凱郭爾的亞伯拉罕卻對此表示疑慮：那聲音是否是天使的聲音？我是否是真正的亞伯拉罕？（即是否是他要找的那個亞伯拉罕？）證據(jù)在哪里？孤立地看這樣的“煩惱”，它顯得太過矯情，但如果放到一種挾雷霆萬鈞之勢自稱是不可阻擋的力量面前，即與極權主義有關的上下文中，它的某個積極意義才顯示出來：當有人宣稱他就是那個代表唯一的真理和未來的合適人選，宣稱他是在“為人類謀利益”并強行要求別人也加入他的“事業(yè)”，宣稱除了他手中的“歷史必然性”便沒有另外一種結局，那么可以問問這個人：為什么是你呢？為什么是這個人而不是別的什么人呢？如果是某位個人感到了他遇上了“神恩”，知道了如何建立“地上的天堂”，他可以那么去做，因為那是他的道路和運氣，但他無權要求別人也“必須”這樣做，對某個“整體”指手劃腳。如果是一群人宣稱他們肩負某項特殊的使命（因此而不同于和高于一般人，）這些以“先知先覺”自居的人，可能很快會把這項使命發(fā)展為某些特權的，最終要求某個特殊的位置和待遇，走上與其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時值20世紀末，人們對這類現(xiàn)象當耳熟能詳。哈維爾所說：“從精確的推算開始卻導致荒謬的結論”，便包含了這樣的意思。這樣的話表明哈維爾如何是一位戰(zhàn)后的作家和思想家，他所繼承的歐洲戰(zhàn)后人們已經(jīng)普遍建立的思想，在我們這里并沒有像它們應有的那樣深入人心：“如果一個人的臉龐因為這個人所面臨的問題的嚴肅而變得越來越嚴肅，那么他就會很快變得僵硬和成為他自己的雕像。那么一個雕像是不可能起草另一份歷史文件和勝任任何人類使命的！如果你不想把自己的嚴肅弄到人人都感到滑稽的份上，那么你對自己人性的荒謬和微不足道有一個健康的意識。事實上，你正在做的事情越嚴肅，保持這種意識就越顯得重要。如果你失去了這種意識——充滿悖謬地——你的行動便失去了它們自身的嚴肅性。一件人類行為變得真正地重要，來自于靈魂深處對世間每件事情的短暫性和轉(zhuǎn)瞬即逝的深刻自覺。只有這種自覺才能給某種行為注入偉大。真正的有意義的輪廓只有從荒誕的底部才可以看到�！薄耙粋�人在完成某種歷史角色和做出這角色所需要的犧牲時，卻不能和它們以及和自身保持恰當?shù)木嚯x，那是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其目標的。”

　　但是另一方面，哈維爾又沒有因為意識到事情荒誕的一面及人類自身的有限性而不能自拔，沒有把這些東西祭起來當作新的唯一的真理。那種情況也屢見不鮮。沉溺于某種人性的脆弱和黑暗之中，否定事情的一切界限，否認一切行為的意義，取消了起碼的是非善惡標準并為此大唱贊歌。被踐踏的人于無意識中不僅肯定了自己的屈辱的、一事無成的地位，而且還通過嘲笑他人的正當行為來強化這種卑屈的處境。這是一個怪圈。哈維爾處于這個怪圈之外。他接受荒誕這個命題只是將其當作一個中介環(huán)節(jié)并沒有止步于此。他仍然保留了一個人起碼的正直、勇氣和良知，保留了一個人對于世界全部正常的而非扭曲的眼光和感覺�！蔼毩⑸�活最重要的是高度的內(nèi)心解放”。正是從“內(nèi)在解放”出發(fā)，他發(fā)展出對于自己及自己行為的全部信心。即使眼下所做的還看不到明顯的效果，但只要那么去做，就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尊嚴和現(xiàn)在的生活，把某種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不管怎么說，事情不能再這樣繼續(xù)下去了，用加繆的話來說，“事情延續(xù)得太久了”，需要從改變自己的生活開始改變點什么。在這個意義上，哈維爾算不得什么圣人。他更像一個普通人，作了一個普通人所應該和可以做的那些事情。他和他的朋友們，包括那些所有在“七七憲章”上簽名的那些人——作家、賦閑的政治家、共產(chǎn)黨員和非共產(chǎn)黨員、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工人和大學教師及不愿墨守成規(guī)的年輕人，感到自己作為一個公民的生活受到侵犯，作為公民的權利和尊嚴被剝奪，因為長期被迫生活在恐懼和謊言中，不僅個性和才華遭到壓抑，道德上也越來越淪為虛無，于是感到要沖破沉悶的空氣，重新恢復自己的尊嚴和建立自己的生活，建立起碼的和能夠接受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的底線。也許某個更大的災難還沒有降臨到自己頭上，但已經(jīng)活生生地發(fā)生別人身上，因此他本人的底線也將受到威脅，他也有義務去捍衛(wèi)同一條底線。這些來自各個階層行業(yè)、面貌殊異的人們走到一起，唯一攜帶的是他們公民的身份，甚至不是知識分子的身份。于其中知識分子比其他人并不更重要一點，也不比其他人更不重要一點；
他們的作用和責任不比其他人多一點，也不比其他人少一點。不難想象，這些人在他們的活動和聚會之后，仍然回到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服務于周圍的人們和社會，他們是一些好醫(yī)生、好律師和好演員。一旦可能，他們更愿意消失在歷史身后，而不是由此躋身于歷史之側(cè)，縱身躍到歷史的背上，擁有了比他人更多的對于“歷史”的發(fā)言權和支配權。不，不是這樣。每個人不過是在盡自己的公民義務，沒有任何殊榮或特別的使命在內(nèi)。這件事倒是的確令我們深思：是不是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牢牢記住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需要強調(diào)自己特殊的使命感，不能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加入到其他普通公民的行列中去？或認為自己有別的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忘記自己作為一個普通公民也還有像其他普通公民一樣的責任和義務？開誠布公地說，我不止一次地疑心過，在何種意義上，知識分子成了一個“問題”？這是一個什么問題？還要為數(shù)不少的身為知識分子的人來加以研究？（并通過這種研究（或批判）迅速加入知識分子隊伍或強化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在今天的情況下，這是一門什么樣的迫切學科？抑或是不是從中抽出一部分人來，做點別的事？有沒有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像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熱衷于研究自己的問題？這種現(xiàn)象到底是個什么問題？

　　余杰的文章中還談到哈維爾不離開自己的祖國，“他覺得只有承擔了歷史的苦難，才能擁有對祖國的發(fā)言權�！睂嶋H上哈維爾向來反感那些自以為把握未來、自稱對未來更有發(fā)言權的人，他認為生活是開放的，它們的結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并不在某個人的頭腦里事先形成，誰也不能站在這里說未來恰恰掉在他的口袋里。哈維爾并不擁有覬覦未來的念頭。既然他并不計較眼前所做的事情的直接效果、成敗如何，那么何談“只有承擔了歷史的苦難”才會怎樣怎樣呢？“承擔歷史的苦難”怎么會成為另外一件事情的砝碼呢？這里運用的是一條什么樣的思路呢？坦率地說，我感到了過去若干年內(nèi)被叫得很響的最終要“直取天下”的那種東西。

　　關于我們

　　我們批判誰？更重要的，是以什么名義批判？我們到底要什么？尤其是后兩者，是我在頭腦中揮之不去的問題。換句話說，我感到了存在于我們周圍某些不正常的東西。

　　最好還是回到哈維爾。哈維爾為什么要批判極權主義？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他表明，因為極權主義以其主觀意志，以其僵化和專橫，深深的傷害了生活——壓抑了生活本來具有的豐富和多樣化，壓抑了人們道德上精神上的更高追求。極權主義本質(zhì)上是敵視文化的，因為它敵視自由活潑的創(chuàng)造性精神活動，敵視在“社會前頭照亮道路”的“知識的閃光”。哈維爾用過“文明的氣氛”這樣的表達，他是說，即使那些表面上沒有什么直接用途的知識，“也幫助和維護了一種文明的氣氛，沒有這種氣氛，便沒有更閃光的東西出現(xiàn)�！睆倪@個角度看來，錢鐘書先生和王小波先生不僅沒有“遠離哈維爾”，而恰恰是“文明的氣氛”的實踐者，代表了文明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并且以各自杰出的努力，給人類精神文明的大廈（自由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添磚加瓦。因此，他們（包括陳寅恪先生和許多這樣的人）正是哈維爾要保護的那種人，他們獨辟蹊徑的、寂寞的勞動正是哈維爾要保護的那種生活，哈維爾為之奮斗的目標之一，就是讓他們安下心來從事自己的工作，使得人類文明的成果得以發(fā)揚光大，不致于斷送在極權主義思想文化專制的虛無主義做法當中。在最低限度上，他們也是哈維爾的朋友，和哈維爾站在抵制極權主義的共同陣營里。更何況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先生，不惜將自己寶貴的才華精力，大量地花在與極權主義的思想方式——僵化、浮夸、蒙昧主義等的正面斗爭上面，用他獨創(chuàng)的自由活潑的文體身體力行地帶來了自由活潑的氣氛，即使在“批判方面”，他走在我們許多人的前面，——一面批判過去，一面以其自身實踐揭示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包括他的狂歡性小說，其中那種無所不在的、覆蓋一切的笑聲，正是埋葬舊權威、告別舊真理及舊世界的最好的方式，它能將人們長久不得不處于對抗之中的臉龐和頭腦終于松弛，以開放、愉快、平和的心情重建自己的未來。畢竟不是需要將每個人的生活都綁在那輛早已出軌的戰(zhàn)車上。

　　我在想，到底我們批判是為了什么？僅僅批判是不是事情的全部？因為要指出對方的錯誤是再容易不過了。但假如我們自己不嘗試和學習另外一種東西，讓我們自己的眼光逐漸適應溫暖柔和的光線，并通過限制自身的人性惡（它體現(xiàn)為各種任性和極端，）讓光明和善意慢慢地在自己身上生長起來，從自己的生活開始獲得另外一些經(jīng)驗，比如客觀、寬容、理性、節(jié)制和愛，那么我們?nèi)绾握嬲�地向前跨出一小步呢？如何以更徹底的方式告別過去？如何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另外一種視野、不再重復前人的不幸，陷入迄今為止我們經(jīng)�？吹降哪欠N“惡性循環(huán)”之中？這樣去做可能比“批判”更難，但不能因為難度更大而被我們置之腦后，這里尤其需要耐心。

　�。ㄟ@篇文章的部分內(nèi)容曾以《批判，以什么名義》為題，發(fā)表于《文論報》1999年2月11日）

　　*文中有關哈維爾的引文譯自“Open Letters”,Faber and Faber,1991,和“Disturbing the Peace”,Faber and Faber,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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