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艾滋病是對特定生活方式的解構一樣，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則是對人類日常社會生活的又一輪解構。SARS的反社會性

　　社會生活的本質(zhì)和標志在于，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與他人膚淺或親密的面對面的互動中。而我們現(xiàn)在只是有限了解的SARS，則宣告人的這種普遍而自由的生活是極其危險的，甚至是致命的。任何他人，無論生人或親友，都可能成為我們生命的潛在敵人。它使我們不得不遠離社會生活，退縮到我們所厭惡的隔離境況中。

　　SARS患者，暫時已成為現(xiàn)代社會中最為孤獨的人群。但SARS患者，被包裹在層層隔離之中，甚至無法辨認為自己治療的大夫的性別，更不用說目睹親人關切的笑臉。他為自己的病況揪心，擔憂親友，可能還懷有內(nèi)疚和自我譴責。而臨終的SARS患者，他和其親友，也失去了生死之際最后的溫情和告別的機會。

　　SARS的反社會性，已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生活現(xiàn)實。它嚴厲地禁止我們的日常社會生活。

　　不理性的風險判斷

　　我們被包圍在與SARS有關的信息情景中，也力圖對它們進行甄別。我們已熟知每天新增的病例和死亡人數(shù)，也在計算我們可能發(fā)病的幾率�；蛘哒f，我們都在進行風險判斷或風險認知。我們已知曉它絕對是小概率事件，且死亡率極低——只有4.8%左右。但在估計我們自身或親友的患病風險時，我們并不基于這些事實進行推斷。這種社會認知過程從幾方面展開。

　　其一，質(zhì)疑既定的事實或對事實重新解釋。

　　我們所接觸的大量信息，都是通過媒體間接得來。我們會懷疑它們已經(jīng)過人工剪裁和包裝。我們不會完全信任它們。即使這些信息是如實的，我們也會重新解釋。就北京總人口而言，SARS患者是小概率的；
但如果考慮到與SARS患者接觸而患病的幾率，那絕對是大概率的。這是我們風險判斷的理性邏輯。基于風險判斷的理性邏輯，我們也會憂心忡忡。

　　其二，風險判斷的啟發(fā)式。

　　在更多情況下，我們并不遵循理性邏輯，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往往基于我們已有的常識或經(jīng)驗，進行理性——經(jīng)濟的和快速——的判斷。

　　我們往往并不是基于概率原則來推斷我們遭遇風險的可能性，而是基于我們?nèi)菀紫氲交蚺龅降拇碳ぞ�索，來進行推斷，如媒體上不斷出現(xiàn)的SARS信息、街上隨處可見的口罩等。由此，我們感到自己正經(jīng)歷越來越高的感染風險。即使發(fā)病人數(shù)每天在遞減，但在完全根除之前，我們會一直為之困擾。而這種風險判斷的直接情感后果，就是擔憂甚至是驚恐。

　　其三，驚恐和驚恐管理。

　　我們的驚恐因此無法剔除。它有兩種可能的行為后果，其一是危害公共秩序的集體行動；
其二是行動者對自身的更多關注。

　　就SARS而言，可以確定不會誘發(fā)大規(guī)模的集體行動。它只能導向行動者對自身的更多關注。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個體層面，這種驚恐，作為消極的情感體驗，只會促使個人更多地關注相關信息，更好地保持個人衛(wèi)生。進一步，個體所擁有的自我情感調(diào)節(jié)或管理的潛能，遠遠出乎心理學家的想象。沒有證據(jù)表明，在SARS面前，心理學家等專家，比常人有更強的應對能力。我們要擔心的不是驚恐，而是驚恐、無助和怨恨的集合。

　　化解怨恨

　　在社會中處在不同階層的群體，偏見和怨恨，相伴相隨。所謂偏見，是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人格特征及其行為的共識性的消極評價，而怨恨則是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無言而無助的抗爭。如果一個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人感染了SARS，他和其親友沒有任何資源讓他得到及時的治療，那么，懷有怨恨，他可能會到處游蕩，把他所經(jīng)歷的苦痛，播撒給任何其他人。這才是最嚴重的潛在危險和公共災難。艾滋病患者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很多這樣的例子，我們不得不重視。

　　為了應對這種怨恨，對于同樣的國家公民，公共衛(wèi)生事件中的社會保障，應該覆蓋所有人。我們會為公共政策中的差別對待，承當難以承受的惡果。而這正是公共政策決策者、媒體和公眾，目前應該首要關注的問題。

　　據(jù)說，SARS病毒，在顯微鏡下有美麗的外形，一如自由女神像上的皇冠。它正在挑戰(zhàn)我們的智慧、勇氣和承受力。我們必然在應對中走向健全。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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