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子看來有隨時離開腳掌的傾向。自布什在伊拉克被鞋襲以后，溫家寶總理在劍橋大學也經歷飛鞋事件，近日以色列駐瑞典大使本尼?達加恩在斯德哥爾摩則直接被鞋子命中。丟鞋子的人，伊拉克的是記者，劍橋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是學生。
　　接二連三，鞋子成為一種與西紅柿和雞蛋一樣的抗議物品�，F在鞋子還沒有在街上飛起來，今后說不定就會成為政治家們街頭活動中需要防范的抗議形式。要知道，扔西紅柿和雞蛋還需要備辦物品，鞋子卻是無腳不備的，這就不只是易于得到，而且世界上也沒有什么安全規(guī)定可以要求人不穿鞋。
　　鞋子成為一種抗議的表示，不僅在于這個行為本身，更重要的是人們對扔鞋子所作的文化解讀。伊拉克記者蒙塔茲?扎伊迪的行為，讓人們都知道向人扔出自己防護足部的穿戴，乃是他的宗教世界中對人最大侮辱的表示。這個意義的出現，使得扔鞋子變成一種可能被效仿的行為，而且是最方便的舉止，最嚴重的侮辱。
　　報道說，本月19日，蒙塔茲?扎伊迪將要出庭受審，可能被判5年到15年的監(jiān)禁。而劍橋大學德國籍學生馬丁?楊克則已在2月10日前往地方法院受審，據報可能面臨半年監(jiān)禁和5000英鎊罰款。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兩名嫌疑人則已被釋放。扔鞋者的境遇似乎也大為不同。這大概是相關各國法律上的差異。
　　不斷出現的扔鞋子事件，如果說有什么“正面”作用，我想那就是有利于人們理性地看待抗議行為，至少在中國，這個作用是較為明顯的。我當然愿意相信，這幾次扔鞋事件有著不同的性質，就像《青年參考》在以色列大使被鞋子打中的報道中說的，“中國不是美國，中國也不是以色列，中國沒有侵略任何國家，顯然劍橋那只鞋是扔錯了方向”。不過，不論具體內容是什么，就抗議表達而言，這幾次扔鞋事件仍然是一樣的。
　　當布什遭遇鞋襲的時候，我看到了國內媒體的很多報道，說的都是為什么布什會被鞋襲，似乎扔鞋子是一種大快人心的正義行為，鞋襲行為的法律正當性是被弱化的，扔鞋者被賦予了某種英雄氣質，布什的反應則混合著尷尬與鎮(zhèn)定，媒體給人以“只有布什這樣的人才會被扔鞋子”的暗示。劍橋大學的鞋襲事件，媒體則很不意外地表明了憤怒的態(tài)度，談到了對國家領導人的尊重問題，扔鞋子的人屬于干擾演講，至于他抗議了什么則不太明白，這名學生遭到了現場喝斥，溫家寶總理鎮(zhèn)定平和地應對，后來則是英方和劍橋大學的致歉，以及溫家寶希望這名學生能夠完成學業(yè)的大度。
　　這兩起鞋襲事件，媒體的反應顯然是很不相同的。不過，劍橋大學事件，至少讓人們明白，并不是只有布什才會被人扔鞋子。也就是說，政治家會被人扔鞋子，這與政治家本人是否卓越是兩回事。卓越也好，不卓越也好，政治家很難在全世界贏得每個人的喝彩，圣雄甘地夠卓越的了吧，還被印度教徒暗殺了呢。布什會被扔鞋子，別人不會，這只是一個神話。這也就可以理解，當以色列大使2月4日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被扔了鞋子以后，國內媒體上幾乎沒有了興奮之情，甚至沒有受到關注。
　　抗議，客觀上是當代政治文化中的一種常規(guī)狀態(tài)。怎樣理解抗議，怎樣面對抗議，某種程度上顯示政治文化的成熟程度。政治文化既由政治家的行為來體現，也由社會和民眾的態(tài)度來體現，更在制度設計中得以體現。對抗議幸災樂禍或者惱羞成怒，不僅有失風度，而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會被認為是成熟的政治文化。把抗議視為正常，聽到抗議的聲音，并且平和地對待，不只是能獲得印象分，而且能夠增進政治的活力。世界的豐富性和人的差異性，決定了政治家面對鞋子的可能性，而所有的鞋襲行為都只承擔有限的法律后果，因為它仍然停留于態(tài)度而非身體傷害，其法律后果來自于表達態(tài)度時所形成的秩序妨害。
　　扔鞋子的事情可能會多起來的，但沒有什么了不得。所謂“最大的侮辱”，這個解讀并不代表實際的損害，而只是扔鞋者自己在象征意義上的心理滿足，與西紅柿或者雞蛋相比，鞋子的政治意義并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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