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悄然去世。令人萬分驚奇的是，1980年的這一天，竟然正是他來廣東上任的日子，這期間，不多不少，正好25年 　　 　　
　　一退到底
　　
　　在任省委書記的后兩年，任仲夷已經(jīng)年過七旬。多年超負荷的勞累，他的身體嚴重衰竭，已接近油盡燈枯了。
　　1984年2月，鄧小平第一次親臨深圳特區(qū)視察，并出乎意料地題詞肯定，這應該是特區(qū)歷史上最大的事件了。但稍稍關注這一事件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在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沒有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原來，此時的他正在北京住院治病。他的心臟每天早搏3萬次，膽囊劇痛不止，若不馬上手術，隨時危及生命。當時正是對特區(qū)非議甚囂塵上的時候，也是特區(qū)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之前，他曾多次邀請鄧小平來深圳，可都被借故推托了，說還要等一等看一看�？涩F(xiàn)在，突然間，鄧小平要來了，而他的身體又不允許他陪同視察。
　　一個是特區(qū)構想的總設計師，一個是特區(qū)建設的總執(zhí)行官，如果他們兩個人能在深圳會面，將是一個多么富有特殊意義的時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1985年春節(jié)期間，老同學蔣南翔來到廣州，任仲夷興奮異常，在珠島賓館里陪著喝了幾杯茅臺酒。送走蔣后，回到家時竟然失語了，想與老伴說話，吃力地張開口，卻吐不出一個字來。原來由于室內氣暖，戶外風?，他患了腦中風，語言功能驟然喪失。
　　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測和恐慌，他不敢住醫(yī)院，只住在珠島的內部賓館里，每天讓醫(yī)生前來打針、輸液，對外則稱是感冒發(fā)燒。
　　秘書買來一本繞口令書，他一邊治療，一邊學說話。他用筆在紙上寫了一個條幅：“我不相信老天爺要收回我的說話權�！闭故窘o每一個悄悄來探望的人。
　　果然，幾天后，他的語言功能開始慢慢地恢復了。
　　或許正是通過這個“事件”，他意識到自己真的是老了。正好此時中央正在醞釀人事制度改革，提倡年輕化，于是，他便毫不猶豫地報上了自己的名字――退休。
　　辛苦了60年，整整一個甲子，他什么都經(jīng)受了，什么也明白了。而當什么也明白的時候，生命也快要到盡頭了。
　　此前，鑒于他的資歷、威望和特殊貢獻，中央曾提名他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對此，他只笑一笑，搖搖頭，說：“不會那么簡單的�！�
　　退休時，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還曾考慮把他安排到中央財政領導小組工作，在中南海辦公。這一次，他堅定地拒絕了。他說，我要休息了，就在廣州。
　　不僅不去北京，連省里的職務也要全部卸下來。
　　按照當時的慣例，卸任省委書記后，他可以出任省顧問委員會主任，但他主張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顧委委員一職，并提出不保留辦公室，自己回家辦公。不僅退出辦公室，連家里的住房也要退出一半。那套房子一直是歷屆省委主要負責人居住的，盡管他祖孫三代住在一起也不算寬敞，但他還是要求把房子和院子隔成兩套住宅，自己只住其中的一套。
　　當時還有一個通常的做法：省委新班子上任后，仍請老書記參加常委會�？伤�主動提出，為了便于新班子工作，他不再參加常委會。他說：“別人都說扶上馬，送一程，我不那樣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誰負責？”
　　真是一個罕見的明白曠達之人！
　　
　　一個廣州普通市民
　　
　　
　　他家小院，面對著水波盈盈的東湖，原來的主人是楊尚昆。
　　院里有幾棵半大的桂樹和榕樹，還養(yǎng)了若干盆大大小小、五彩繽紛的花卉，滿院芬芳，滿院青蔥。在這里讀書、看報、養(yǎng)魚、會客，真是休養(yǎng)身心的福地了。
　　生活一下子安靜下來了，沒有了半夜里焦躁的電話，沒有了限時辦理的急件，沒有了“商”和“私”、“雇”與“股”、“社”與“資”等等字眼的碰撞和爭論……
　　與老伴聊聊天，與兒子泡泡茶，抱抱牙牙學語的孫子。對這個家庭，他真是虧欠得太多了。
　　幾十年來，對于自己的夫人，他照顧得太少了，不僅照顧少，而且還多有限制。他的夫人王玄1936入黨，1952年就擔任了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可從此之后的30多年里，職務上就再未進步，跟著他從黑龍江到遼寧，再到廣東，永遠擔任著副市長職務，她也許是中國任職時間最長的副市長了吧。
　　還有三個孩子。大兒子任念崎，生下來就寄養(yǎng)出去了，后來一直也沒有在身邊生活，長期默默地工作在一座北方城市的最基層，直到退休。另兩個兒子，也是不得已的產物，二兒子投胎后，本不想生下來，王玄便屢屢吃奎寧想打掉，可誰知這小子命硬，竟然健健康康地出世了，所以取名任克寧。三兒子生下后，夫妻兩人正是工作最忙碌的時候，總感覺是一個累贅，便取名任克雷。
　　這兄弟兩人雖然在身邊生活，但他都沒有在工作上給予任何關照，大學畢業(yè)后都在國有單位上班，沒有一個仰仗他的地位升官發(fā)財?shù)摹?
　　任仲夷還有一個弟弟叫任蘭申，早已退休在家，可自從他來到廣東后，兄弟倆還沒有見過一次面呢。
　　每天早晨6點，他就起床了，戴著鴨舌帽，穿著夾克衫，手拿收音機，踩著曦微的晨光，在東湖邊的玉蘭樹下散步，邊走邊聽，像一個散淡的退休工人。
　　中午和下午，是在家里會客和外出開會的時間。他特別愿意參加藝術界和思想界的各種聚會，只要身體和時間允許，他總是有請必到。
　　后半生注定是廣州人了，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任仲夷開始用百姓的眼光和心情，去關心這座城市，關注這片土地了。況且，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調養(yǎng)，他的身體也漸漸地好轉了起來。
　　一次，他從上�；貋�，從中央酒店立交橋到廣園高架橋，一邊看一邊若有所思。幾天后，他給廣州市委書記和市長寫了一封信：“……我從機場出來一路看，一路心情沉重，高架橋灰黑灰黑，確實很難看。本來廣州修那么多高架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既然修了就要把它們管理好、美化好，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我們要爭取將‘如此多橋’變成‘如此多嬌’……”
　　這封信受到了廣州的高度重視，馬上派人到上海取經(jīng)。很快，經(jīng)過美化、綠化、亮化的數(shù)十座立交橋變成了廣州市的一道道風景線。
　　人們都知道霍英東在番禺南沙早期開發(fā)中居功至偉，卻不知道任仲夷從中發(fā)揮的作用。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霍英東在南沙一帶投資巨大，但不少人并未認識到開發(fā)南沙的重要價值，政府的扶持力度也很不夠，更由于當?shù)刂饕�領導私心過重，使得霍英東的開發(fā)工作舉步維艱，曾一度喪失信心。
　　1999年初，苦悶的霍英東邀請任仲夷等人到南沙。任仲夷從側面了解到真實情況后，沉思良久，給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寫了一封信：“……南沙不僅是番禺的南沙，也不僅是廣州的南沙，南沙開發(fā)搞好了，很可能是廣東新的經(jīng)濟增長點。所以，我建議省里要全力支持……”在信中，他還建議李長春抽時間到南沙看一看。
　　不久，李長春親臨南沙調研。接著，省委、省政府便做出了全力支持南沙開發(fā)的決定。很快，李長春又親自出席了在此召開的一次大型項目洽談會。
　　從此之后，南沙的開發(fā)工作才全面啟動，直至成為廣東新世紀以來鮮亮的焦點之一。
　　1998年9月，任仲夷到省眼科醫(yī)院看眼疾。來到電梯口時，早已擠滿了人。陪同的秘書擔心他歲數(shù)大了，在人群中擠的時間太長會出問題，就很客氣對周圍的人說：“大家能不能禮讓一下，讓老人先上？”他戴著鴨舌帽，穿著灰色的老年夾克衫，極像一個退休工人，誰會想到他是誰呢？再說大家正擠得起勁，誰也沒有聽進去。
　　沒有辦法，秘書要給院方打電話，請求幫助。他趕緊擺擺手，嚴正地說：“不，不要！千萬不要！”原來，前一段時間，他住院治療，一位中央領導路過廣州，專門去看他，保衛(wèi)部門把電梯控制了，不讓外人使用，曾惹起怨言。為此事，他常常心有愧疚呢。
　　秘書說：“那怎么辦��？”
　　任仲夷揮一揮手杖，樂呵呵地說：“自己的事自己干，爬樓！”
　　秘書聽了一愣，趕緊勸道：“不是三五層，是17層啊�！�
　　任仲夷態(tài)度更堅決了：“17層怎么啦，就當來一次體育鍛煉。”說著，擠出人群，向步行樓梯走去。
　　就這樣，84歲的他，借助拐杖，用了半個小時，一步步地爬上了17層高樓。
　　
　　
　　參加黨代會最多的正式代表
　　
　　常常地，他感覺自己還年輕啊，就像在北平搞地下工作時，從這個學校潛入那個學校；就像在冀南打日本時，從這個戰(zhàn)壕翻向那個戰(zhàn)壕；就像在黑龍江調研時，從這個城市奔向那座城市；就像在遼寧開會時，從這個會場趕到那個會場；抑或就像前幾年在任時，從深圳到珠海，從中山到潮汕，風風火火，從沒感到累過……
　　他越來越有著一種強烈的感覺，他需要表達一些什么，堅持一些什么，才能對得起這個國家，對得起這個民族。
　　這種感覺，這種聲音，在他的夢里，在他的潛意識里，在他的生命深處，一直在吶喊……
　　本來，作為一個退出政治舞臺的耄耋老人，他已經(jīng)不會作為正式代表參加全國黨代會了。但他卻屢屢破例，并且創(chuàng)造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幾乎難以超越的紀錄。
　　“十三大”召開（1987年）之前，他早已經(jīng)卸任了。按照慣例，組織上并沒有把他列入“十三大”代表候選人名單。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按程序選舉時，卻出現(xiàn)了意外。
　　不知誰提議，廣東的代表里不能沒有任仲夷。于是幾十人、幾百人紛紛響應，聯(lián)名寫信推薦。
　　他就這樣進入了候選人名單。正式選舉時，更是全票當選。
　　不僅如此，以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他都是以高票當選正式代表，直到去世。
　　建國之后的歷屆黨代會，除了“九大”之外，他全部參加了。“九大”召開時他還被關在牛棚里。在此之前，他所有的“罪名”都查無證據(jù)，惟有反對林彪“頂峰論”的“罪狀”有鐵證。原來在一次內部會議上，他曾說過，“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頂峰，難道就不發(fā)展了？”“九大”的缺席，恰恰證明了他政治思想上的清醒和堅定。
　　有據(jù)可查，任仲夷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參加黨代會屆數(shù)最多的正式代表，也是年歲最大的正式代表！
　　2002年，參加黨的“十六大”時，他已經(jīng)88歲高齡了。
　　他當然是會場上最老的正式代表。會議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見他坐在一旁休息，便主動上前握手問候，而跟在江澤民身后的所有常委也紛紛上前，圍攏過來，向這位老一輩致敬。這時候，羸弱的任仲夷已經(jīng)站不起來了。他就那樣坐在那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高領導層全體成員的真誠祝福。
　　這個場面被一位敏感的記者抓拍下來了。那是一張極特殊的照片，任仲夷坐在中間，而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們則站立著圍攏在他身邊。后來，任仲夷告誡說，這張照片不要發(fā)表。
　　當代表就要盡到代表的責任。作為一名有著6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他多么希望這個黨能健康地成長壯大啊。所以，每一次開會的時候，他都要大膽建言，語出驚人。
　　1987年的“十三大”上，他在審議報告時，認為報告原征求意見稿完全沒有提到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是不妥當?shù)�，建議加上這方面內容。因為當時的商品經(jīng)濟已經(jīng)十分活躍，計劃經(jīng)濟正面臨著瓦解。商品經(jīng)濟或曰市場經(jīng)濟時代馬上就要到來了，這時候，作為其主要內核的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是必須要提前加以重視的。
　　后來報告審議稿尊重了他的意見，特意加上了一句“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guī)律的基礎上”。他在討論報告審議稿時再次發(fā)言：“有這一句雖然還不夠，但比完全沒有提到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好多了。”
　　報告審議稿中還有一句“也不要把思想解放過頭一點說成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認為這一句提法不確切，因為正確的東西是不能用“過頭”來說的，“過頭”了就不是正確的東西了？如果隨便指責“思想解放過頭”，不利于人們在改革中進一步解放思想。
　　中央再一次接受了他的意見，在正式發(fā)表的十三大報告中，這一句修改為“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講了點過頭話說成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1997年，在“十五大”廣東代表團發(fā)言時，任仲夷說：“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會議、文件都很少提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不提政治體制改革是不對的！”
　　
　　大會再次采納了他的建議，增加了這部分內容。
　　每次黨代會上，他都是最出名的“代表明星”，是海內外記者追逐的焦點。
　　不僅在黨的大會上，即使在平時，他也常常大膽建言。
　　對一些干部把領導稱為“老板”，群眾把官員稱為“父母官”，他極其反感。1996年10月24日，他在《羊城晚報》上發(fā)表了題為《各級干部決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的訪談錄。他說，這把干部與群眾的兩者關系完全顛倒了，我們干部是人民的兒子，決不是“父母官”，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仆，決不是人民的主人，更不是什么“老板”。
　　他越講越激動：這些人忘了，他們的權力從哪里來？是人民給的！我們常說的民主民主，應是由民做主，而不是
　　為民做主。
　　
　　越加鋒利的真理之牙
　　
　　2000年的一天，他和幾個老干部在一起吃飯，突然停下筷子，盯著大家，問：“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什么？”見大家面面相覷，他又自言自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說著，滿臉憂郁，目光焦灼。
　　毋庸諱言，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他晚年最掛念和深思的問題。
　　鄧小平在1986年就屢屢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F(xiàn)在經(jīng)濟體制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只搞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jīng)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
　　但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出現(xiàn)了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現(xiàn)象。
　　此時的任仲夷，雖然身體已全面衰退，但他的人生閱歷卻在與日增多，對一些浮華的東西，他早已不再看重了，而對一些真正的東西，他看得越來越清楚了。他那一顆衰竭的大腦，像一架沉重的機器，在吃力地運轉著、思索著，從理論上、思想上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苦苦地尋找著落后的根源和光明的前途。他似乎聽到了遠處深厚的聲音，他知道，那是天籟，那是民意，那是文明的大道，那是這個民族的明天……
　　于是，他更加堅定了，對認準的事，不再遲疑。于是，他屢屢放言，發(fā)表自己的觀點，惹來一些人士的忌諱……
　　2000年8月，他發(fā)表了《任仲夷縱論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一文，文章除呼吁應重視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外，還對政治體制改革與經(jīng)濟體制改革關系及民主集中制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如對民主與集中、少數(shù)與多數(shù)、民主與法制、照搬與借鑒辯證關系的分析，無不別具新意，動人視聽。
　　中國共產黨80誕辰之際，任仲夷應某雜志之約，寫了一篇文章，直截了當以《推進政治改革，加強民主建設》為題。文章再次強調“經(jīng)濟改革呼喚政治體制改革”，提出“加強民主建設首先是發(fā)揚黨內民主”，并對當前政治改革的步驟提出了四條建議。
　　更令人震驚的思索產生于2002年。
　　這一年，他分別在《同舟共進》雜志的年初和年末刊出了兩篇重要文章：《人的錯誤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和《再談人的錯誤思想是從哪里來的》。
　　論題本身就語出驚人，流露出“仲夷式”的機智和幽默，展現(xiàn)出提問者獨特的人格魅力。
　　在這兩篇文章里，任仲夷以一種近乎天真無邪的孩童心態(tài)，探尋了一個有趣卻又嚴肅的哲學命題：既然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腦子里原來就有的。那么，人的錯誤思想又是從哪里來的呢？
　　他經(jīng)過獨立思考得出的答案是：從認識的來源來說，錯誤思想終歸是從實踐中來的，不是從直接實踐中來，就是從間接實踐中來。社會實踐是認識的源泉。人的認識，都是客觀外界各種現(xiàn)象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凡是如實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現(xiàn)象的，就是正確的，反之，就是錯誤的。不論對的還是錯的認識，都離不開人的實踐活動�！�
　　最后的結論是：
　　正確思想被群眾掌握，會成為巨大的物質力量，大大地推動歷史前進，而錯誤的思想一旦蒙蔽了群眾，也會形成物質力量，成為歷史的反動。
　　這一年，他的最后一枚真牙也拔除了。
　　他的牙沒有了，但他的真理之牙卻愈加鋒利了。咬定青山，永不松口。
　　這一年，他還囑人刻了一枚印章，上面寫著“是是非非”。第一個“是”和第一個“非”作動詞用，解釋為敢于肯定對的，敢于否定錯的，敢于“是是”，更敢于“非非”。他說，人類社會進步的過程，都是“是是非非”的過程。
　　這一年，89歲的他買了一臺大屏幕電腦。他要借助互聯(lián)網(wǎng)查資料，閱讀一些內地報刊看不到的東西。他說：“互聯(lián)網(wǎng)是一個好東西啊，誰也封鎖不了�！�
　　他每天在網(wǎng)上看新聞，用放大鏡對著屏幕看。后來視力不行了，就將兩個放大鏡重疊捆綁在一起，自制了一個雙倍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細看，一個字一個字地咀嚼……
　　他不得不承認，對這個世界，他越來越無能為力了，因為他的視力已經(jīng)徹底衰退了。
　　
　　政治家的遺言
　　
　　任仲夷去世的前一年，特意回了一趟老家，拜祭了一下祖墳。
　　他已經(jīng)60年沒有回家了。
　　那是河北省邢臺市威縣的一個偏僻貧窮的小村莊，北方式的意識，北方式的落后。他的心里酸酸的。
　　他的老家是義和團運動的發(fā)源地，縣城里有一個展覽館，有很多雕像，很多模型，宣傳的還是傳統(tǒng)的那一套。殊不知，這些100多年前的鄉(xiāng)民們，他們是英勇的，愛國的，卻是愚昧的，封閉的，他們詛咒現(xiàn)代科技文明，盲目排外，他們代表的只是傳統(tǒng)的小生產方式，他們迷信的仍然是封建蒙昧主義。參觀完了，縣領導準備紙筆，希望他題詞。可他能題什么呢？他想了想，沉重地寫道：“切記落后就要挨打！”
　　
　　村里的小學太破了，他決定捐出10萬元。陪同的縣、市負責人也紛紛表示捐款，重新蓋一座新小學。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但小學取什么名字？大家都說，當然應該叫“仲夷小學”了�？扇沃僖膱詻Q不讓，他說還是叫“務實小學”吧。
　　他的視力全面退化了，電腦不能用了，便讓人送給了這座小學。
　　可不長時間后，有村民來信反映，那臺電腦并沒有送到小學，而是放在了村干部的家里。
　　這個時候，任仲夷已經(jīng)去世了，不知那臺電腦怎么樣了？
　　任仲夷曾說：“人是呱呱地生，快快地長，慢慢地老，悄悄地去�！�
　　對這個即將離開的世界，他有著太多的熱愛，也有著太多的無奈。他常說，自己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達觀。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終究會到來。
　　達觀的他，即使面對著眼前觸手可及的死神，也一如往常地平靜。
　　每當別人來探望時，他仍是那么打趣地說：“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膽囊，雖然沒有了膽，卻有點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說‘渾身是膽’。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那時我已經(jīng)80歲，動這樣的大手術也就‘無所謂（胃）’了，也可以說‘無所畏懼（胃具）’了�？�90歲的時候，一只耳朵失聰，但我‘偏聽不偏信’。后來，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真是‘一目了然’啊�，F(xiàn)在，兩只眼睛都看不見了，我是徹底地‘目中無人’了，哈哈哈哈……”
　　說完這些趣話之后，他還會平靜地交待遺言，他說，每次向別人作遺體告別時，就難受一次。人去世了，就沒有知覺了，向死人告別，讓活人難過，還干擾很多人，這個做法該改一改了，希望自己能悄悄地走。所以，自己的喪事要一切從簡，發(fā)個訃告，告知親朋好友，或舉行一個簡單的悼念儀式就可以了。悼念儀式的氣氛不要搞得那么沉痛，要輕松些，不要讓大家難過，讓大家保重身體，好好地活著。
　　再讓我們看看他給三個兒子的遺言吧。
　　他與大兒子主要談孫女的教育：“心里要有是非標準，心中要有真理，因為這個世界畢竟是有真理存在的。叫她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追求真理的人。”
　　對二兒子和兒媳交待的是在美國上學的孫子：“不僅要以外國人的眼光看美國，還要學會用美國人的眼光看美國，這樣有利于中美兩國的溝通和往來�！�
　　他拉著三兒子的手深沉地說：“你除了抓好企業(yè)外，抓好經(jīng)濟外，還要多從政治上關心國家的事情�。　�
　　這是一個職業(yè)政治家的遺言��！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悄然去世。令人萬分驚奇的是，1980年的這一天，竟然正是他來廣東上任的日子，在中山紀念堂召開的干部大會上，習仲勛傳達了中共中央的通知，掌聲雷鳴，笑聲震瓦。這期間，不多不少，正好是25年――四分之一世紀。
　　任仲夷去世一年后，兩位高層人物到他的墓前憑吊，一個感嘆地說：“一個總理之材�。　�
　　另一個人怔了怔，靜靜地說：“不僅僅是總理之材，而是總書記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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