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是我國經濟發(fā)展的黃金機遇期，也是矛盾凸顯期。目前的投資消費比例關系就像一個人，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解決經濟運行矛盾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就是抓緊解決好投資比重過大、消費比重偏低的問題�！�
　　“刻不容緩!”胡敏說，當前政府和學者對“低消費率問題”的評價幾乎一致。
　　隨著今年“兩會”的召開，解決低消費問題被再次提上議程。當然，關心這個問題的還有普通百姓。他們想知道：老百姓的錢袋子什么時候能更足?什么時候才能大膽消費?怎樣才能分享到國民經濟發(fā)展的成果?
　　胡敏，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副巡視員、經濟學博士，對此問題進行了剖析。“這個問題已經繞不過去”
　　《中國周刊》：2009年GDP順利“保八”，但居民消費率卻在下滑。這些年來高儲蓄、低消費的問題也是飽受爭議，我們的消費率到底處在一個什么位置?
　　胡敏：我國消費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在近幾年呈現加速下降趨勢。2000年以來，消費率下降了13.5個百分點。二十多年來，世界平均消費率約為77％，而2007年我國消費率只有48.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2個百分點。
　　《中國周刊》：但是我們的社會消費總量并沒有下降，比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近年來是一路上行的。
　　胡敏：對，這里面涉及到消費結構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商品消費零售總額的確一直在增加。即使去年經濟危機時。財政收入還是不斷增加。但是，從統(tǒng)計數字上看，政府和企業(yè)消費支出占了大頭，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速度并不快。有關專家測算，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從1992年的68.6％一直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個百分點。但是，企業(yè)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卻從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
　　《中國周刊》：我們看到，在普通消費個體家庭，他們的消費能力似乎沒有增長這么快，所謂的“蝸居”，不敢消費，大有人在。這個現實與消費總量的急速上升的現實似乎并不相符。問題在哪?
　　胡敏：對于消費個體而言，由于我們社會安全網還沒有完全建立完善，這使得更多的居民對未來預期不確定，每個家庭要養(yǎng)老，孩子要教育，還要買房子。不敢大手大腳花錢。儲蓄多了，消費就少。去年，我國銀行貨幣儲蓄已達到60萬億，這相當高。
　　從源頭上分析，我國居民消費長期被壓抑，根本上是實現消費愿望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增長不快造成。這并不是出于一種傳統(tǒng)文化傾向的高儲蓄自覺，而是大部分的社會財富并沒有被廣大普通群眾所分享，政府和企業(yè)集團對財富占有過多，客觀上擠壓了居民的現實消費能力。所以，歸根結底在于我國收入分配結構的嚴重失衡，是高度集中的社會利益集團對高度分散的居民利益的一種侵蝕。解決低消費問題刻不容緩
　　《中國周刊》：低消費問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體現出來了嗎?有沒有到必須要改的地步?
　　胡敏：刻不容緩!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把擴大內需作為戰(zhàn)略方針，并提出要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的三個轉變，其核心都指向擴大居民消費的能力上。
　　如果消費率持續(xù)下降的話，會進一步拉大社會貧富差距，加快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也會導致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長期的“一條腿長，一條腿短”，會造成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不可持續(xù)，最終不能充分調動勞動力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從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看，這個問題已經繞不過去!
　　
　　分好蛋糕要解決體制性問題
　　
　　《中國周刊》：既然知道了癥結所在，所造成的影響又很嚴重，那么，有什么具體解決的辦法?
　　胡敏：經濟學中，經常用做大蛋糕來形容經濟建設。低消費的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分蛋糕的問題。目前的問題就是沒有解決好分配問題。溫總理曾經說過一句話，很生動�！百哟蟮案馐钦�府的責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蔽覀冏龃罅说案�，做得非常好。但是，如何分好蛋糕，這些年，矛盾越來越激化。根本問題就在制度層面。
　　我認為，三大制度改革可以解決分好蛋糕的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政府管理體制的創(chuàng)新。
　　《中國周刊》：具體分析呢?
　　胡敏：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工資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一定要提高。提高城鎮(zhèn)最低工資，鼓勵企業(yè)盈利了可以多發(fā)，要體現出勞動力價值；在二次分配中，通過調節(jié)財政稅收，平衡居民收入。譬如通過遺產稅、房產稅。這個環(huán)節(jié)最體現社會公平；同時，一定要增加城鎮(zhèn)居民財產性收入。還要規(guī)范和繁榮資本市場，家庭投資收入渠道才能得到拓寬。
　　社會保障安全網一定要建起來。譬如加快教育改革、醫(yī)療改革、加快社會中低收入者保障房供給。
　　現實層面，目前我們可以做的是加大結構性減稅措施，增加工資。個人所得稅也要跟著改革。如果工資高了，稅隨著水漲船高，就沒意思了。
　　《中國周刊》：當前解決擴大內需問題，國家也有一些很積極的措施。譬如，家電下鄉(xiāng)，汽車下鄉(xiāng)，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成果。2010年又要推出建材下鄉(xiāng)等具體措施。你怎么看這些措施的作用?
　　胡敏：的確，它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就像看病，如果是嚴重的疾病，你開點藥，可以應急，但不解決根本。就單個家庭而言，今年他受惠幾百塊買了家電，消費了。明年呢?最關鍵的是他的收入要增加。
　　而且，這些消費措施對于個體消費者來說，幅度依舊不大。占據居民消費主力的方面并沒有實質變動。譬如房價。房價已經對消費形成了很大的抑制。房屋消費在目前的收入構成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房價高的情況下，對未來預期不確定。居民只可能儲蓄越來越高。政府也說到不久會有700萬套經濟住房。但是這對于中國所占比例太小了。只能緩解目前不斷上漲的住房壓力，起到示范作用，不是根本。
　　《中國周刊》：這些年我們并沒有看到實質性的改觀。為什么?障礙在哪?
　　胡敏：中國多少年的計劃經濟慣性就是投資主導經濟發(fā)展。考察官員的標準就是政績，所以，很多地方政府更傾向于參與投資發(fā)展經濟，把看得見的“政績工程”建設放在第一位。許多地方政府還沒有根本改變經濟發(fā)展方式。這里涉及不正確的政績觀和考評機制，導致許多地方政府一旦有更多稅收，就趕緊搞投資，建設漂亮的廣場大廈等等，而不是增加普通老百姓收入。
　　另外，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監(jiān)督機制還不是很完善。政府主導這么多的稅收進行投資建設，有很多尋租機會和漏洞。這就助長了腐敗。腐敗者本人是很實惠的。
　　
　　國外經驗一定要結合中國國情
　　
　　《中國周刊》：經濟學界至今很爭議的一個問題是，2009年，隨著山西煤改，和大型國有企業(yè)的重組案例出現，有爭議認為，這是國進民退?這一現象干擾到居民的消費水平了么?
　　胡敏：我們暫且不討論是不是存在，這個問題也存在很多爭議。但是，國進民退一旦形成事實，政府和國有企業(yè)的強勢投資必然會進一步抑制居民消費能力的提升。會造成政府投資一路攀升，而居民消費持續(xù)下跌。
　　《中國周刊》：經濟學家顧準曾提到“大工會”理念，說“工會使工資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得以維持一定的比例而不下降”。這對我們有何啟發(fā)?我們如何提高員工的議價能力?
　　胡敏：在國外，非政府組織、工會，有助于平衡社會資源的分配。但是，由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快于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NGO很弱，多少都帶著官方色彩，還不能有效維護公民權利。反倒是互聯網不斷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客觀上增加了社會透明度，這對政府管理創(chuàng)新起到了一種促進作用。前幾天，有報道說河南有一個民工群體自發(fā)結成維權組織。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個方式。
　　《中國周刊》：國外有何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么?譬如，巴西有一種做法，就是將國企的壟斷紅利交給老百姓，增加普通國民的收入。
　　胡敏：中國有過類似的探索。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國家進行股權改制，很多國有企業(yè)把企業(yè)增值部分拿出來劃歸給老職工，解決他們的養(yǎng)老問題，這個措施效果很好。但是巴西的這個例子，放在現在的中國，并不完全適合。中國的各方面改革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實行“休克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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