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 　　1955年6月生于上海，浙江義烏人。1977年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本科；現為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常務理事、《文藝理論研究》副主編，浙江大學、南京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
　　在17世紀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眼中，道德敗壞的人，其實就是精神上有病。
　　個人如此，社會亦然。
　　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中國社會在精神上“變壞”的征兆，王曉明、朱學勤等學者曾經發(fā)起過影響波及全國的“人文精神大討論”。
　　將近20年過去了，情況讓人痛苦：以藥家鑫事件為標志，社會道德和人性的底線屢屢被突破。
　　從“現代化”的歷史長時段上看，在一個社會的劇烈轉型過程中，大多都會出現道德淪喪、人心變壞的現象――曾經的西方如此，今天的中國似乎也難以例外。
　　和英國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壞的時代”不可能同時是“最好的時代”。精神、倫理和人性的墮落狀況，不僅會影響到每個人的命運，也威脅到“社會”這個“合作體系”的穩(wěn)定，并給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轉型制造巨大的風險。
　　 “人心是怎么變壞的”？它的邏輯和軌跡如何？本刊記者就此專訪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曉明教授。
　　
　　一個當代中國人的典型精神成長史
　　 《南風窗》：說起中國社會現在有什么問題，大家都知道，比如貧富懸殊、司法不公、階層固化、信仰缺失，等等。一個不認為這一切很合理的人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會這樣？
　　王曉明：問題是挺嚴重,原因也很多，都攪在一起。為了說得清楚一點，我們可以先把范圍縮小，從“個人”的精神成長開始談：一個小孩，來到這個世界，慢慢長大，他碰到的各種社會規(guī)則、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會將他變成一個什么樣的人？
　　先來看他怎么讀小學和中學。這個階段大致是10年，越接近高中，應試教育越是一手遮天，考試成績第一，別的一概讓路，玩螞蟻、數星星、看電視、打球、讀小說……凡是不能直接兌換為分數的事情，無論小孩多么喜歡，都得放棄，學校里老師這么管制他，回到家父母還是這么管制他。家長和老師，是小孩開始“社會化”時的兩個最大的權威，一旦他們口徑一致，小孩只能服從。
　　《南風窗》：根據心理學的說法，大概從三四歲開始，一個人的自我開始發(fā)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發(fā)展，而是被外在的權威強行扭轉，那么孩子就會感受到一種外界對自我的破壞性。他以后可能會報復社會或他人。
　　 王曉明：沒錯。但在有能力報復之前，這個小孩已經先形成了兩個意識：一、自己很渺小，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二、為了權威告訴他的那個以金錢為基礎的將來的“美好生活”，他必須壓抑自己的大部分興趣和愛好。
　　《南風窗》：進入大學階段以及工作后，這些東西更被強化了。
　　王曉明：假定他順利考入大學了，一開始，他可能和大多數同學一樣，很放松，翹課、睡懶覺、每天打籃球…… 但到三四年級，找工作的壓力來了，當他四處遞送簡歷而回音寥寥，筋疲力盡地從“人才市場”回到宿舍的時候，或者，他憑本事筆試過關，卻在面試環(huán)節(jié)被利索地淘汰的時候，他一定痛苦地發(fā)現，在這個越來越講出身、講關系的現實中，個人努力其實并無多大用處。
　　《南風窗》：他又體驗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王曉明：對，他在少年時代體驗到的那些消極的經驗，現在又攫住他了。這就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個人”意識：一方面，各種從小就包圍他的外部力量――比如父母的呵斥：“不要管別人的閑事！”很早就讓他習慣性地覺得，自己最重要，別的都無所謂；另一方面，他同樣很早就明白了，自己是不能做自己的主的，奮斗和反抗都是沒有用的。
　　
　　從“裸婚”到職場“心理過勞”
　　《南風窗》：在社會不公正的強大力量沖擊和包裹中，一個人要讓自己心理不失衡、不變態(tài)，精神不崩潰，需要一種“情感支持系統(tǒng)”。
　　王曉明：對，譬如愛情，在我們分析的這位年輕人到目前為止體驗的各種情感中，它可以算是最具正面性的一種。假定他順利從大學畢業(yè)，最后也找到了一份白領工作，薪水不高，但日子能過，這時候，他愛上了一位也是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希望與她一起走今后的人生長路。
　　但是，就像電視劇《蝸居》和《裸婚》所展示的，在今天，除了相愛之外別無所恃的年輕人，多半困難重重，壓力越來越大，心情越來越壞，現實的算計逐步壓倒青春的歡樂，貧賤夫妻百事哀……
　　如果一個年輕人從愛情中嘗到的，大部分都是沮喪和失望，是物質現實的強大、個人精神和心理沖動的退卻，那就意味著，他的主要靠青春活力支撐的積極心態(tài)，再一次遭遇重大破壞。只要能深切體驗某一種超越狹隘功利的美好價值，人內心的其他同類體驗就會得到鼓舞。反過來也一樣，如果這位年輕人不相信世上有純真的愛情，他大概也不會覺得公正啊、人的尊嚴啊，真有什么意義。
　　《南風窗》：精神分析大師弗洛姆說，愛和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徑。這兩條路都被阻斷的話，社會必然出現病態(tài)。
　　王曉明：再來看這位失戀青年的職場生活。今日的城市白領，無論國企私企還是外企，都經常碰到不能準時下班、周末出差之類的事，勞動時間被變相延長。更糟糕的是，公司運轉越成熟，對員工心力的榨取也越厲害，尤其是那些薪水相對較高的行業(yè)，例如金融和IT行業(yè)，員工勞動的“心理強度”都明顯增強，即便人是下班回家了，精神卻松弛不下來，依然覺得很累。
　　《南風窗》：您提出的勞動的“心理強度”這個概念很有意義，勞動不僅僅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上的。這可以解釋一些白領的“過勞死”。
　　王曉明：看起來他是回家休息了，但他卻沒有從容的心情去讀一本需要動腦筋的書，或者看一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電影或話劇，他甚至沒有心情和父母多說說話，因為這也同樣需要投入心力，要對別人保持關心和敏感。這樣累得久了，連談情說愛的動力也會消散：“我哪有精力啊……”他要的只是放松，只是第二天早上能有精神回辦公室繼續(xù)“搏命”。說得學究一點，他是完全陷入“勞動力再生產”的循環(huán)，無力發(fā)展自己的其他需求了。
　　《南風窗》：您前面所說的這些，都是我們這個社會人心變壞的基礎或背景。
　　王曉明：是。一個小孩日長夜大，他的精神和心理的自主性，是越來越強還是越來越弱？他進入社會和職場，對社會公正的信心是越來越強還是越來越弱？他和各種人交往，對非物質功利的情感和價值的體驗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在我看來，這是理解一個人的道德和精神狀況的3個最重要的問題。如果對這3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后者，那就可以斷定，“人心”大概不會好。
　　
　　分配不公會抵消經濟增長正面作用
　　 《南風窗》：社會道德和人心上出現的問題，似乎隨著經濟發(fā)展而加重。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因為經濟發(fā)展并不必然帶來道德和人性的墮落。對此怎么解釋？
　　王曉明：經濟發(fā)展了，貧困的壓力輕了，人心應該會變得松馳和溫和，你看現在的年輕人，一般來說，要比我這年齡的一代人善良。
　　《南風窗》：這里有不同的關于“他人”的預設。在你們那一代人，一個人肯定和“他人”有關，無論他是朋友還是敵人，但在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沒關系。
　　王曉明：也就是說，往往只有在能夠感同身受的時候，才會形成對他人的比較深刻的關心。去年11月，為什么10多萬人自發(fā)去悼念上海大樓火災的受難者？一個重要的心理原因，就在于這火是從外墻燒進窗戶里去的�！白�在家里都不安全！”正是類似這樣的聯(lián)想，讓習慣于不聞窗外事的上海市民，感到無處可退，必得要表示抗議了。
　　《南風窗》：回到您前面說的，為什么今天中國經濟發(fā)展了，人心問題卻更嚴重了呢？
　　王曉明：這就要說到事情的另一面了，經濟增長雖足以令人心變得溫和，至少不那么緊張，但財富的分配機制嚴重傾斜，以至對大多數人來說，經濟的增長反而強化了經濟對他們的壓力。如果大家都窮，雖然我不滿，一看別人，“都差不多啊”，我對自己“貧窮”的感受就不會很強烈�，F在不一樣了，貧富懸殊，雖然中低收入者口袋里的錢也增加，但這個增加趕不上貧富差距的擴大，因此，多數人從經濟增長中感受最多的，反而是經濟壓力的增大，于是更焦慮、更緊張了。
　　也就是說，分配制度的嚴重傾斜，大幅度抵消了經濟增長對于人的心理和倫理狀況的改善作用。
　　
　　頭腦知道對錯，但身體不配合
　　《南風窗》：還有腐敗在刺激人們。
　　王曉明：和經濟壓力的強化攪在一起的，是各種腐敗。盡管仍有很多正派有為的干部，但如果問老百姓，今天社會上哪個群體最糟，他多半會說：官員！現在公眾對官場的評價確實非常消極。
　　這個消極的意思是，一方面，普遍覺得官場很腐敗，另一方面，又普遍覺得奈何不了這個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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