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陽這個地方出故事，銀行這個行業(yè)也出故事，這樣兩個出故事的地方加在一起，本身就意味新聞，可惜，這種新聞或者故事，往往是負面的。報載，中國農業(yè)銀行阜陽分行騰達支行的行長李群，涉嫌辦理非法民間借貸，巨額借款無法償還，惹出事來，大批群眾集聚農行門口，索要借款，而李群自己則投案自首，身后留下了1·65億的窟窿。

　　從某種意義上講，阜陽農行的故事，是個改革以來的老話題，即所謂的民間非法集資，或者說民間信貸出事。由于中國金融業(yè)高度的國家壟斷，民間企業(yè)融資困難，因此，民間的信貸，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金融業(yè)改革速度過慢，民間信貸廣泛存在，國家既打擊不了，又無力將之納入管理系統(tǒng)，長期處于非法狀態(tài)生存，導致民間借貸很容易失控，流于犯罪的境地。阜陽農行李群的民間借貸業(yè)務，從1989年就開始了，在近20年的過程中，相信至少有一段時間，還是能夠維持運轉的，許多官員，也投身其中，甚至有位局長，借款4000萬，姑且不論來源正當與否，至少說明，在一段時間內，李群的事業(yè)，還是得到人們信任的。但是，跟許多類似的業(yè)務一樣，由于長期在體制外非法生存，全然處在沒有監(jiān)管的條件下，運行久了，就難免出事，瘋狂地提高借款利率，最終達到一個老鼠會的境界，靠借新債還舊債，最終至于崩盤。

　　官方背景，就是官員大幅度介入借貸過程，一旦出事，血本無歸的群眾，首先把矛頭指向政府，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群體性事件。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我們的金融體現(xiàn)的制度性扭曲，也看到了政府在事件中的制度性失效。20年的民間借貸，早就不是一個地下活動了，估計早已成為當?shù)毓�開的秘密。既然屬于非法，但官員卻要介入，上級銀行也睜眼閉眼。我們可以說，民間借貸由于需求強大，制止無著，但為什么這么長的時間，明知道民間借貸長期存在，連銀行的行長都在操辦，金融業(yè)的改革，卻遲遲春風不度，聽任一個事件接一個事件發(fā)生？我相信，李群事件，真正的教訓，是進一步的金融體系的改革，已經(jīng)到了把民間信貸納入國家的正常行業(yè)管理的時候了。

　　但是，李群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整個非法的民間信貸過程之所以成立，在阜陽這個市場經(jīng)濟并不發(fā)達的地方，是靠的李群作為銀行工作人員的身份，甚至騰達支行的公章，作為信譽保證。而李群一家子的官員背景，也無形中為這種非法借貸背了書。換言之，大量民間借款之所以能夠發(fā)生，是人們基于國家銀行和政府官員的公信力。但在實際上，政府也好，國家銀行也好，并沒有參與這個過程，更不用說開出信譽證明了。這種所謂的信譽證明，僅僅是因為李群這個人，以及她個人的違規(guī)非法行為，才導致了借款人的誤解。

　　當然，我們看到，在中國前現(xiàn)代的錢莊時代，借貸的信譽，也是建立在個人和家族基礎上的，跟李群的狀況類似，只是未必有像李群那樣的官員背景和國家銀行背景。如果不出事，也許我們研究民間信貸的人，還可能把李群的個案作為一種成功范例來談，可是，出事了，一切都變了。當然，我們可以追究李群個人的違規(guī)和違法，也可以順藤摸瓜，抓出一批貪官來，現(xiàn)在最嚴峻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的民間信貸，既然存在持續(xù)不斷的需求量，卻始終不能走上正軌？連續(xù)幾十年都處于既無法有效取締，也無法浮出水面的尷尬境地？在這樣的境地中，經(jīng)營民間信貸的人，其道德操守和經(jīng)營的條件，卻又遠不如當年的錢莊，若想經(jīng)營不出事，真是太玄了，太不靠譜了。

　　而且只要這種民間借貸經(jīng)營出事，多半都有政府官員涉足其中，不是經(jīng)營者自己有官方背景，就是官員大幅度介入借貸過程，一旦出事，血本無歸的群眾，首先把矛頭指向政府，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群體性事件。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我們的金融體現(xiàn)的制度性扭曲，也看到了政府在事件中的制度性失效。20年的民間借貸，早就不是一個地下活動了，估計早已成為當?shù)毓�開的秘密。既然屬于非法，但官員卻要介入，上級銀行也睜眼閉眼。我們可以說，民間借貸由于需求強大，制止無著，但為什么這么長的時間，明知道民間借貸長期存在，連銀行的行長都在操辦，金融業(yè)的改革，卻遲遲春風不度，聽任一個事件接一個事件發(fā)生？

　　我相信，李群事件，真正的教訓，是進一步的金融體系的改革，已經(jīng)到了把民間信貸納入國家的正常行業(yè)管理的時候了。

相關熱詞搜索：官家 信譽 銀行 游戲 張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