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嬌案終于偵查終結，從“故意殺人”到“防衛(wèi)過當”，這是目前警方給出的最后的結論。下一步，此案當由法院接過去審理了。在法院開庭之前，我建議當?shù)胤ㄔ杭�體讀一讀洛克，看洛克如果面臨此案，他會作出如何判決。

　　洛克（1632-1704）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的傳世名著《政府論》專門談國家政府何以需要的問題（即為了保護公民財產權利暨以此當頭的其他各種權利）。近代以來，歐美所有的國家俱以洛克的《政府論》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依據(jù)，因此，洛克的聲音值得我們傾聽。

　　在《政府論》（下）第18章中，洛克現(xiàn)身說法，舉了兩個例子談其中所蘊含的的法律問題。一，洛克說：如果一個人手持利刃在公路上企圖搶劫我的錢包，當時說不定我的口袋里的錢只有十二便士，但我卻可以合法地把他殺死。二，假如我把一百英鎊交給另一個人，讓他在我下車的時候替我拿著，但等到我再度上車時，他卻拒絕把錢還給我，反而在我想收回時拔出劍來強力保護那本來屬于我的錢。此時，洛克說，我可以合法地將前者殺死，但卻不能合法地給后者加以任何傷害。

　　如果可以比較，在以上情形中，意圖不軌的兩個人都持刀，都想占有對方財物，而且后者所占有的要比前者大得多。那么，為什么前者置人于死是正當防衛(wèi)，而同樣的結果對后者來說，至少也是防衛(wèi)過當呢。

　　洛克的分析是，因為前者運用強力威脅到我的生命，我不能有時間訴諸法律來加以保障，而一旦生命結束，就來不及再訴諸法律了，畢竟法律不能起死回生。這種損失既然是無可補償?shù)�，為防止其發(fā)生，自然法便給我以權利來消滅那個使自己與我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并以毀滅來威脅我的人。但是，在后一場合，我的生命并不處于危險境地，我可以有訴諸法律的便利，并可以事后通過法律來收回我的一百萬英鎊。

　　洛克談論此問題的語境是一個人如何使用強力。在洛克看來，當受害者可以得到法律救濟時，他就應該訴諸法律而不是訴諸強力。強力只應該在一個人受到阻礙無法訴諸法律時才被運用。洛克特別說：只有那種使訴諸法律成為不可能的強力，才可以被認為是含有敵意的強力。結合上面兩個例子，前一種情形顯然比后一種嚴峻得多。后者持刀是為了保護已經到手的錢，他并不會去要對方的命。前者不然，他并不知道對方藏有多少錢，完全可以（并且這樣的案例也很多）以索命的方式獲得錢財。因此，這里的問題不是錢的數(shù)量多寡，而是生命是否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脅。

　　以洛克的邏輯，如果讓他來審判此案，這案子的三種可能：故意殺人、防衛(wèi)過當和正當防衛(wèi)，他的態(tài)度會是什么呢。首先，他會斥責警方水平太臭，甚至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無論如何，鄧案與故意殺人無關，故意殺人的“意”是在整個事件發(fā)生之前，鄧與這三位前世無冤、近世無仇，故不存在蓄意之謀。那么，在防衛(wèi)過當和正當防衛(wèi)之間，洛克的判斷又會是什么呢，如果按照以上的邏輯，是也只能是，鄧女正當防衛(wèi)，正如死者咎由自取。

　　和洛克的第一種情形相比，鄧玉嬌的面臨雖未危及生命，但卻嚴重危及在鄧玉嬌看來與生命同等重要的身體，以及由此帶來的意志刺激。事實上，人的物質生命就是身體，正如同精神生命就是心靈意志。從鄧的行為看，她是個寧死不從的人，你可以要她的命，也休想讓她的身體和意志服從。因此，那三個男人的作為，從鄧玉嬌角度，其實就是在要她的命，她當然以命抗爭。另外，當時的情形也已經迫在眉睫，且不說一屋之內，力量的對比是三男一女；
也不說，那一疊鈔票在頭上敲打所造成的精神侮辱；
即使根據(jù)最保守的報道，她已經兩次被按倒在沙發(fā)上，第二次她才拿起了刀�？梢姡�當時的情形已經被那三個男人逼至你死我活，除非讓鄧玉嬌滿足那三個男人，然而，這比死更讓她不能容忍。最后，在這迫在眉睫的危險之前，法律已經徹底幫不了她。一是她不可能像事后追討錢財一樣追討自己的身體，另外，她所處的那個服務場所也無法讓她辯白自己。因此，“只有那種使訴諸法律成為不可能的強力，才可以被認為是含有敵意的強力”，由那三個男人所構成的強力，正符合洛克所說的這種性質。這就可以理解，鄧玉嬌是在絕望無助的情況下，拿起了刀。不管它會造成什么后果，此一行為只能解釋為“正當防衛(wèi)”。對這一防衛(wèi)最終作出正當解釋的，不是別的，是自然法，這，也正是人間法律的最終依據(jù)。

　　只有一種情況才是防衛(wèi)過當：當鄧玉嬌拿起刀，那三個男人落荒而逃，在生命危機解除的情況下，鄧卻以追殺的方式要了他們的命。然而，此案不是。

　　在洛克面前，且看我們的法官將如何判決。贈與一句洛克的話：“法律一停止，暴政就開始了�！卞e判，或有意錯判，也是一種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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