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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劉樹華之死和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一、劉樹華之死

    

  劉樹華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物理教師,1966年8月26日晚上,在該校紅衛(wèi)兵組織的“斗爭會”上,他遭到紅衛(wèi)兵的毒打和侮辱,當晚從清華大學內的高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時年26歲。身后留下懷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保梗叮赌辏冈拢比,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名叫“紅衛(wèi)兵”的學生小組,毛在信中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泵闹С质沟眉t衛(wèi)兵組織迅速擴展到全國,也使得清華大學附中紅衛(wèi)兵在學校掌握大權,對學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謂“階級敵人”展開了殘酷的暴力性“斗爭”。紅衛(wèi)兵還把清華附中改名為“紅衛(wèi)兵戰(zhàn)!。

 。保梗叮赌辏冈拢保溉,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100萬紅衛(wèi)兵手持毛的語錄本,喊著驚天動地的“毛主席萬歲”口號走過廣場。清華大學附中是紅衛(wèi)兵運動的發(fā)源地,他們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握手談話。這在當時是無上的榮耀。

  在紅衛(wèi)兵組織迅速發(fā)展的所謂“紅八月”中,校園暴力迫害急劇升級。在清華附中,對教職工和學生的大規(guī)模暴力迫害肆無忌憚地發(fā)展進行。從打耳光、砸拳頭發(fā)展到有專用的打人工具,從小規(guī)模的打人發(fā)展到在公眾場合毒打被“斗爭”的對象,從零星的暴力行為演變成普遍發(fā)生的毆打和折磨。

 。保梗叮赌辏冈拢玻度胀砩,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召開全校性的“斗爭會”。會場在清華附中五樓大教室。主持“斗爭會”的是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負責人卜大華!岸窢帟笔峭砩希伏c鐘的時候開始的,叫喊加上毆打,一直進行到深夜12點鐘左右才結束。中學生的年齡,該是貪睡的時候,但是此刻卻可以夜以繼日地“破四舊”、抄家、打人,甚至通宵不停。筆者調查紀錄的多例殺害,都發(fā)生在半夜。仇恨、權力和殘暴行動,可以帶來生理上的興奮刺激作用,“紅八月”中的紅衛(wèi)兵們,這可以算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舉行“斗爭會”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華附中最大的集會場所,位于教學樓五層西側。大教室有東西兩個門!岸窢帟遍_始前,一般的教職員工,列隊從東門進去,然后面朝西坐下!昂趲汀眲t排隊從西門進會場,站成一排,等候“斗爭”。所謂“黑幫”,是那時候已經被當作“階級敵人”“揪出來”的一些人,有該校的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鰲,共青團委書記顧涵芬,辦公室副主任張秀珍,以及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的老師!昂趲汀钡娜Q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黑幫”。

  劉樹華1962年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到清華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8月26日以前,他還沒有被打進“黑幫”之內。劉樹華從東門進了會場,想往一般教職員工的那邊坐下,卻被紅衛(wèi)兵喝斥住,并指著一群“黑幫”,大聲命令他:“站那邊兒去。”

  劉樹華只好站到了“黑幫”那一邊。站在這一邊還是那一邊,這時候生死攸關。站到了那一邊,就成了“階級敵人”一類,而且,那天晚上,紅衛(wèi)兵可以任意打罵。而一個人被劃為哪一邊,是由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來決定的。至今還有些學者很欣賞毛澤東的關于“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那么,只需了解一下這個理論在中國的實踐,例如設想自己就是那天晚上的劉樹華,由一群紅衛(wèi)兵中學生決定被列入“敵我矛盾”之列,由此而面臨任意處罰、毆打侮辱,就會從自己身上淌出的鮮血中懂得毛的這個理論的可怕。

  在那天晚上“斗爭會”的過程中,所有的“黑幫”都遭到了殘酷野蠻的毆打。紅衛(wèi)兵用銅頭軍用皮帶、以塑料跳繩擰成麻花狀的一種鞭子,猛抽“黑幫份子”。當時正是炎夏,人們都只穿單薄的衣服。皮帶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體上,一抽一個血印。

  被“斗爭”的人先站著,后來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紅衛(wèi)兵喝斥并因此遭重打。

  這是一個典型的文革時代的“斗爭會”。除了拳腳交加和鞭子抽打,還有聲嘶力竭的“揭發(fā)”和“控訴”,被“揭發(fā)”和“控訴”的,或是無中生有的事情,或是并無過錯的事情,卻都說成是“反革命罪行”,期間還穿插著高呼口號,諸如“堅決打倒黑幫”、“誓死保衛(wèi)黨中央,誓死保衛(wèi)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堅決進行到底”,當時喊得最多最頻繁的是“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一句。

  那天晚上被“斗爭”的人中,首當其沖的是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鰲。他們是清華附中的所謂“黑幫頭子”。紅衛(wèi)兵命令他們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寫上白字:“黑幫大頭”,“黑幫二頭”。1966年夏天他們就一直戴著這樣的標記走來走去,時時遭到打罵和侮辱。他們被毒打過很多次。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便血,頭上被打出了一個大裂口,長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腎病和胃病。

  清華附中共青團委書記顧涵芬也被嚴重打傷!岸窢帟焙,紅衛(wèi)兵把她丟在自行車棚子里。她倒在地上不能動彈,陷入昏迷。她的丈夫劉松盛在清華大學電機系工作,到學校里來把她背回了家。顧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幾乎瞎掉,剩零點零幾的視力,僅能感覺到一點光亮。她還被剃去了半邊頭發(fā),所謂“陰陽頭”。因多次挨打受折磨,她的身體受了重創(chuàng),后來兩次懷孕都小產,到第三次才保住嬰兒。

  那天挨斗的“黑幫”中間,被打得最厲害的是劉樹華和邢家鯉。邢家鯉是清華大學教務處副處長,分管清華附中,和校長萬邦儒,副校長韓家鰲順排被紅衛(wèi)兵稱作“黑幫總頭”,他平日不在清華附中上班,這天被抓來,紅衛(wèi)兵打他打得特別兇狠。

  劉樹華則是那天晚上挨斗的“黑幫”新成員,他不是學校的領導人,也不是業(yè)務上突出的教師,原不可能成為所謂“黑幫”或者“反動學術權威”;
他年紀尚輕,也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所謂“歷史問題”,但紅衛(wèi)兵說他是“流氓”。

  劉樹華那時剛結婚三個月,在這個婚姻之前,他追求過另外一個姑娘,那個姑娘不情愿,曾經到清華附中領導人那里抱怨劉樹華糾纏她,學校領導人為此跟劉樹華談過話。這件事情過去后,劉樹華另外找了對象并結婚。

 。对律涎母镆潦迹瑢W校停課,“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領導運動,并支持紅衛(wèi)兵學生反對學校領導和教師,號召“大揭發(fā)”。學校里貼出了大批的“大字報”,“揭發(fā)”了各種各樣當時被認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個人言行,劉樹華談戀愛那件事也被“揭發(fā)”出來。但直到這個時候,他還只是一個普通群眾,不至于被批斗。

  在1966年7月底,毛澤東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命令他們撤出學校,也就是說,毛澤東號召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升級。“工作組”8月撤走,紅衛(wèi)兵在清華附中執(zhí)掌了大權,立刻對“黑幫”們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的“斗爭”,也就是公開的大規(guī)模的有組織的暴力毆打和侮辱。此外,打擊的范圍也擴大了。劉樹華就難以逃脫了。

  清華附中的教室樓造有三個大門,當時只用了兩個門作入口,西側的門是封了的。紅衛(wèi)兵在那里貼了一張劉樹華的漫畫像,有飯桌那么大,上面寫了“大流氓”三個大字。

  當時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頭頭,是高中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年齡為18歲或者19歲,而且都是男生,在這個年齡,可能對一個男老師的婚戀故事倍感興趣,這種下意識也在“紅八月”的“革命”名義底下膨脹,使他們的行為愈發(fā)殘忍,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8月26日晚上,紅衛(wèi)兵毆打折磨劉樹華比別的老師更加狠毒。這天晚上紅衛(wèi)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劉樹華的自殺。

  “斗爭會”一直進行到半夜才結束,然后紅衛(wèi)兵頭頭宣布,明天,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課老師一律下到班里去搞運動。

  清華附中的全體老師都聽懂了的潛臺詞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員與學生是分開“搞運動”的,因此除了被“揪出”的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一般教員還不必面對面地經受學生的“揭發(fā)”“批斗”。紅衛(wèi)兵要以班為單位,每班學生分管幾名教員來揭發(fā)批判,必然使參與“斗爭”教員的學生更多,被斗爭“的教員也更多。實際上8月26日白天,在一些班里已經“斗爭”了班主任,高三(2)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強迫跪在教室前面,聽取全班學生的“批判”,一個家長也來“控訴”她,一邊還用小棍子敲她的頭,其實,這個家長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童常珍的栽培,此刻為了“劃清界限”,表現(xiàn)特別激烈。該班紅衛(wèi)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童常珍白天在班里被斗,以及整個北京普遍發(fā)生的暴力和恐怖,告訴教員們將要遭到更嚴重的虐待與侮辱。

  “斗爭會”后,劉樹華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齋”的集體宿舍。當時劉樹華的妻子住在山西省,而對他那樣一個普通教師來說,要把妻子調到北京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只能兩地分居。另外,劉樹華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間,他和別的男老師同住一個房間。他回到房間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東西,就悄悄地離開了房間,再也沒有回來。他的同屋張亦鳴老師那時候在房間里,但是沒有發(fā)覺劉樹華的異樣。

  劉樹華離開房間以后,是否去過別的地方,無人知道。他最后是到了清華大學西南門燒鍋爐的高煙囪頂上,跳了下來。他是往煙囪的里面跳下去的。煙囪的里側空間窄小,劉樹華的身體是直立落下去的。煙囪很高,身體落地時的撞擊力非常大?吹剿氖w的人說,他的兩根大腿骨,深深插進他的身體,尸體因此縮短了。尸體上滿是血和黑色的煙灰粉末。

  第二天早上工人給鍋爐通灰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劉樹華的尸體。

  劉樹華死了,26歲。因為是自殺,紅衛(wèi)兵斥之為“畏罪自殺”。他的自殺,是被紅衛(wèi)兵毒打和侮辱之后的自殺,也是看到整個文革大形勢下暴力迫害將延續(xù)的絕望所致,明天等待著他的,還是這種拷打和折磨。他走投無路。這不是一般的自殺,這是被強迫的自殺,與被殺害在悲慘程度上沒有區(qū)別。在劉樹華死亡那天的前后日子,北京城里每天有幾十到幾百的普通居民被紅衛(wèi)兵活活打死。

  劉樹華死的時候,他的妻子已經懷孕;
他老家中還有一個瞎眼的老爹。年輕的劉樹華,是剛剛開始教學生涯的教師,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兒子,是新婚的丈夫,也是即將成為父親的人。

  直接害死劉樹華的那些人,是學生,也是什么人的兒子或女兒,可是他們變成了紅衛(wèi)兵,袖子上戴著紅袖章,腰里系著軍用皮帶,懷揣毛語錄本,于是他們好像就有了一種權力去害死他們的老師劉樹華。

  得到劉樹華的死訊后,他的妻子和父親曾經來過清華附中,我們可以想象,當懷孕的年輕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從山西趕來,知道他們的丈夫和兒子是那樣死在煙囪里的,將會有多么悲傷和難過,而且,在文革當中,他們當然得不到任何幫助。

      

  二、暴力迫害與紅衛(wèi)兵組織同步發(fā)展

    

  劉樹華死亡的時候,紅衛(wèi)兵暴力已經不只發(fā)生校園里,而且發(fā)生在整個北京城。劉樹華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wèi)兵到崇文區(qū)欖桿市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家抄家。他們聲稱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紅衛(wèi)兵。李文波當場被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警察抓走,后來被判處死刑。紅衛(wèi)兵立即把這個消息傳開,并且以此作為殺戮升級的借口。

  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8月26日上午,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在教學樓前開大會,紅衛(wèi)兵負責人在會上激昂地說:“階級敵人在向我們報復,我們堅決不能手軟!薄半A級敵人用白色恐怖向我們進攻,我們要用紅色恐怖來還擊!睍,當天白天發(fā)生了上述毒打學生和班主任的事件,當天晚上發(fā)生了毒打劉樹華等老師的事件,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劉樹華的死亡。

  1966年8月26日劉樹華被打的那天,北京被紅衛(wèi)兵打死的日死亡人數(shù),從兩位數(shù)跳到了三位數(shù)。8月27日,死亡人數(shù)又再次加倍。此后日死亡人數(shù)日日增加,只在8月31日那天陡然跌落,因為那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100萬紅衛(wèi)兵。那一天紅衛(wèi)兵都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接見去了,抄家打人暫停。然后,在天安門的盛大集會之后,死亡人數(shù)在9月1日又猛然回升。在9月1日那天,被打死人的日死亡人數(shù)達到了最高峰。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風氣,是和紅衛(wèi)兵的發(fā)展同時產生的。這是一個簡單而明顯的事實,卻至今未被關于文革的發(fā)表物所承認。

  “紅衛(wèi)兵”最初是清華附中的一個學生小組的名字。從1966年6月2日開始,他們用這個名字在學校發(fā)表“大字報”,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wèi)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wèi)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著什么旗號,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統(tǒng)統(tǒng)都要砸得稀爛。”這張大字報是在1966年6月1日電臺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大字報之后貼出的。在清華附中鄰近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zhàn)斗小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關于“紅衛(wèi)兵”最早出現(xiàn)在何時,至今沒有定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保梗叮纺昙t衛(wèi)兵舉行過盛大的慶;顒,慶祝紅衛(wèi)兵“誕生一周年”,那時他們宣稱紅衛(wèi)兵是在1966年5月29日在圓明園成立的。文革以后,還有一些出版物把那一次的紅衛(wèi)兵成立活動寫得甚為莊嚴神秘。后來,又有人發(fā)表文章說要比29日晚兩天。

  假如鄧小平沒有否定文革,假如“紅衛(wèi)兵”作為共 產 黨的常規(guī)性的青少年組織沒有在1978年被取消,那么,“紅衛(wèi)兵”的成立可能會被當作重要紀念日,早兩天還是晚兩天大概就需要考證了,F(xiàn)在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論是早兩天還是晚兩天,1966年初夏在北京的少數(shù)中學里,都出現(xiàn)了一些高級干部子弟組成的小組,都使用非!案锩钡拿Q,如“紅衛(wèi)兵”、“紅旗”、“東風”等等,它們的出現(xiàn),很明顯,都是當時中共中央發(fā)出的關于文革的一系列內部文件所導致的。

  文革的“綱領性文件”的“516通知”(1966年5月16日發(fā)出),遲到1967年才公開發(fā)表,而在1966年春天的時候,這個“通知”只“傳達”到共 產 黨內“縣團級”以上的干部。這個文件里由毛澤東親自寫的段落里說:“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痹谕粫r期下發(fā)的中央文件中,還有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我們校的現(xiàn)象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边@都是非常明確的指令。一般老百姓還蒙在鼓里,高級干部的子弟們則聞風而動。當時在黨內一定階層傳播的,還有中央級干部“彭陸羅楊”被清洗的消息。筆者訪問過的一位前中學校長說,1966年5月初,她聽到該校的高級干部子弟在議論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有問題”,非常驚訝,連忙去詢問上級,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焙髞硭胖,該校干部子弟當時也已經在討論如何攻擊學校領導人了。

  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是1966年5月25日貼出反對北京大學當局的大字報,比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不論是5月29日還是31日的成立日期為早。6月1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這是一個全面行動的信號,第二天,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zhàn)斗小組”就開始貼出大字報,激烈攻擊學校當局,和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個腔調。如此迅速的反應,無疑顯示那些紅衛(wèi)兵的發(fā)起者不僅擁有特殊的信息渠道,更有強烈的政治欲望,即他們自稱的“革命覺悟”。

  后來,“紅衛(wèi)兵”蔓延到全國,成為聲勢浩大的新組織的名稱,顯然因為這個名稱的字面含義,最為個人崇拜和包含對“階級敵人”的攻擊意味。文革前共 產 黨的青少年組織叫“共產主義青年團”,表明意識形態(tài)和成員年齡,但是和保衛(wèi)領袖、政黨和政權沒有直接的黏連,也不針對“敵人”的攻擊。

  紅衛(wèi)兵肆無忌憚地施暴,也跟權力有關,即他們取代了工作組。

  北京中學校的工作組,是由共青團中央領導的,1966年6月初被大批派到中學去取代原來的學校領導人,宣布學校全面停課,并且支持那些最早起來貼大字報攻擊原校領導的學生。在清華附中,1966年6月9日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10日將原校領導當作“黑幫”揪斗,并關進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組支持“紅衛(wèi)兵”小組,說他們是“革命左派”,并讓“紅衛(wèi)兵”小組的發(fā)起人進入工作組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當代表。

 。吩碌酌珴蓶|指責“工作組”和當時領導“工作組”的劉少奇、鄧小平“壓制學生”,命令撤銷各學校的“工作組”。然而事實上,當時沒有“工作組”的引導,一般的學生和教工根本不會起來攻擊學校的領導。毛澤東說工作組“壓制學生”,實際上是要把文革引向更為激烈的方向。

  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不允許大規(guī)模打人,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一些人用暴力方式“斗爭”一批所謂“牛鬼蛇神”以后,劉少奇下發(fā)文件,要求制止這種“亂斗現(xiàn)象”。在清華大學附中,“工作組”曾經召開大會“斗爭”校長萬邦儒,有一個學生提來一桶水(也有人說是貼大字報用的漿糊),要往萬邦儒的頭上倒,工作組成員制止了這個學生。當時已經開始打人,但是“工作組”一般來說不準其發(fā)展太過份。

  因此在毛澤東看來,“工作組”太“溫良恭儉讓”了,他需要暴徒,才能把“文革”烈火燃燒下去,于是,1966年夏天,他找到了中學生里的“紅衛(wèi)兵”。

  1966年7月底,毛澤東下令撤銷“工作組”的同時,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zhàn)斗小組”。毛澤東的這封信還作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全會上印發(fā)。學校的局勢馬上發(fā)生了戲劇性的大轉變。一方面,紅衛(wèi)兵組織首先在北京各中學紛紛成立,并且成為各個學校的控制勢力。另一方面,大規(guī)模的打人行為立即普遍爆發(fā)。戴高帽子游街,掛黑牌子,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打人,在1966年8月初在北京的中學中一下子泛濫開來。后來流傳全國的“牛鬼蛇神歌”也是在那時候編出來的。在最早建立紅衛(wèi)兵的學校,暴力迫害也是最早開始的,其中有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還有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1966年7月31日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成立了紅衛(wèi)兵,8月5日就在校中打死了校長卞仲耘。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盛大集會,當時的說法是“檢閱百萬文化革命大軍”。這次接見和后來的7次,都由電視現(xiàn)場直播,也都拍成了紀錄電影在全國放映。報紙也曾經發(fā)表大量照片。從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簇擁在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身邊喜笑顏開揮舞小紅書的,主要是中學生。8月18日那一天的活動中,受到重點報道的是中學生紅衛(wèi)兵,最受矚目的是三個中學,即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和師大女附中。那天,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得到了50張上天安門城樓的票,是各中學里拿到票最多的。清華附中的紅衛(wèi)兵頭頭在城樓上集體受到毛的接見,他們中和毛澤東握了手的人,以后幾個星期沒有洗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城樓上發(fā)表演說,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給毛澤東帶上了紅衛(wèi)兵袖章。

 。冈拢玻比盏摹度嗣袢請蟆奉^版,發(fā)表了署名“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文章,標題是“毛主席接見了我們’紅衛(wèi)兵’”。文章說:“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啊,我們衷心祝愿您身體健康,萬壽無疆,我們一定堅決做您的最忠實最勇敢的’紅衛(wèi)兵’。”

  第二版上,發(fā)表了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的文章。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之后,說了“要武嘛”,此時,這個學校的校長已經被打死兩個星期了。

  這樣的盛大集會,這樣煽情的新聞報道,其中包含的旨意和對全國青少年的號召,是十分清楚的。

  “紅衛(wèi)兵”三字起初還需要用引號括出。此后,紅衛(wèi)兵在全國普遍建立,包括邊遠地區(qū)和鄉(xiāng)村!凹t衛(wèi)兵”三字變成了漢語里普遍使用的一個新詞。

  也就在8月18日之后,紅衛(wèi)兵暴力急劇升級。據筆者的調查,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wèi)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斗爭”教育局和三個學校的領導人,鮮血流在音樂堂的舞臺上,教育局長肋骨被打斷。8月19日晚,北京外語學院附屬中學紅衛(wèi)兵,在校中打死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職員張福臻。8月20日清晨,北京宣武區(qū)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被毒打和關押后墜樓身亡。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紅衛(wèi)兵,連續(xù)三天毒打校長沙坪直至打死。北京第八中學紅衛(wèi)兵在連日折磨后導致學校負責人華錦死亡,中國人民大學紅衛(wèi)兵打死了教員楊俊。8月25日,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紅衛(wèi)兵在校中打死了語文教師靳正宇、學校負責人姜培良以及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紅衛(wèi)兵上午打死了居民李文波、晚上打死了校長梁光琪。8月26日,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召開“斗爭會”毆打教員和學校領導人,批斗之后劉樹華自殺。8月27日,北京西城區(qū)寬街小學紅衛(wèi)兵打死了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wèi)兵在校中打死了中科院的工人陳彥榮和一個老年女人。

  在“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還可以看到一系列在8月18日以后被打死或者被毒打后自殺的北京居民的名單。還有一些受難者,現(xiàn)在找不到他們死亡的確切日子,但是可以確定他們是在8月18日以后的一段時間內被害的。

  1966年9月5日,劉樹華自殺身死10天之后,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fā)出一期“內部”的“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wèi)兵半個月來戰(zhàn)果累累!边@份簡報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為“國家機密”保存,普通人和學者都不可能讀到其中內容。據看到這份簡報的高級干部說,這份簡報寫道,從8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經有上千人被打死。這份“簡報”把暴力殺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視為紅衛(wèi)兵的“累累戰(zhàn)果”,鼓勵和支持之意,溢于言表。

  根據文革當局所做的“內部”統(tǒng)計,1966年8月下旬到9月5日,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wèi)兵打死。清華附中所在的北京海淀區(qū),人口總數(shù)和密度都沒有市區(qū)高,但是被紅衛(wèi)兵打死的人數(shù),海淀區(qū)在北京各區(qū)中名列第三,僅僅次于西城區(qū)和崇文區(qū)。

  除了天安門廣場的大型集會、接見和官方媒體的大力宣傳,權力當局還布置警察系統(tǒng)協(xié)助紅衛(wèi)兵抄家打人、運送和處理死尸。在北京最炎熱的季節(jié),處理突然增加的數(shù)千具死尸,也需要當局的行政能力,而不能只靠紅衛(wèi)兵的暴力。

  從文革發(fā)動者的角度來看,鼓動中學生開展紅衛(wèi)兵運動,是非常有利和成功的一個步驟。大學生受到教育較多,不夠野蠻。從筆者在“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的總況描述可以看到,即使在1966年8月24日清華附中等12所中學的紅衛(wèi)兵把暴力迫害的各種方式帶進清華大學之后,北京的各大學并沒有發(fā)生像中學里那樣眾多的殺戮事件。在中學紅衛(wèi)兵中,由18歲上下的高中生充當頭頭,15歲左右的初中生充當打手,造成了北京1966年的“紅八月”殺戮。這種殺戮,按照文革發(fā)動者的意愿,把文革引向極端。

  在1966年8月,北京中學紅衛(wèi)兵不僅引導了大學和小學,也引導了國家機關。據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被訪者說,在他們那里,在8月18日之前,雖然有大字報以及被“揪出來”的人在勞動,但是沒有打人、游街、戴高帽子和罰跪這一套,是在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wèi)兵之后,那里也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暴力行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負責人林楓,8月18日早上還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接見紅衛(wèi)兵,晚上就在黨校被“革命群眾”揪出來,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敲簸箕“自報罪行”等等。這一套都是從中學紅衛(wèi)兵那里直接模仿來的。

  通過8月18日這樣的大型集會以及隨之開始的“革命大串連”,北京的紅衛(wèi)兵也把暴力迫害引向全國各地。8月18日在天安門上發(fā)表演講的有兩個中學生,除了北京大學附中的彭小蒙之外,還有長沙第一中學的謝若冰。謝回到長沙后,該校紅衛(wèi)兵就貼出大字報“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集中開會,并且在會場上用銅頭皮帶毆打“黑五類”子弟。

  在筆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國一百多所學校的調查中發(fā)現(xiàn),無一例外地在1966年毆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沒有一所學校在文革中沒有發(fā)生暴力迫害。分散于各省各地的學校,發(fā)生了性質和表現(xiàn)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園“勞改隊”和校園監(jiān)獄(后來被稱為“牛棚”),暴力性“斗爭會”,“黑五類”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驅逐到原籍農村,抄家,剃“陰陽頭”,強迫唱“牛鬼蛇神歌”,搗毀文物和書籍,銅頭皮帶毆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這些暴行的都是紅衛(wèi)兵組織。上文報告了清華附中在1966年夏天發(fā)生的校園暴力概況,非常明顯,在全國學校普遍發(fā)生的,就是清華附中的模式。這套模式的基本構件,貫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當然,這個模式中的一些構件,不一定是清華附中最先發(fā)明的。比如,根據筆者的調查,校園“勞改隊”是在北京大學最先正式建立起來的,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在北京大學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開始的。但是,這些文革行徑作為一整套模式,清華附中是最先開始實行的學校之一,此外,這套模式也隨著紅衛(wèi)兵組織的普遍建立而傳播、復制和衍生。這也就是說,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貢獻給文革的,不僅僅是一個“紅衛(wèi)兵”的名稱,還有這樣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華附中的紅衛(wèi)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師和同學以及校外居民的樣板。

  上文敘述了紅衛(wèi)兵是怎樣一步一步由文革領導人扶植引導而發(fā)展起來的,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應是,毛澤東把這一名稱、這一組織和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過紅衛(wèi)兵運動,從數(shù)個學校推廣到全北京,進而推廣到全國。

    

  三、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施暴的部分細節(jié)

    

  實際上,在清華附中,大規(guī)模的暴力迫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8月26日的“斗爭會”之前已經開始了。

  副校長韓家鰲,文革前兼任初二(1)班的副班主任。8月初的一天,這個班的學生把他抓到該班的教室里面,全班學生用棍子、鞭子和銅頭皮帶輪流毆打他。他先是站著,后來被按下跪著,再后來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幾個學生因為是“黑五類”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資格”之外,其他的學生被強迫必須參與毆打韓家鰲。有一個學生不愿意打,就有紅衛(wèi)兵激發(fā)他說:“你不記得韓家鰲迫害你了嗎?打!”這里的所謂“迫害”,指的是,清華附中學生住宿在校,因為這個學生尿床,韓家鰲安排他和另一個也尿床的學生住在同一間宿舍里,這本來是一個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卻被用來激發(fā)仇恨和暴力。

  韓家鰲曾經在這個班里辦了“外語叢書角”,把一些學外語方面的書放在那里,給學生閱讀的方便;
他也曾經給一個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困難的學生買了一本英文小詞典。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個多小時后,有學生把一些書和這本英文詞典用火燃著后,丟進一個鐵絲簍子里,然后把韓家鰲的頭往火里按,燒著了他的頭發(fā)。

  打過以后,紅衛(wèi)兵把韓家鰲架回關押“黑幫”的小院,把他的衣服拉開,顯出他的滿背血痕,對其他“黑幫”說:“你們看,要是不老實交待,韓家鰲就是樣子。”當時,清華附中的“牛鬼蛇神”,被關在學校的西小院里,紅衛(wèi)兵里有個負責人,分工專門監(jiān)管他們;
“黑幫”們不是在那里寫“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斗爭”或者“勞改”;
常有紅衛(wèi)兵闖進來,命令他們唱“牛鬼蛇神歌”(此“歌”歌詞與曲譜見筆者《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他們就只好唱;
他們被侮辱,也只能唾面自干。

  韓家鰲被打得渾身是傷,醫(yī)院不給“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讓家人到藥店買了大量治療跌打損傷的傳統(tǒng)中藥“云南白藥”,天天就著燒酒吃下去,以減輕疼痛。當時韓家鰲33歲,從不喝酒,服用“云南白藥”需用燒酒才起作用,他學會了喝酒,并且從此天天喝酒。他的腰在1966年被打傷后,30年來一直疼痛。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在附中校園大量使用暴力的時候,在清華大學打人還不那么嚴重。附中紅衛(wèi)兵因此批評大學紅衛(wèi)兵太文太無能,聲稱要“教育教育”大學生。8月中旬的一天,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帶領中學生到清華大學校園游行,游行中間把清華大學的前領導人之一艾知生抓來“游街”。游行的終點站是清華大學西大飯廳,在那里繼續(xù)開大會“斗爭”艾知生,在“斗爭會”的臺子上,附中紅衛(wèi)兵把艾知生踩在腳下,一頓痛打。

  在劉樹華被打的前兩天,8月24日,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召集全北京市12所中學的紅衛(wèi)兵到清華大學“造反”,實際上是中學生紅衛(wèi)兵把大規(guī)模的抄家打人之風全面帶進了清華大學。那一天,12所中學的紅衛(wèi)兵分乘大卡車來到清華園,和清華大學紅衛(wèi)兵配合行動。他們命令拆毀清華大學建校時期修筑的標志性建筑——刻有“水木清華”的漢白玉牌樓(這座牌樓在1990年代重建),大吊車拉倒牌樓后,紅衛(wèi)兵命令在“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塊背走;
“牛鬼蛇神”運石頭的時候,背后有拿著銅頭皮帶的紅衛(wèi)兵吆喝打罵。中學紅衛(wèi)兵和大學紅衛(wèi)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華大學校園內的甬道上,留下了一灘一灘的血跡。無線電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還有人在血跡旁畫了一個大圈,又寫上“狗血”兩個字。這12所中學里也有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該校紅衛(wèi)兵在清華大學“造反”過后,又到了靠著清華大學的北京大學教工宿舍“燕東園”,抄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翦伯贊的家,撕毀了他的藏畫,查封了他的書籍。

 。冈拢玻慈胀砩,清華附中副校長韓家鰲被清華附中的紅衛(wèi)兵拖到清華大學的科學館。韓家鰲的家住在清華大學校園中荷花池附近,就是中學課本里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所寫的地方。一公里長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紅衛(wèi)兵一路走,一路打他,一個紅衛(wèi)兵還把他的頭按在地上,用腳踩上,說他“永世不得翻身”,這是引用毛澤東的語錄。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也被抓來,紅衛(wèi)兵命令韓家鰲打萬邦儒,說“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里,萬邦儒和韓家鰲都被關在清華大學科學館。被揪到科學館挨打的還有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劉冰、艾知生等等。他們被逐個叫到一間小房間里挨打。折磨了一夜后,到第二天中午,給他們一人一個窩頭吃,領窩頭的時候,每個人必須先說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窩頭”,否則立即再遭打,那是清華大學的大學生紅衛(wèi)兵命令他們這樣咒罵自己的。在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學的紅衛(wèi)兵不甘落于中學紅衛(wèi)兵之后,并且都有“創(chuàng)造性”。

  萬邦儒和韓家鰲在科學館被關押毆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紅衛(wèi)兵拉回到附中。韓家鰲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哪里去了,又不見他回來,他們出門看到路上的兩灘血,以為韓家鰲已經被打死,只有回家痛哭。

  清華附中的地理教師張葆林,看到同事們這樣挨打挨斗甚至自殺,她不知道災禍什么時候會臨到自己頭上,于是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兒子仿照紅衛(wèi)兵在“斗爭會”上的樣子打她,說要“練習承受紅衛(wèi)兵的毆打”。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樣的拷打和折磨,竟然事先進行“彩排”。

 。保梗叮赌辏冈卤本┰麓蟊┯辏迦A附中路邊的排水溝排水不暢,引起積水。在校園“勞改隊”里的老師們被命令清理水溝。做完以后,紅衛(wèi)兵命令他們互相潑溝里的混水,互相毆打,還命令男老師打女老師。

  一位當年的學生在接受采訪時說,一天他看到清華附中的另一個副校長吳玉良走在路上,一個紅衛(wèi)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吳一個大耳光,又幾拳把吳打倒在地,然后揚長而去。吳玉良倒在地上,過一會兒自己爬起來就走!@時已經過了打人的高潮。

  一位當年的學生告訴筆者,有兩位老師忍辱負重的耐受力,給他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孔令儀,一位是羊滌生?琢顑x原來是清華大學的教師,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后,被貶到清華附中,教高三的數(shù)學,教得非常好;
羊滌生也是被劃成“右派份子”后到清華附中的。文革中“右派份子”是現(xiàn)成的打擊對象,加上有人說孔令儀是孔子的后裔,似乎更是罪上加罪。但是,這兩個人不論怎么挨打被侮辱都一言不發(fā),默默忍受。這個學生說他覺得這兩個老師從1957年起就被人踩在腳下,有了耐受力。

  這卻讓筆者感到悲涼,為什么清華附中有過這樣的年代:老師被學生打得要吃“云南白藥”、要練習怎么被“斗爭”、怎么下跪?也覺得今人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樣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樣的恐怖面前會害怕到什么程度?然后,可能才會思考一下,與其像張葆林老師那樣膽戰(zhàn)心驚地“彩排”挨斗、像孔羊二位老師那樣無言地承受毒打,何不設法制止這種恐怖境況再次出現(xiàn)?

  在清華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僅僅是老師,還有學生。紅衛(wèi)兵提出了“紅五類子弟”“黑五類子弟”這樣的新名詞和新概念,大力推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lián)。所謂“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子女,也成為攻擊對象。

  紅衛(wèi)兵不僅自己大量書寫張貼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還強迫一批所謂“黑五類”出身的學生抄寫這一對聯(lián)。也就是說,這樣的學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強迫自辱。高三學生戴建忠和另外三個學生一起被強迫各寫“對聯(lián)”100副。可以想象,僅僅這四百副“對聯(lián)”就可以造成什么樣的視覺環(huán)境。事實上,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學校園里,這副“對聯(lián)”是張貼最多最廣的東西之一。

  對所謂“黑五類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說法是“狗崽子”,紅衛(wèi)兵不但張口罵,而且動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動。在宿舍里,一些“黑五類”子弟的床頭被貼了侮辱性的大字報。初二學生章立凡的父親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帳和被子被紅衛(wèi)兵同學撕毀。

  高一(二)班學生楊愛倫,父親1949年以前在當時的政府海關做事,被認定為“壞家庭出身”,另外,她學習成績優(yōu)秀,還是學校體育隊中長跑運動員和文藝隊的獨唱演員。由于她的“壞家庭出身”以及在文革前被認為是“好學生”,她在1966年7月底就開始在班里被紅衛(wèi)兵“斗爭”。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領導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詳細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閉在一間小屋里,她在宿舍的鋪蓋被扔了;
她被強迫寫“檢查交代”。在這種情況下,1966年8月8日,楊愛倫到清華園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火車頭把她鏟出了軌道。她沒有死,但是臉部和身體受到重傷,并且失去了手指,成為永久性傷殘。

  不到兩個星期之后,1966年8月20日,也屬“家庭出身壞”的高二學生郭蘭蕙服毒自殺死亡。郭蘭蕙的父親在1949年以前曾經在當時的政府中工作,由于這樣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并受到“批斗”。8月20日是星期六,郭蘭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來蘇水。到家的時候,她母親看到她臉色不對,知道她服毒以后,立即把她送到醫(yī)院,當時她還沒有斷氣。

  兩位認識郭蘭蕙的學生說,紅衛(wèi)兵曾經在學校中當眾宣布,因為郭蘭蕙是自殺,醫(yī)院打電話向清華附中詢問她是什么人,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告訴醫(yī)院,郭蘭蕙是“右派學生”,于是,醫(yī)院不加搶救,讓郭蘭蕙躺在醫(yī)院的地板上漸漸死去。紅衛(wèi)兵不但對郭蘭蕙的死亡毫無憐憫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氣在學校里告訴其他學生這些情況,顯示他們主宰生死的權力和威風。

  郭蘭蕙死時19歲。

  就在劉樹華被“斗爭”而死的同一天,1966年8月26日的上午,清華附中高二(1)班四個所謂“黑五類”出身的學生鄭光召、戴建忠、趙伯彥、劉喜鴻,遭到該班紅衛(wèi)兵的集體毆打,紅衛(wèi)兵掄開了銅頭皮帶和棍棒,向他們稱作“狗崽子”的同學大打出手。當天下午,這四個所謂“黑五類”又被強迫跪在學?盏厣习尾莞皠诟摹,身后站著手持皮帶、兇神惡煞的紅衛(wèi)兵。當年,這幅恐怖畫面深深印入多位老師和學生的記憶里。當天晚上,鄭光召等四人被關在學校不準回家。鄭光召出現(xiàn)尿血、抽搐和昏迷,幾乎死去。以后,他們被監(jiān)禁在宿舍,不得允許不能出學校門。

  清華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的女兒,是清華附中初二(1)班學生。因為蔣南翔在1966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來的“工作組”作為“黑幫”“揪”了出來,他的女兒立即變成了“狗崽子”。有一天,在眾多同學面前,她被“紅五類”學生從隊伍里拉出來,當眾扇了幾個大耳光。

  在清華附中,特別流行給被“斗爭”的女同學剃“陰陽頭”,即把頭發(fā)剃去半邊。筆者采訪過的該校人員很有限,提供了被剪“陰陽頭”的女同學名字就有:高三的張?zhí)N環(huán)、高二(1)班的楊柏齡和陳向明、初二(3)班的王淑英和孫淑綺。

  在當時北京的其他中學里,剃“陰陽頭”的侮辱一般只施加在女老師身上,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卻以這種方式虐待女同學,這在當時的“紅色恐怖”中都算少見的。

  北京作家史鐵生在1966年時是清華附中初二(3)班的學生。當筆者問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學,他回答說,打了,打得不重。

  筆者問,不重是多重?

  史鐵生說,打了兩個女同學。是紅衛(wèi)兵打的。讓她們跪在教室里,用皮帶和拳頭打了,剪了她們的半邊頭發(fā)。

  記得筆者當時不禁追問:這怎么還叫“不重”?

  史鐵生是作家,使用漢語詞匯應當比較準確,當然也懂得這樣毆打折磨,對兩個15歲的女學生來說,是“重”還是“不重”。他這樣說,是因為在1966年的清華附中的環(huán)境里,有大量更為嚴重的罪惡發(fā)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里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劉樹華和其他“黑幫”那樣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鐵生還記得這兩個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孫淑綺。她們被剪“陰陽頭”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隱瞞家庭出身”,這在當時就可以成為一個罪名,可以讓紅衛(wèi)兵拿去作為一個理由來懲罰你,從中也可以見出紅衛(wèi)兵的觀念,以及他們認為有權力用暴力懲罰同齡人的那種蠻橫。

  史鐵生不是“紅五類”,沒有當過紅衛(wèi)兵,而且對被打的人懷有同情,所以記得這些細節(jié)。經歷、道德觀念和記憶的關系在這個例子中體現(xiàn)得十分明顯。

  被毒打的還有清華附中傳達室看門的老人?撮T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也不可能“打擊迫害革命干部子弟”,一樣被打,因為紅衛(wèi)兵照樣可以找出“理由”,他們說他是“地主”,對他大打出手。

  清華附中的紅衛(wèi)兵不但到本校教師家中抄家,也到學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們在清華大學的教授家中,砸毀藝術品和書籍,搜索黃金和外幣,而且毆打被抄家者。8月下旬的一天,紅衛(wèi)兵把抄家抄來的東西,主要是書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華附中大操場上堆了有一個房間那么大一堆,點火燃燒。煙塵飛舞,發(fā)出嗆人的氣味。紅衛(wèi)兵成員圍繞火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鼓掌歡呼。其他同學不敢近前,遠遠觀望。

  清華附中的紅衛(wèi)兵還到火車站去毆打那些被“遣返”到農村的“地富反壞右”。在1966年8月9月,有近十萬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驅逐到原籍農村,占當時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驅逐的命令由紅衛(wèi)兵發(fā)出,強行“遣返”的過程,也由北京中學生紅衛(wèi)兵在警察的幫助下出手執(zhí)行。大批紅衛(wèi)兵在火車站監(jiān)督被驅逐者,并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曾經在火車站用開水澆燙被驅逐的人。有些在夏天被驅逐出去的人,在農村沒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來,1966年11月,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再次到火車站毆打這些人。目擊者說,打人的場面十分可怕。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也參與發(fā)起了所謂“打小流氓”的行動。他們和其他中學的紅衛(wèi)兵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斗爭”“小流氓”,在萬眾矚目之下,毆打被“斗爭”的對象。在“打小流氓”運動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8中學、第13中學、北京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紅衛(wèi)兵打死了被他們指為“小流氓”的同學和社會青年。今天去看,不要說所謂“小流氓”顯然是一個欲加之罪,就是在紅衛(wèi)兵所用的語匯中,也只稱之為“小”流氓,而不是什么大罪犯,可是紅衛(wèi)兵也對他們毒打甚至打死。這就是紅衛(wèi)兵當時的理念。

 。冈孪卵t衛(wèi)兵開始所謂“革命大串連”。他們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費火車票和食宿,在全國各地“煽風點火”。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把他們的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帶到他們的所到之處。住在貴陽的一位被訪者說,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到了貴陽,毆打貴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們打了京劇團的演員,還把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的園長也揪來剪了“陰陽頭”,并且把她打得遍體鱗傷,滿身血印,皮下淤血很長時間不消褪,看上去十分嚇人。這個幼兒園園長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

  劉樹華之死,就發(fā)生在這樣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劉樹華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發(fā)事故。劉樹華死于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大規(guī)模暴力迫害,他是1966年8月發(fā)生的紅衛(wèi)兵殺戮的無數(shù)受害者之一。

  上所敘述的清華附中在1966年夏天發(fā)生的暴力迫害,僅僅是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實際發(fā)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詳細的調查,如果清華附中的大部分師生能夠有機會說出他們身經目睹的紅衛(wèi)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遠遠不止本文的內容。

  

  四、暴力迫害的理論支撐:“教育革命”“階級路線”和“造反精神”

    

  上文寫到,在毒打劉樹華的過程中,在折磨清華附中一批教師和干部的過程中,在給女同學剃“陰陽頭”的行為中,人性中的惡意和罪惡欲望,確實在起作用。對他人揮舞鞭子棍棒,欣賞受害者在腳下呻吟,掌握對他人生殺予奪的權力,這些,對于沒有建立良心預防機制、道德底線極弱的人來說,是一種快樂和享受,稍加推動,就足以使他們樂此不疲,積極進行。但是,這種人性惡,在文革中是依附于紅衛(wèi)兵的政治理念和行動目標發(fā)生作用的。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一直宣稱他們的成立宗旨,也就是他們所要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兩項:一是“教育革命”,二是“貫徹階級路線”。

  為他們的第一項任務“教育革命”,他們毫不留情地攻擊清華附中的校長萬邦儒等學校領導,殘酷地毆打教員們如劉樹華,盡管這些人在文革前其實不但沒有“迫害干部子弟”,而是給了他們相當多的特權。紅衛(wèi)兵的行為確實像是一種恩將仇報或者對特權的貪得無厭的追求以及虐待狂的表現(xiàn),但是也不僅僅如此。他們有意識形態(tài)和革命理論作根據,他們把校長和老師先定義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代表人物,然后以此為“理由”,可以毆打、侮辱、甚至打死校長和老師。

  這樣的認識顯然來自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的一封信。這封信當時是和“516通知”一起在共 產 黨高級干部中傳達的。在這封信里,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我們學校的現(xiàn)象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睙o論毛指責的這種現(xiàn)象是否真實存在,但他指示人們,特別是學生,去攻擊當時學校的校長和教員,是非常清楚的。

  在1966年的夏天,學校的校長和教員,便淪為當年“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和“肅清法革命運動”中的“反革命份子”、“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五反”中的資本家、“反右派運動”中的“右派份子”,他們是被最高當局指定的“革命”所要打擊的對象,是做為社會中的一個群體被當作了打擊對象。盡管在其中的每個人,可以苦苦申辯并且幻想逃脫,但是,大的形勢是不可改變的,比如,劉樹華根本不是什么“流氓”,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但是即使沒有這個借口,也會找到別的罪名處罰他。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成員,清華附中的教員和校長們,注定是要被打被斗被迫害的。

  這樣一種迫害方式——在社會中劃出一大類職業(yè)范圍的人、進行大規(guī)模的超越于法律之外的迫害,在人類歷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很難界定其獨特性,也沒有一個專門的名詞來描繪。這種迫害方式不是僅僅從文革開始的,紅衛(wèi)兵的貢獻是把這種方式用在了大批教育工作者頭上。

  紅衛(wèi)兵的第二個目標和任務是“貫徹階級路線”。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發(fā)明的“紅五類子女”和“黑五類子女”的新概念新名詞,遠遠溢出馬克思所說的“階級”概念,不但不是指擁有生產資料的人,也不是指過去曾經擁有生產資料的人,而是指曾經屬于某個階級的人的兒女。他們要求在他們的同代人之間劃分等級,制定打擊目標,建立新的秩序。

  這顯然是符合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需要的。文革開始的時候,共 產 黨已經執(zhí)政十七年,當時30歲上下的成年人,都是在共 產 黨時代才進入小學或者中學的,根本沒有可能再成為“地主”“資本家”,所以,那時候需要新的理論,劃出新的打擊對象,才能使得“階級斗爭”繼續(xù)下去。紅衛(wèi)兵擴大了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理論的打擊對象,不僅從“地富反壞右”擴展到了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教育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并且,從“地富反壞右”本人擴展到了他們的子弟。而且,在那個時代,每個家庭生育的子女數(shù)目平均多于兩個,所以這一新政策在斗爭對象數(shù)量、范圍的擴展方面也極其可觀。

  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論,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理直氣壯地侮辱毆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包括剃女同學的“陰陽頭”。劉樹華死去30年后,他的同事和筆者談起他的時候,還特別提到,劉樹華“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最多是小業(yè)主”;
他們也提到校長萬邦儒遭到長期的毒打和虐待,不但因為他是“黑幫”,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清華附中的代表,還因為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這樣的記憶背后,還看得到清華附中極端強調“家庭出身”的血統(tǒng)論遺風。

 。保梗叮赌辏冈拢玻度,劉樹華被毒打的同一天,北京農業(yè)大學附屬中學紅衛(wèi)兵舉行“斗爭會”,強迫該校128名老師和學生跪在大食堂的地上,面對毛澤東的掛像“請罪”,而且,128人中有的被剪了頭發(fā),有的被打,有的被沒收了手表。這所中學當時只有60名教職工和不到500名學生,128人占很高的比例。此后,“128”成為北京農業(yè)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恐怖數(shù)字!岸窢帯彼麄兊摹袄碛伞笔且粋:他們“家庭出身壞”。這是一個以“家庭出身”來進行“階級斗爭”的典型案例。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有明確的規(guī)定,只有“紅五類”子女可以加入紅衛(wèi)兵。這五類是:革命烈士、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工人、貧下中農。這就是說,對一個像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為人口主體的商業(yè)工作者、機關職員、教師、醫(yī)務工作人員,工程師、各種服務人員以及專業(yè)人員的子女,都是不準參加紅衛(wèi)兵的。這么多行業(yè)人員的子女尚且如此,他們本人的處境也很清楚了。這些人員是現(xiàn)代城市經濟的主體,打擊這些人,是在打擊現(xiàn)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部分,打擊商業(yè)、技術和科學!凹t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在柬埔寨驅逐城市人口,摧殘受過教育的專業(yè)人員,與此有相似之處。西方學術界對柬埔寨波爾布特暴政的史實,已有相當程度的研究,至于他受到了中國文革的哪些影響,還待考。

  家庭出身是加入紅衛(wèi)兵的唯一條件,紅衛(wèi)兵又是將此條件明文寫在章程里的組織。共青團雖然在實際操作中強調這一方面,但是章程里沒有這一條。把一種先天性的條件寫入組織章程里去的另一個組織,是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跋L乩涨嗄陥F”嚴格調查成員的父母是什么人種,誰若有所隱瞞,會被懲罰。這方面和上文寫到的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把一名被指控“隱瞞家庭出身”的初二女學生剃了“陰陽頭”,并罰跪和毆打,做法是相似的。

  紅衛(wèi)兵在學生中實行隔離政策。該校初二(1)班的學生成立了一個叫“梅花”的小組進行活動!懊坊ā毙〗M的成員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有的是“紅五類”,有的不是,是“職員”。紅衛(wèi)兵命令“梅花”小組解散,理由是他們“階級陣線不清”。由此,不同“家庭成份”的學生,被禁止互相平等來往。實際上,當時在北京的中學生中,不同“家庭出身”的學生,互不來往甚至互不說話。

 。保梗叮赌辏对,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使“貫徹階級路線”獲得了最有力的社會制度方面的支持。不管怎樣,考試制度和“家庭出身”制度有沖突,前者被廢除,后者就可以大行其道。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把“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是很有影響力的,后起的、與之“對立”的、成年人的組織,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蒯大富,在其發(fā)出的文告中,蒯大富署名之后還特別注明他是“革干”家庭出身。(《井岡山紅衛(wèi)兵第三號決議》,1966年9月28日,有三個人署名,都寫明“家庭出身”。)通常,署名可以伴隨本人的職務,但是注明家庭出身,卻是罕見的做法。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實行“教育革命”和“貫徹階級路線”的手段,是相當暴力性的,破壞常規(guī)的。他們在這方面的說法是“革命造反精神”,并以此作為紅衛(wèi)兵的重要特色。他們前后寫了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毛澤東看過前兩論后,寫信支持他們!度嗣袢請蟆钒l(fā)表了這三篇文章。時間是在劉樹華被“斗爭”和毒打的前兩日。

  所謂“造反精神”,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謊言和諷刺!霸旆础币辉~在傳統(tǒng)意義上是反對皇帝反抗強權。紅衛(wèi)兵聲明他們是毛澤東的紅色衛(wèi)兵,那么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根本不“造反”,相反卻是最高權力的忠實奴才。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明確規(guī)定,所謂“革命干部”,是指在1945年以前加入共 產 黨的干部,這些干部在1966年大部分都是高級干部,因此,當時清華附中一千多學生中,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只有二百來人;
北京的其他中學,也有類似的比例,也就是說,他們是一代人中的少數(shù)。一個200人的組織,可以在該校內外施行上文所描繪的種種暴行,是因為紅衛(wèi)兵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和扶植;
少數(shù)人能控制多數(shù)人,也是因為他們有一套革命理論;
此外,也由于他們使用無限制暴力,使得反抗不可能發(fā)生。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所作所為,就是在最高權力者毛澤東的一手支持下,在權力當局的保護下,對老師和同學恣意施暴。他們肆無忌憚地迫害虐待學校里無法還手、也無處可逃的老師和同學,毆打折磨學校外的和平居民。這樣的行為,不但野蠻,而且卑劣。

  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這種“造反”,是對文明社會常規(guī)的反動,是無法無天,在縱向的歷史和橫向的世界文明范圍內,都是罕見的嚴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是極大的罪惡和丑聞。然而,甚至在文革結束以來,紅衛(wèi)兵的暴力迫害和殺戮,一直沒有得到記載。在現(xiàn)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于1986、1988、1995年),以及兩部數(shù)百頁長的紅衛(wèi)兵史(1994、1998年出版),沒有提到任何一個被紅衛(wèi)兵害死的校長和教員的名字,也沒有記載1966年“紅八月”的大量發(fā)生的校園血腥事件。

  劉樹華死于1966年8月。紅衛(wèi)兵自豪地把這個八月稱之為“紅八月”。長久以來,這個時期被描述為狂歡的理想主義的青少年的盛大節(jié)日,而大量被殺害或自殺的教育工作者,卻長期被隱瞞、被遺忘!凹t八月”的腥紅,不但是紅衛(wèi)兵的紅布袖章和毛語錄本的紅色塑料封皮,更是千萬文革受難者的鮮血,其中也有劉樹華年輕的血。

 。保梗梗澳甑诙凇秱饔浳膶W》發(fā)表“紅衛(wèi)兵之旗”一文,是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領導人卜大華對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產生發(fā)展以及所作所為的長篇介紹,共兩萬字。在這長篇大論、用詞華麗的回憶錄中,卜大華完全沒有提到他在1966年8月26日晚上主持召開的那個“斗爭會”,那場導致劉樹華老師自殺的殘酷拷打,也沒有提到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大規(guī)模地長時間地毒打侮辱老師和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的行為。

  這里不僅有一個是否說出事實真相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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