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各方有很多紀念活動。但是，隨著歷史推移，五四、包括它背后的新文化運動的面目，其實是越來越模糊了。

　　主流的立場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激烈反傳統(tǒng)是必要的。通過反傳統(tǒng)，新文化運動開創(chuàng)了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新局面。比如，新文化運動打破了經(jīng)學的壟斷，為新學問開放出一片天地。

　　問題是，自廢除科舉之后，自民國建立之后，經(jīng)學果還有壟斷地位么？即便曾經(jīng)有過經(jīng)學的壟斷，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取消經(jīng)學就是正確的做法嗎？今日西方大學仍有神學院，神學依然是思想之重要源泉。而蔡元培以來的中國大學，除了西方化的所謂“中國哲學”乃至更加等而下之的“中國哲學史”之外，可曾給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一席之地？如今北京大學可以安放各種稀奇古怪的雕像，卻容不下一座孔子雕像，倒與此一脈相承。這樣的大學究竟是新文化還是舊文化？

　　當然，贊美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理據(jù)還是，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學術思想繁榮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后才發(fā)生的。只是，時間的先后次序未必表示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問題是，如果新文化運動也算文化繁榮，它自己又是從哪里來的？總不可能它自己生下自己�？峙乱�說，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學術思想繁榮，另有原因在。

　　帝制時代中國思想學術陷入困境而無法健全演進的根源是文化與權力緊密捆綁在一起，一如歐洲中世紀宗教與權力捆綁在一起，或者教會本身就享有強制性權力。晚清新政，科舉制廢除，尤其是自清末立憲以來，政府逐漸放棄對教育、學術的控制，教育自治、學術自治已成基本的制度安排。學生大規(guī)模出國留學，西學廣泛輸入，十年之后即陸續(xù)結出正果。新文化運動本身即是這種相對自由的學術文化制度的產(chǎn)物。

　　這種制度安排是二十世紀前半期學術文化思想繁榮的制度基礎。一旦學術、思想、教育免于政府強制性權力之無端控制與干預，西方內(nèi)部不同文化、中國內(nèi)部的新舊文化，自然就在中國學術思想共同體內(nèi)部展開自由競爭。競爭將會刺激喜好新學者引入西方元素，促成中國內(nèi)部新文化之生成。面對西學、新文化的競爭壓力，舊文化的某些承載者可能因為恐懼而趨向守舊，形成守舊主義；
但更多人可能明智地尋求舊文化再生之道，與新文化以各種方式共生、互補、互動。

　　后一種結合，不是激進的，也不是守舊的，而是英國大哲愛德蒙•柏克基于英國文明演進歷史而概括出的“保守主義”。它沒有宏大口號，而是從細微處入手，所以不夠激動人心。但惟其如此，這種文化生產(chǎn)才更有原創(chuàng)性、更有建設性。

　　現(xiàn)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如梁啟超、張君勱、陳寅恪、蕭公權、學衡派、牟宗三等現(xiàn)代新儒家等先賢，走的就是這樣一條中道保守之路。他們要么與新文化運動無關，要么根本厭惡這場運動。胡適先生真正原創(chuàng)性的學術、思想貢獻，也來自其與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tǒng)”精神相反的另一種精神：溫和的文藝復興的精神。如果中國的思想文化沿著這一路線行進，則假以時日，當如張君勱所言，獲得其“死后復活之新生命”。

　　新文化運動卻帶有一股戾氣。新文化運動或許確有啟蒙的效果，但它也帶來了一種迷信，那就是對“新”的迷信，對理性的迷信，以及由于前兩種迷信而來的對破壞的迷信。直到今天還有人辯稱，只有大破才能大立。其實大謬不然。文化的演進仿佛人體的生長，不需要毀掉少年之身，才有青年之體。當然，一直有人說，中國文化已經(jīng)從根子上潰爛了，因而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切割性治療。問題是，操刀者本人即身在此生命體中，他又是如何保證自己不被“污染”，何以單單他有資格成為醫(yī)生？未必自相矛盾。他自命為醫(yī)生，又如何保證自己的判斷不錯？又如何知道自己的刀當止于何處？會不會一刀刺中心臟？

　　當然，新文化運動本身畢竟只是思想文化運動，它沒有能力導致傳統(tǒng)的斷裂。真正導致這一斷裂的是以暴力的方式大規(guī)模摧毀傳統(tǒng)禮俗、社會結構的政治社會運動。只是，我們恐怕還要追問：如此普遍、強烈而根深蒂固的破壞精神，又是從何而起？恐怕不能不溯源于新文化運動，它制造了“不破不立”的迷信，并儼然成為一項新傳統(tǒng)，于無形中支配著人們的心靈。

　　今天，地方政府禁止種種民俗，對城市進行大規(guī)模改造——就是全盤重建，在鄉(xiāng)村，也拆毀村莊、讓農(nóng)民集中居住，凡此種種，無一不是不破不立的扭曲的現(xiàn)代心態(tài)之制度化表現(xiàn)。唉，中國文化，的確是被火燒了一遍又一遍，只是恐怕未必因此而得到涅槃。

　　中國海關雜志，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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