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張隆溪先生于2006年12月2日在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年會上的演講大綱。

　　通識教育，英文叫 general education，顧名思義是在�？浦�外，給學生以范圍廣闊的普遍知識。人類的知識發(fā)展到今天，已經不可能由一個人全面掌握，所以知識系統越來越分為各種專門的科系，分門別類，而且越分越細，學生和學者都專攻某一門類。在學校，尤其在大學里，學生都分在不同的科系專業(yè)學習，而研究更是專攻某一領域。于是學生有自己的專業(yè)，學者也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但是，就像錢鐘書先生說過那樣，成為某一門類的專家，雖然在主觀上是很得意的事，在客觀上卻是不得已的事。知識的分化或許是勢所必然，不能不如此，專業(yè)化對于知識的深化，尤其對研究的發(fā)展，都有相當積極的作用。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知識的分門別類使人們的知識面缺乏廣度，眼光局限，看不到自己所學那一小點范圍之外的整體，也就越來越對事物的聯系和互動缺乏了解，不僅眼光局限，而且心胸也隨之變得狹隘，這對于培養(yǎng)我們所需的人才，實在相當不利。無論自然還是人類社會，本來是一個互相聯貫的整體，而我們?yōu)榱擞^察和研究的方便，才用各種辦法去分門別類，所以知識的分化是人為的局限，而要對自然和社會有比較全面的認識，就需要超越�？贫�獲取更普遍的知識。就是在科學研究方面，也逐漸在分科之外，出現科際整合即跨越學科分界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而且科學上的突破，往往就和這種由分而合的研究相關。我們由此也就可以明白通識教育的重要性。

　　通識教育也就是所謂通才教育，即 liberal education，按字面講是自由教育，其涵義是指在�？浦�外，通過廣泛涉獵各方面知識，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教育。所謂自由，就是指“把人的頭腦從習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培養(yǎng)能作為世界公民隨時謹慎而敏感地行動的人。這就是塞內卡所謂人性的培養(yǎng)”。[1] 在西方，這是有悠久傳統的教育觀念，其具體內容則是人文教育。在十九世紀討論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著《大學的觀念》，他在其中說，知識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大學就是純粹追求知識、研究學問的場所。紐曼把通識教育區(qū)別于�？频穆殬I(yè)教育，認為通識人文教育才可以稱為教育（education），而專科的職業(yè)訓練只能叫做技藝的傳授（instruction）。培根（Francis Bacon）曾說，知識就是力量，但紐曼認為不能只從工具的角度看待知識，他也承認知識就是力量，但他說：

　　“在成為力量之前，知識首先是一種善；
它不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

　　他又說：

　　“當我們說知識的傳播就是教育，這其實就意味著知識是心靈的一種狀態(tài)；
既然心靈的培養(yǎng)肯定是值得去追求的目標，我們便可以由此再度得出結論，這也是‘通識’和‘哲學’這樣的字眼已經暗含的結論，即知識是值得人向往的，哪怕它沒有任何實際的結果，它本身便是寶藏，足以補償學子經年不斷的苦苦追求”。[2]

　　把知識作為本身的目標，把求知視為精神追求，對于善的追求，這就是所謂“人性的培養(yǎng)”這個西方傳統的通識教育觀念。中國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抱著同樣的看法。他1912年在中國公學開學典禮上演說，就講過和紐曼的觀點相當類似的話。他說：

　　“學問并非學商者即為商，學政治者即為官吏，須知將來不作一事，學問亦為吾腦筋所應具之物”。[3]

　　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蔡元培曾經反復強調，

　　“今人肄業(yè)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他又說：

　　“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yǎng)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4]

　　由此可見，西方和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們都十分強調為知識本身的內在價值而追求知識，而不是為了實際利益追求知識。我們看現在的情形，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內地，大學和中小學教育和這些教育家們的理念實在相差太遠了。強調實用和實際利益，似乎是目前社會上和教育界的一種普遍現象，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也許培養(yǎng)許多社會需要的專業(yè)人員，但是就教育培養(yǎng)人和人的心靈而言，我們的教育卻并沒有完成應該完成的首要任務。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更需要強調通識教育，即人文教育的重要意義。

　　知識的分化和教育的專科發(fā)展，當然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情形，但通識教育可以視為平衡精專與博雅的手段。金耀基先生在討論現代大學的問題時，首先就指出專精與通博的矛盾，認為

　　“大學教育畢竟不應只是訓練一技一能之士。一個大學生應該對人類知識文化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對自己民族的學術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賞與把握，同時，他應該養(yǎng)成一種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一種對真理、對善、對美等價值之執(zhí)著的心態(tài)”。[5]

　　說起對人的培養(yǎng)，尤其能夠獨立思考，能夠執(zhí)著于真、善、美的內在價值，那更是通識教育的基本意義所在，而非�？朴柧�，尤其不是科技的技能培養(yǎng)可以解決的問題。不同大學的教育系統都面臨如何平衡專與博的問題，也采取各種辦法。例如美國哈佛和其他一些大學就有所謂核心課程（core courses），內容都是以深入淺出的形式，給大學生介紹各主要文化傳統和各門基礎學科，目的是使學生對內容廣泛的知識有基本的了解。核心課程有各種，要求學生選擇自己�？浦�外的內容，即學科學的學生應該多選人文學科的內容，學人文的學生則多選自然科學的內容。大學的核心課程，在傳統上是以人文學科為主，而通識教育也是以人文教育為核心。

　　所謂人文教育，在中國就是我們所謂文、史、哲的基本教育，這包括了人文教育的主要方面，而語文即中文教育，又是其中一個核心部分。語文教學顯然不只是語言的聽、說、讀、寫等基本能力的訓練，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文化傳統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和認識，包括對中國歷史和思想傳統的認識。中國古代并沒有現代知識的分科，中國古人的思想和著作也不像現代人那樣分門別類。我們現在把先秦諸子看成哲學類著作，但《莊子》不僅是道家思想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其奇特瑰麗的想象和層出不窮的妙喻，使這本書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在歷史上對文人的影響也極大。例如《齊物論》里有幾句話：“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
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

這些話看來荒誕無稽，因為太山高大，而秋毫之末至細至微，殤子短命，而彭祖活到七八百年的高壽，為什么莊子要反過來說呢？這當中的哲理在于齊物，而不是互相比較，即物各有其性，但這個道理是以鮮明的形象和故意刺激人的反話來表達的。我們可以從哲學的角度去分析，也可以從語言和文學的角度去分析。此外，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著作的一個典范，但其敘述之優(yōu)美，描繪之生動，使之成為中國文學中的精品�！妒酚洝分杏性S多片段，如荊軻刺秦王、鴻門宴、項王在四面楚歌中自刎的故事等等，不僅膾炙人口，而且成為文學和戲劇取材的寶庫，在中國文化藝術傳統中有很大影響。有時候從《史記》的片言只語，就可以逐漸發(fā)展出曲折的情節(jié)和感動人的故事。例如霸王別姬，《史記》中并沒有詳細記載，只說項羽夜聞漢軍皆楚歌，以為漢已得楚，于是“起飲帳中。有美人虞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乃悲歌慷慨。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羽悲歌慷慨，唱的就是有名的垓下歌�！妒酚洝酚涊d了這首悲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這當然是歷史家憑借傳聞和想象，以文學語言構想出來的歌。後來文學、戲劇中的霸王別姬故事，就是從《史記》簡單然而動人的敘述中，逐漸演變發(fā)展出十分悲壯而感人的情節(jié)。中國歷史和文學關系密切。如果我們比較《三國志》和《三國演義》，《大宋宣和遺事》和《水滸傳》，就可以看出中國傳統中歷史和小說這種密切關系。歷史和哲學著作，也可以有文學性，可以從文學的角度去閱讀分析。文、史、哲的確難以截然劃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史、哲等人文教育對于培養(yǎng)一個全面發(fā)展的人，一個有道德心和社會責任感的公民，是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

　　我們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的社會和生活已經在許多方面與整個世界有越來越密切的聯系，所以對我們現在的通識教育而言，文、史、哲不僅要包括中國文化的內容，而且必須包括中國之外其他文化的內容。我們脫離世界范圍來孤立了解中國文化，就不能對中國文化的性質和特點有真正的了解，也不能對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和時代有比較全面的認識。因此，對于當前的通識教育說來，我們必須重視中西文化及其互動的關系，在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廣大的范圍里，來討論與我們的時代和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中西交往的歷史，在古代有絲綢之路，那主要是貨物貿易和交換，然後在十三世紀即中國歷史上的蒙元時代，有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到中國來，其游記是西方對中國地理和風俗人情最早的描述。不過從文化方面說來，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瑪竇作為耶穌會教士來到中國，才真正開始了中西方在思想意識方面更深入的接觸，在中國和西方都發(fā)生了很大影響。利瑪竇和其他許多耶穌會教士都受過當時最好的教育，所以他們到中國之後，把西方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識帶到中國，同時又把中國的文物制度和思想傳統介紹到西方。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了古希臘歐幾里德的《幾何原理》，就是介紹西方科學知識的一個例子，而傳教士們介紹孔子的思想，把儒家經典翻譯成拉丁文和其他西方文字，在歐洲引起了中國熱，所謂 chinoiserie，而且影響到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思想家們，使他們對中國產生極大興趣，又是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們對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貢獻的例子。許多啟蒙思想家們，尤其是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和法國思想家伏爾泰，都依據耶穌會教士的書信、報導和其他著作，構想出一個理想的中國，以此來對歐洲本身的制度和傳統作出批判。作為中國人，了解其他民族和他們的學者和思想家們如何看待中國，是一件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事。

　　十八世紀末（1792），英國派出使節(jié)馬嘎爾尼到中國，當時乾隆皇帝已經八十多歲，他和宮中大臣對英國和西方完全不了解，以為是西洋派來覲見天朝皇帝的朝貢使，雙方觀念迥異，沒有達到互相理解，建立外交關系的目的。到十九世紀，西方開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鴉片戰(zhàn)爭以及後來一系列侵華戰(zhàn)爭和不平等條約的結果，使中國在近代歷史中處于貧弱屈辱的地位。二十世紀是充滿人類苦難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zhàn)給人類帶來空前的災難。中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經過了八年艱苦的抗戰(zhàn)。後來又是國共兩黨分裂的內戰(zhàn)，其結果是直到現在，臺灣和大陸仍然沒有統一。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毛澤東時代一直強調階級斗爭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不斷革命，政治斗爭接連不斷，一直到1966至1976十年的文革，使中國像現在的北韓一樣，政治上封閉孤立，經濟上處于崩潰的邊緣，尤其在文化上更造成空前的破壞。所幸的是，物極必反，文革之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尤其在九十年代以來的近十多年里，中國發(fā)生了極為迅速而徹底的變化，在經濟上的收獲尤其顯著。當然，以中國之大，改革中的問題還很多，有些問題也很嚴重。然而目前中國本身的狀況，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和所起的作用，和二十世紀直到文革為止時候的情形，已是不可同日而語。在中國逐漸健全成長的同時，中國文化傳統也顯出新的生命力，引起世界上其他國家和人民的注意和尊敬。在這個新的時代和新的環(huán)境里，如何重新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如何在歷史和思想傳統中去吸取精神資源，為我們生活的今日世界作出貢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肩負的任務。我們可以說近代以來，中國已經不能脫離整個世界的局勢來孤立理解，所以中西互動是我們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大背景。我們的通識教育在討論現代歷史的進程，討論中國的現代性，討論現代的許多基本觀念時，都必須在中西文化的背景上來展開。歷史并不僅僅是過去，歷史是持續(xù)而且開放的，我們所謂現在，就是歷史在當前的存在，而我們如何理解歷史，如何在歷史的理解中決定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情，就影響著歷史的發(fā)展，即我們的未來。所以，只有用這樣一種開放而負責任的歷史的眼光，我們才可以真正了解通識教育的意義，也知道我們應該怎樣去教育我們的學生和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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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rtha C. Nussbaum,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

　　[2].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ed. Frank M. Turn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84, 85.

　　[3]. 蔡元培“在中國公學開學式演說”，《蔡元培教育論著選》，高平叔編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頁23。

　　[4].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北大一九一八年開學式演說詞”，同上書，頁72，163。

　　[5].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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