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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重:誰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其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題解說:“這是毛澤東為中原、華東兩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寫的一個廣播稿。”果真如此嗎?非也。那么,作者究竟是誰呢?這是一個拖延了幾十年易解而又費解的謎。

  

  那時候,我從勞改農(nóng)場——河北唐山柏各莊農(nóng)場回北京在新華社當(dāng)編輯已有數(shù)年。一天,遇老友鄧崗,他問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總社播出后,我們不是對照原稿學(xué)習(xí)過嗎?……怎么上了《毛選》?”我感覺他是在“明知故問”,我無可奈何,只好回答:“我不知道!

  

  1983年12月,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首頁“出版說明”稱:“本書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領(lǐng)導(dǎo)下,由中共中央文獻(xiàn)研究室和新華通訊社合編!毙氯A社副社長繆海棱(曾兼任新聞研究部主任)和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成一任主編。有一天,我與成一談起此書的編輯過程,我問他為什么不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編入這本文選?他說:“毛主席寫的《人民解放軍總部向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和《劉伯承陳毅兩將軍向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我們都注明:‘根據(jù)手稿刊印”’。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雖然登上《毛選》,因為沒有找到手稿,還不能斷定是毛主席寫的,所以我們沒有采用。我問為什么《毛選》四卷刊登呢?成一說:最初也有人懷疑這一篇不是毛主席寫的,但該卷主編認(rèn)為是毛主席寫的,他的根據(jù)是:文章的口氣像是毛主席的口氣,這是第一;
第二,經(jīng)毛主席修改過,又是毛主席簽發(fā)的。

  

  更荒唐的是著名傳記文學(xué)作家葉永烈竟然繪聲繪色地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是陳其五。

  

  葉永烈為了烘托此文的重要性,首先將陳其五介紹一番,意在表明陳是一位不尋常的人物,好像只有陳其五才能寫出這篇文章。其實,陳其五和我,彼此很熟悉?谷諔(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大約有十年時間,陳其五和夫人馮劍與我在一個地區(qū)和軍隊里工作過。最后,陳其五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崗位上,被張春橋打倒。

  

  葉永烈在其所著的一部傳記里,有一節(jié)專寫陳其五。據(jù)他介紹,陳其五原名劉毓珩。1935年,“一二·九”學(xué)生運動在北平爆發(fā)時,21歲的劉毓珩是清華大學(xué)物理系學(xué)生。在學(xué)生運動中,他成為學(xué)生領(lǐng)袖——清華大學(xué)學(xué)生會主席、全國學(xué)聯(lián)副主席。1938年2月,劉毓珩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黨派遣他去國民黨軍隊某部做地下工作時,劉少奇給他改名陳其五。(不久,陳其五回到新四軍里工作)

  

  葉永烈還說:陳其五曾任“第三野戰(zhàn)軍前委委員、政治部宣傳部長兼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

  

  葉永烈以很長的一段篇幅寫陳其五寫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情況。原文如下:“1948年12月,當(dāng)杜聿明部陷入重圍,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fā)出的廣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初稿便出自陳其五手筆。后來經(jīng)毛澤東審閱,作了幾處修改,發(fā)出。此文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牛鬼蛇神’們‘天天讀’的‘課本’,就連被打入‘牛棚’的陳其五也要背誦此文,他背得極為熟練。近來發(fā)現(xiàn)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兩種筆跡,毛澤東的筆跡人們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幾處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筆跡則是陳其五的!

  

  其實,《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不是陳其五,陳其五也不是“兼新華社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新華社歷史上沒有“華東前線總分社”,有的是華東前線分社,分社社長是康矛召,不是陳其五。葉永烈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通篇是陳其五的手跡,我說“否!”通篇是孫書明的手跡(但原稿不是他寫的),孫書明離休前是新華社老干部局局長,現(xiàn)住北京龍?zhí)逗珗@附近。附帶說一句:陳其五不是第三野戰(zhàn)軍前委委員。

  

  事情本來很簡單,卻弄得越來越復(fù)雜、越來越離奇了。甚至《張震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也寫了這樣一段:

  

  “我軍大力開展政治攻勢,進(jìn)行火線喊話,贈送食品,散發(fā)傳單等。毛主席還專門為淮海前線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廣播稿,對瓦解敵軍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內(nèi),敵副師長以下1.4萬余人繳械向我投誠。”(《張震回憶錄》上冊第346——347頁)

  

  第三野戰(zhàn)軍戰(zhàn)史也寫上一筆:“毛澤東起草了中原人民解放軍、華東人民解放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最近,一些紀(jì)念淮海戰(zhàn)役勝利六十周年的文章,無例外地寫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出自毛澤東之手。

  

  我不知道,迄今為止,《毛澤東選集》(包括各種外文版在內(nèi))總共出版發(fā)行多少萬冊,我粗略估計,少說也有幾千萬冊吧。《毛選》中若有錯誤,《毛選》發(fā)行量愈大,則錯誤流傳愈廣,影響黨史、軍史……改正錯誤更加困難。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究竟是誰?——這個經(jīng)歷半個多世紀(jì)的謎,該是揭開謎底的時候了。我是個有七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chǎn)黨員,而且92歲了,我應(yīng)該對歷史負(fù)責(zé)。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陳其五,而是我本人——莊重。

  

  歷史真相是這樣的:

  

  杜聿明率領(lǐng)三個兵團從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東陷入我華東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粟裕將軍對我說:“我們要向杜聿明部開展政治攻勢,我給你一個任務(wù),用陳毅、粟裕、譚震林的名義,寫信給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寫得通俗、口語化,便于我前線部隊向敵人廣播!蔽蚁群髮懥似咂獜V播稿,12月上半月,僅《勸杜聿明投降書》(這是粟出的題目),我就寫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將一份電報交給我看。這是1948年12月16日24時毛澤東給粟裕并告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的電報,全文如下:

  

    (一)黃維被殲,李延年全軍退守淮河南岸。

  

    (二)我包圍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時間休息。調(diào)整并集中華野全力,然后發(fā)起攻擊。

  

    (三)向杜、邱、李連續(xù)不斷地進(jìn)行政治攻勢,除部隊所做者外,請你們起草口語廣播詞,每三五天一次,依據(jù)戰(zhàn)場具體情況,變更其內(nèi)容,電告我們修改播發(fā)。

  

  我將電報交回。粟裕對我說:“莊重同志,對杜聿明集團口語廣播詞的起草任務(wù)就交給你了!”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說:“我又寫好一篇《勸杜聿明投降書》,粟裕接過稿子連看兩遍。說:“好!合乎要求,就這樣發(fā)吧!”他在稿紙上寫了一行字:“急。即發(fā)新華社總社速送毛主席!蹦┝耸鹈谠:腿掌凇r間。然后他對我說:“你請張參謀長看看發(fā)出!蔽荫R上去見張震參謀長,張說:“粟司令已審閱同意簽發(fā);
我就不看了,我要軍臺發(fā),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當(dāng)天,新華社就播發(fā)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是我寫得最快、總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親筆為我修改過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興。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線分社編輯部,大家對照總社播出稿,學(xué)習(xí)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一)毛主席把題目改了。用“敦促”一詞比用“勸”好。還加了個“等”字。

  

    (二)此文開頭,在“杜聿明將軍”之下,毛主席加寫了“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和邱李兩兵團諸位軍長師長團長”。

  

    (三)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寫為“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還有幾處,毛主席作了技術(shù)性的修改。

  

  經(jīng)過學(xué)習(xí)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沒有總攬全局來寫這篇廣播稿。

  

  我還要說一下關(guān)于手跡問題。

  

  上文已經(jīng)說過,手跡是孫書明的。

  

  45年前,孫書明與我談起《毛選》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那是我寫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簡略說了寫這篇東西的過程。孫書明接著說:“這事與我有關(guān),那天,我在總社機要室值班,總參三局來電話,說淮海前線給新華社總社發(fā)來一篇急稿,是軍臺發(fā)來的,是密碼電報,不能給你們,我們口傳,請你們筆記。我連忙拿來稿紙,對方一字一句地口傳,我一字一句地記,稿子題目叫《勸杜聿明投降書》!

  

  我的手跡在哪里?我的手跡被封藏在大別山的山洞里。

  

  上個世紀(jì)某一年,因輕裝備戰(zhàn),南京軍區(qū)將歷史檔案資料包括新華社華東前線分社(當(dāng)時負(fù)責(zé)人為沈定一)的存檔稿件,(沈定一說內(nèi)有我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原稿)清理打包,運往大別山藏在一個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樹種草,隱蔽起來。因未作標(biāo)志,后來軍區(qū)幾次派人去取檔案資料,卻找不到那個山洞。1985年夏,我與新華社高級記者閻吾曾專程赴南京尋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長日久,洞中陰暗潮濕,那些檔案資料,大概早已腐爛成泥了!

  

  我手頭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豎排精裝本(合訂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的《本書出版的說明》,卻寫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澤東選集》在1951年8月就已經(jīng)編成!俺霭娴恼f明”中說:“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jīng)著者校閱過”。又說,“本選集有兩種裝訂的本子”,一種是合訂的一卷本,另一種是四卷本。

  

  《毛選》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過去了,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我寫的,推遲43年才提出來,原因很復(fù)雜,一言難盡,概括說來有兩個,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燒身,株連“九族”。毛主席是世界偉人,比封建皇帝還皇帝。毛主席的書被稱之為“紅寶書”,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闭l敢說一個“不”字。我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許老老實實”,進(jìn)行“脫胎換骨”勞動改造,“不許亂說亂動”!拔母铩敝斜慌贰⒋蜃彀、罰跪,腰椎被踢斷。幾乎被打死,我還能說什么。

  

  再說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發(fā)現(xiàn)校閱時的疏漏,自己提出來改正這個錯誤。

  

  期待《毛選》的編者、出版者能發(fā)現(xiàn)這個錯誤,采取適當(dāng)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對讀者負(fù)責(zé)。

  

  期待粟裕、張震、廖承志、廖蓋隆、鄧崗等知情者能為我說一句話,問題便可解決了。

  

  我默默無語地期待著、期待著……一年又一年飛逝而去,《毛選》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終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親愛的祖國給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來,敢于直言了。

  

  憲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quán)利,我要出版一個文集,將我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收進(jìn)去。我的自傳也要寫上這件事。這叫做順理成章,物歸其主。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一個易解而又費解的謎,現(xiàn)在解開了!

  

  我們面對的就是這樣真實的歷史。

  

  

  來源:炎黃春秋200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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