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分析模式的轉換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摘要：社會結構變遷是轉型社會的核心特征。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轉型的后果主要體現為社會結構的多方位、多層次、多向度的變遷。其中結構的分化向結構的定型化過渡，從而導致了社會階層分化逐步朝著階級化型塑。這些社會結構的變遷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斷裂與失衡，逐漸成為了當今較為顯見的碎片化的社會生態(tài)。
關鍵詞：社會轉型；
社會結構變遷；
社會分化；
社會階層化
社會結構的變遷是社會轉型過程中核心性的變遷過程。本文將從有關分析模式轉換人手，來透視改革以來中國大陸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最新的趨勢。
從結構分化到結構定型
關于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系統(tǒng)研究始于上世紀8O年代初。那個時候，在剛剛恢復和重建的社會學中，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不過，由于中國社會學重建時主要是受美國主流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影響，因此，當時研究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主要分析模式就是在美國社會學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分層研究。
但這種居于主流地位的研究模式與當時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現實之間實際存在很大的張力。
因為分層研究一個隱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會已經是處于相對穩(wěn)定的定型狀態(tài)。也就是說，分層研究更適合研究定型社會的結構變遷。而當時現實的情況卻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結構變遷才剛剛開始。就社會結構而言，當時的典型過程是伴隨體制變革而發(fā)生的結構分化。因此，在80年代的時候，中國社會學界雖也進行了許多社會分層的研究。但實際上，當時進行這些社會分層分析是很勉強的，因為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正處于開始分化的過程當中，正在形成中的階層不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穩(wěn)定的。當時分出來的那些“階層”或“層”，沒有存在多長時間，很快就發(fā)生變化了。
但在進入90年代之后，特別在到了9o年代中后期，情況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從這個時候起，定型化的過程開始了。其標志主要有四點。
第一，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最顯而易見的是不同居住區(qū)域的分離。如果說由居住分區(qū)形成的階層邊界是可見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階層邊界則是無形的。但這種無形的邊界，不僅可以作為階層邊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說，還是階層結構再生產的機制。第二，內部認同的形成。階層內部認同的形成是與階層之間的邊界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為人們正是從這種邊界中萌發(fā)“我們”與“他們”的概念和意識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曾經對上海市民的階層意識進行過調查，得出的結論還是“有階層化差別但無階層化意識”。而在1996年的武漢進行的調查則表明，絕大多數市民具有階層認知，其中314的人認為自己是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當中。第三，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減少。在80年代，包括在9o年代初期，階層之間的流動是相當頻繁的。
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況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表現之一是社會中門檻的加高。在8O年代和9o年代初期的時候，只要很小的資本就可以進入一個經營領域。
現在的一些大房地產開發(fā)商，有的當初就是借幾萬元錢就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而在今天，已經完全沒有這種可能。第四，社會階層的再生產。也就是說，過去人們常說的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為商的現象開始出現了。
這個定型化的過程，對社會生活乃至正在進行的體制變革過程有著重要的影響。一般地說，大規(guī)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個是體制的變革，也就是一套有關社會生活規(guī)則的改變。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即社會結構的變遷。但在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上，這兩個過程的關系是不一樣的。而這種關系的變化又反過來會對變革的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概括地說，在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構成新的組合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樣一種情景。而在整個90年代，在體制的變革仍在繼續(xù)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系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當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這個定型的過程還沒有完成，而且從理論上說，永遠也不可能徹底完成），至少說現在已經在開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雛形。而從9o年代中期開始，在體制的變革仍在繼續(xù)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系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
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隨著結構變遷與體制變革關系的變化，一種影響、左右甚至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當一種改革措施或一項政策出臺前后，社會上特別是知識界往往出現很大的爭論，其中的一些爭論會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比如改革與保守，左與右等，但在這項措施或政策實施之后，人們會發(fā)現，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差別，該對誰有利還是對誰有利，該對誰不利還是對誰不利。即使是那些在價值或意識形態(tài)上會有很大差別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結果也還是差不多。在這種現象的背后的，實際上是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由于這樣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實踐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會效果。在極端的情況下，就是將改革的措施轉化為一種腐敗的手段。在最近幾年間對改革的反思和有關爭論，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fā)生的。
從階層模式到階級模式
如果我們將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基本態(tài)勢看作是定型化的過程已經開始，那么緊接著的問題就是用什么樣的分析模式才能適合分析正在正處于定型中的社會結構？
就目前為止，對此仍然是見仁見智。李春玲曾將中國社會學界關于社會結構變遷的主要理論模式概括為如下四種：第一種，是孫立平提出的“斷裂社會”觀點，認為目前的分化已走向兩極分化。第二種是陸學藝等人提出的“中產化現代社會”，認定趨向于中產化的現代化社會結構正在出現。第三種是李路路的“結構化”論點，認為邊界日益分明的階級階層結構已然形成。第四種是李強、李培林的“碎片化”觀點，強調分化的多元特征而階級階層結構難以形成。但這四種理論模式涉及的實際上是不同層面的問題�！敖Y構化”和“碎片化”涉及的是結構是否定型以及定型下來的結構是否是完整的階級或階層問題，“中產化現代社會”涉及的是社會結構的整體特征問題，而“斷裂社會”涉及的則是不同階級或階層之間關系的問題。
面對結構化的分層實體，主要涉及的是階級、分層和利益群體三種不同的分析模式。問題是，究竟哪一種分析模式更適合用來分析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應當說，前些年占主導地位的是在社會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分層模式。但在最近幾年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分析模式的轉換中，似乎存在一種從分層模式向階級模式轉變的趨勢。
階級的模式與分層的模式有著重要的差別。
首先，階級表明的是一種以資源占有關系為基礎的結構位置。如資產階級可以理解為對經濟資本的占有，中產階級可以理解為對人力資本的占有。
而分層模式依據的是結果而不是群體的結構性位置。同樣的5O元，是工人得到的工資還是資本家的經營利潤，在分層模式那里是沒有區(qū)別的，而在階級模式那里，區(qū)別是根本性的。其次，階級是一種關系性概念，即在相互之間的關系中體現各自的特征。如正是在相對資本家的關系中，才能更充分體現工人的特征，反過來，也正是在相對于工人的關系中，資本家的特征才能更充分體現出來。
而不同階級之間的某種實質性關系，如剝削，也只有在不同階級的關系中才能發(fā)現和得到解釋。第三，階級是某種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載者。通常我們可以說某個階級的利益，而且這種利益是與上述結構性位置有邏輯性聯(lián)系的，而“層”很少有與上述結構性位置相聯(lián)系的共同利益�！皩印奔词褂心撤N相同或相似的利益，一般也不是在上述相對關系中凸現的。第四，階級的內部是相對同質性的，也就是說，分化不能太大，而且內部要存在一定程度的整合和自我認同，后者為階級意識。
而“層”不必然涉及整合和認同的問題。第五，階級可以是行動的主體，而“層”基本不會成為行動的主體。所以人們通常會說階級在行動，而不會說階層在行動。階級行動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階級的行動，二是有階級背景的利益群體的行動。
但利益群體不一定與階級相聯(lián)系，如城市中的拆遷戶，就可能包含不同階級或階層的成員。
從分層模式向階級模式的轉換，在現實的層面可能表明，傳統(tǒng)的分層模式已經不足以面對和解釋中國目前社會結構變遷所提出的問題；
在理論的層面我們也可以將之看作是社會結構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的回歸。仇立平教授就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階級理論在當今中國的階級結構分析中的運用所以可能，是因為在我國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后，出現多種經濟成分，資本的力量再次出現，猶如馬克思所講的資本將為自己強行開辟道路。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層是研究社會分層中深層結構的一種理論——通過對生產資料占有關系的分析來解釋為什么得到。
因此，我們在對社會分層的研究中，應該把社會分層的表面結構和深層結構結合起來，以揭示社會不平等、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②。在沈原先生的研究中，更表現出這樣一種明確的努力。他的研究實際上是在呼喚，將階級研究帶回到社會轉型分析中來；
將工人階級研究帶回到階級分析中來；
將工作場所和工廠政體帶回到工人階級研究中。
還應當指出的是，利益群體的模式應在中國引起更多的重視。但遺憾的是，目前關于利益群體的研究還相當有限。若干年前，李強教授曾經按照與改革的關系，將當時的中國社會劃分成四個利益群體。李強認為，中國還沒有形成比較穩(wěn)定的社會階層，階級階層在涵義上應該“是指利益分化已經完成、物質利益已經相對穩(wěn)定的集團”，采用利益群體范式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利益關系④。利益群體的分析模式之所以應當引起重視，我認為至少有這樣幾點原因。一是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利益群體是更現實的行動主體。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很少直接看到階級或階層在行動，人們看到的現實行動者主要是利益群體。二是在特殊的意義上，社會轉型時期恰恰是利益關系調整最劇烈的時期，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矛盾與沖突，大多與利益關系調整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而且，從現代社會的特點來看，隨著集體消費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圍繞集體消費發(fā)生的矛盾和沖突會越來越多，利益群體這個行動主體的地位也就會越來越重要⑨。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利益群體的研究將會越來越多地與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的研究聯(lián)系起來。
從實體本身到相互關系
階級作為一種關系性概念為分析社會結構中不同部分之間的關系開辟了前景，但能夠走向關系分析的并不止于階級的分析模式，其他如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的行動模式，階級階層意識的主觀分析模式等，都可以為分析社會結構中不同部分之間的關系提供有益的洞察。但對于一個正在經歷劇烈的結構性變遷，社會結構的基本輪廓和實質內容在發(fā)生根本的變化，而且新形成的結構在開始逐步定型的社會來說，對于這個社會結構的總體性判斷，以及在這種總體性判斷基礎上來認識其不同部分之間的關系，也許是更為重要的。
在若干年前，我曾經指出，在定型化過程中，一種我稱之為斷裂社會的結構在開始形成⑥。對于斷裂社會這個概念，我也曾經在下述幾種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過。第一，在社會等級與分層結構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第二，在地區(qū)之間，斷裂社會表現為城鄉(xiāng)之間的斷裂。城鄉(xiāng)之問的斷裂既有社會結構的含義，也有區(qū)域之間的含義。
第三，社會的斷裂會表現在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許多層面。但是，在更可以直接把握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斷裂社會看作是一種存在著主要斷裂帶的社會。在《社會沖突的功能》一書中，科塞引用了羅斯（Edward Ross ）這樣一段話：“每一種沖突都阻礙著社會中的其它沖突……只有當分裂線重合的時候除外；
在分裂線重合的情況下，這些沖突是互相加強的�！鐣心切┎煌膶α⒕拖蟛煌牟ɡ伺拇蛑膶Π�，如果一個浪的波峰與其他浪的波谷相遇的時候，它們就互相抵消；
但是如果波峰與波峰相遇，波谷與波谷相遇的時候，它們就互相加強�！�
因此，一個沿多種對立方向發(fā)展的社會可能比僅沿一個方向發(fā)展的社會被暴力分裂或肢解的危險要小。因為每一新的分裂造成狹窄的交叉裂縫，使得人們可以說社會被內部沖突聯(lián)系在一起“。
這里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在矛盾和沖突中是否存在一條“主要斷裂帶”④。
由此可以說，斷裂社會就是存在主要斷裂帶的社會。而這條主要斷裂帶就是貧富差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目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分歧和對立，有相當一部分就是沿著這條主要斷裂帶展開的。
實際上當籠統(tǒng)地使用某種模式來分析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時候，會產生一種危險，即很容易給人們一個錯誤的印象：不同階層變化或再形成的速率是一致的。
盡管這樣的觀點沒有人正式地宣稱過，但卻往往是很多研究中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設。因為在絕大多數有關分層化的研究中，幾乎都沒有對不同階層階層化的速率進行區(qū)別。但實際上，近些年來中國不同社會階層的階層化速度和程度是有明顯區(qū)別的，而這種區(qū)別對整個社會生活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正是因為不同社會階層發(fā)育程度的不同，才會導致社會利益結構的嚴重失衡。這尤其表現在勞工權益被侵犯。近些年來，我國勞工權益受侵犯的現象相當普遍，而勞動爭議案件卻相對比較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工的維權意識淡漠，特別是缺少維護自己權益的必要手段。有學者認為，中國工人的抗爭并不表明他們是有組織的勞工力量。大多數中國工人的集體行為都是自發(fā)產生的，因為他們的多數行動是沒有組織的，也沒有自己的領袖。在今天的中國，官方渠道外的勞工動員仍然是難以想象的事情⑧。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我曾經將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總體圖景概括為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這樣的演變趨勢對不同階層的行為會有重要影響。有人認為，在這種結構背景下，存在著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的危險。
而在經驗研究的層面上，階級、階級關系以及階級背景下的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的研究無疑在豐富著對社會結構內部關系的認識。但就目前來說，這種階級研究還主要是圍繞工人階級形成和再形成進行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靜君對工人階級轉型的研究。李靜君則對中國工人階級的轉型政治進行了系統(tǒng)的描述。她將中國城市“工人階級轉型”分為三種模式：（1）流動農民工的形成；
（2）社會主義工人的再造；
（3）下崗工人的消解（unmaking）。她的分析表明，工人階級轉型的三種模式隨著國家治理、地方政治經濟、工廠政體和工人團體的不同聚合而不同。與勞工研究新學派強調生產領域以外的因素的趨勢不同，李靜君強調，車間組織或工廠政體仍然是值得認真考察的重大理論要素[10].此外，佟新和潘毅的研究也從各自的角度推進了對工人階級再形成的認識。[11]
所以說，當代社會的結構轉型，無論從社會整體層面的分化，還是微觀層面的階層實體化，都為我們深刻認識中國社會轉型的內涵與外延提供了更具象的社會生活圖景。也為我們反思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分析模式的轉換以來中國社會加劇分化的“斷裂”現象開啟了新的理論視角。
注：
�、倮畲毫幔骸稊嗔雅c碎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實證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OO5年版。
②仇立平：《回到馬克思：對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反思》，《社會》2006年第4期。
�、凵蛟骸渡鐣D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oo6年第2期。
④李強：《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新變化》，收入李培林等《中國社會分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O4年版。
�、莶毯�、何艷玲：《集體消費與社會不平等——對當代資本主義都市社會的一種分析視角》，《學術研究>>2oo4年第1期。
�、迣O立平：《我們在面對一個斷裂的社會？》，《戰(zhàn)略與管理））2o02年第2期。
�、哧P于主要斷裂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科塞曾引用福爾泰利的話說：在一個國家中，只有一種宗教意味著專制，有兩種宗教意味著內戰(zhàn)，有多種宗教意味著和平和自由。因此，關鍵的問題不在一個社會是否存在沖突和矛盾，而在于這些沖突和矛盾是否沿著一條主要斷裂帶展開。
�、嚓惙澹�20OO：《下崗工人的抗議與道義經濟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 ／wk.asp4月。
�、釋O立平：《警惕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中國與世界觀察》2OO6年第3期。
[10]李靜君：《中國工人階級的轉型政治》，收入李友梅等主編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理論與實證（轉型與發(fā)展第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11]佟新：《延續(xù)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tǒng)——一起國有企業(yè)工人集體行動的個案分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Pun Ngai，Made Ch ／na：Wonven factoryworkers in a global work place.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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