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經七個寒暑完成了對康德“三大批判”百萬字的合作翻譯工程之后，我雖然松了一大口氣，但卻不敢懈怠，就馬上投入了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翻譯工作。這時我已77歲，由于長期處于一種不正常姿勢的伏案工作，原有的纏身腰疾又雪上加霜，出現(xiàn)了嚴重的脊柱側彎，神經壓迫帶來的疼痛令人難忍，致使在幾十米、百把米的行走中已被人看出是一個行動艱難的“半殘體”了。肖靜寧帶著我在各大醫(yī)院�？凭驮\。在這里我只說一下在武漢大學中南醫(yī)院三次就診的情況。第一次是骨科專家Z大夫來武漢大學校醫(yī)院應診，看了CT片對我說只有手術才能解除神經壓迫，別無它法。恰好，一張《武漢大學報》放在桌子上，上面有段德智教授寫的“師德乃教風的第一要素——從陳修齋、蕭萐父、楊祖陶批改作業(yè)談起”的文章，肖就順便對專家說，這位老先生就是報上寫的楊祖陶，專家馬上說，“哦！是知名教授！如果是社會上的，我們就不管那么多，先收住院再說”。感謝醫(yī)生對我還不是一味講市場化效益的。他讓我連續(xù)兩周靜脈滴注激素以緩解癥狀，然后再到中南醫(yī)院復診；
第二次我們去中南醫(yī)院但沒有見到Z教授，由羅主任應診，他要我再做一個核磁共振（MRI）以進一步確定病變情況；
第三次去取結果再看專家門診，由X副主任醫(yī)生應診，他也看到我的MRI片子的嚴重變形，并說不是做一次手術所能湊效。肖靜寧憂慮地說“這一把老骨頭怎么辦”？X專家拿著我的另一張普通的大的平片說，你別說是老骨頭，他的骨密度還很高，沒有骨質疏松，一般情況也不錯，很適合做手術。他說做了減壓手術就能消除癥狀，至于手術怎么做，是大的、中的、小的，住院后再研究，并馬上開了住院單。由于來校醫(yī)院應診的Z專家有話在先，我這時壓根沒準備作手術，就說還要與在國外的子女商量一下，X專家一聽更堅決了，說子女在國外那費用沒有問題了（材料是進口的，昂貴而不能報銷）。肖靜寧又輾轉到病房找到了羅主任，他拿著MRI片子不斷地看，不斷地搖頭，核磁共振（MRI）片子顯示的影像的確令有經驗的專家驚訝不已！沒有一節(jié)正常的腰椎，全是變形的，脊椎側彎這樣明顯，排列異常紊亂。他輕聲地對身邊的較年輕的醫(yī)生說，門診X醫(yī)生開了住院單要患者作手術，這手術還真不知從那里下手？怎么做？他想了一下，一聽說我已是快80歲的人了，就勸我走不了路就不要走了，這么大年紀還在外面走什么？能夠生活自理就不錯了，并勸我不要再搞什么研究了，不良姿勢久坐只會加重病情，我非常感謝羅主任的坦誠和忠告。這樣幾個回合的求醫(yī)問診，我只有認了。我的胞兄胞弟、還有其他親人都覺得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再搞什么翻譯了，他們對我退休這么多年、又沒有一分錢的補助、還抱病長期伏案工作實在是難以理解。

　　雖然如此，但我無論如何也要譯出這部著作，完成我的老師賀麟先生交給我的任務，實現(xiàn)我40年來的夙愿。好在我的適應性的“以歪就歪”的不正常的坐姿反而不是很疼痛，繼續(xù)伏案是我心中的命令！也就顧不得站立、行走時日益加重的神經壓迫之苦了。2006年初，我將剛剛出版的《精神哲學》首譯本郵寄送呈給賀師母黃人道先生，她感激地把它供放在賀麟先生的遺像前。當師母告知我這件事時，我不禁熱淚盈眶，心情難以平靜，從內心深處發(fā)出了“謝謝師母”的呼聲。她真是善解我的心意：她這么做，就好像是我親自把這個首譯本送呈到先生面前，請他過目，請他教正，也請他原諒，學生這樣遲，竟然晚了40年才得以把它呈獻給先生 。

　　時光似乎在倒流。那是1962年，在北京成立了“黑格爾哲學全集編譯委員會”，經賀先生推薦，我也忝列為該委員會的委員。實際上，我調來武漢已三年，從未參加過這個委員會的活動。不久，賀麟先生來信，要我承擔黑格爾全集中《精神哲學》一卷的翻譯任務。我從內心深深地感到，我雖然已經遠離先生，但他依然一如既往地關心著我，信任著我，就欣然接下了這一艱巨的任務。1962年，全國高等院校正處在為貫徹國務院頒發(fā)的“高教60條”的熱潮中，大家為 “脫帽加冕”，重申“雙百方針”、“學術自由”、“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而奔走相告。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充分地利用這可貴的相對寬松的學術氛圍，進一步促進外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我認為“學術自由”只能從對研究對象的規(guī)律性和必然性的認識和把握中獲得。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在繼續(xù)完成40萬字的教材的基礎上，對貫徹在這本教材中的發(fā)展線索進行再反思、再概括、再典型化，經過這樣艱苦的思維，日以繼夜，寫成了一篇5萬余字的學術論文“從法國唯物主義到德國唯心主義”，作為主題論文提交給1963年1月召開的湖北省哲學學會第一次年會，引發(fā)了一場相當激烈的學術爭論。同年，湖北省委宣傳部召開了貫徹“高教60條”、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專門會議。我有幸與武漢大學黨委宣傳部的王熙純同志、歷史系彭雨新教授一道參加了這個會議。之后，我們哲學史教研室（包括中、外哲學史兩個教學小組）的行動也很快，當時就確定以對“哲學史方法論”的探討為核心作為我們貫徹雙百方針的基本途徑。1962年9月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了。馮先生在“緒言”中提出和討論了，如何正確理解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關系問題。這實際上是涉及到哲學史方法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這個問題，我一鼓作氣地寫了一篇與馮先生“商榷”的37000多字的長文，集中而系統(tǒng)地討論了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它們的相互依存、相互轉化，以及在哲學史研究中貫徹唯物辯證法與唯物歷史觀的問題。文章雖說是“商榷”，其實是對馮先生觀點的某種贊同和深化，其實質是力圖依靠唯物辯證法對學術界、包括自己在內的唯物唯心問題上的教條主義思想的反思、甚至清算。這篇專論由當時武漢大學著名學者劉綬松教授推薦作為《武漢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的首篇論文全文發(fā)表。

　　1963年，我在當時為貫徹雙百方針忙碌和緊張的條件下，對于《精神哲學》的翻譯也沒有放松。首先是花大力氣認真讀原著，在大致弄清楚《精神哲學》一書的宗旨和結構的基礎上就開始著手進行翻譯工作了。

　　當時，我住在珞珈山上的一區(qū)5號，有一間小小閣樓作為我獨立的書房，望出去綠樹成蔭，環(huán)境幽靜。三年困難時期過后，生活也大為改善。心想這一下就可以安心做學問、搞翻譯了，我的譯事的進展自然是比較順利的。在我著手翻譯后不久，賀麟先生主持選編《黑格爾論矛盾》（1963年商務印書館第1版），其中所選的“精神哲學”部分就順理成章地由我來完成了。這時，我已經譯出了《精神哲學》全書的導言和主觀精神部分的導言的初稿。我在《精神哲學》譯后記中寫道：“此后風云變幻的幾十年中，由于各種難以逾越的主觀、客觀的原因以及任務的變更，我本該繼續(xù)完成的全書的翻譯工作就一再被擱置。這不能不說是我心頭的一大憾事�！�

　　1964年，階級斗爭的弦再度緊繃。無論是《精神哲學》的譯事，還是學術研究與爭嗚，都不得不為突如其來的“四清運動”而徹底中斷。四清運動是中共中央于1963-1966在全國城鄉(xiāng)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是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簡稱，這個大規(guī)模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氣氛高度緊張，由各機關學校抽調、派遣成千上萬個工作隊下到農村，被抽調的人員家中有天大的實際困難也一律不予考慮。我寫到這里，對當年說走就走拋開多病的老母、剛剛出生患病的兒子楊鑄、年僅6歲要學會獨立生活的女兒楊熔、特別是把一切重擔都甩給回漢團聚才一年多在漢口武漢醫(yī)學院任教的肖靜寧，即使一千個放心不下，我也是別無它法，當時多虧我的三姐從青島來武大幫著照料了好幾個月。我隨著哲學系教師組成的四清運動工作隊奔赴湖北省孝感縣，工作隊的成員撒下去，分散到各處有的就只好“人自為戰(zhàn)”了。我就是這樣，我去的單位是孝感祝站區(qū)直屬小學。祝站是京漢鐵路上的一個小站，祝站區(qū)的黨政機關就在站邊的街道上，小學座落在離街不遠的地方。我這個唯一的工作組成員一到學校就按照上面統(tǒng)一的口徑說明來意，以一種威懾性的口氣宣稱，我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一定要把四清運動搞到底！一個規(guī)模很小的小學，一位校長，幾名教師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好像沒有什么可清的。唯一可以清一下的就是思想了，思想與作風、特別是可以與個人生活作風相關聯(lián)的。校長雖只是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戀愛觀也是反復寫材料、檢查交代才過關的。有個教師被揭發(fā)對女生有圖謀不軌自然成了運動的重點，對他的“清理”可謂曠日持久，不斷背靠背開會揭發(fā)，反復交代政策，反復寫交代材料，我不斷地分析材料，向上級匯報情況，但最終還是以“查無實據(jù)”了事�；叵肫饋恚�形勢壓人，又沒有多少事，又不能干點別的，我真不知道那一年多是如何度過的。好不容易到了一年，別的點的教師陸續(xù)返校了，原本早該結束的小學四清運動，又一拖再拖了三個多月，因為直屬小學的四清運動必須與黨政機關同始終。其間，我家的困難達到頂點，往事不堪回首！當我回到珞珈山時，已經是1965年的深秋，我連年邁的母親再也沒有見著了。

　　我原以為，參加了一年多的四清運動，總可以坐下來安靜地進行進行教學、研究和翻譯了。誰知板凳還沒有坐熱，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就接踵而來了。1966年6月，一夜之間，校園里就出現(xiàn)了所謂的“紅色恐怖”，紅衛(wèi)兵高喊“造反有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教師和干部人人自危，只要隨便給人帶上一頂帽子，各種對立的派性組織就可以為所欲為，輪番揪斗，不擇手段地對他們稱之為“牛鬼蛇神”的人們來一個“觸及靈魂”、甚至皮肉的“革命行動”，一時間大學成了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空前恐怖、瘋狂和災難的場所。哲學系主任余志宏被打成“李達三家村黑干將”；
哲學史教研室主任蕭萐父被打成余志宏的“黑干將” 、十足的“黑幫分子”；
陳修齋先生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他們看來這些我還夠不上，最多只能算作一個“準黑幫”，在“批斗會”上必須陪斗，“游斗”時必須抱頭跟在“黑幫分子”后面走，不時聽到巨聲喝斥和皮鞭的唰唰聲。然后是“破四舊”家也多次被抄、減工資只給30元的生活費，連照顧幼子的保姆也被立即趕走，日子過的如驚弓之烏。這種群眾專政的混亂局面直到1968年8月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后成立“革命委員會”才結束，轉而由工、軍宣隊專政。緊接著，1968年10月我隨哲學系教師一鍋端到湖北襄陽隆中分校，一邊勞動，一邊“斗批改”。陳修齋先生與夫人徐銑（哲學系辦公室最能干的工作人員）也同行到分校。次年陳先生的家也搬去了，盡管條件極差，但總算有夫人徐銑的照顧。我在隆中與另外兩位下放教師合住在一間破舊的屋子里。我們這些有問題的教師有的放牛、有的放鴨子、有的種菜，我是白手起家養(yǎng)豬。這里稍稍說一下我的家庭怎么辦？最令人不堪回首和愧疚的是，我的母親在我四清運動遲遲不歸，在為我勞累了整整六個年頭后的1965年，患肘關節(jié)骨結核，住在一區(qū)山上就醫(yī)十分困難，得不到治療和照顧，萬般無奈，經商議，由在漢口工作的肖靜寧請假把母親送到青島我的四姐家，母親揪心地告別了她最在意的一雙孫兒女，可我連向母親道別一下的機會都沒有。1964年兒子剛生我離家去參加四清運動，誰知竟然成了與母親的永別！母親在四姐家，經過一個醫(yī)術高明的老中醫(yī)的治療，骨結核有幸痊愈了。可是，文革來到，在青島的母親與劃成右派的大哥一道被遣返到四川鄉(xiāng)下原籍，在貧困和疾病中告別人世，這是我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深深的愧疚！

　　1963年春肖靜寧從北京醫(yī)學院研究生畢業(yè)后，蕭萐父同志熱情地幫她聯(lián)系到武漢大學生物系，但她的興趣一直在醫(yī)學—生理學上，還是服從省教育廳分配她到武漢醫(yī)學院的原方案。她在武醫(yī)住集體宿舍，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跑月票，每周只是1—2次回家。文革中，她在武醫(yī)各方面還算穩(wěn)定。1968年我要隨系一鍋端下鄉(xiāng)，由革委會成員段啟賢同志幫忙開了一張武漢大學革命委員會的證明，證明我要長期下農村，當務之急是要在武漢醫(yī)學院搞間房子。肖靜寧把武漢大學的證明請武醫(yī)革命委員會的一個頭頭批了一下，實際上是讓自己想辦法，住了再說。501樓原是單身集體宿舍，兩人一間，另外那個好心的同事互相調配一下搬出去了，就算是占到一間16平方米的房間，母子三人得以安頓下來。兩層樓的501宿舍后來就完全成了家屬筒子樓，走廊擁擠不堪，還是木地板的，一家一個蜂窩煤爐子就放在門外，很不安全。大家自動組織起來，每天都有一家的大人抱著孩子、舉著牌子挨家挨戶叫喚：“查火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家注意防火哇！”，都能得到熱烈的響應，這個活動好像是娃娃們的節(jié)日，我也碰巧參加了�，F(xiàn)在想來，肖靜寧當年決心在武醫(yī)工作是何等的幸事！文革期間她下放到校內的校辦藥廠搞制藥，只是短期下鄉(xiāng)，工農兵上大學就回教研室了。武漢醫(yī)學院的生活方便，幼兒園、小學都辦的好，離宿舍只有幾十米，不用接送。食堂辦的好，開水有得打。特別是孩子生病看病更是近水樓臺了。學校對面是體育館，旁邊是中山公園，坐3分錢的公共汽車可以到鬧市區(qū)六渡橋、江漢路新華書店買連環(huán)畫小人書。501筒子樓小朋友多，玩的好。這些條件是得天獨厚的，回過頭來一想對兩個孩子而言，很符合肖靜寧后來闡述的智力開發(fā)吧！難怪從武漢醫(yī)學院的501樓走出了那么多的大學生、留學生呢！

　　我在分校下放勞動主要養(yǎng)了三年的豬，自認為還摸索出一套養(yǎng)豬經驗，可以說是合格的豬倌，養(yǎng)豬干的全是骯活累活，大盆大盆的豬食，清掃豬舍豬糞，衛(wèi)生條件很差，跳蚤成群，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真是疲憊不堪，那有精神想譯事啊！這種情況一直繼續(xù)到林彪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哲學系的“工農兵”學員要按照毛主席發(fā)出的最高指示“學一點哲學史”才有所改變。在養(yǎng)豬和其他勞動期間，每年有1-2次的幾天輪休回武漢探親的、那是屬于我自己的時間，我才有機會來考慮始終縈繞在我的心頭的《精神哲學》的譯事問題。但我終于明白了，那種想安安穩(wěn)穩(wěn)地靜下來，正襟危坐，從從容容地做翻譯已是不可能的了�，F(xiàn)在只有采取見縫插針的方式，帶上一部德漢字典，一有機會就譯一點，因陋就簡，把潦草不堪的“譯文”寫在當時能買到的練習薄上，這樣總可以逐步推進，積少成多，等到有條件再來整理。在武醫(yī)探親的日子就是這樣的好機會。每天等肖靜寧上班，兩個孩子上學、上幼兒園后，我就抓緊做那么一點翻譯。這樣下來，我的譯事就由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前夜止步的主觀精神“導言”部分進展到了主觀精神第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學”中的“自然靈魂”了。這是我在特定的條件下，對自己鐘愛和渴望的譯事所能做的使自己深感內心慰藉和踏實的地方！但是，這樣“美好”的譯事時光，很快就結束了。

　　武漢大學襄陽分校在1970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部分骨干教師開始參加教學，組織各種教育革命小分隊。我與陳先生繼續(xù)勞動。如前所述，1971為落實毛主席的“學一點哲學史”的最高指示，要給工農兵大學生講外國哲學史，我和陳修齋先生才得以匆匆重返教學崗位。那種形勢下，對于教學工作的確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吊心吊膽，不知什么時候會出現(xiàn)什么問題。當時工農兵上大學的口號是“上、管、改”，即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這“管”、“改”二字實際上是直接針對著教師和教學內容的。聽從領導的安排，我是教學組長，由我先上陣，果然在我剛講了古希臘羅馬哲學第一堂課后，學員就針對我在課堂上沒有講到奴隸哲學方面的內容，馬上貼出大學報主張奴隸有哲學。哲學系、武漢大學襄陽分校、直至武漢大學總校的黨政領導對此十分重視，立馬表態(tài)支持學員的大字報，并號召就有無奴隸哲學的問題展開大辯論。這場本身并無多大意義、而又曠日持久的大辯論也就從分校推向總校，繼而走向全國。我作為“無”派唯一出頭露面的代表，也就有機會走出隆中、重上珞珈山，冒著極大的風險單槍匹馬地站在小操場的全校辯論大會的講臺上，面對黑壓壓的群眾，不知那來的勇氣和信心一遍又一遍地與持對立觀點的眾多代表交鋒。在這種氣勢洶洶、咄咄逼人的態(tài)勢面前，唯有陳修齋先生冷靜沉著，始終實事求是地認定歷史上沒有奴隸哲學，默默地給予了我極大的支持，這是我永遠銘記在心的。接下來，校領導決定組織由工宣隊師付領導的、有學員、教師（我）參加的“三結合”小組，向一些全國知名大學的同行介紹這場爭論的情況（參見國務院學位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三結合小組得以跑遍了京津滬等地，去了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名校，所到之處，反應都說是“茅塞頓開”！現(xiàn)在回想起來在1971年的特殊環(huán)境下，我卻因而有機會到各地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師長親友，特別是我突然來到上海看望岳母令她驚喜不已！在工人師付的領導下我與學員還隨同他稍稍繞道去游覽了錦繡天堂——蘇州園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意想不到的、很是奢侈的收獲。我平生也就是這一次去了蘇州，現(xiàn)在的蘇州，可能變化很大、很美，但不可能找回當年的特殊感覺了！

　　1972年，武漢大學總�；謴土苏軐W系的建制，也就是說，總校和分校都辦哲學系。不久，學校又決定哲學和經濟兩系都辦在襄陽分校。這樣原總校和分校的哲學系得以合而為一個完整的哲學系，由孟憲鴻同志任系主任。他提出新系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專業(yè)課的恢復和教材建設。文革前初到珞珈山，我編寫了40萬字的“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古典哲學”講義。文化革命中我們適應工農兵學員單科獨進、幾個月學完一年的課程的安排，編寫了一些簡略的、斷代式的油印講義發(fā)給學員學習。我和陳修齋先生共同講授的歐洲哲學史課程一直沒有一個自己編寫的由古及今的完整教材。我認為這次系里提出編寫專業(yè)課教材，應當是我們編寫一部自己的正規(guī)的、完整的歐洲哲學史教材的大好時機。為此，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精神哲學》的翻譯只好被擱置了。由于陳先生正在翻譯萊布尼茨的法文版的《人類理智新論》，于是，笨鳥先飛，我就先干起來，以極大的努力投入歐洲哲學史教材的編寫工作了。按照我當時講課的教學內容的順序，從頭寫起，當我寫完“古希臘羅馬哲學”和“歐洲封建社會哲學”兩章時，陳先生高興地來向我說，他的翻譯基本上結束了，可以來一起搞教材了。陳先生文革前一直講授西歐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哲學，又對萊布尼茨哲學有精深的研究，自然由他來接著寫從文藝復興到近代西歐唯理論和經驗論哲學、以及英法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哲學。而我在結束前面提到的兩章后轉向編寫從康德到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雖然文革前我編寫過40萬字的德國古典哲學的講義，但是要作為歐洲哲學史教材體例中的有機的一章，這仍然是一個極為艱巨的工作，不是采取簡單壓縮、照搬不誤所能湊效的。我又一次自找苦吃，重新構思，反復提煉，重新撰寫，使之成為我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另一心得、心血之作（德國古典哲學這一章在《歐洲哲學史稿》的初版和修訂版中所占篇幅分別為218頁和227頁，均占全書總篇幅三分之一）。它與陳先生撰寫的唯理論、經驗論哲學一樣，共同展現(xiàn)出我們這部自編教材是植根于各自深入研究和長期教學的基礎上的功底與嚴謹，具有其顯著的優(yōu)勢與特色。我和陳先生兩人合編教材的方式是很特別的，是我們這一對“老搭檔”所獨有的，可以稱得上是一件學術軼事。我們兩人從60年代起就是合講外國哲學史這門課程，陳先生講上學期（從古希臘到近代西歐哲學），我講下學期（德國古典哲學），對于彼此的教學內容與觀點都很熟悉，也很默契，從來沒有、也不需要經過什么共同討論、按照統(tǒng)一的教學大綱或教材來講授。這次編寫教材也是各寫各的，只不過我是笨鳥先飛，開局寫出了上學期課程內容的兩章。我們各自完成了所編寫的部分后，才彼此互相審閱，并提出各自的意見以作修正。這樣我與陳先生合寫的、一部從古希臘哲學直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完整的教材就于1977年3月脫稿了。我們把它命名為“歐洲哲學史”（試用教材），雖然是我們兩個人寫的，署名還是反映那個時代特征的集體單位——武漢大學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

　　那幾年寫講義時間也不是很充分的，文革沒有結束，階級斗爭不斷，勞動也是隨叫隨到。最令我欽佩的是，陳修齋先生在那種艱苦的條件下，不僅奉獻出了《人類理智新論》這樣傳世的譯作，又快馬加鞭地完成了合編教材的重任。古隆中一對“老搭檔”挑燈夜讀的情景不時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我在此向過早謝世的陳先生獻上深深地緬懷。系主任孟憲鴻同志對我們在系內第一個拿出一部這樣完整的、沉甸甸的專業(yè)課教材來十分贊賞，當即決定設法予以鉛印。由于�？悼h印刷廠承印過經濟系編寫的教材，算是與武漢大學有聯(lián)系的單位，于是我與剛留校的助教陳建國就帶上書稿直奔�？盗恕１？凳且粋�地處湖北山區(qū)的小縣，�？悼h印刷廠在縣城的郊區(qū)，規(guī)模很小，只有兩個工人師付，兩排平房。前面一排是進行排印的廠房，后面一排是生活用房，我們去后就住在這里。1977年5-7月，將近三個月，我與小陳可以說是與工人師付同吃同住同勞動，當上了全脫產的印刷廠“認字”、校對的工作人員。這一段經歷是非常特殊和難忘的。我們在�？涤∷�廠雖不直接檢字排版，但一直要恭候在旁，一是對工人師付看不清、認不得的底稿上的字要隨時隨地提供幫助；
二是對排出的版面清樣及時進行校對，以完成這個版面的排檢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這樣一個一個版面，一日又復一日地進行著，這個很累人的活耗去我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出個講義這樣難，現(xiàn)在想起來真是有如隔世，與當今現(xiàn)代化的出版業(yè)不可同日而語了。待到40余萬字的講義正式印就運到襄陽分校時，情況發(fā)生了驚人的變化。隨著粉碎四人幫文革宣告結束，分校已經撤消、遷回總校了，講義又轉運到了武昌珞珈山。當我在珞珈山上看到這一套上下兩冊的《歐洲哲學史》（試用教材）時，深深地感到它是歷史的見證，不僅為我與陳先生在當時條件下能靜下心來作出這樣的教材建設的成果而感慨，還對保康那一段實實在在的認字、校對的生活難以忘懷，對講義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試用教材上冊為從古希臘羅馬哲學到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準備時期的哲學：下冊從德國古典哲學到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哲學。誰能料到這套特殊年代從山溝里十分簡陋的印刷廠印就的“試用教材”講義成為日后在全國影響巨大的《歐洲哲學史稿》的前奏。在這里，我要對當年的青年教師陳建國表示謝意！特別讓我難忘的是，我在�？档哪且欢翁厥獾墓ぷ鹘洑v使我與純樸的工人師付結下了很好的友誼，這是很有意義的一種回報。

　　改革開放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上世紀8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胡光清同志來向我們約稿，我們對這一套上下冊的“試用教材”經過各自反復修改，于1983得以正式出版。書名改為《歐洲哲學史稿 》，作者署名為陳修齋、楊祖陶，前言與后記均沒有涉及我們配合默契的合作方式及各自撰寫的章節(jié)。這不能不說是從文革走過來的我們對“文責自負”的觀念十分淡薄所致的一種疏漏�？v觀《史稿》，全書共分七大章，依次為，第一章：
古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的哲學（楊祖陶）；
第二章 ：西歐封建社會的哲學（楊祖陶）；
第三章 ：西歐資本主義形成時期的哲學（陳修齋）；
第四章 ：十六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早期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西歐各國的哲學（陳修齋）；
第五章：
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準備時期的哲學（陳修齋）；
第六章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古典哲學（楊祖陶）；
第七章 ：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和英國空想社會主義（陳修齋）。《史稿》問世后，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人民日報社等文化單位指定其為參考書；
一些兄弟院校相繼采用它作為教材。在多次重印后，實際上已成為供不應求的通用教材。鑒于國家教委在制定“七五”文科教材規(guī)劃時，將此書正式列為教材，于是湖北人民出版社決定再版，我們決定對全書進行修訂，1987年出版的《歐洲哲學史稿》修訂本，正式在封面上標明為“高等學校哲學類專業(yè)教材”。在這里要提到的是，第一章古希臘羅馬哲學部分是修訂的重點，因為原書初版這一章我敘述的比較簡略，而我當時由于突發(fā)“腰椎間盤脫出”住院，出院后一段時間也無法正常工作。經商量，決定邀請研究生畢業(yè)留校的段德智和張傳有兩位講師參加本章的增補工作（段德智負責柏拉圖及其以前部分；
張傳有負責亞歷士多德及其以后部分），他們共撰寫了三萬余字的初稿，無論是效率與水平都是值得稱道的。最后由我對之修訂增刪后定稿，使第一章的篇幅由初版的93頁增至再版的128頁。現(xiàn)在，10余年之后，我在這里以我個人的名義向他們二位教授致以遲到的謝意！此外，我與陳先生各自對原書某些敘述不夠明晰準確，或評價不夠全面妥當，論點不夠恰當之處作了一些修改。再者，為大體保持原有篇幅，分別對第二章、第五章的內容作了一些壓縮和刪節(jié)以及章節(jié)合并的工作，但原書的基本格局和風貌沒有改變。1988年《歐洲哲學史稿》獲得國家教育委員會第一屆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修訂本的頭三次重印就達24900冊，1994年重印達38100冊，以后的加印仍是層出不窮就不贅述了。對這一學術性很強的教材，學界給予很高的評價。西方哲學史專家汪子嵩先生贊譽它為同類作品中少見的“觀點和材料達到相當豐滿和協(xié)調的統(tǒng)一”的作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國圣約翰大學教授、哲學博士孫霄舫過譽此書為歐洲哲學史方面的“經典巨著”�！妒犯濉返挠绊懠捌鋸V泛深遠，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西方哲學史研究和教學方面的重要參考書。為了《史稿》的前身《試用講義》的編寫與印制，我不得不中斷《精神哲學》達數(shù)年之久，雖然內心很有些遺憾，但與陳修齋先生以特有的合作方式日后推出的《歐洲哲學史稿》所達到的學術影響與高度也是自己學術生涯中令人難忘的幸事。

　　如前所述，改革開放后重返珞珈山，面臨高校恢復招生制度入校的學生，集中精力搞好教學是我的重要選擇。除本科生的外國哲學史的大課外，還得負起指導研究生和開設研究生學位課程的任務。接著又開始準備和開設選修課。與此同時，研究與著述也未能放松�！稓W洲哲學史稿》（合著）、《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及一些殫精竭慮的、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都是在從事康德三大批判新譯之前完成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精神哲學》譯事，努力抓緊一切可能的空隙時間，陸陸續(xù)續(xù)地向前推進。在這里，我要特別感謝學長、著名西方哲學家張世英先生， 1986年，承蒙惠贈他的新著《論黑格爾精神哲學》，此著對我所正在從事的翻譯工作很有參考價值。真是不怕慢，只怕站，工夫不負有心人。黑格爾《精神哲學》除“緒論”外分為“主觀精神”、“客觀精神”、“絕對精神”三篇，其中“主觀精神”占有全書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在我行將進入古稀之時，我已經有了一個“主觀精神”的粗粗譯稿了。我盤算著，只消再有一、兩年，在我退休之際就可以結束全書的翻譯了�？墒牵�我的打算又落空了。我在“譯事回眸之五”中已經詳細記述了由于應人民出版社張偉珍同志之約，我全力投入合作翻譯康德“三大批判”的過程，這一“任務的變更”真是一發(fā)不可收拾！從《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到康德“三大批判”的三個單本（《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的系統(tǒng)翻譯工程，是我平生譯事中最艱巨、最艱苦、歷時最長、耗時最集中的全力以赴的的黃金時期的譯事。沒有教學和指導研究的工作和其他社會活動，也不講究寒暑假。這樣一來，《精神哲學》的譯事就中斷了整整七個年頭。我用這寶貴的七個年頭投入富有成效的康德哲學的翻譯，加上先前的康德哲學的著述，這也是我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作為，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與追求，那是無怨無悔、心中無比踏實的選擇！

　　當康德“三大批判”的譯事尚未結束時，2002年夏我與肖靜寧再度赴美到幾子楊鑄家，度過了三個月的盡享天倫之樂的美好時光。在陪伴可愛的小孫女楊筠、特別是小孫子楊弦在蘭天白云下的碧綠的草地上玩耍時，《精神哲學》的譯事還是在我的腦子里不時地轉動。一有閑暇，我就會在原版書上、在已譯出的練習薄上作下自己思考的記號和進一步工作的要點。一到美國我就要兒子幫我買一本《精神哲學》的英譯本，兒子把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用心地在網上、書店尋找。直到我即將回國時，他終于在紐約一個不起眼的小書店里找到了這本書，而且僅此一本。W• Wallace 和A•V •Miller 的這個譯本既有黑格爾的正文，也包含有包曼整理黑格爾學生聽課筆記而成的“附釋”。并附有內容索引�！毒�神哲學》英譯本對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價值，特別是對“主觀精神”部分，幾乎成為唯一可供借鑒的版本。它伴隨我度過了往后的全部譯事過程，是兒子送給我的一個份量很重的特殊禮物。順便提一句，兒子送給我的《純粹理性批判》英譯本大部頭對我的譯事也起著必不可少的作用。

　　2004年初，合作翻譯的康德“三大批判”終于出齊，歷時七年的辛勤付出在“合作雙贏”的理念之光的照耀下取得了令學界矚目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我以一種平常的淡定，馬不停蹄、迫不及待、不顧一切地投入了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翻譯工作。如若想要不再工作有萬千條理由、甚至也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但是要繼續(xù)工作下去卻是自己心中的一道鐵的命令：這是我的老師賀麟先生交給我的任務，我要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
這是為了應對目前國內哲學界還沒有《精神哲學》中譯本的現(xiàn)實需要，我有一份沉重的責任，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我想，現(xiàn)在我終于有了完整的時間全力以赴、一鼓作氣地完成一拖再拖的《精神哲學》的譯事了。但是，真的干起來，這還是一項巨大而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我要做的超出原先的想像。在漫長歲月的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時斷時續(xù)譯出的、寫在一本本“練習薄”里的這些稿子，不僅字跡潦草，字句顛來倒去，而且由于工具書缺少，有的術語、語詞未能譯出而仍保留為德文，有的句子由于各種原因意義不甚清楚只好勉強硬譯放在那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對一大堆可以說是亂七八糟的、自己都看不清的所謂翻譯文字，我不禁有些困惑和遲疑，何況腰疾所致的“以歪就歪”的坐姿也不是能長久堅持的，花這么大的力氣去翻譯和推出黑格爾的《精神哲學》，真有那么必要嗎？

　　我們知道，黑格爾早年就立下了一個宏偉的目標：創(chuàng)建一種能從理論上說明人的全部生活的精神哲學體系。這個體系，就其最終形態(tài)而言，以《精神現(xiàn)象學》為導言，以由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三大部分構成的《哲學科學百科全書綱要》（簡稱《哲學全書》）為主體。按照黑格爾的規(guī)定，哲學的對象是理念，邏輯學研究在自身內的、即抽象的理念，自然哲學研究外在化為自然界的理念，精神哲學研究從外在返回自身的、即體現(xiàn)為人的精神、在人的精神里實現(xiàn)著和實現(xiàn)了自我認識的理念。所以“精神哲學” 作為哲學全書的最后最高部分，也即是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最后最高的部分或環(huán)節(jié)，它本身又劃分為主觀精神、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三部分。“精神哲學”的主觀精神部分加上后來的“附釋”是黑格爾關于主觀精神學說的唯一專著；
而其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部分則包含著后來黑格爾劃分為各個歷史部門來研究的法哲學、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美學）、宗教哲學、哲學史的最初的綱要，這兩部分的“綱要”也是我們學習、研究和把握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歷史哲學》、《美學》、《宗教哲學講演錄》、《哲學史講演錄》的綱。在黑格爾哲學體系中，邏輯學是繼承、發(fā)展康德所創(chuàng)造的先驗邏輯和先驗辯證法的成果，自然哲學是繼承、發(fā)展謝林所創(chuàng)造的自然哲學的成果，唯有精神哲學是黑格爾本人的偉大創(chuàng)造。這個創(chuàng)造不是一蹴即就的，而是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研究和思考，探索出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發(fā)展線索，以及所有這些所從屬的人的精神本質即自由本質發(fā)展的總線索的結果，而要做到這點，沒有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天才和百科全書式的淵博知識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所以黑格爾《精神哲學》開章明義第一句話就是“關于精神的知識是最具體的，因而是最高最難的”。我們可以說，抓住了“精神哲學”這個黑格爾的真正天才的創(chuàng)造，就抓住了黑格爾哲學，不了解它，就是丟掉了黑格爾哲學�！熬�神哲學”的這個“最高”、“最難”的特點，也足以說明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一方面我們十分需要了解和把握黑格爾的這種“最高的”知識。另一方面盡管我們早已有了黑格爾的《邏輯學》、《自然哲學》以及《法哲學原理》……等等的譯本，卻一直缺少《精神哲學》的譯本，以至有人想像可能是“精神哲學”并不那么重要，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它是“最高的”知識，同時也是“最難的”知識，特別是其“主觀精神”學說中占了全書一半篇幅的“人類學”部分，內容艱深晦澀，體系和術語也是黑格爾自己創(chuàng)造的，因而翻譯起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翻譯此書經歷了太長的歲月，除了前面說到的各種主客觀原因外，難譯也是一個重大的制約因素�，F(xiàn)在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了，我必須克服一切困難，排除一切干擾，盡最大的努力，盡快結束譯事，推出《精神哲學》的中文首譯本。我深知，這無論對于黑格爾哲學的一般讀者和愛好者，或者對于學術界、理論界、哲學界的研究者來說，都將是一件非常需要、非常有意義的事。所幸的是，我除了導致“半殘體”的腰疾，一般還不錯。我在做腰部CT檢查時，醫(yī)生看我年紀老，怕我有腦血管方面的問題，給我做了腦CT，令醫(yī)生吃驚的是，我的全腦結構都很正常，連一點輕度的腦萎縮都沒有，在醫(yī)生看來算是一個小小的奇跡吧。肖靜寧以“揭開高齡翻譯之謎”為主題給子女發(fā)了電子郵件，子女知道了都很驚喜，原來七年如一日堅持高強度、高智能的思維活動，除了精神追求、學術境界，真還有大腦得天獨厚的物質基礎呢！

　　鑒于上述的認識，我開始了最后的沖剌。我必須首先把這一大疊寫在練習薄上的粗譯文字整理、修改、有的甚至于推倒重來，將它謄寫在20×20的大型稿紙上，使之成為清晰可讀的、以供自己進一步加工的“初稿”。我進行這項工作的原則是，第一是使全書的譯文切合原書的原旨原意，即闡明活生生的、現(xiàn)實的人和人類（在黑格爾那里人和人類是統(tǒng)一為一體的）的精神、精神的本質即自由從人畜未分的靈魂開始的通過意識和自我意識，理論和實踐，法權和道德，家庭、社會、國家和歷史、藝術、宗教和哲學等一系列的環(huán)節(jié)和階段的自我生成、自我發(fā)展和自我實現(xiàn)的進程；
其次是把譯文的準確可信置于首位，在信的前提下求達，決不能本末倒置；
第三是務必力求譯文具有較好的可讀性，增加必要的譯者注釋，盡可能地減少讀者在閱讀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困惑（在經過整理的“初稿”中總共精心增加了約130余條譯者注，最長的注釋達到1200多字。）我同時確定，整理修改的重點是《精神哲學》的第一個組成部分——關于主觀精神的學說。這是因為，如前所述，關于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的學說，黑格爾后來已有專門的著作如《法哲學原理》和后人整理出版的諸如《歷史哲學》、《藝術哲學講演錄》、《宗教哲學講演錄》和《哲學史講演錄》等，而且所有這些都有已有了中譯本。而關于主觀精神的學說，特別是其中的關于“靈魂”的“人類學”和關于“精神”的心理學兩部分則只見于《精神哲學》。至于主觀精神、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之間的關系和發(fā)展演進的內在邏輯也只有在《精神哲學》里得到最清晰的論述。在主觀精神學說中，占全書約二分之一篇幅的“人類學”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也是我整理修改的“重中之重”。此外尚須提及的是，《精神哲學》只有“主觀精神”部分有“附釋”，這是因為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黑格爾都另有專著，唯有主觀精神黑格爾別無專著。因此，“附釋”與“正文”一起共同構成了黑格爾的主觀精神學說的專著，“附釋”是主觀精神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v覽《精神哲學》全書，有關主觀精神部分共有279頁，正文為113頁，附釋為166頁，附釋占60%；
單就“人類學”來看，正文與附釋共有165頁，其中附釋117頁占人類學篇幅達71%�？梢�，沒有附釋的《精神哲學》只不過是一個“綱要”，是不能充分展示黑格爾主觀精神學說的內容的。

　　我在關于“人類學”這個“重中之重”的譯事中遇到的第一個、也可以說是最大的困難就是“譯名”的問題。這部分的內容非常廣泛，不僅涉及天文學和地理學、動物學和植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醫(yī)學和精神病學等等，而且還旁及占星術、煉金術、尤其是催眠術等等領域。由于是國內的中文首譯，許多譯名我只有通過英譯本、偶爾也通過俄譯本來提供線索、打開思路再借助于各種中文工具書來確定。對于所有遇到的這些領域內的專門術語的譯名都必須是有根有據(jù)，不得有任何差錯，更不用說不得主觀臆造了。例如，黑格爾在講到原始的亞美利加人時提到了那里的未開化的人——佩舍雷人（Pescherä），在這里，我當然也可以采取“照譯不誤”的方式，就這么音譯這個詞就完事大吉了。而這么做留給讀者的就只能是一頭霧水了�？晌易约旱叫４髨D書館里查遍了所有的辭典又都找不到這個詞。后來還是感謝何衛(wèi)平博士在國際網絡上查到了這個詞的由來的一些線索，我又據(jù)此查閱很多資料才得以在譯者注中對佩舍雷人予以原原本本的說明。由此可見，對一些領域的某些專門術語或專門名稱、特別是生僻字作出準確的譯名是多么麻煩、多么費時、多么不易！而對負責任的翻譯者來說是不應該輕易繞過去的。

　　但是，更為困難的是，黑格爾為了標明他所確定的精神的特殊方面和特殊階段，制定了一些專門術語，其中的一些術語的譯名并不是看起來那么容易，而是需要多方面的斟酌和反復考慮的。如他所確定的“感覺靈魂”進展的第二階段“Selbstgefühl”,就不宜直接譯為“自我感覺”。因為進展到“自我”是靈魂超出了其第二個發(fā)展階段“感覺靈魂”而進到其第三個發(fā)展階段“現(xiàn)實靈魂”的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在這里就只有譯作“自身感覺”才恰當。

　　再者，黑格爾對一個普通的詞也往往根據(jù)具體情況而賦以特有的意思，這種情形在書中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因此，在翻譯進程中也就必須依據(jù)黑格爾使用這一個詞的全部語境、包括用它來說什么事、什么情況等等，來領會其意義而給以恰如其分的翻譯。例如，他在講到催眠術時，對被催眠者在催眠狀態(tài)中的知覺行為經常用“schauen”這個詞。假使把這個詞簡單地照字面譯為“看”或“觀看”就不能盡意，而只有依據(jù)黑格爾使用這個詞時所針對的全部情況，將它譯為“內觀的知”才恰當。在譯事正在爭分奪秒進行之際，我因附睪炎在湖北省人民醫(yī)院住院，一連九天都成天躺在病床上掛吊瓶進行抗炎治療，我的身體雖然靜靜地躺著一動不動，但我的頭腦里卻不斷地翻騰著《精神哲學》中的一些專門術語或語詞，你來我往，翻來覆去，無法消停，總想給它們找到一個較為恰當合適的譯法。

　　經過持續(xù)緊張的近一年的的工作，我終于有了一個整理修改的“初稿”時，學兄王太慶先生清癯、嚴肅、兩眼炯炯的神態(tài)就驀然地浮現(xiàn)在我的面前。他生前我曾多次表示要請他為我校閱《精神哲學》的譯稿，他也欣然應允�？墒窃谖疫�來不及拿出譯稿前，他就于1999年與我們永訣了�，F(xiàn)在，這部譯稿也就只好由我自己來“校閱”了，心頭之遺憾與痛楚難以言表。我要用太慶的精神來鞭策自己。我想起太慶在我年輕時校閱方書春、宗白華先生的譯稿時有些拘泥的心態(tài)時說的話：“不管譯者是誰，當校改就校改”。我似乎暫且忘記這是自己譯的，本著太慶所言的精神，盡可能客觀一些，嚴格一些，對自己的譯文再次進行了一字一句不漏、一絲一毫不茍的拉網式的審視和修改，直到自己比較放心為止。由于“初稿”已經凝聚了我長期以來反復思考、研究和翻譯的心血與心得，這個“校閱”的過程自然就比較順利，進展日日可見。

　　在完成了這項自我校閱的程序后，我又把全部譯文端端正正的謄寫一遍，共用了400字的大稿紙900余張，消耗園珠筆30余支。然后，我將譯稿分訂為20冊準備寄給人民出版社的張偉珍編審。在翻譯即將全部脫稿時，如何才能正確地打印為電子文稿，這成了我和肖靜寧焦慮的大問題，跑了許多打印社，感到沒有把握。一位數(shù)學家鄰居告訴我們千萬不能由打印社來打，他的一本書在那里越稿越亂，再校對也沒用，最后不可收拾。他又說他后來是請懂行的一位青年教師有償服務打的。有償?shù)箾]什么，問題是我們沒有這樣的條件。在這里，我要對張偉珍編審再次致以深切的謝忱，是她充分體諒我的現(xiàn)實難處，欣然破例接受我的手寫譯稿而不顧增加自己工作中的麻煩，她的充滿智慧和辛勤的工作是這部譯稿得以問世的有利前奏，我一直銘記在心。后來摯友黃見德教授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從張偉珍編審那里得到了這部寄給人民出版社的手寫譯稿，把它收藏到他正在中山大學積極籌建的“西學東漸館”里去了。

　　2005年的元宵節(jié)，肖靜寧在第一時間里看到書案上碼得整整齊的20冊手寫譯稿時，不禁比我更深地松了一口氣。她當即用一張卡片寫下了深情的話語：

　　《精神哲學》珍寶藏，

　　譯稿字字好端莊，

　　壯年夢想暮年圓。

　　更喜斯人好健康。

　　我把這張卡片放立在譯稿旁，心情相當復雜，不禁感慨萬千！既有我歷經風雨癡心不改終于完成了《精神哲學》譯事“重頭戲”的一份欣喜，也有我對她為我付出一切的無法言表的內疚與感激！是的，不是她十個寒暑對我的支持、協(xié)助與操勞，何談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合作翻譯，而沒有這又何從談起在暮年來“圓”《精神哲學》首譯的“壯年夢想”？

　　但是，這時完成 了的只是“精神哲學”的主體工程，即其正文的翻譯。接下來，我還必須編制漢德對照的“人名索引”與“術語索引”，這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是一件有利于讀者的事，也是正規(guī)的學術翻譯作品不能缺少的事，在我參予賀麟先生、洪謙先生、王太慶先生主持的譯事那里都是這樣做的。盡管有英譯本的索引作為參考 ，具體步驟還是相當麻煩的。我必須首先確定索引的選項，將其從英文譯為德文，再按照德文字母的順序排列起來；
再將這些選項由德文譯成中文，并按照漢語拼音的字母排列起來，然后確定這些選項在原版的那些頁碼，這又是通過譯稿上的相對應的“邊碼”確定的。所有這些全是我自己手工操作的。我做這些還是饒有興味的，因為書是自己在漫長的歲月中完成的，每個人名，每個術語似乎都能喚起我對當年譯事的某些記憶。而且我對快捷的電腦操作的索引并不推崇，因為難以避免過多的無多大參考價值的“比比皆是”的頁碼，不利于讀者對索引有效的利用以至浪費精力與時間。這里說一點小事。我是四川人，在北大畢業(yè)留校不久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推廣普通話”培訓班，雖然后來我的普通話說的很不好，有濃厚的四川腔，但我卻把漢語拼音真正學到手了，到老不忘。這次獨自制作索引派上大用場了。為了完成這一復雜而啰嗦的工作，我投入了很多的時間，不知用了多少張卡片和活頁紙，我這樣高齡還能清清楚楚地完成這樣的不能出錯的工作，幾經語言轉換，頁碼機械定位，也是實踐了我一貫干“實事”的行為方式。

　　在將20冊手寫稿特快專遞寄給張偉珍編審后，我干的第二件事是撰寫了一篇近4萬字的“譯者導言”，對《精神哲學》一書的歷史背景，思想線索和結構，基本內容和意義做了詳盡的分析與評價。著名學者朱傳啟教授在《武漢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以“實現(xiàn)40年的宿愿，譯書比寫書更難——讀《精神哲學》”的書評中，對這個導言給予很高的評價，指出：“在研讀《精神哲學》時，首先要認真研讀其中的‘譯者導言’，這樣既可以讀懂《精神哲學》，又可以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其思想實質。”我因為時間來不及，“譯后記”寫的很簡單。好些中青年學者都想更多的知道一些我是如何翻譯的，對此這個“譯事回眸之六”作了一些說明。我在這里要感謝年青學者們對我的的關心。

　　除了20冊手寫譯稿是郵寄外，其余的“譯者導言”、“譯后記”、“作者簡介”、“內容提要”、“人名索引”、“術語索引”都是由肖靜寧電腦打成正式文本、通過電子郵件陸續(xù)發(fā)送給張偉珍編審的。此外，她還就即將問世的《精神哲學》的封面設計在電腦上與張偉珍編審多次交換意見，深為出版社的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所感動。

　　在忙碌中時光過的飛快，從2005年元宵節(jié)完成“主體工程”的譯事交付出版社后，到2005年6月，正值武漢的酷暑即將來臨之際，我的各項“配套工程”也已就緒。正在這時，張偉珍編審快遞來了《精神哲學》譯本的清樣，心頭是那樣的感激欣喜和滿意，可以看出，編輯很在行，對于“注中注”、“詩句”、“希臘文”的處理很老道，充滿辛勤與智慧。此時，我們連話也不多說了，只想一頭栽下去快快校對出清樣。我們臨時騰空了大圓餐桌作為工作臺，光線明亮，寬敞方便。我和她面對面地坐在圓桌兩旁，把手寫譯稿的復印件和收到的清樣攤開在桌上，一人念復印底稿，一個對照著看清樣，夜以繼日地進行了緊張的逐字逐句的仔細校對，并在清樣每頁的外側把德文原著的頁碼即“邊碼”加在括�。ǎ┲�，這是為了使讀者便于對照原文研讀譯本。

　　值得慶幸的是，在馬不停蹄式的為結束《精神哲學》譯事的緊張忙碌的工作中，我的心情一直很好，除了2004年5月在人民醫(yī)院外科住院9天外，身體也一直不錯，超常發(fā)揮，不顧炎熱酷暑，有時早上5點就歪坐著在工作了。堅持，堅持，再堅持！直到工作的最后完成。有志者事竟成，我終于迎來了來之不易的又一個收獲的季節(jié)。2006年2 月一部嶄新的《精神哲學》中文首譯本問世了，在黑格爾哲學的翻譯史上，歷經如此漫長的跨世紀的譯程實在是不可多見、甚至是獨一無二的。但我認為，無論過程如何艱難曲折，有時不堪回首，我是幸運的，我的執(zhí)著與追求終于實現(xiàn)了自己的宿愿。

　　《精神哲學》的封面設計清新可人，令人愛不釋手。扉頁上這樣寫道：謹以此中文譯本 紀念黑格爾《哲學全書》初版問世190周年、再版問世180周年。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巨大辛勞的編審張偉珍同志充分認識到此書的意義與價值，她建議在武漢大學開一個首發(fā)式，由人民出版社與哲學學院共同舉辦，我婉言謝絕了，甚至沒有向院領導提起過。因為兩年前剛好開過“三大批判”新譯的高規(guī)格的首發(fā)式，記憶猶新，不能再麻煩了。另外 ，我這個人一向特行獨立，就連領導為了傳承學術留下一些老教授的影像資料的活動我都沒有配合，開首發(fā)式自然是萬萬不能的。

　　首發(fā)式雖沒有開，學界的反響還是相當積極的，第1 版首印精裝本5000冊三個月就銷售告罄。段德智教授在得到贈書后，第一個快速在《武漢大學報》以“楊祖陶教授以79歲高齡推出力作《精神哲學》”為題作了簡明扼要的評介，認為這部書“為我國黑格爾哲學研究作出了杰出的新貢獻”，“不僅圓了自己（譯者）多年的夙愿，而且也圓了幾代中國學者的宿愿”；
鄧安慶教授在《文景》雜志撰寫的書評中充滿深情：“以八十歲高齡，長期患有腰肌勞損等病，又不會電腦打字的楊先生硬是一筆一劃地譯出了黑格爾的這本《精神哲學》，實在讓學生感動不已！當打開人民出版社張偉珍女士寄來的這本書時，讀到的卻是如此深沉而又不失曉暢的文筆，真讓我激動得熱淚盈眶。這激動的淚同時也是悲愴的淚，純粹的學者畢其一生之力，可能就是為一本書、一句話、甚至一個詞語嘔心瀝血，哪怕經歷了曲折復雜的‘主奴斗爭’，真學問卻往往難以被俗世‘承認’；
這激動的淚或許也是希望的淚，畢竟黑格爾在理念上闡明的‘精神本身’在經歷了不屈不撓的‘沉浮’、‘壓抑’、‘瘋癲’、‘抗爭’之后，將會超越主觀的‘狹隘’、‘偏見’、‘任性’而得到‘客觀的’‘意識’、‘認同’，開辟出‘法’、‘道德’和‘倫理’的世界，向著‘世界歷史進程’邁進，會給予學者們某些內心的安慰。

對于這份沉甸甸的‘禮物’，惟有認真的閱讀和理會，方可對得起筆耕者的‘精神’�！膘o寧的弟弟蕭功秦教授特別把目光集中在我的79歲的高齡上，他來電子郵件說 ：“收到煌煌譯著，十分欣喜。非常欽佩楊工哥對學術事業(yè)的執(zhí)著，楊工哥已79歲了！我真希望能在這個年齡也能保持那樣旺盛的精力、智慧與健康。做一個深深熱愛自己專業(yè)的學者是人生最大的幸�！薄�歐陽康教授、朱傳啟教授、鄧曉芒教授、陳默教授等等分別在《哲學研究》、《武漢大學學報》《博覽群書》等等報刊上發(fā)表了見解獨到的對《精神哲學》的學術意義和價值的評介以及為譯者的治學精神所打動。魏敦友教授在收到譯著后回復時說，“前天還和曉平（曾曉平教授）說呢，楊老師的文筆已爐火純青�！睙o獨有偶，沒想到一個30歲的IT工作者在出差的火車上讀起了新買到的《精神哲學》在網絡上寫到：“已讀到‘主觀精神’的‘感覺靈魂’部分，讀起來沒有預先想得那么難。讀的過程里，不時感覺楊祖陶對思想、對語言的把握超強。哲學的翻譯極難，如果說詩歌在于把握文字，表達詩情；
那么哲學對文字和精神的把握要求則非常苛刻了。很多術語讀起來，如果不符合哲學的概念，那是不能傳達作品的思想的”。我與這位年青的IT工作者，素不相識連姓名也不知道。我為在這個浮燥的時代還有這樣的熱愛黑格爾哲學的IT工作者，不僅讀書，還這樣有心得而贊嘆不已！最后我要摘下我的學長、摯友、學養(yǎng)深厚、治學嚴謹?shù)闹袊�哲學著名學者李德永先生2006-04-07來信對我的鼓勵：“《精神哲學》收到，至謝！不負恩師重托，不畏高難險阻，在親友學者的支持鼓舞下，獨啃堅果，卓然有成，造福學界，至欽至佩！”

　　 十分湊巧的是，《精神哲學》問世之時，恰是我八十歲生日來臨之際！這好比是一份特殊的禮物為我的生日增添了異彩。按照湖北人“過九不過十”的習俗，80周歲的生日應在79歲時過，因為湖北人念“十”的諧音與“死”相近，太不吉利了。其實，我壓根不在意這一點，卻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肖靜寧似乎是受一種直覺的支配，趁哲學學院全體在職人員拉到風景區(qū)賓館開“職工大會”時（元月14～16日），正好元月15這一天我與她一道渡過了兩人世界的愉快的生日，無比溫馨，無比情深。葡萄美酒，小小蛋糕，小小臘燭，美好祝愿，一樣不少，這是一種寧靜的幸福，內心無比充實的幸福。這部首譯本就是我自己也是以其難以估量的辛勞和智慧助我完成此譯本的肖靜寧、還有遠在異國他鄉(xiāng)的時時關心和支持我的這項工作的兒子和女兒，送給我的最為珍貴、最有紀念意義的生日禮物！正在這時，女兒楊熔從巴黎用電子郵件寄來了別具一格的精美的生日賀卡，賀卡祝詞表達了她與楊萬喜和他們的獨生女楊燦一家三口的深深祝福，賀卡上的圖片精心選擇的是當年父母送她登機赴法在天河機場的合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她是那樣地自信和快樂，帶給我極大的幸福與美好的回憶。女兒從小都是大紅花小紅花不斷的好孩子。1975年，她17歲那年上山下鄉(xiāng)當了知青，后來做了民辦小學、初中的老師，1977年恢復高考時，知青都回城復習了，她職務在身，堅守崗位。課余點著煤油燈復習。關鍵時刻，她就讓學生做習題，抓緊課堂的時間專心復習。她終于成了77屆大學生。在為人妻為人母之后仍是憤發(fā)努力，破格提為副教授，高訪公派赴法，后獲博士學位。這十年，是她不斷進取的十年！雖然歲月給我們帶來顯然的蒼老，那時的我們與現(xiàn)在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我并不感傷。不僅如此，熱情的女兒還以最快的速度在2006年春節(jié)飛到珞珈山，親自向我拜壽，又是甜蜜的生日蛋糕，配以溫馨柔情的燭光，長壽面，還有專門從法國背回來的葡萄酒和開心果。在十天的時間里，凡是她想得到的都為我們做了，難得女兒的一片孝心，我是多么有福之人��！。最有意思的是，幾子楊鑄是物理學出身，長這么大從未聽說他有寫詩的事，這次即興賦詩一首祝賀我的生日，當即用電子郵件傳來，并率兒媳張菁博士和孫女楊筠孫兒楊弦向我拜壽，令我格外欣慰！這種跨國的生日祝賀是這樣令人難忘。雖然說我的生日是過九不過十，但是這種“八十大壽進行式”，簡直就是馬拉松式的。2006年6月下旬武漢的氣溫持續(xù)直線上升，最高氣溫達到38、39度，特別是最低氣溫竟達到令人窒息的29、30度。這時，兒子決定全家從紐約飛上�；匚錆h看望并為我祝賀生日，他們是好不容易有這樣的準備的。肖靜寧心急如焚，一個一個電話、一封一封伊妹兒勸他們別來了。這當然不會有效。1981年兒子17歲考上北京大學，1985年21歲公派赴美攻博，如今已是兒女雙全，家庭事業(yè)雙雙稱心如意。那幾天氣溫略低，又是住在對面的豐頤大酒店，一切都很順利。于是我又實地接受了兒子一家的生日祝福，除了那一套，生日快樂的歌聲因為有了童聲而份外美妙。肖靜寧精心準備了一個能裝50張照片的藝術相冊，可以立放在桌子上。10歲的筠筠看見自己3歲時回國時的照片只是笑，7歲的弦弦總把他爸爸小時候的照片說成是自己：“這是我，這也是我”，而且吃飯的時候也抱著相冊不放，這讓我們真是樂開花。兒子在美國的工作一直非常緊張，2006年在武漢大學父母家中的開懷大笑令人至今忘不了。原來是肖靜寧拿出了兒子小時候在幼兒園老師寫的評語：“懂得支持越南打倒美帝國主義”。寫到此，我不得不也笑了。一雙孫兒女的才藝展示可以說是專業(yè)水平的，筠筠是小小舞蹈家，她的舞蹈、弦弦的彈琴那種出神入化的表演令我們陶醉，這都要歸功于張菁對他們不辭辛勞的有效的培養(yǎng)。到此“八十大壽進行式”還沒有落幕，女兒一家還不曾親自祝壽呢！我的80周歲都滿了半年多了，不顧炎熱，2007年月8月女兒一家回來了，還是住在豐頤大酒店，當我們見到法國著名大學的大學生楊燦時，不禁緊緊擁抱，亭亭玉立，落落大方，令人欣喜不已。女婿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出國沒幾年就干出了一番事業(yè)。他訂了一個包間，與女兒一家在一起，第四次、也是最正式的一次的生日祝賀了。這就是我的別開生面的空巢家庭的最美好的、最貼心的、夢幻般的八十大壽的全景。上面提到的楊鑄的詩是這樣的：

　　七旬九載仙壽來，

　　身硬腦靈心胸開，

　　西哲精髓東人悟，

　　笑看當今學壇衰。

　　肖靜寧讀到兒子的詩深為感動，平日不見詩作、甚至言辭不多的兒子竟然吟詩為父親祝壽，用詩的語音表達了他對父親的學術精神和學術境界的理解，這是多么寶貴��！她要我無論怎樣也要回兒子一首。我雖從不、也不會作詩，也被“逼”得和上一首，表達我進入八旬高齡仍然學術追求不止的愿望和對正在享受著的幸福、深愛、灑滿智慧陽光的家庭生活的贊美：

　　老驥伏櫪八旬來，

　　更喜齊眉云霧開，

　　西天仙境似可辨，

　　志在千里力未衰。

　　胞弟與弟媳楊蒔百、古新生均系西安交通大學的工科教授在得到贈書后，格外欣喜，當即賦詩一首相贈：

　　發(fā)憤忘食樂忘憂，

　　把手西哲共遨游，

　　《精神哲學》欣問世，

　　《全書》從此傳神州。

　　我的“譯事回眸”以《精神哲學》的完成與出版劃下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從最初的在馮至先生的課堂上學德語到向賀麟先生交出第一份譯卷；
從洪謙先生要我首譯《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到賀麟先生要我翻譯《精神現(xiàn)象學》末章；
從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的七個寒暑到《精神哲學》首譯的漫長歲月，隨著譯事的進行，我從一個20歲的青年變成了一個耄耋老者。但不變的是我永遠的自知自制而又心無旁騖的品格和我一生不知疲倦的挖井不止的執(zhí)著。我是相當幸運的，我受教于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的一代宗師，他們的為人為學影響了我的一生。即使自己的譯事由于各種原因還不盡人意，相對于博大精深的德國古典哲學來，我的工作可能只是滄海一粟，渺小和微不足道；
想起鄭昕先生打算要我進行的翻譯，我完全沒有動手，內心至今愧疚不安；
賀麟先生在1978年的“蕪湖會議”期間親自要我翻譯《耶拿邏輯》，并把他自己的一本珍貴的德文原版書交給了我，我在80年代初雖粗譯了近一半，看來我也無力完成了。上帝對我是公平的，給了我持續(xù)工作的時間。數(shù)十年來，我始終不渝地走在教學、研究、翻譯三結合道路上，留下串串足印，保持了自己的一片學術凈土，維系了自己的學術良知，負重致遠，夢圓暮年，我真的知足了。

　　己丑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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