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魯湘：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里是思想的盛宴，這里是學術的殿堂。70年前的4、5月份，應該是一個值得我們懷念的季節(jié)，人間四月天，北大，清華，南開，在這樣的日子里正式組建了西南聯合大學，并且開始上課。西南聯大存在的時間前后不到9年，但是這所大學，更準確地說，這所大學的知識分子，已然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座豐碑。尤其是當學術、思想雙貧血的時候，人們總會重談往事，重提當年的聯大人。那么西南聯大為何有如此的精神魔力，它在今天又具有怎么樣的啟示意義呢？關于這些問題，我們很榮幸地請到了著名的學者謝泳先生。

　　謝先生是我們20年前的，我們就是老朋友了，但是那個時候的翩翩少年，居然現在已經是頭有二毛了。聽說您現在到了廈門大學任教了，是吧？

　　謝泳：對，我是去年5月份，有一個老朋友忽然想起我多年做過一些文學評論工作，他正好和學校講起我的這個經歷，廈大朱校長也非常開明，他非常歡迎我來加盟廈門大學，其實諸位知道，我只在師專讀過三年英文，沒有博士學位，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高級職稱。

　　王魯湘：但是您到廈門大學任教的這個消息，不僅讓像我們這些老朋友感到非常地高興興奮，也讓很多讀過您的書，讀過您的文章，關注您的這個命運的很多很多的人，包括老年人和年輕人，都感到很欣慰。

　　謝泳：我想大家感興趣，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高等學校在選人才的時候，可能比較過分偏重于學歷，那么一般來說，看重學歷是世界通則，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是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制度，如果盡可能地把它缺點回避一下，我覺得就是應該在常態(tài)之外，給一些特殊情況的人留一點通道，我想大學的生態(tài)或者說整個大學的校園生活就可能會豐富一點。

　　謝泳：中國知識分子退步了

　　王魯湘：可以說這幾十年中間，你已經是在不間斷地在研究知識分子了，特別是研究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研究民國時候的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吧？

　　謝泳：對。

　　王魯湘：那么您認為當代的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您研究的那個民國時候的那個知識分子群體相比，他們有什么的差異？

　　謝泳：我覺得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如果我們要一定要找出它的差距來的話，我覺得有兩方面，一方面可能是知識上的，一方面可能是道德方面的。那么從知識的這個角度來講，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把當代知識分子出生年代定在1930年代以后的話，我覺得這一代知識分子里面，他在他成長經歷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在獲得知識的這個渠道和使用知識的這個空間這個方面，都沒有得到好的歷史機遇。我個人傾向于認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以1920年以前出生的知識分子比較地優(yōu)秀，而且越往前越優(yōu)秀，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那么當代知識分子，主要因為他生活的時代，他在受教育的方面和使用他知識的方面，他的空間被政治或者說被其他的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擠壓得太狹窄。這樣就導致這一代知識分子在精神的層面，比他前輩的知識分子，應該說有相當的距離。

　　王魯湘：那么您以前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時候，您剛才也說了，您所受的教育并不是一個很嚴格的或者是很完備的一個大學的一個學歷教育，給人的感覺是，您過去研究中國的那些大知識分子的時候，您更多是有點草野的現象，是吧，您好像是一個站在民間立場是來研究這些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的一種群體現象。可是現在，您身份好像有點轉換，您進到了大學的這個高堂的講座上頭了，您現在也是出門遞名片的時候，后面也是著名的廈門大學謝泳教授，是吧，那么這種微妙的這種身份的變化，會影響到你對知識分子的觀察和評價嗎？

　　謝泳：我個人覺得這倒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比如我到廈門大學工作，其實主要還是一個職業(yè)的變動，我更傾向于認為，它是一個職業(yè)的轉換，因為我過去常年一直是做文學編輯的，而且我已經做了20多年文學編輯，20多年前我跟魯湘就認識，那個時候應該說是同行了，那個時候你做美學研究，應該是比較近的同行。我們觀察知識分子的角度方面來講，一般大家傾向于把在高等學校里面從事教育的人，認為是知識分子，而在高等教育以外的人，可能就不是那種正宗的知識分子。其實對我個人來說，我做的研究是一樣的。我到了大學里面，我基本上延續(xù)的還是過去的研究思路，主要是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那么我在大學里教的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同時我也在教一門《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概述》，還教一門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選，是這么三門課程。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我覺得中國現在的大學，跟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大學，它差異比較大。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我就覺得現在大學的獨立性比過去要弱，因為我們現在是行政主導，所以整個大學的精神狀態(tài)或者說整個校園文化的生態(tài)里面，可能也不好和49年以前中國的大學相比。那么在這種狀況下，我回到大學里來教書，把我過去研究當中的一些想法個和學生們交流，和同行們進行交流，使我研究的思路或者說研究的方向可能還是會更寬一點。

　　主持人：那么在一般的人看來，您的整個的學術道路是從研究儲安平和他的這個《觀察》周刊開始的。那么儲安平，我們一般知道一點，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非常奇特的一個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說是奇人，奇論，然后最后是奇運，是吧，奇運。那么你怎么會選擇這樣一個點來切入呢？

　　謝泳：我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做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我們做研究的人，當時總是想找一個比較巧妙的角度來切入到你的那個研究領域里面去，當時很多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人，在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我自己選擇的方向，剛開始，我定在了就是選擇一個人，然后我覺得選一本周刊，然后再選一所大學，用這樣的角度來切進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這個方面我覺得比較有利，為什么呢？因為這三個角度，尤其是雜志和大學，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現代知識分子主要生存，或者說活動的空間，就說知識分子這種群體或者說這種職業(yè)，他主要是依賴報刊和大學這樣一個環(huán)境來活動的。那么選什么人呢？最后就是剛才魯湘說的，我覺得儲安平，他確實是奇人，有奇論，也有奇特的命運，我覺得通過這樣一個比較有傳奇色彩的人來切入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它能輻射出更多更豐富的社會內容。

　　王魯湘：那么我也聽到學術界對您的研究，當然有很多的贊美之詞了，但是也有一些意見認為，您對您的研究對象，往往會存在一種偏愛，所以您在評價他們的時候，往往會有某種拔高，而缺乏足夠的比較冷靜的批判。您自己認為這個是這樣嗎？

　　謝泳：首先我覺得這種評論，對于我個人來說，是符合我的研究事實的。但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自己是這樣認為，第一，我關注儲安平和關注《觀察》周刊，同時關注西南聯合大學，我在90年代初做這個研究的時候，本來的意圖是要梳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當中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因為這之前，從我們的文學史研究也好，我們中國現代史研究也好，它主要比較關注的是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或者說是革命知識分子的那些傳統(tǒng)，那么在這個傳統(tǒng)之外，其實在中國現代歷史當中，還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我盡可能通過這一個人，一本雜志和一所大學，把這個傳統(tǒng)梳理清楚，這是我的一個本意。那么在我觀察這些人的命運的時候，我發(fā)現他們在1949年以后的命運都非�？部�，大部分人都經歷了很悲慘的命運，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我在研究過程中，我的筆下，可能把過多的同情，過多的理解，或者有時候可能稍有拔高的意味，我想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們知道，所有的學術研究，對于研究者來說，我們盡可能做到中立或者客觀，但是有時候你面對你的研究對象，他們有那么悲慘的命運的時候，可能你的情感也會有一些移動，在這種情況下，難免就會影響到研究的客觀性。

　　西南聯大的魔力和當代意義

　　王魯湘：這是完全情有可原的，是吧。好，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謝泳教授演講。他今天演講的題目是西南聯大的當代意義。有請。

　　謝泳：各位下午好。非常高興有機會和諸位在一起交流學術。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這個題目，是西南聯大的當代意義。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我自己做過兩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剛才說的儲安平和《觀察》周刊的研究，還有一個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研究。我在90年代主要的學術工作就是關于這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學。我在1998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專門研究西南聯合大學的書，叫《西南聯合大學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提到西南聯合大學，諸位可能會非常熟悉，因為去年是西南聯合大學建校70周年，國內、國外，官方和民間，對西南聯合大學都有各種詳細的報道。那么我今天主要想從西南聯大對我們當代高等教育有什么啟示，它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歷史遺產，從這些方面來和諸位做一個學術方面的探討。

　　第一，我先和大家交流一下，西南聯合大學它的來歷，或者說，我先簡單地介紹一下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我們通常講這個西南聯合大學，其實是一個簡稱，它的完整稱呼，應該稱為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那么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這個概念里面，它實際上又包括兩個時段，它的前一個時段，是叫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它的后一個時段叫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它是抗戰(zhàn)期間由著名的中國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學，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國立的清華大學，國立的北京大學和私立的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的一所大學。從校史的角度來講，它嚴格的時間呢，是從1937年的11月1號到1946年的7月31號，這是它前后存在的9年時間。那么西南聯合大學，它在存在的9年時間里面，剛才我說了，它和兩個地方有關系，就是說它在抗戰(zhàn)初期，就是七七事變爆發(fā)以后，國民政府決定建立這個大學，他有一個籌備的過程，當時這個地點是選在了長沙南岳這個地方，但是這個地方時間呆得比較短，呆得比較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1937年12月13號，南京就淪陷了，南京淪陷，武漢就比較危險。那么這樣長沙這個地方也就不安全。所以長沙臨時大學在1938年就決定要遷到昆明去。所以說我們在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史上，真正和地域有關系就是湖南的長沙和云南的昆明，這兩個地方。

　　這個學校的校長是由三個學校的校長組成的，嚴格地說，西南聯合大學沒有校長，只有三個常務委員，這三個常務委員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三個著名知識分子，一個是當時清華大學的校長，叫梅貽琦，一個是北京大學的校長叫蔣夢麟，還有一個是南開大學的校長，叫張伯苓。三個校長，由他們來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的一個校務委員會，它的秘書長是楊振聲。這是我們說的整個西南聯合大學，它開始的一個時間和一個地點。那么西南聯合大學，在它前后存在的9年時間里面，一共培養(yǎng)了各種類型的人才，大概有8000人，或者說前后在這個學校讀過書的人有近8000人。那么一共畢業(yè)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882個人。當時西南聯合大學有5個學院，有26個系，有兩個專修班，還有一個先修班，這是它整個學校建制的一個規(guī)模。那么我們今天在70多年以后，為什么會懷念、會紀念、會向往這樣一所現在已經不存在的大學呢？我想主要是當時西南聯合大學培養(yǎng)的人才對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這所大學所養(yǎng)成的氣質和它的精神對我們今天的大學有相當的啟發(fā)意義。

　　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一下西南聯合大學的貢獻。西南聯合大學，在它存在的9年時間內，其實它的影響一直可以說持續(xù)到了今天。那么它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幾個評價的尺度，或者說幾個在科學研究當中比較硬性的標志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1948年老中央研究院選院士的時候，開始選了81名院士，在81名院士里面，就有27個人是出自西南聯合大學，將近占到了三分之一。1955年搞學部委員的時候，在233名院士當中（學部委員，就是我們后來的院士），在這233名院士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這個比例，也是來自于西南聯合大學，這也是它的一個標志。另外我們大家知道的，在中國兩彈一星的成員當中，一共有23個人，政府表彰過的兩彈一星成員。其中有8個人是來自西南聯合大學。最早中國做人工合成胰島素，這個科研工作的主要科學家之一，鄒承魯，也是來自于西南聯合大學。

　　整個西南聯合大學，它不僅培養(yǎng)了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同時也培養(yǎng)了很多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人才，比如我們知道的作家汪曾祺，還有去了美國非常有名的社會科學家，像何炳棣，王浩，還有就是在臺灣延續(xù)了中國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一個關鍵人物殷海光，都是當時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

　　那么西南聯合大學最引人驕傲的一件事情是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出生于西南聯合大學。雖然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科學研究工作最終是在美國完成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他們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完成的。這個情況就說明，當時中國的大學已經具備了培養(yǎng)世界頂級科學家的知識基礎，同時也養(yǎng)成了適合于世界頂級科學家生長的環(huán)境和學風。1949年以后，中國的大學里，我們從目前已有的統(tǒng)計材料來觀察，要達到這個水平，恐怕還是很難的，至少我們現在從事實的層面來觀察，中國現在的大學，還沒有培養(yǎng)出一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來，這是我們說的西南聯合大學，它的大概的一個歷史。那么第二個問題，我想和大家談一談就是西南聯合大學，它為什么會辦得這么成功

　　西南聯大為什么辦得這么成功？

　　諸位知道，一所大學的成功背后一定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它不可能是天上掉下來的，說這個大學好，中國的其他大學不好，而這個大學就一下辦得很好，它不是這樣的。1949年以前，我們研究教育史的人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有一個基本的評價，就是認為1949年以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么這個成功來源于什么道理呢？來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就是1949年以前，中國大學的制度設計當中，它體現出的現代文明理念是和世界文明主流同步的。第二個，早年設計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人是比較地認同現代文明的主流，他們沒有在選擇西方一種制度的時候，過分強調自己本土的特色，本土的原因，本土的特殊化的情況，而放棄了選擇西方現代制度當中最核心的價值。這就是我們說的1949年以前，中國大學所以辦得比較成功的一個基本制度方面的保證。中國的現代大學制度，在1949年以前，它實際上是有三種情況。

　　這個現代大學制度里面，有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大學獨立。但是大學獨立怎么在制度層面來體現呢？如果我們要有一個簡單說法的話，就是國家不能壟斷高等教育，這是現代大學在制度設計的時候最應該注意的一個問題。那么1949年以前，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它有三個格局，一個就是我們通常會提到的國立大學，第二個是私立大學，第三個是教會大學，那么教會大學在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看來，實際上它是在私立大學的概念里面，所以1949年以前，在這三種類型的大學里面，每種類型的大學都出了非常有名的學校，比如國立大學，像北大，清華，像中央大學，老的浙江大學，這都是有名的學校。那么像教會大學里面，比如說協和醫(yī)學院，燕京大學，華西醫(yī)科大學，湘雅醫(yī)學院等等，這都是屬于教會的學校，它辦得也非常好。那么私立學校里面，也有一流的大學，比如像抗戰(zhàn)以前，私立的南開大學，還有私立的廈門大學，這都是私立的大學，但是當時也都躋身于中國一流的大學里面。私立大學的好處，一個是比較地自由，比較地少限制。對于國家來說，如果在設計高等教育的時候，能夠一開始就選擇這樣一種模式，這是一個國家大學的幸運，所以中國49年以前，大學的基本模式，是西南聯合大學在抗戰(zhàn)的時候能夠成功，能夠跟抗戰(zhàn)共始終的主要時代背景。

　　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出現的時間并不是很長，大概只是20世紀以后的，20世紀初以來的選擇的一個制度，但是這個制度的起點，剛才我們說了，因為制度設計比較合理，所以它成功的概率就相當地高。那么大家又說了，為什么這個制度會一開始就選擇得比較好呢？我覺得這與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傳到中國以后，那些選擇這個現代大學制度的人，他的眼光，他開放的胸懷和他遠大的見識有關。我們都知道，最早完成這個傳統(tǒng)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型的是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像蔡元培，蔣夢麟，唐文治，還有嚴修，是南開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是這樣一些有功名的人。他們自己去西方考察了西方現代的大學教育以后，比較敏銳地把握住了西方大學的核心的價值，就是教育獨立，國家不能壟斷教育。這樣導致了中國現代大學制度里面比較好的一種生態(tài)。我們說的西南聯合大學，大體上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出現的。

　　那么私立大學和國立大學之間，它會有什么區(qū)別呢？我們知道1926年，那個時候國民政府還沒成立，算是北洋的晚期了，國家頒布過一個私立學校規(guī)程，在這個規(guī)程制里面就明確規(guī)定，就是私人或者私法團有得以設立大學的權利。外國人或者外國的教會設立的大學是屬于私立大學的概念里面。1929年公布的《大學組織法》，它里面也規(guī)定了私人有辦大學的權利。整個來說，在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這個平行競爭的時候，國家在這兩種類型的大學之間，它不光是向國立大學注入資金，或者多數給國立大學投資。我們要清楚這樣一個概念，在1949年以前，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它不僅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就是在事實上，國家也會對那些比較好的私立大學，通過當時的中基會，給這些私立大學一些投資，所以49年以前，中國整個大學的生態(tài)，是這樣一個情況。

　　胡適有一篇文章，就專門談這個私立大學的。他說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前，中國從上海到成都，從北平到廣州，大概有100多所私立大學。如果不是這個戰(zhàn)爭，當時的大學教授，都在埋頭做研究，如果不是這個戰(zhàn)爭的發(fā)生，那么中國以后的學術地位，在整個世界里面的格局可能跟后來不會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很惋惜的情況吧。這就是說，第二個問題，西南聯大的成功，來源于中國早期大學先進的理念。

　　第三個問題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西南聯合大學，它怎么就突然選擇了這樣一種模式。這個情況我們這樣來介紹。1937年七七事變發(fā)生的時候，蔣介石正好在廬山召開一個談話會，召開廬山談話會的時候，蔣介石請了當時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主要代表，來商討應對國家危機的一些策略。

　　當時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北大的蔣夢麟，傅斯年，胡適，張伯苓，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教授，像莊前鼎，顧毓秀，陳之邁等教授，都在廬山開會。在廬山開會的過程中，知道了中日之間不可避免會有這么一場戰(zhàn)爭。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高等教育如何來發(fā)展，如何保存中國的高等教育，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就是有的人認為，中國一旦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那么高等教育就可以停辦，或者高等教育就可以辦成短訓班，比如說跟數理化有關的，比如說化學，就生產炸藥，或者物理，就主要去制造槍炮，有這樣一些議論。在這個情況下，國民政府比較有遠見，它這個遠見體現在什么地方呢，就體現在他選擇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給政府提供的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的核心理念是一個什么東西呢？就是說國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態(tài)的教育，簡單地說就是戰(zhàn)爭時期的教育，不可能搞成那種短訓班，也不可能搞成直接為戰(zhàn)爭服務的這種大學，那么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遠見呢？主要是他們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歐美國家在戰(zhàn)爭當中，把一些青年學生送到了前線去。那么在戰(zhàn)后，國家恢復的時候，整個的人才就非常地匱乏。這是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吸取了西方一個教訓，然后給政府提的一個建議。這個政府比較理智地也比較及時地吸收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戰(zhàn)時教育，就是平常教育的理念，在這種情況下，決定了當時要把中國北方和南方一些有名的大學來建立聯合大學的一種模式。

　　胡適當時在廬山談話會給蔣介石講了四點意見。主要有兩條：第一條，就是剛才我說的，就是國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態(tài)的教育，第二條，他講了主要就是政黨的勢力，不能介入高等學校的活動，所以說政府的官吏不能兼任各個學校的大學校長，選擇中學，中小學校長的時候，選擇中小學教員的時候，不能考慮黨派的影響，這個意見影響了國民政府的決策。

　　第三點，我們來看一下西南聯合大學的成功經驗。西南聯合大學，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征，就是說這個大學里面的主要教授和學生所信奉的價值和思想來源，是以自由主義傳統(tǒng)為基本思路的，西南聯合大學辦學過程中，如果說給我們留下了什么經驗或者說對我們當代有什么啟示，我想大概是有這么三條：第一條，就是大學獨立。大學獨立不是一句空話，它主要指的是國家投資辦大學，但是對大學的事務不能橫加干涉，特別是對大學里的思想活動，對大學里的那些有創(chuàng)新，容易激發(fā)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不能因為國家對大學有投資，是國家花錢辦的大學，然后就對這個學校來進行干涉，這是我們說的大學獨立的一個主要的含義。在西南聯合大學的時候，大學里面，由于大學學生和教授比較信奉自由主義傳統(tǒng)，所以他們一般來說都有比較強的獨立人格，比較地注重發(fā)揚學校里的自由精神，我們舉一個例子，在1939年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以后，他希望管制這個大學，限制大學里的很多活動，其中有一個規(guī)定，就是要求做院長的人，一定要加入國民黨，當時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的院長，叫陳序經，他馬上公開就說，如果你要讓我做院長就一定要入黨，那么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可見當時在西南聯合大學里，這種政黨在高等院校里的活動，是不認為它有合理性的，這是我們說的大學獨立。

　　當時從學校領導還有整個教授跟教育部之間的關系里面，也能看出一點他們獨立的性格和獨立的風采。當時陳立夫管教育部的時候，希望統(tǒng)一教材，也希望統(tǒng)一各個大學的教學的科目，總的說是想限制大學的自由思想活動。西南聯合大學就根本就不買這一套，他馬上就說，說我們這個西南聯合大學是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學校組成的一個學校，我們有固定的優(yōu)良的傳統(tǒng)，你們規(guī)定你們的，我們不一定非要"刻板文章"，一定要跟你們搞得一樣，就根本就可以不理教育部的這個命令。整個來說，西南聯合大學在保持它的一所大學獨立的風格方面，出現了很多類似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特點就是西南聯合大學當時養(yǎng)成了一種容忍的風氣，就是容忍造成了西南大學的和諧。那么這個容忍是什么意思呢？西南聯合大學里面，其實也有很多，就是黨派的活動，比如有三青團，也有國民黨，也有民主同盟，還有其他的一些黨派活動。但是在整個西南聯合大學存在的9年時間內，黨派活動在學校里，在教授和學生當中不被認為是一種應該進行的活動，所以容忍造成了這個和諧，各黨各派之間，雖然每個人的身份不同，也有一些爭論，但是不影響每個教授之間和每個學生之間的和諧，這是我們說的容忍造成和諧。還有就是整個西南聯合大學時期，它有一種兼容并蓄的精神風范，就是對各種不同政見的人，不同學術風格的人，大家都能共同地互相容忍。

　　西南聯合大學給我們留下的這個遺產，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我覺得可以概括成是一個獨立思想、自由精神這樣一個風氣，或者說這樣一種學術傳統(tǒng)。有人采訪，問鄒承魯，你覺得西南聯大條件那么艱苦的時候，但是也能培養(yǎng)出那么多優(yōu)秀的人才，你認為這個學校最可貴的精神是什么？鄒承魯說，我覺得最可貴的精神是自由。王浩，他對西南聯合大學有一個評價，他說我在西南聯合大學生活的那段時間，是一個誰也不怕誰的日子，他說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在看人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種把中西方優(yōu)點視為當然的價值標準，有這樣一種彼此暗合的一種行為。

　　西南聯合大學能夠辦得比較成功，我們在總結西南聯合大學遺產的時候，也認為，三位校長，就是梅貽琦，蔣夢麟和張伯苓合作得比較好。因為這三個校長，其中有兩個，比如說梅貽琦和蔣夢麟是留美的學生，張伯齡是考察過日本的教育。梅貽琦和蔣夢麟，1949年以后，都去了臺灣，只有私立南開大學的張伯苓留在了大陸，1951年，他也是晚境很凄涼，很快就去世了。

　　最后一點，我想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西南聯合大學如何從歷史研究的對象，最后成了一個公共事件。西南聯合大學，它在90年代中期以前，還很少被一般的社會公眾所了解，所認識，那個時候知道西南聯合大學這所學校的，基本上是兩種人，一種就是我們說的專業(yè)的研究者，一種就是跟西南聯合大學有淵源關系的一些人，比如說是它的學生，它的教授的后代，和他們本人。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友會，就在北大，它在80年代不斷地在出它的通訊，在紀念這個大學。那么它成為一個歷史現象，它能成為一個公共事件，或者說能夠成為一個公共話題，我個人認為它一定是這個歷史現象中包含的事實和經驗跟當下同類的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系，就是通過對這個歷史事件或者說歷史現象的回憶、解讀，來喚起的是我們對當下這個同類社會生活的一個情感。在90年代中期以前，關于西南聯大的這個話題，主要還是在教育史這個領域里面，甚至再狹隘一點說，主要是在高等教育史里面，大家在談論西南聯合大學的話題。

　　那么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中國現代大學當中，大學精神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整個大學的獨立地位，或者說整個大學里的氣質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重新發(fā)現了西南聯合大學，然后不斷地談論西南聯合大學，使西南聯合大學由一個專業(yè)的研究學術對象，在紀念西南聯合大學70周年的時候，演變成一個公共的話題。因為時間關系，也不能說得太詳細，如果諸位有什么問題，我們還可以繼續(xù)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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