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IPE)是20世紀80年代產生于美國的一門新興學科。該學科學派林立，內容龐雜，尚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目前，國內外學界對于IPE的學科性質及其基本理論，仍存在很大爭議[1]。

　　事實上，IPE的理論母體是古典政治經濟學。18世紀70年代，由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等經濟學家創(chuàng)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19世紀以后，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了兩大對立的經濟學理論體系——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理論框架下形成的新政治經濟學的IPE理論，構成了IPE的主體部分；
而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淵源的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IPE理論，也成為IPE重要的組成部分。西方學者運用IPE理論，從政治與經濟相互結合的新視角，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新政治經濟學的IPE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一些經濟學家修正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將政治因素作為外生給定的假設，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他們認為，資源無法實現有效配置不僅是由于市場失靈造成的，而且應當從政府失靈尤其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政治領域去尋找原因，政治因素應當是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的核心因素之一。不同的政治制度對經濟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制度是內生的”，“而且是決定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2]。因此，這些經濟學家將政治因素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經濟理論，亦即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ics)，國內學界將其稱為西方政治經濟學。該學科在西方學界已發(fā)展成為最活躍的學術領域之一，其中具有重要影響的主要是與微觀經濟學有密切聯系的公共選擇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在宏觀經濟領域取得的一些重要的理論研究成果�！罢�治經濟學的現代發(fā)展直接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提供了基礎”[3]。一些學者將新政治經濟學引入國際經濟關系研究領域，創(chuàng)立了IPE。

　　布魯諾·弗雷等學者根據公共選擇經濟學，將貿易政策視為公共產品，通過分析貿易政策產生的政治過程，“使政治內生(endogenous)于國際貿易之中”[3]。公共選擇經濟學最初的微觀經濟學基礎比較薄弱，布魯諾·弗雷的研究對早期公共選擇理論作了清晰完整的考察，探討了影響一國貿易政策的政治因素。他認為，貿易政策是由政治市場決定的，而不是所謂“仁慈的政府”為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產物。在政治市場上，選民和利益集團是需求者，政治家和官員是供給者，他們之間交易的對象是公共產品——貿易政策。如同企業(yè)家生產出能獲得最多利潤的產品一樣，政治家從事政治活動的目的，是爭取選票最大化。一些利益集團通常通過競選捐款和游說等活動，影響政治家的決策。為實現選票最大化，政治家往往屈從于少數利益集團的壓力，采納有利于少數利益集團的貿易保護政策，而不是推行代表大多數選民利益的自由貿易政策。同時，行政官員的主要行為動機，是在作為職務服務對象的人群中享有聲望、權力與影響。官員的服務對象屬于某個特定的經濟部門，他們比政治家更加依賴于與某一利益集團的關系，因而也就比政治家更加贊成貿易保護政策。西方主流經濟學無法對現實中大量存在的沒有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基礎的貿易保護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釋，其原因應從政治市場上去尋找。其他一些學者也研究了貿易保護政策的內生形成過程，提出了各種內生貿易政策模型。W.邁耶的“關稅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和馬吉·布洛克·楊的“選舉競爭模型”，通過對選舉過程進行模型化，分析了貿易保護政策決定的政治過程。A.L.希爾曼的“政治支持函數模型”和R.芬德利與S.威利茲的“關稅形成函數模型”，對利益集團的行為和作用方式進行了分析，彌補了以上兩個模型無法預測貿易保護程度的缺陷。G.M.格羅斯曼和E.赫爾普曼提出的“保護待售模型”，從貿易政策的需求方和供給方分析了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并將這一模型擴展到國際層次，將國內政治因素和國際政治因素相結合，綜合考慮兩方面因素對一國制定貿易政策的影響[4]。其他一些學者還運用公共選擇理論，對影響貿易制裁、外國直接投資和官方發(fā)展援助的政治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對國際經濟組織的決策機制和權力分配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布魯諾·弗雷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在現實中，政治因素對國際經濟關系各個領域有可能產生強烈和持續(xù)的影響[5]。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將公共產品的概念引入國際經濟關系領域，創(chuàng)立了霸權穩(wěn)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該理論認為，國際社會沒有世界政府，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如果存在一個起主導作用的霸權國家，這個霸權國家能夠并愿意提供國際貿易、貨幣體系等必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國際經濟就會保持穩(wěn)定；
反之，如果沒有霸權國家，或霸權國家處于衰落之中，國際經濟就會處于混亂狀態(tài)。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將英國和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同其政治和軍事實力結合起來，認為英國和美國是國際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具有制定和實施國際經濟關系規(guī)則的權力，對國際經濟的穩(wěn)定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以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作為分析對象，認為這場危機波及面如此之廣，程度如此之深，持續(xù)時間如此之長，其原因是無法用美國貨幣政策的失誤等單一的原因來解釋的，也不能用歷史上一系列偶然事件來解釋。造成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英國沒有能力、美國又不愿意為維護國際貿易、貨幣體系這一國際公共產品做出貢獻，即為“跌價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較開放的市場、提供反經濟周期的長期貸款和在危機時期提供貼現�！盵6]羅伯特·吉爾平等學者在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霸權穩(wěn)定論[7]。他們強調影響國際經濟關系的權力尤其是霸權的重要作用，深入分析了國家之間的權力結構尤其是霸權國家的地位發(fā)生的變化對國際貿易、貨幣體系產生的影響。認為霸權國家不可能無代價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它將通過建立分擔成本的機制，要求所有享受利益的國家對公共產品做出貢獻。一些學者還分析了國際貿易、貨幣體系等國際公共產品轉化為霸權國家私人產品的可能性，即霸權國家維護國際貿易和貨幣體系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按照自己的意志運行的穩(wěn)定的國際經濟體系，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美國在戰(zhàn)后利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為自己開拓全球市場；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也長期處于主導地位。美國作為霸權國家，在國際貿易和貨幣體系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等學者汲取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并借鑒了理查德·庫珀的相互依存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創(chuàng)立了國際制度論(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與以權力為基礎的霸權穩(wěn)定論不同，國際制度論倡導發(fā)展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關系，強調國際制度自身的作用[8]。他們認為，霸權的興衰和國際制度的變化之間并不同步，國際制度能夠在霸權衰落后繼續(xù)發(fā)揮作用。因此，國際制度的創(chuàng)建和維持就成為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際經濟能否穩(wěn)定發(fā)展的關鍵因素。該理論不僅分析經濟上單一的相互依存，而且將權力與經濟相互依存相結合。認為在相互依存的狀態(tài)下，各國在交往過程中必然產生交易成本，相互依存越緊密，交易成本也就越高。而通過建立各種國際制度，可以對相互依存關系進行管理，提供溝通渠道，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將潛在的利益沖突抑制在最低限度，并最大限度地尋求共同利益，使各國之間的關系處于可控制的穩(wěn)定狀態(tài)。因此，國際制度即是“在相互依存背景下為控制沖突而實施的控制的人為安排”[9]，是“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principles)、規(guī)范(norms)、規(guī)則(rules)以及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10]。在國際經濟關系領域，國際制度通常采取正式的組織安排——即國際經濟組織的形式，不僅包括全球性的經濟組織，而且包括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道格拉斯·諾思曾將交易成本的分析推廣到政治交換中，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的概念，認為政治市場比經濟市場更多地被交易成本所困擾，但諾思沒有對產生這些成本的核心因素以及各種利益主體如何應付這些成本的機制做深入研究[11]。阿維納什·迪克西特彌補了諾思的缺陷，提出了政治交易成本理論，建立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政治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在制定經濟政策的政治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交易成本，以及可以減少這些成本的工具[12]。阿維納什·迪克西特認為，在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等因素的影響下，貿易政策制定的政治過程存在大量的交易成本，很多契約會因為交易成本過高而無法達成，從而導致最優(yōu)政策——自由貿易政策無法形成。如果交易成本為零，政治過程將能夠制定出自由貿易政策。但在現實中，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盡管目前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仍很不充分，但在分析貿易保護政策方面，有較強的解釋力。

　　一些學者在國際制度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全球治理論(Global Governance Theory)。由于信息技術革命改變了相互依存的基礎，當今世界的相互依存已發(fā)展到經濟全球化階段，“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全球性問題的增多，在全球層次上實施一定程度的治理是必要而且是迫切的�！盵13]“進入21世紀時，我們所面臨的一種兩難境地是，當市場努力成為全球性市場的同時，為它們提供支持的制度仍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性的。”“長期而言，擺脫困境的方法就是設想一個政治也像經濟一樣全球化的世界。”[14]該理論認為，所謂治理，“是個人和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公共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人民和機構同意的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各種非正式的制度�！盵15]與國際制度相比，全球治理包括的領域更加廣泛，不僅僅局限在具體的貿易或貨幣領域，而是將全球范圍的各種制度有效地結合起來。全球治理的主體主要有三類：一是各國政府及有關政府部門。一些學者主張，雖然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傳統(tǒng)的國家主權，但主權國家的政府仍應是全球治理的主角�！爸卫砣詰獙⒔�立在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基礎之上。國家權力、國家間的權力分布仍然十分重要。美國是否繼續(xù)占主導地位，或其他大國成功挑戰(zhàn)其地位，將從根本上影響全球性的方向及其治理形式�！盵14]二是國際組織，包括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和區(qū)域性的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東南亞國家聯盟等。一些學者提出，應將聯合國改造成為世界政府。三是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會組織。它主要由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全球公民網絡和公民運動等組成。近十年來，國際性的非政府民間組織已明顯增多。

　　20世紀90年代以后，新政治經濟學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阿倫·德雷澤作為該領域的杰出學者，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了宏觀經濟領域政治因素如何對經濟政策產生影響[16]。他指出，利益沖突或利益不一致性是宏觀經濟學的實質，在現實世界中，宏觀經濟政策是由一個必須平衡利益沖突的政治機制所選擇的。因此，宏觀經濟領域結合政治因素分析的中心問題是：決策的政治性質如何影響政策選擇，以及最終影響這些政策所具有的經濟結果。阿倫·德雷澤結合各種政治因素，對于開放經濟中的固定和浮動匯率的選擇、資本流動政策、貨幣危機及其傳導、貨幣一體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等國際金融領域的基本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系統(tǒng)地分析了影響各國對外金融政策可信性的各種政治因素，如政黨和選舉制度、法律制度、決策機制與授權機構(中央銀行)等。T.佩爾森和G.塔貝里尼進一步推進了新政治經濟學在宏觀經濟政策領域的研究。他們提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經常對政治制度視而不見，只關心經濟政策決策的結果。但政治制度決定了制定政策的程序。為何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可否將這種差異歸因于民主制度的區(qū)別？比如歐洲的議會制和美國的總統(tǒng)制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嗎？不同的選舉制度會導致什么后果？現實中出現的背離最優(yōu)的政策是否反映了由于政治過程不完善而導致的失��？兩位學者綜合了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理性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經濟學，提出了新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政策分析的一種統(tǒng)一框架和方法，對個體、利益集團、政治家、政治體制等因素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如何影響政策結果進行了嚴密的實證分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即“采用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研究政策的均衡方法，利用理性選擇工具，分析公共選擇理論的某些經典問題”。不僅研究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分析了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等問題�！爸攸c分析政策選擇的政治決定因素”。

　　總之，上述新政治經濟學的IPE理論，共同構成了IPE的主體部分。西方學者主要運用這些理論，探討各種國內和國際政治因素對國際經濟關系各個領域的影響，尤其是圍繞著政府和霸權國家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對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根據這些理論所研究的不同領域，可將其劃分為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國際金融的政治經濟學、經濟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分析各國的貿易政策和國際貿易體系；
國際金融的政治經濟學涉及各國的匯率政策、資本流動政策和國際貨幣體系；
經濟全球化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學探討全球治理和一體化等全球性或區(qū)域性的制度安排。

　　二、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IPE理論

　　西方學術界通常忽視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IPE形成和發(fā)展的重要作用。IPE不僅是在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物。

　　以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際經濟理論，是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IPE理論的重要基礎。馬克思并沒有完成有關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系的系統(tǒng)論著。在1857-1859年期間計劃寫作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五篇計劃”和“六冊計劃”的后三篇或后三冊未能完成，其內容主要包括國家(人口、殖民地、外國移民)、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世界市場和危機等。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等著作中，已包含了對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系的大量論述，列寧、斯大林進一步發(fā)展了馬克思的國際經濟理論。該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國際分工與世界經濟體系。馬克思認為，國際分工形成于18世紀60年代英國第一次產業(yè)革命建立的機器大工業(yè)以后，它的形成是與殖民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殖民制度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17]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中論述到，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要不斷進行資本積累，需要不發(fā)達的邊緣國家作為其剩余產品的市場和廉價資源的來源。因此，一個地區(qū)的資本主義要求有前資本主義的地區(qū)來支撐，讓世界的某些部分保持依附性可以給發(fā)達國家?guī)�來明顯的好處[18]。列寧提出，“經濟和政治發(fā)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guī)律。”[19]“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大國爭奪霸權�！盵20]由于資本主義在的全球的擴張，形成了一個將世界各國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融為一體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皞�別國家和個別民族已經不是獨立自在的單位，已經變成所謂世界經濟整個鏈條的各個環(huán)節(jié)。”[21](2)國際價值、國際貿易及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政策。馬克思認為，在世界市場上，商品的價值是由世界范圍的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由于富國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生產的單位產品所耗費的時間低于世界范圍的必要勞動時間，或同一勞動時間生產更多的產品，因而可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耙粋�國家的三個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個國家的工作日交換……，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甚至當后者……從交換中得到好處的時候，情況也是這樣�！盵22]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促進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和發(fā)展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政策，認為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是“制造工廠主剝奪獨立勞動者、使國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成資本、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種人為的手段�！盵17]同樣，“以亞當·斯密的‘原富’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學說，也同樣是偽善、矛盾和不道德的�！盵22]自由貿易的實質是“資本的自由”，是為了“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障礙。”[22](3)資本輸出。列寧指出，“當交換和大生產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大約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交換就造就了經濟關系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20]資本輸出取代商品輸出，在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百Y本輸出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現象，……它從經濟上、從政治和領土上與瓜分世界有密切的聯系�！盵20]

　　馬克思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系的分析與上層建筑密切聯系，如對于以暴力為基本特征的殖民主義、霸權和戰(zhàn)爭的分析等。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者汲取了馬克思國際經濟理論的研究成果，創(chuàng)立了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IPE理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依附論(Dependence Theory)和世界體系論(World System Theory)。這兩大理論對殖民主義造成的發(fā)展中國家對發(fā)達國家的經濟與政治依附，以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基本特征進行了全面而系統(tǒng)的研究，打破了西方學界在IPE研究領域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為IPE理論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由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等學者提出的依附論，主要是從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關系的角度來分析國際經濟關系。該理論認為，國際經濟關系的基本特征是不平衡發(fā)展，即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的所謂“中心—外圍”結構，發(fā)達國家推行的殖民主義是這一結構形成的根本原因。外圍的發(fā)展中國家對中心的發(fā)達國家存在著經濟和政治依附關系。一方面，在經濟上，中心和外圍之間進行的不等價交換，決定了發(fā)展中國家國內的生產結構。這種經濟依附關系主要表現為貿易依附、金融依附和技術-工業(yè)依附等形式�！耙栏綉�被看作是一種限定性情況，即一些國家的經濟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國經濟的發(fā)展和擴張�！盵23]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在發(fā)展中國家國內形成的買辦階級等利益集團，是與發(fā)展中國家對發(fā)達國家的經濟依附關系相適應的。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這種不平等地位是不發(fā)達的根源。早期的依附論主張發(fā)展中國家實行高度貿易保護主義、資本管制等與發(fā)達國家脫離聯系的政策。20世紀70-8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對依附論進行了修正，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雖然中心和外圍的結構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但外圍的新興工業(yè)化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發(fā)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實行比較開放的政策實現經濟發(fā)展。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創(chuàng)立的世界體系論，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來分析，以揭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趨勢。世界體系論部分地借鑒依附論的研究成果，提出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系，具有“中心—半外圍—外圍”的結構特征。世界體系由世界經濟體系和世界政治體系構成。世界體系的首要特征是它以單一的世界經濟作為其存在的基礎，“這個體系各部分之間的基本聯系是經濟的�！盵24]資本積累是世界經濟體系產生的根本動力。由于世界范圍的勞動分工，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利用外圍提供的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生產加工制成品向外圍銷售，牟取利潤，同時控制著世界體系的貿易、金融市場運轉；
外圍向中心提供原材料、初級產品、廉價勞動力和銷售市場；
半外圍區(qū)則介于二者之間，兼有中心與外圍的雙重特征。由于這個體系的開放性，導致了中心的不穩(wěn)定性，歷史上已經幾度發(fā)生中心的變動。但三個不同地區(qū)具有不同的經濟功能，不能忽視其中任何一個，否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伊曼紐爾·沃倫斯坦認為，世界經濟體系存在兩種周期，一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二是比康德拉捷耶夫周期更長的“特長周期”。與世界經濟體系相對應，世界政治體系也存在中心、半外圍和外圍的劃分。處于中心的是霸權國家和強國，處在半外圍和外圍的是弱國。在世界政治體系中，規(guī)則不是根據一致同意的原則制定的，而是由霸權國家將一些限制性的規(guī)則強加于弱國。世界政治體系在其運行過程中也會出周期性變動，即存在“霸權周期”。歷史上曾經歷了三個霸權周期，也出現了三個霸權國家：17世紀的荷蘭、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從總體上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是由單一的世界經濟和多重的民族國家體系構成的。前者保證資本在全球進行積累，后者保證按照國家實力的大小分配�！爸行摹�半外圍—外圍”之間進行不等價交換，利潤從半外圍和外圍向中心不斷轉移，國家政治機器只是在不等價交換受到嚴重調整時，才會發(fā)揮作用[25]。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強調，現代世界體系的產生，不僅在商品生產者之間進行了一種新的全球性的勞動分工，而且還伴隨著兩類社會和政治組織不斷增長的兩極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是通過這種經濟上追求利潤最大化，政治上追求霸權地位的推動下發(fā)展的。

　　由新馬克思主義者創(chuàng)立的上述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成為IPE的基本理論——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國際金融的政治經濟學、經濟全球化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在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上形成的新政治經濟學的IPE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IPE理論，共同構成了IPE的基本內容。由于在考察國際經濟關系時，將政治因素納入了經濟學的分析框架，IPE對現實具有較強的解釋和預測功能。當然，作為新興經濟學科的IPE，仍處于理論構建的過程之中。有關的理論尚不成熟，有待于進一步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逐步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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