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實現(xiàn)國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這就需要以民主的原理闡明黨與國家，黨與人民以及黨與黨之間的關系，以現(xiàn)代民主制的要求，重建上述三個方面的關系。本文僅就前兩個方面的關系作一理論分析。

　　國家不是從屬于黨的機構，黨不應該凌駕于國家之上

　　中國革命勝利之后，鑒于長期以來實行“以黨代政”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黨有極高的權威，相比之下，政府的權威則要遜色得多；
在這樣的政治實踐中，人們的意識中便形成了“黨高于國家”的觀念。

　　中國的革命，是在社會極其缺乏民主的條件下進行的。在中國，專制政體綿延兩千年之久。在這種政體下，社會失衡與矛盾沖突總是以起義、戰(zhàn)爭這種非改良、非妥協(xié)的暴力形式求得緩和或解決。起義成功，天下便是起義者的天下。共產(chǎn)黨領導革命所面對的社會條件仍然是這種政治上的專制主義，無民主的合法的和平的斗爭方式供你利用；
武裝斗爭、暴力革命的方式成為唯一可供選擇的道路。這兩種方式，就一般而言，前者是在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條件下，通過政治上的合法斗爭，依靠爭得選民多數(shù)的支持而取得掌握國家權力的機會。這種政治斗爭（也可稱為“政治競爭”）的方式雖然也是頗為激烈，但，是和平的，而非戰(zhàn)爭、非流血的；
是依靠民眾的選擇，而不是憑借武力之大��；
是通過競爭擠掉自己的對手，而不是打倒對手、剝奪對手任何政治權利登上國家權力的基座；
只是獲得一次性的執(zhí)政機會（連選連任除外），而不具有永久性執(zhí)政的特權。后者的方式固然也需要民眾的支持，這是任何一次革命和任何一種革命方式成功的社會基礎；
但這種方式取勝的直接原因畢竟是主要依靠武裝力量的大小和斗爭策略的是否正確。這兩種國家權力的獲得方式，前者是運用民主制，或者說憑借民主的權威；
后者則憑借槍桿子的權威，繼而以槍桿子奪得并掌握政權的人便成了權威。兩者的客觀目的雖然都是達到取得國家權力，但在他們的主觀意識中卻產(chǎn)生了極不相同的結(jié)果。前者對獲得政權的成功，除估計到主觀條件，更意識到社會民眾的支持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后者對革命斗爭之成敗，往往主要歸結(jié)為革命黨主觀方面的原因（因為與民眾直接關系較少）。與此相關聯(lián)的，在執(zhí)政之后，前者運用民主制操作國家權力的運行，后者則往往依賴執(zhí)政者的權威運用國家權力。

　　中國革命成功地采取了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槍桿子成了整個革命過程中最權威的東西。但是，黨與槍桿子，是黨指揮槍（武裝部隊），而不是槍指揮黨。因此，黨比槍桿子更有權威。用槍桿子奪取的政權同槍桿子一樣，自然都必須服從黨的指揮。也就是說，黨，槍桿子，政權三者，黨才是權威。在戰(zhàn)爭年代黨指揮槍，在革命戰(zhàn)爭勝利后就順理成章地轉(zhuǎn)化為黨指揮政。或者說，黨指揮政是黨指揮槍在和平執(zhí)政年代的繼續(xù)。這是中國革命的邏輯，也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條。由此可見，“以黨代政”這種政治體制的出現(xiàn)并能延續(xù)較久而難以改變，一個重要的奧秘就在于中國共產(chǎn)黨取得政權的這種方式。

　　按照社會主義民主原則，黨雖然是國家生活的領導者，但應當服從這個國家政權，服從國家政權的法律法令。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重要特點是，這種革命不是像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那樣，把國家權力從一個集團轉(zhuǎn)到另一個集團的手中，把國家權力的獲得看成是最終的勝利品；
而是把國家權力從少數(shù)人手中奪回歸還給社會，讓人民來管理國家，控制國家權力，即所謂“還政于民”。作為革命向?qū)У墓伯a(chǎn)黨，無非是領導革命群眾去實現(xiàn)這一目的。從此，國家是人民的國家，而非某一集團的私物。因此，所謂“黨高于國家”，既不符合一般民主原則，也不符合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目的。

　　從社會的一般結(jié)構來看，政黨是社會的一個政治團體，它是社會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社會的全體，它的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不能不帶有某種傾向性或局限性：革命的，或保守的；
代表這部分人的利益，或代表那部分人的利益。政黨不是國家，不是國家機關，而是從屬于國家、服從于國家機關管理的一個組織。雖然它的成員可以在國家機關中擔任某種重要職務，從而領導國家機關。但這不等于說，黨就是國家。

　　有人說，如果黨不高于國家，怎么保證黨的領導？關于這一點如果從思想上去理解，則是正確的。就是說，黨要領導得正確，應當比國家、比一般國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正確一些。但這還是“應當”，而非事實上已經(jīng)做到了的。事實上是否正確，則有待于實踐的驗證。如果把“應當”改換為“總是”，那么政治上就會產(chǎn)生優(yōu)越感，思想上就會產(chǎn)生盲目性，從而導致瞎指揮，強迫命令，家長制，導致領導工作的各種失誤。黨在民主革命，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些重大失誤證明，黨的認識難免有局限性，它可能與客觀實際、與全體人民的意志不完全一致。承認這種局限性，可以減少盲目性，提高黨的領導的正確度。有時候真理不在或不完全在共產(chǎn)黨一邊，而在黨外某些人或某個人一邊這是可能的事。人口問題的真理就在馬寅初一邊，黃河三門峽建壩問題的真理就在黃萬里一邊，如此等等。所以要使黨的認識比國家、比社會的認識更高一籌，不是輕而易舉的。在這個問題上，切勿陷入“權力真理”論的誤區(qū)，以為有權就有真理，權力越大擁有的真理就越多，享有最高權力就擁有一切真理了。為了使黨的正確意見，也為了防止某些不成熟的意見轉(zhuǎn)變?yōu)榇�表國家意志的法律法令，應當使這種轉(zhuǎn)變通過嚴格的民主程序。也就是說，黨的領導應當通過國家民主的程序來加以實現(xiàn)。

　　“黨是人民的代表”，這只是黨的宗旨，并非是絕對的現(xiàn)實

　　中國共產(chǎn)黨黨章誓言，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如果對這一原則做簡單、膚淺的理解，就可以成為“以黨代政”的根據(jù)，并抑制民主權威的形成。

　　黨章中所規(guī)定的黨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是黨為自己確立的立黨為公、立黨為民的宗旨，表示黨以及每個成員不具有自己的私利，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這是黨的組織為黨和黨員確立的一條自我約束的原則。因此，這種“代表”同經(jīng)過一定民主程序選舉的那種代表的差別是：前者是黨的組織對自己黨員的要求，是黨員言論和行動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后者是受選舉人委托的執(zhí)行選舉人意志的享有代表資格的人。前者是廣義的意義上借用“代表”這一概念，后者是本義上的“代表”概念。

　　黨的組織要求每個黨員成為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但在事實上，黨組織與每個黨員是否都能達到這一要求呢？這里存在著可能性與現(xiàn)實性之間的矛盾，存在著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由可能性到達于現(xiàn)實性，由理論轉(zhuǎn)變?yōu)閷嵺`，其間是一個充滿著復雜的矛盾的過程。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點，以為反正黨章上已規(guī)定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因而可以無所顧忌地決斷一切，指揮一切，干預一切，那么其結(jié)果往往會做出一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來。

　　事實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即使主觀上很想把人民的事業(yè)辦好，也會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

　　譬如，要代表人民，就必須了解人民，了解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和勞動，了解他們的愿望和要求。這一點，在未取得國家政權因而同人民群眾處于同一社會地位的時候，相對地說，比較容易。但是，即使在這種條件下，黨的工作也會發(fā)生或大或小的錯誤。不過，直接地受到這種錯誤損害的還不是全國人民，而是黨以及黨所領導下的革命根據(jù)地。發(fā)生錯誤的原因，一般地說是思想上的主觀主義。這種錯誤比較容易發(fā)現(xiàn)，也比較容易糾正。但是，黨成了執(zhí)政黨之后，黨的地位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只要直接掌握著國家的權力，那么黨與人民在同國家政權的關系上就始終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黨的支撐點是什么？是廣大的人民還是手中的權力呢？在某些人看來可能已經(jīng)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所握有的權力了。是的，權力可以指揮千百萬人移山開河，改造自然。權力也可以驅(qū)使人們服從你的意志，甚至可以損公肥私，謀求特殊利益。權力有這樣的功能和魅力，于是當林彪喊出“有權就有了一切”的口號時備受一些人的贊賞和奉行。盡管我們不止一次地批判過這種“權力拜物教”，但只要掌握著無限的國家權力，并且在運用這種權力時不受任何力量的制約，那么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就會發(fā)生以下兩種情況：一是謀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逐漸蛻化為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社會主人。這是歷史上的常見現(xiàn)象。只要不改變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土壤，那么把權力作為謀取私利的手段和良機總會伴隨權力的運轉(zhuǎn)而被權力占有者所利用。二是由要求群眾支持轉(zhuǎn)變?yōu)轵?qū)使群眾服從。理由很簡單：既然黨是代表人民的，你還有什么理由不服從呢？不過，我們能否假設，這種服從包括以下兩種可能：一、或者是服從包括服從者本身在內(nèi)的整體利益，或者服從的僅僅是少數(shù)人的利益；
二、或者服從正確的意見，或者服從錯誤的意見。在這兩種可能性中，有什么根據(jù)證明，我們所服從的一定是人民的整體利益，一定是集中人民的意愿和智慧的正確意見呢？當服從成為一種習慣，是不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的�？梢韵胍幌�，當這種服從成為一種高尚的道德訓條，或成為許多人的思維和行為的習慣時，人們還怎么能去思考服從的是什么呢？可想而知，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我們民族的創(chuàng)造精神怎么會耀光四射呢？而某些領導者的專橫武斷、濫用權力等惡劣作風又如何能得到制止呢？

　　要代表人民，還要通曉自然和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這就要熟諳各方面的專業(yè)知識，要具備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要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yǎng)。在這方面的困難也不少。特別是對社會規(guī)律的認識，有很大的困難。人們對社會規(guī)律的認識開始往往只能是科學的假說和預見，至多也只能隨著社會過程的推移逐步地認識發(fā)展的某些規(guī)律。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經(jīng)濟、文化落后的傳統(tǒng)社會中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多少中外歷史經(jīng)驗可供借鑒，更是一個復雜的創(chuàng)造性工程。如果把某種意見當作絕對真理加以推崇，并且通過權力系統(tǒng)強令推行，都會妨礙人們接近客觀真理；
由此造成的種種失誤和挫折足夠使人們痛定思痛的了。

　　總之，從廣義上說黨代表人民，始終是一個可能性與現(xiàn)實性、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運動過程�？赡苄钥梢赞D(zhuǎn)化為現(xiàn)實性，但可能性也并非都能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性。由可能性到現(xiàn)實性之間的橋，有時候是暢通的，有時候則堵塞著。理論與實踐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因此只在黨章的條文□□布一下，黨是人民的忠實代表，并沒有保證黨在事實上一定是人民的忠實代表。這一點需要現(xiàn)實性、實踐來證明，由人民來裁決。另外，黨在某一歷史階段或某一問題上代表了人民，也不能推論在另一歷史階段或另一問題上也理所當然地代表了人民。因為舊的過程完結(jié)，便進入了新的過程，新的過程又產(chǎn)生了新的矛盾。黨只有正確把握并善于處理這個過程提出的種種新的矛盾，黨才能繼續(xù)代表人民。

　　正確地認識黨是人民的代表這一問題，對執(zhí)政的共產(chǎn)黨來說，是一個關系到黨如何才能正確處理好黨與人民關系的大問題，也是一個關系到黨自身建設和黨如何運用黨的權力的大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以黨代政”、國家權力集中于黨的領導機關這種政治體制，思想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為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既然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那么國家的重大決策，大政方針，法律法令，人事安排，內(nèi)務外交，乃至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的爭論，理所當然地應由黨來提出、決定、安排、管理和裁決；
黨所制定的方針、政策，一旦頒布，就具有國家意志的性質(zhì)，甚至比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具有更大的權威性。而且，既然黨是忠實地代表人民的，人民對黨的每一個決定和每一項指示，自然只能無條件地表示擁護，于是言路只能被堵塞，輿論只能是一律的；
既然黨的意志也就是國家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因此，黨、國家、人民一體化的觀念就孕育而成了。有時候也會發(fā)生這種可悲的情況，即人們不能以人民的真實情緒與愿望作為判斷人民意志的根據(jù)，否則便會像彭德懷那樣大禍臨頭。慘痛的教訓使人們只能有一個選擇：以黨和黨的領袖的意志作為國家、人民意志的根據(jù)（如果黨內(nèi)的民主不充分的時候）。然而歷史早就啟示我們，黨、國家、人民一體化的觀念和實踐原則，在理論上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最明顯的一點是，它否認了三者之間的差別和矛盾）。實際上，人民（包括黨自身）已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除了“以黨代政”，還存在“以黨代民”，在思想上兩者同出一轍。所謂“以黨代民”，就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應該由人民自己來討論和決定的大事，應該由人民自己來選舉和罷免的代表（或國家公職人員），基本上由黨在代替做了。人們經(jīng)常談到黨與人民代表大會的關系問題，包括代表的選舉產(chǎn)生，代表的職責和權利的實現(xiàn)，代表機構功能的發(fā)揮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之所以難以實實在在地起到人民代表機構的重要作用，因為人們還從未討論和解決過黨與人民代表大會到底誰是人民真正的代表機構。這種討論或許并無必要，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早已宣告，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自己權力的機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墒菓椃ㄟ@一莊嚴宣告同黨章中所規(guī)定的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又如何作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的理解和處理呢？難道可以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嗎？社會中只需要一個最高的代表機構，如果人民在選舉產(chǎn)生自己的代表機構之前已經(jīng)有了一個可以信賴的代表機構，那么人民再去組織自己的代表機構確實再無必要。人們常在議論我國干部制度的弊端，最根本的問題是，稱之為人民公仆的政府機關各級領導，企事業(yè)單位的大批管理者，不是由人民普遍、平等地選舉產(chǎn)生和及時更替，而基本上由黨代替人民物色，委托，調(diào)換，更新。雖然有的干部并不都需要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chǎn)生和更換，但每一個國家機關和企事業(yè)單位的公職人員，應當都無例外的受到人民的切實監(jiān)督，只要其中有不稱職者，甚至以權謀私、濫用權力者，人民就有權免去他的職權。實現(xiàn)公民的這些民主權利自然不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但在實踐中之所以難以實現(xiàn)，是因為“黨管干部”這一原則有一條不可動搖的根據(jù)：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

　　“以黨代政”和“以黨代民”是一種政治體制，也是一種政治關系。政治關系是社會經(jīng)濟關系的集中表現(xiàn)，并且是維護一定經(jīng)濟利益最重要的保障。因此，改革政治體制不僅要摒棄僵化的觀念，還要涉及到調(diào)整整個社會的利益關系，使社會經(jīng)濟利益的分配趨向新的合理的構架。

　　黨要實現(xiàn)其領導必定要有相應的權力，但這種權力不是國家權力

　　黨可以領導國家的，但必須通過法律程序，通過政府機構中黨員的活動。雖然黨和它的成員可以參與或掌握國家權力，但是黨的領導權還不能認為就是國家權力，還不屬于國家權力的范疇。最根本的是，國家權力是人民所委托的權力，這是國家權力的權威性、合法性和強制性的根據(jù)。而黨的權力作為領導權只是一種引導性、影響性的力量。從內(nèi)容看，國家權力由三部分構成：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如果黨的領導權是一種國家權力，那么它是國家權力中的哪一部分呢？是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哪一種也不是。是否可以在這三種權力之外，再加上一種黨權呢？可是問題來了，黨權在國家事務中的職權是什么呢？是立法，行政，司法？或者再發(fā)明一種新的國家職權，或者把國家職權一部分（如立法或行政和司法）轉(zhuǎn)讓給黨？但是，黨所具有的這種國家性質(zhì)的職權是受誰委托的呢？因為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下，或者說，在一切民主制國家，國家職權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直接的或間接的受選民委托的。這些問題都使我們陷入困境。還有，作為國家權力的黨的領導權同其他國家權力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如果黨的領導權轉(zhuǎn)入到國家權力的范疇，那么它勢必居于其它國家權力之上。這樣，在國家權力中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權力，它是指揮著其它三種權力的運行的權力，或者說，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權力。這在理論上，法律上又遇到了難以克服的矛盾。首先是使人民代表大會失去了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憲法要改寫。二是黨的性質(zhì)變了，它不再作為一個政黨，而是成了國家機關，而且是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遵照社會主義民主原則，這樣的權力機關必須有民選產(chǎn)生，可是哪有民選產(chǎn)生的政黨呢？由此可見，黨的領導權如果是國家權力將會引起多大的混亂。

　　但是，我黨我國長期的情況是黨的領導權比國家的其它三種權力更具有權威性。應當說，這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就是列寧所說的，在一個經(jīng)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在一個無產(chǎn)階級不充分發(fā)展的國家，在革命之后只能是“黨實現(xiàn)著無產(chǎn)階級專政”。但這不是永恒凝固的政權形式。一定條件下是合理的，并不等于在另一條件下也是合理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人民自理的國家。如果人民還不具備這種條件，由黨暫時地代替人民來掌握國家政權，管理國家，這是可以接受的。但應當同時看到，這具有歷史的暫時性。歷史已有力證明，由一個黨長期包攬國家權力決不是理想的政治形式。

　　從理論到實踐，把黨的領導權轉(zhuǎn)變?yōu)閲�家權力的是斯大林。雖然斯大林也闡明過列寧的某些思想，譬如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中，他詳盡地分析了為什么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之間不可以劃等號。但在他的實踐中所推行的實際上是另一種理論。

　　1920年，斯大林對工農(nóng)管理國家發(fā)表了這樣的看法，他說：“真正管理國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資產(chǎn)階級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國會或者在蘇維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人。不是的。實際上管理國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曉國家執(zhí)行機關事務和領導這些機關的人。如果工人階級真想掌握國家機關來管理國家，它就應當不僅在中央，不僅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經(jīng)驗的代理人，而且在貫徹決議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經(jīng)驗的代理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說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國家”（《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324頁）。斯大林一方面不主張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chǎn)生人民的代表來管理自己的國家，另一方面認為工人階級及其國家的命運決定于是否有自己的代理人，試問這些代理人是誰呢？雖然斯大林沒有直說，但是，除了黨的精英，除了斯大林，還能有誰呢？可見，斯大林是主張由黨來包攬一切國家事務，由黨的領導權轉(zhuǎn)變?yōu)閲�家權力的。至于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由人民管理國家，完全不在斯大林的視線之內(nèi)。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論在以后更有發(fā)展，他在1925年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說中，把黨的領導與發(fā)揮蘇維埃機關和社會團體的作用對立起來，認為后者“作用愈增大，它們對黨的壓力就愈顯著，它們就愈頑強地力圖削弱黨的領導，它們對黨的反抗就愈猛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　第142頁）。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黨的權力成了國家至高無上絕對無限的權力。

　　黨的領導權如果不是一種國家權力，那么共產(chǎn)黨員是否還能掌握國家權力、是否還能在國家機關中擔任重要職務呢？回答是肯定的。問題在于弄清了黨的權力不能代替國家權力之后，一些黨員擔任國家領導職務不應再由黨的組織指派，而是通過一定的民主程序選擇錄用。由上級黨委委任轉(zhuǎn)變?yōu)槊襁x，由共產(chǎn)黨員具有優(yōu)先享有國家權力的特權轉(zhuǎn)變?yōu)橥瑥V大人民一起經(jīng)過民主選擇（這是一種政治競爭，而競爭的前提是競爭者機會均等），才能有資格擔任某種國家行政職務，這將是我國權力體制的重大變革，也是“還政于民”的重要內(nèi)容。

　　（作者系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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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 《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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