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以甕安事件為標志，接二連三地發(fā)生了一系列的群體性事件。不管我們?nèi)绾味ㄐ赃@些群體性事件，也不管當局如何處置這些群體性事件，我們必須正視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建立、兌現(xiàn)與完善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已然成為當務之急。面對現(xiàn)實疲軟的利益表達機制，我們的瓶頸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即革命黨、人治與閉關封網(wǎng)。因此，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就必須繼續(xù)完成以下三個轉型：

　　第一，必須繼續(xù)完成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轉型。為什么近期群體性事件頻發(fā)不止？原因當然有很多，恐怕有一點需要引起我們高度注意的就是，以前我們更多的是依賴暴力鎮(zhèn)壓、出警擺平，于是，群眾的矛頭對準的焦點自然是我們可以直接感知的“人民警察”�，F(xiàn)在看來，這一套動輒鎮(zhèn)壓、武力擺平的邏輯必須徹底轉變。甕安事件被免局長、貴州省委書記對此的反思就是最好的明證。因甕安事件被撤職的前甕安縣公安局長申貴榮說：“遇到群體性事件就出動警察，這種‘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們?nèi)プ觥�…我們幾乎把人都‘得罪’完了�！辟F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十分痛心地強調，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強制措施，決不能動不動就把公安政法機關推到第一線，更不能用專政的手段來對待人民群眾。如果我們在面對群體性事件與群眾利益訴求的問題上，首先想到的是“武力搞定一切”，而不是懷著心平氣和、乃是暴力政治的心態(tài)，不是懷著真正解決問題、乃是敷衍塞責的心態(tài)，面對我們的“利益攸關者”，那么，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轉型壓根就不可能完成，問題的要害還在于，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也就無從談起。這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的至為關鍵的前提所在。

　　第二，必須繼續(xù)完成從人治到法治的轉型。我們現(xiàn)在的利益表達機制，有沒有，當然有？而且還相當不少。比如說，我們的憲法，我們的地方組織法，以及相關的各種部門法規(guī)，等等，無不對利益表達與利益訴求的權利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墒�，規(guī)定也就只是規(guī)定。多少領導干部與公務人員真正把它當回事？真的當回事，恐怕又有賴我們的各級、各部門有良知、重法治的領導干部。最近廣東當家人汪洋書記提出的“廣東基層大接訪”就是一個典型。這說明汪洋書記重視群眾的利益訴求�？墒牵�此種“大接訪”恰好暴露了我們的利益表達機制的諸多問題。“大接訪”本身就是一個多少帶有諷刺意味的語詞，平時做好了利益疏通工作還要“大接訪”？之前到底積壓了多少問題與群眾怨憤，現(xiàn)在需要來一個“大接訪”？而且還要省委書記牽頭、到各縣“明察暗訪”“大接訪”效果？可見，我們的利益表達現(xiàn)狀是一個什么樣的格局？！我們現(xiàn)在太多的利益表達渠道的有效實施，更多地是依賴主政者和持權者的良知發(fā)現(xiàn)與政績需要，而不是制度自行運轉的邏輯。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典型的人治邏輯，而非法治邏輯。這種現(xiàn)象委實令人堪憂。如此道來，繼續(xù)完成從人治到法治的轉型，這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的制度預設。

　　第三，必須繼續(xù)完成從“閉關封網(wǎng)”到改革開放的轉型。除了上述的革命黨、人治的困境之外，目前我們的利益表達機制所遭遇的第三個瓶頸就是，雖然我們摒棄了閉關鎖國，但是，我們開啟了閉關封網(wǎng)。這既是革命黨的邏輯，又是人治思維，更是對改革開放的褻瀆。閉關封網(wǎng)體現(xiàn)在諸多方面：通過各種意想不到的形式、以各種莫須有的名義，對信訪群眾、利益攸關者的監(jiān)禁、軟禁等限制人身自由；
信訪系統(tǒng)內(nèi)部（包括各級信訪機構、公安、檢察院、人大、政府等機構）的買通、串通，搪塞、阻撓信訪人；
一旦問題出現(xiàn)，當局即刻封鎖一切信息；
清理、整頓、關閉各種“不合時宜”的網(wǎng)站、平面媒體等。特別是“和諧社會”被濫用以后，太多的言論、文章，群眾的利益訴求，都因為“和諧”的需要被“和諧”掉了。太多的諸如此類的行為，無不是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要繼續(xù)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不動搖的忤逆與褻瀆。如果我們要真正走改革開放的路子，我們的諸多“和諧”恐怕需要做些調整：真的不能再這樣“和諧”下去了！如果我們還延續(xù)或者強化這種閉關封網(wǎng)，恐怕我們的“改革開放”真的值得警醒。因此，繼續(xù)完成從閉關封網(wǎng)到改革開放的轉型，這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的路向要求。

　　綜上所述，頻仍不斷的群體性事件必然呼喚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當然需要現(xiàn)代執(zhí)政思維。這首先就體現(xiàn)在：要繼續(xù)完成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從人治到法治、從閉關封網(wǎng)到改革開放的轉型。這三個轉型之間具有內(nèi)在的邏輯性。首要的就是執(zhí)政黨自身的轉型。如果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轉型，后兩個轉型恐怕都是侈談。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更是侈談之侈談。后兩個轉型既可視為完成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轉型的需要，也可視為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的必然之舉。因為，如果我們的利益表達機制是依賴人治才能維系，才能運轉，那么，這樣的制度化利益表達機制恐怕是一個脆弱飄搖、不堪一擊的體制。如果我們的利益表達機制時而面臨被“和諧”的可能，那么，這樣的制度化利益表達機制更是一個可有可無、毫無根基的體制。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就必須在這三個方面著重發(fā)力。

　　在此前提之下，我們才有可能討論黨委、人大、政府、政協(xié)、媒體等如何在利益表達機制中的作為問題。否則，單純討論我們的職能機構、我們的監(jiān)督機構、問責機制如何在利益表達機制中有所作為，恐怕都是隔靴搔癢。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首要的、也是關鍵的就是，我們的執(zhí)政黨、政府必須繼續(xù)完成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從人治到法治、從閉關封網(wǎng)到改革開放的轉型。換言之，繼續(xù)完成這三個轉型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的首要之舉。接下來，我們才能在技術層面討論相關的制度建設及其運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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