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從網(wǎng)上看到公務員報考資格的規(guī)定，其中有兩條引起疑問，一是規(guī)定年滿18周歲以上至35周歲以下，二是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按此規(guī)定則35周歲以上和大專以下學歷的人將失去報考公務員的權利。這兩個條件從正面看是賦予部分人報考的權利，從另一方面看就是剝奪了一部分人報考的權利。需要研究的是，剝奪這一部分人報考的權利是否確有法律的依據(jù)。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2章第11條關于公務員應具備的條件，相關的規(guī)定是“年滿18周歲”，“具有符合職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并沒有要求35周歲以下和大專文化程度的規(guī)定。由此得出結論：對于報考資格的相關規(guī)定沒有法律上的依據(jù)，因而是違法的，應予撤銷。

　　類似的問題在其他領域也時有發(fā)現(xiàn)，即通過一些沒有法律明文規(guī)定作依據(jù)而只是某些部門想當然地限定某種“資格”，這種“資格”的設定往往是不平等的，因而表面上看是賦予“資格”，實際上是對公民平等權利的否定和剝奪。這涉及到我們這個社會最具本質(zhì)性的公民權利保障問題，必須引起政府以及全社會的關注。

　　我們這個社會到處充滿了“資格”所造成的不平等問題�！百Y格”可以意味著巨大的財富：有的人可以憑借不明不白的“資格”得到優(yōu)越地段土地的開發(fā)權，一夜成千萬巨富�！百Y格”可以意味著某種特權：有的人的子女可以花很少的錢上最好的幼兒園，其他人只能望園興嘆。這種“資格”的不平等可以分為先天的和后天人為造成的兩類，但無論哪一種，都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則，都在應取締之列。

　　平等權并非事實上每個人都能在政治經(jīng)濟生活中實現(xiàn)資源平分和共享，它意味著機會的均等。比如選舉權并非所有人都享有，須滿18周歲，當選為國家主席須年滿45周歲，并非所有人都有這些權利，但每一個人都有年滿18周歲、45周歲的時候，因此，這一機會對每一個人是平等的。因此，對資格的設定不是一概而論地加以否定，但要責疑其設定是否違反了機會均等的原則。我國從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由于消費資源極其短缺和思想上缺乏法治意識，建構了城鄉(xiāng)分立的體制，人為地劃出了農(nóng)民和城鎮(zhèn)居民的身份差異，造成了社會巨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事實狀態(tài)現(xiàn)在依然存在，但身份上的差異已經(jīng)有縮小的趨勢，證明了我國政府在消除不平等方面正在作出不懈的努力。

　　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相對人的公民，如果發(fā)現(xiàn)某項資格的設定侵犯了自己的平等權，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就本文涉及的公務員報考條件問題，除了與公務員法規(guī)定不符以外，也明顯違反機會均等原則。為什么36周歲就不能考公務員呢？過去的科舉考試也沒有這樣嚴格的年齡限制，頭發(fā)白了還照樣考。設定這一限制的部門，能提出35周歲以上的人不得參與考試的法律依據(jù)，并證明此規(guī)定沒有違反公民平等權的原則嗎？至于大專文化程度問題，實際操作上對“程度”難以考量，只能是憑學歷，由此剝奪了大專以下學歷人士的機會，他們中許多人可能實際水平遠超過大專程度，剝奪這些人的參考機會，無疑也是違反保障公民平等權利的憲法精神的。

　　我以為公務員考試可以向更多的人敞開大門，并且盡量給予考試的方便，或者像托福考試那樣，隨時可以上網(wǎng)考，第一次考試合格之后給予公務員候補資格，然后是各部門需要人員時根據(jù)本部門的實際情況和要求組織候補者進行第二次考核，合格者依法錄用。這樣做既能實現(xiàn)機會均等，又能讓有關部門獲得真正急需的人才，提高國家公務員的整體素質(zhì)和機關效能。

　　“資格”是身份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而背后的法律問題就是公民平等權利的憲法保障�，F(xiàn)在政府行政方面的許多工作都是圍繞資格的設定和審查進行，從政府轉(zhuǎn)變職能的角度看，應當是把工作重點更多地轉(zhuǎn)移到提供各類社會服務上來，而逐步減少資格的設定和審查。同時，相關部門在設定某種資格限制的時候，一定要樹立起保障公民平等權利的憲法保障意識，既要看是否有相應的法律規(guī)定，又要看是否符合機會均等的原則，這是依法行政的應有之義。

　　《南方周末》2006-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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