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東:老舍與浩然,傅光明夫婦的2本口述史
發(fā)布時間:2020-06-07 來源: 人生感悟 點擊:
一
35年前的今天,著名作家老舍不堪凌辱,投太平湖自盡。歲月如梭,如今太平湖已經(jīng)在北京地圖上消失了,那聲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也漸漸地被一種力量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
有一對年輕夫婦,他們沒有經(jīng)歷過那聲暴風驟雨,卻以學者的執(zhí)著,力求完整地記錄35年前的那場悲劇。他們便是傅光和鄭實。2001年7月,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他們編著的新書《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這本書是以口述歷史的體裁所做的文革個案研究。二十多萬字集中到一點,就是1966年8月23日發(fā)生的悲劇。作者不但采訪了老舍先生的親屬,也采訪了1966年823事 件的相關人物,包括當時挨斗的人,當時在北京市文聯(lián)掌權(quán)的人、女八中的紅衛(wèi)兵和曾經(jīng)介入北京市文聯(lián)運動的北大學生侯文正。多角度的言說,涉及當年的情況有 不少互相矛盾之處,我覺得,這正是歷史最神秘的地方。有人認為是當年整人和武斗的參與者不敢說真話,不愿承擔責任。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覺得其他 當事人,也有失憶的可能,也有道聽途說的可能,也有推斷不實的可能?谑鍪凡灰欢軌蚧卮鹚械臍v史謎團,但這本書從整體上看,已經(jīng)基本上再現(xiàn)了當時的氛 圍。對于生于1965年的傅光明和生于1972年的鄭實來說,能夠這樣逼近他們不曾感受過的歷史,已經(jīng)相當不容易了。他們體現(xiàn)的冷靜深思和多元視角,比80年代單純地對文革血淚控訴深化了一步。一些人以為口述史只是提供了研究資料,其實口述史本身就是很好的研究成果。中國現(xiàn)代當代文學的研究隊伍很龐大,不但有數(shù)以千計的教 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每年又要招很多博士生、碩士生,但那種從作品出發(fā),在書齋里思辨出來的研究論著基本上得不到一般讀者的關注。人們感興趣的 只有傅光明夫婦的書、李輝的《是是非非話周揚》這樣的口述史和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那種基于口述史的研究。這不是偶然的。他們的研究路徑,代表了中國現(xiàn) 代文學研究的新方向。研究作家的文本固然需要,研究作家的人本更為重要。通過研究人的命運,更能看到體制的得失和歷史的悲歡。人的命運,已經(jīng)見諸文字的只 是太少的一部分。尋訪當事人,開展口述歷史研究,便可以極大地豐富對人的命運的感受。前些時候,有一位學者給我看她寫的呂熒的傳記,我讀了之后感到重點不 太突出,歷史的關鍵之處沒有獨家材料,于是和她商量,能不能尋找?guī)孜划斒氯,談一談批判胡風時呂熒發(fā)表不同意見的印象和感受。她找到了幾位當時在場的老 人,將他們的口述引進文章,于是文章便有了生氣,F(xiàn)在,許多當事人漸漸老去,口述史成為一種搶救性的工作。再不做,就會留下許多永遠的遺憾。
8月19日,在現(xiàn)代文學館召開了紀念老舍先生去世35周年的學術(shù)討論會。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能夠建成,巴老有首倡之功。80年 代,巴金還有一個倡議,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館,但至今沒有任何動靜。傅光明夫婦的工作也可以看做是為無形的文革博物館準備奠基的材料。那天的與會者對反思文 革研究文革的重要意義都有共識,但目前文革研究的表達空間和出版空間極為狹窄。現(xiàn)在讓我擔心的倒不是樣板戲重新搬上舞臺,而是有關文革的各種聲音都不能順 利地發(fā)出來。為了老舍那樣的悲劇不再重演,應當為文革博物館的啟動而努力。
二
還是蕭乾先生在世的時候,我和高增德先 生一起編《世紀學人自述》,考慮到圖書評論作為一門學問,蕭老在中國有開創(chuàng)之功,于是想組織一篇蕭老的自述。蕭老說,他以前的文字都由現(xiàn)代文學館的傅光明 管理,并給了我傅光明的電話,于是我和傅光明取得了聯(lián)系,并得到了蕭老的自述。以后和傅光明交往增多。他不但贈我由他執(zhí)筆的《蕭乾口述自傳》等新書,在現(xiàn) 代文學館落成之后,還邀我和妻子一起去參觀,并為我們作了詳細的講解。倡導口述歷史,搶救活的史料,在這方面我們也有許多共識。眼看著許多重要的歷史參與 者和見證人一個一個地離去,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jié)永遠地成了歷史之謎,開展口述歷史的工作就更顯重要。中國現(xiàn)在還沒有聽說哪一個官方機構(gòu)專門組織口述史,所 以也只能由民間有意者自發(fā)地進行。
由華藝出版社新出的這本《浩然口述自傳》,最早也是出自傅光明的倡議。浩然(見圖)在中國文學界曾經(jīng)享有的獨特地 位,是現(xiàn)在年青人所不熟悉的。但像我這樣的中年人,體會就很深了。文革中有一段不短的時間,絕大多數(shù)文藝作品都被打入黑線,偌大中國,得到官方完全肯定的 只有一個作家八個樣板戲,這一個作家就是浩然。六十年代末,我在山西農(nóng)村插隊,當時同村的知青有幾個愛好文學,組織了一個文學小組。其中有一個同學特別推 崇浩然,幾乎把《艷陽天》翻爛了,并從模仿浩然開始了小說創(chuàng)作,很快就成了業(yè)余創(chuàng)作的新秀。這些情況,恐怕連浩然自己也想不到。如果書寫文革年代的中國文 學史,浩然當然是繞不開的。
我是贊成多出一些有關文革的回憶錄和口述史的。這方面工作的意義,實際上就是建立一座無形的文革博物館。所謂多 出,除了數(shù)量,還要有多樣性,不但要留下文革中受迫害者的聲音,也要留下文革中走紅者的聲音。但對此是有爭議的。王力活著的時候,接受采訪,講了文革中的 經(jīng)歷和見聞,曾有人寫雜文給予迎頭痛擊。周一良的回憶錄出版,也有人嚴厲批評。浩然前些時候受記者采訪,也受到種種非議。批評者大多懷著義憤,擔心讓這些 文革中活躍過的人出來說話,就會翻文革的案。他們也許希望,文革還是應當由當年受迫害的人來講,這樣才能保證徹底否定文革。文革中走紅的人,不該有他們講 話的份兒。我覺得,文革中活躍過的人,也是歷史當事人,有些細節(jié)只有他們知道,別人不知道。不讓他們說出來,歷史不完整,必留下無法填補的空白。文革的實 際過程,要比現(xiàn)有歷史總結(jié)復雜得多。還是讓各種不同經(jīng)歷的人都說出自己的經(jīng)歷為好。歷史過程是由細節(jié)構(gòu)成的。沒有細節(jié),只有結(jié)論,歷史就失去了血肉。文革 中一度走紅的人,講述自己當年的經(jīng)歷,反省的力度和深度有時與讀者的期待有這樣那樣的差距,對此也不必看得太嚴重。對于文革的整體評價,畢竟不是一兩個人 的回憶可以左右的。至于他們有時要對自己當時的動機和應付的責任有所辯白,一些讀者,尤其是文革中受過迫害的讀者,聽到這種辯白就生氣。我覺得對這種辯白 也不妨冷靜地聽一聽,甚至設身處地想一想,再作剖析不遲。文革是毛澤東以執(zhí)政黨名義發(fā)動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其中一些風云人物,實際上自己也支配不 了自己的命運。大多數(shù)人是想緊跟而跟不上,而不是比他們覺悟高。我覺得浩然的自述基本上是可信的。關于文革的文字記載,現(xiàn)在不是多了,而是遠遠不夠。所以 不論在文革中過五關斬六將的人,還是走麥城的人,只要愿意寫回憶錄,做口述史,都值得歡迎。
口述史的產(chǎn)生,往往有一個整理過程。目前的《浩然口述自傳》,已經(jīng)把采寫者的提問全部略去,口述者的談話也作了歸納。承蒙作者讓我讀到了一些原始錄音整理稿。比如她和浩然談江青的一段------
鄭:從江青抓樣板戲來看,我覺得她在藝術(shù)上是有些才華的。她和您見面后就說她如何喜歡《艷陽天》,您覺得她說的是否有道理?
浩:有道理。有些地方和我看法一樣。
鄭:被她賞識,您內(nèi)心中是否高興?
浩:她滿意了,我就不會出問題。
鄭:但有些人開始被她喜歡,后來又倒楣了。您當時害怕嗎?
浩:害怕,我躲著她。
鄭:江青想讓您為她創(chuàng)作嗎?
浩:沒直接說過,話里透露出這種意思。但我沒接茬兒。我想自由寫作。她讓我寫的可能很沒意思。
鄭:您對江青的印象如何?
浩:"文革"前沒聽說過她。第一次見面印象不錯。她的文藝主張和我的相符。
鄭:她年輕時非常漂亮,您見她時她已是60歲了,有沒有覺得她風韻猶存?
浩:是。
鄭:她周圍的人是否真心認為她有水平。
浩:是。
鄭:江青插手文藝界,您當時并不是很反感,對嗎?
浩:是。
鄭:有人對您說過對江青很反感嗎?
浩:沒有。
鄭:她手下人說江青好,都說什么呢?
浩:都是套話。
鄭:是否真有許多人和她在精神上有契合呢?
浩:很難說。那種情況下,她所處的位置決定了別人很難對她真誠。
鄭:她是不是總是指手劃腳?
浩:是。她脾氣反復無常,半夜里叫人去談話。她精力旺盛。
鄭:《西沙兒女》中寫到了江青。您現(xiàn)在后悔寫這部作品嗎?
浩:政治運動中寫了不熟悉的題材。政治壓力大,要保自身。
鄭:當時是有很多人拍江青馬屁嗎?
浩:拍不上。
鄭:江青喜歡什么樣的人呢?
浩:喜歡有真才實學的。
鄭:開會或看戲,江青都讓您坐在身邊。是不是有很多人嫉妒您?
浩:是。沒有表達出來,只是我的感覺。
鄭:江青對您很熱情,您是不是挺高興的?
浩:我很小心謹慎。
鄭:她和您都談過什么?
浩:都是關于《艷陽天》。
鄭:她對《艷陽天》的總體看法是什么?
浩:好。她喜歡《艷陽天》的調(diào)子。談到小石頭的死,她很激動,完全是讀者角度,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歡。
鄭:您想沒想過通過她處理個人的問題?
浩:沒有。
鄭:是有很多人想通過巴結(jié)您巴結(jié)她嗎?
浩:是。軍隊搞創(chuàng)作的,沒有有名的。
鄭:但您沒有向江青轉(zhuǎn)達他們的意思,為什么?
浩:我覺得轉(zhuǎn)也是白轉(zhuǎn),江青不會看他們的信。他們說的問題都是具體的事,軍隊的呀、地方的。并非都是阿諛奉承的信,有的也是想通過上層路線解決實際問題,或只是反映問題。
鄭:就是說您認為都是正常的信。有沒有特別慘的事,您想幫助的?
浩:沒有。
鄭:她當時請您看戲、看電影,除了樣板戲,還有什么?
浩:日本電影、蘇聯(lián)電影,都是小規(guī)模的觀摩。
鄭:您和她看完后交流看法,一致嗎?
浩:一致。她讓我看的電影我覺得行。
鄭:您愿意和她去看嗎?
浩:我愿意看電影,但不愿和她一起看,緊張。
鄭:當時很多人通過您找江青,您幫過誰的忙嗎?
浩:沒有。沒有用,改變不了別人的命運。
鄭:粉碎"四人幫"時您在什么地方?
浩:我在上海,寫三大戰(zhàn)役的劇本。劇本寫了一半,從內(nèi)部聽說"四人幫"抓起來了,文聯(lián)和我在一個寫作組的約我回京。我想也得通知別人。我就告訴了和我一起的那個電影導演。
鄭:當時江青被抓起來了,您覺得吃驚嗎?
浩:不吃驚。她是必然有這個結(jié)果。從吳德他們反她之后,我就感覺到了。煩她的人太多了。
鄭:但江青畢竟很欣賞您,江青倒臺后,會不會沒有人欣賞您了呢?
浩:我覺得沒問題。按照我的路了走下去沒問題,可以影響上面。我有信心。
鄭:你的《三把火》寫的是什么內(nèi)容?
浩:一個生產(chǎn)隊反女支部書記。
鄭:生產(chǎn)隊為什么反她呀?
浩:我給忘了。當時為了配合形勢。
鄭:您這是現(xiàn)實題材了,您不是不愿意寫嗎?
浩:從《金光大道》之后接著寫吧。
鄭:《三把火》后來改成《百花川》了?
浩:對。原來是無意識地寫斗爭,后來改成批判走資派的了。上了綱,這也是當時具體歷史環(huán)境決定的。
鄭:粉碎"四人幫"之后,您做了檢查,其中不是也有很多套話?
浩:(笑)是。
鄭:您在文革后一次工人體育場萬人大會上發(fā)言作檢查,當時人們有何反映?
浩:主持會的是市委文教組的王利尼,他說我很真誠,說的都是真心話。
鄭:您自己覺得呢?
浩:我當時什么都說了。
鄭:但您稱江青是叛徒,這種稱呼似乎在文革中更流行。而當時這也是官方的一種說法,您沿用了,有沒有敷衍的成分?
浩:有。
鄭:文革中您親眼看到江青隨意宣判別人的政治死刑,您當時坐在她旁邊,看見人名了嗎?
浩:名字想不起來了,那人好像是當時軍隊派往文化部軍宣隊的頭頭。
鄭:于會泳和浩亮等人與您關系如何?
浩:一般。面子上過得去,因為江青的關系。
鄭:您將《三把火》改成《百花川》和于會泳等人有關系嗎?
浩:我是怕被他們整。
鄭:"文革"后,五次人代會都沒有讓您參加,您有什么感覺?
浩:我覺得風向變?nèi)艘沧儭H藗儾恍蕾p我了,時代不接受我了。
鄭:有沒有人因為這種變化對您改變態(tài)度?
浩:沒有。朋友們對我還是很好。
鄭:當時報刊上有批評您的文章,您覺得說得有道理嗎?
浩:沒道理。但那時已不同于"文革",報上批人只是讓我心里感到委屈,沒達到?jīng)]頂之災的程度。
鄭:這時候有誰來安慰過您嗎?
浩:林斤瀾、劉紹棠、蕭永順他們。
鄭:當時報上都批您什么了?
浩:給江青當面首。雖然我和江青的問題已澄清,但還是有人從這個角度做文章,這種文章好做唄。沒有提到我的作品如何如何。后來80年代《金光大道》重印,是第一次有人批我的作品,但出版社想出,可能是認為值得一讀吧。
鄭:您寫完第四部《金光大道》,"文革"結(jié)束,對吧?
浩:寫完第三部,江青就抓著我,要我出去。去西沙、去井岡山。
鄭:一起去西沙的張永枚現(xiàn)在如何了?
浩:不好,后來情況很不好,有些書信來往。
鄭:"文革"中除了江青,還有其他中央級的領導接見過您嗎?
浩:沒有。只是間接聽說有領導說我的書,感覺不錯。
鄭:您想沒想過與其他領導人見面?
浩:沒有。當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鄭:您在"文革"中看到批斗人有什么感覺嗎?
浩:很可怕。
鄭:沒有"文革",您的寫作會怎么樣?
浩:很難想像。
鄭:您在工體萬人大會上發(fā)言后,將發(fā)言改成一篇題為《我的教訓》的文章,準備發(fā)表在《北京文藝》上,但后來沒發(fā),為什么?
浩:當時的北京市委審了稿,不讓發(fā)。
鄭:為什么?
浩:他們覺得不應當把我的錯誤大肆宣傳。
鄭:他們是為了保護您,還是為了保護自己?
浩:都有。
出版者習慣于精心加工過的文字,可能不習慣于直接出版這樣的“毛坯”。但我以為,從史學的價值看,原始錄音稿更能反應彼時彼地雙方交談的原貌;卮鹨栽O問為前提,為了改成連貫的敘述,有些回答在成文時被舍棄了。這是很可惜的。如果可能,不妨將原始錄音稿作為附錄一并出版。
另外,本書前半部分與后半部分行文風格不盡一致,據(jù)說前半部分是取材于浩然的幾部自傳體小說整理而成,如果在后記中對此有一個說明更好。
本 書封面三次重復出現(xiàn)浩然的名字,卻沒有采寫者鄭實的署名,書脊上也沒有采寫者的署名,這樣做也許突出了浩然的名人效應,有利于迎合市場,但同時削弱了本書 的學術(shù)內(nèi)涵?谑鰝饔浭且环N史學體裁,著作權(quán)通常由口述者和采寫者共享,采寫者一般居于創(chuàng)作的主導地位。這一點,目前還沒有得到中國出版界的足夠認識。我 不反對出版社追求市場效應,但過于看中眼前的市場利益而犧牲一本著作本來可能擁有的學術(shù)性,最后很可能失大于得。(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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