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希臘人為什么能發(fā)展出一種極為精致的文明？

　　對于東亞的現(xiàn)代中國人來說，要了解西方的古代希臘，首先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它并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文明，一個包含了上千個城邦的世界。

　　如果我們從地理格局上把古希臘文明與埃及、兩河流域、中國、印度的古代文明加以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它與這四個原發(fā)性文明（即未受其他文明影響、完全自發(fā)產(chǎn)生的文明）有明顯的區(qū)別。這四個原發(fā)性文明都誕生于大河流域。大河流域不僅適宜農(nóng)耕，而且地勢平坦，兩岸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比之重巒疊嶂的山區(qū)，大平原顯然更有利于人員、物質和信息的流通，更有利于文化的同質化和文明的傳播，更有利于社會整合，形成大型政治共同體。希臘既沒有大河也沒有大平原，有的只是山與山之間的小塊平原或谷地。在這些零碎的土地上雖然也能進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但規(guī)模畢竟很有限，再加上這里的氣候是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冬季多雨、夏季干燥（注意，夏季恰恰是農(nóng)作物迅速生長的季節(jié)），所以土地貧瘠，農(nóng)業(yè)產(chǎn)量很有限。[1]換句話說，希臘人僅僅憑這些零碎土地本身是不可能生產(chǎn)出大量剩余農(nóng)產(chǎn)品、養(yǎng)活大量人口的，當然也就談不上產(chǎn)生先進的技術和杰出的文化、進行大規(guī)模的擴張了。

　　那么為什么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希臘人能發(fā)展出一種舉世公認的極為精致的文化？為什么在一種極為散裂的地理格局下，希臘人能夠發(fā)展出一種高度同質的文明（大約自西元前８世紀始，各地希臘人對他們在文化上的一致性開始具有強烈的自覺）？為什么希臘人能夠發(fā)展出那種高度理性化的“哲學”，能夠在人類文明史上率先開出民主政治（以雅典民主政治為代表），而同其他古代文明普遍盛行的君主制度相比，希臘城邦的寡頭制度也顯得較為民主（就“集體領導”而言）？為什么希臘人能開出他們那精湛的藝術、精深的科學、行之有效的法律、富于感染力的雄辯術、高效的軍事技術和戰(zhàn)法、富于渲瀉效果的悲劇和嬉笑怒罵的喜��？為什么希臘人制作的大量造型優(yōu)美、極富動感、解剖學上極準確的漢白玉雕像（當然也用其他材質----如青銅、鐵、硬木）直到今天仍然在深深地打動我們？為什么希臘人修建的大量質樸、優(yōu)美、莊重的神廟建筑即便現(xiàn)在只剩下遺址，也仍然使我們震撼？為什么希臘人燒制的大量絳、黃、黑色調、有精美圖案的陶瓶直到今天仍然讓我們感嘆？

　　原因是多方面的。作為一個非原發(fā)性文明，希臘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內不斷引進和利用埃及、兩河流域的已有文明成果，所以一進入文字歷史階段（如邁錫尼文明）便能表現(xiàn)不俗。除了利用既有文明成果之外，海洋性的地理格局本身是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早期希臘人大多分布在希臘半島、小亞西岸和愛琴海島嶼。要在這個地區(qū)生存，就必須航海，航海也的確成為希臘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故有“海洋文明”、“藍色文明”等說法）。對于文明進步而言，航海生活方式的優(yōu)點很明顯。它意味著物質和信息頻繁而遠距離的流動，意味著大量人口不被土地束縛，而能周游四方，見多識廣，接受新技術、新想法、新觀念，在不斷的刺激下保持開闊的眼界和敏捷的思維。這種情形最終必然影響到物質和精神創(chuàng)造，影響到文化創(chuàng)新，經(jīng)過數(shù)代人乃至數(shù)百年的積累，便會產(chǎn)生驚人的結果。相比之下，歷史上其他文明大多未能擺脫束縛于土地的格局，盡管從長程歷史的角度看這并非全然是壞事。

　　西元前8世紀左右，希臘經(jīng)濟達到了一個較高的發(fā)展水平，希臘進入了有文字記載（邁錫尼時期表音節(jié)的B型線形文字雖然有重要的考古學價值，但與真正的希臘字母沒有任何關系，其所記錄下來的信息太少，與真正的希臘字母根本沒有任何可比性）的時代。這時各地希臘人開始具有文化自覺。他們意識到彼此之間雖然戰(zhàn)爭連綿、紛爭不斷，卻擁有共同的語言（或一種有著不同方言的共同語言），擁有共同的文化，即一種既不同于“蠻族”也不同于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化，意識到擁有共同宗教信仰和神話、共同的建筑風格、共同的文學、共同文字，甚至全希臘的人們會定期聚在一起，舉行“泛希臘”宗教儀式，例如一年一度在雅典城外的埃留西斯舉行的德米特爾秘儀、四年一度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城邦埃利斯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第28屆雅典奧運會的主要賽事雖然安排在雅典，但在埃利斯古奧運會遺址舉行過鉛球、鐵餅等古已有之的比賽項目）和其他泛希臘運動會。[2]

　　二 對外擴張與航海生活方式

　　也正是這個時候，在經(jīng)濟增長、人口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各地希臘人開始咄咄逼人地向外擴張。可是他們發(fā)現(xiàn)，希臘半島和愛琴海四周早已沒有適合生存的大片土地等著他們去拓殖。若航海到周邊較遠的地方，那里的情況與希臘半島差不多，適合農(nóng)耕的土地也相當零碎。即便這種土地也已有人居住，他們拼死保衛(wèi)自己的土地。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希臘人必須對原來的定居者發(fā)動戰(zhàn)爭才能安頓下來，而這時希臘人的軍事技術和戰(zhàn)法也的確比周邊民族先進，使其在多數(shù)情況下能夠戰(zhàn)勝競爭對手，奪取他們的土地。事實上，西元前8世紀以降，希臘人向周邊地區(qū)和海外擴張，大體上是采取的武裝殖民----以武力趕走原有居住者（如果原居住者已經(jīng)很成氣候，人口多，武力強，那又另當別論）----的方式。

　　可希臘半島既然被大海包圍（半島北邊是“蠻族”地區(qū)），希臘人何以能向外擴張？答案很簡單：靠航海。這時，地中海、西亞世界的文明演進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希臘人可以借鑒其他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的航海經(jīng)驗和技術。此外被希臘半島和小亞西岸（這里有著名希臘城邦米利都和以弗所）包住的愛琴海本身也十分適合航海。這里氣候溫和，沒有太大的風浪，在古代航海技術尚不發(fā)達的情況下也能航行。更為重要的是，愛琴海島嶼星羅棋布，一個島到另一個島的直線距離短不到一公里，長不到一百公里，在古代技術落后的情況下極有利于航海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例如從雅典到愛琴海最大的島萊斯博斯島，可以走這條路線：自雅典至安德羅斯島、再至希俄斯島、最后至萊斯博斯島；
如果只算不能貼岸航行（這比遠離海岸航行安全得多）的距離，從雅典到安德羅斯島約75公里，從這里到齊俄斯島約90公里，而從齊俄斯島到萊斯博斯島只有約50公里。愛琴海簡直就是希臘的內湖。

　　地緣環(huán)境使古希臘人成為一個航海的民族，或者說大多數(shù)希臘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種航海的生活方式，盡管他們并不是古代西方唯一的航海民族----發(fā)現(xiàn)了大西洋的腓尼基人的航海史比希臘人悠久得多，其航海范圍也比希臘人小不了多少。事實上，亞歷山大之前希臘人的擴張從來都不是向大片陸地的縱深推進，而是主要是沿海岸航行，發(fā)現(xiàn)適當?shù)牡攸c（自然條件較好，當?shù)厝说挚馆^弱的地方）以建立殖民地。這一點，打開地圖便一目了然。也不難發(fā)現(xiàn)，古代希臘最重要的城邦和人口的大多數(shù)分布在沿海而非內陸地區(qū)。當然，希臘半島也有不少內陸城邦，但一旦把它們與中國、印度的內陸城市相比較，便很難把它們劃入內陸的范疇----希臘的“內陸”離大海實在是太近了。即便斯巴達、底比斯這些重要的“內陸”城邦離大海也不遠；
它們甚至還發(fā)展了自己的海軍，能夠同強大的雅典海軍對抗。后起的馬其頓雖然沒有建立自己的海軍，但為了能更好地統(tǒng)治希臘，也利用了其他城邦的海軍。

　　航海生活方式將散居在各地的希臘部族聯(lián)系了起來，使不同的希臘人群體即便遠在天邊（從雅典到黑海北岸的直線距離有一千二百多公里，從西班牙南部沿海到黑海北岸的海道更是長達四千公里以上）也能享有一種共同的文化，與此同時也使各希臘城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能夠保持政治獨立，或者說使它們相互間能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政治關系，這對于形成一個大型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利的，但對于發(fā)展一種希臘式的古代民主政治卻十分有利。

　　三 散裂的地理分布與社會政治整合的困難

　　對航海的希臘人有一個基本了解后，就更容易把握地理意義上的希臘了。作為東亞的中國人，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古代希臘的分布范圍比現(xiàn)代希臘不是大一小點，而是大得多。它不僅包括希臘半島及周邊愛琴海島嶼，還包括克里特和塞普路斯這兩個大島。它不僅包括小亞即現(xiàn)土耳其西岸，還包括整個黑海沿岸（從地圖上看，諾大一個黑海就像一個被希臘人殖民點包圍住的大湖）。它不僅包括北非沿岸，還包括西西里島、薩丁島和意大利半島南部（該地區(qū)有時被稱作“大希臘”，就像現(xiàn)在某些人把包括香港和臺灣在內的中國和東南亞華人統(tǒng)稱為“大中華”一樣）。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古希臘人甚至在現(xiàn)在的法國、西班牙南部沿海也建立了若干定居點。在希臘衰落、羅馬興起時，希臘人的地理分布格局被后者全盤繼承。羅馬人不僅全盤繼承了希臘的文化，也全盤繼承了希臘的版圖，并且將它進一步鞏固、擴大，而后來興起的基督教歐洲文明或“西方”文明便建立在這一版圖基礎之上。

　　也應注意，希臘半島以外各城邦間即與希臘半島間在空間上是斷裂的。希臘半島與愛琴海和小亞之間，西西里島、薩丁島和意大利中部南部之間，這些地區(qū)與希臘半島和愛琴海的小亞之間，都被大海阻隔。以上所列地區(qū)與埃及之間的距離就更遠了。把各地區(qū)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希臘人的航海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有利于物質和信息的交流，有利于文化的創(chuàng)新，在古代條件下甚至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興起（或者說不利于政治權力的集中），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建立在一種散裂的地緣格局上，所以不利于建立并維系一個穩(wěn)定、繁榮的大型政治共同體，如中國的秦漢帝國和印度的孔雀王朝。不利因素還不僅僅在于航海生活方式本身。把各希臘各地區(qū)分隔開來的不僅有波濤洶涌的大海，也有磷峋陡峭的山巒和峽谷。甚至愛琴海主要島嶼的地貌也崎嶇不平。不難看出，這種地理條件根本不可能產(chǎn)生原發(fā)性文明。

　　當然，希臘半島并非沒有平原，例如底比斯所在的比奧提亞就有平原（可這樣的希臘“平原”大約只有幾十至一百多平方公里大，根本無法同黃河、長江流域一望無際的大平原相比），半島中部還有貼撒利平原，西南部更有麥塞尼亞平原，可是與印度河和黃河流域的巨大平原相比，它們大多太小了，如此之小，以至養(yǎng)不了牛、馬一類大型動物----有證據(jù)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希臘人馴養(yǎng)的動物主要是豬、綿羊、山羊和家禽。[3] 這些小塊平原之間總是橫亙著崇山峻嶺，盡管山上一般有隘口，足以使城邦間保持起碼的交通，或才說不至完全中斷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希臘半島也并非沒有河流，但這些河流大多太小，一年中大部分季節(jié)水流萎縮成小溪，無法行船，對貿(mào)易和信息交流來說基本上沒有用處。然而，分裂的地緣格局意味著開放性。由于各希臘城邦很難自足生存，所以它們必須發(fā)展一種同外界積極交流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顯然有利于培養(yǎng)一種冒險精神和經(jīng)商的習慣，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創(chuàng)新，有利于在古代條件下實行小范圍民主，但不利于大范圍的政治統(tǒng)一和社會整合。

　　事實上，希臘社會、政治整合的難度比中國大得多。在“希臘化”時期也就是亞歷山大東征后形成的諸希臘帝國至羅馬興起這一時期，甚至在整個羅馬時期，希臘文明（在湯因比一類論者看來，希臘羅馬只是一個文明即“希臘文明”；
當然有許多西方學者也把這個文明叫做“希臘羅馬文明”）所覆蓋的區(qū)域雖然比中國文明略廣，但其社會整合程度卻不如后者高，其所建立穩(wěn)定政權的區(qū)域也不如后者大，其權力集中的程度更遜于后者。亞歷山大東征后，大西洋至印度這片廣袤的區(qū)域都曾一度處在希臘文明的影響下，但這種局面持續(xù)的時間并不長，其核心區(qū)域亦即由完全認同希臘文化的人口建立起穩(wěn)定政權的區(qū)域，大體上并沒有超出希臘半島和小亞西岸。西亞的塞琉西王朝（西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后為其部將所建立）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為亞歷山大的部將所建立）雖然均為希臘人的帝國，但由于希臘征服者人口大大少于當?shù)厝丝冢�且多龜縮在交通干線上的大城市，所以雖然實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整合，卻談不上社會整合。當然，希臘化時期的希臘文化對西亞和埃及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但越到后來當?shù)匚幕�的勢力越大，埃及宗教觀念和文化甚至同化了埃及希臘人。[4]

　　四 散裂的地緣格局與分裂、內斗的傾向

　　那么為什么亞歷山大以前的希臘人不向歐洲、小亞、埃及或西亞內陸發(fā)展呢？一種解釋是，當時小亞縱深已有不少能征善戰(zhàn)的內陸民族建立了強大的政權（如呂底亞王國，后來更有波斯帝國），當然那里土地太貧瘠、氣候太干旱，在古代條件下沒有太大的發(fā)展余地。當時歐洲亦即希臘以北的地區(qū)全是“蠻族”。盡管有馬其頓之類的半希臘化或“半蠻族”部落擋住他們，但這意味著希臘人不得不同這樣的部落博弈，能夠不被他們侵擾或吃掉就已很不錯了，不可能越過他們向“蠻族”發(fā)動戰(zhàn)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奪取其土地；
當時的埃及已有高度發(fā)達的文明，深深影響過希臘人，直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時代也仍然為希臘人所欽羨和敬畏；
當時的西亞同樣有高度發(fā)達的文明（西元前6世紀中葉前兩河流域出現(xiàn)過新巴比倫王國，前6世紀中葉至前4世紀下半葉更有波斯帝國），也深深影響過希臘人，也為希臘人所欽羨和敬畏�？偲饋碚f，在地中海西亞的文明史舞臺上，希臘民族是一個姍姍來遲者。在尚未發(fā)展出明顯高于周邊民族的軍事技術和能力之前（或者說在西元前4世紀以前），他們并沒有什么選擇余地，只能零敲碎打地在周邊沿海地區(qū)進行殖民活動。換句話說，希臘世界不僅一開始便四分五裂，而且先天地處于一種同周邊“蠻族”和其他文明激烈博弈和沖突的環(huán)境中。

　　同“蠻族”和其他文明的不斷博弈當然有助于養(yǎng)成希臘人的好斗品性，但這種好斗品性的更重要的原因還得到希臘的地理格局本身中去找。如前所述，具有共同的“希臘”生活方式或價值觀的人們生活在一種高度散裂的地緣環(huán)境中。在這情況下，即使希臘人擁有高超的航海技術，即便把各城邦分隔開來的山巒間有隘口，希臘人共同體之間的空間分裂也殊難克服。甚至晚至西元1、2世紀的所謂“羅馬和平”時期，這種分裂格局也未能徹底改變。正是這種散裂的地緣分布，使希臘形成了一種小國寡民的城邦制政治格局，甚至養(yǎng)成了一種城邦崇拜情結（這就好像民族主義的現(xiàn)代人一般會有國族崇拜情結那樣），以至于歷史發(fā)展將建立一個大型共同體的任務提到希臘文明的議事日程上時，各地的希臘人仍然小家子氣十足，根本未能表現(xiàn)出實現(xiàn)社會政治整合的意愿和能力。有些論者----如湯因比----從希臘文明的精神品質中來尋找它未能像中國、印度文明那樣持久的原因，這未嘗不可，可是這種精神品質本身又是從哪里來的呢？恐怕主要還是來自希臘世界先天性分裂的地緣格局。

　　正是這種地緣格局從根本上導致連綿不斷的國際沖突，導致希臘世界無可球藥的內斗和內耗。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各希臘城邦表現(xiàn)出了文明史上罕見的自我中心主義。它們不僅互不買賬、明爭暗斗，而且不斷合縱連橫，結盟退盟（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的歐洲史，那幾乎就是希臘歷史的翻版），其中最有名的兩個聯(lián)盟----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西元前5世紀下半葉）----更打了一場曠日持久、兩敗俱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些城邦今天可能還是朋友，明天便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
今天還是死敵，明天卻為了一個共同敵人而結成同盟，再過一天又毫無羞恥感地反目為仇。如此這般，希臘世界不斷上演著一出出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政治游戲，折騰了好幾百年還安頓不下來，愣是讓馬其頓這樣的邊緣國家或希臘世界之外的波斯人、羅馬人來坐收漁翁之利，拱手將尊嚴、獨立甚至主權交給了這些外敵。[5]這還只是希臘本部（希臘半島、愛琴海島嶼和小亞沿岸）的地緣分裂及其所導致的政治分裂。除此之外還有這一情形：本部周邊的地中海東部和西亞原本就是兩個獨立的區(qū)域，或者說在地理分布上，這兩個區(qū)域本來就處在一種先天性分裂格局之中。這種格局對于一個已表現(xiàn)出擴張勢能、有望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大有作為的文明來說非常不利，或者說對于一個由希臘人主導的大型政治共同體在地中海西亞世界的形成和生長非常不利。

　　五 惡劣的自然條件與好爭好斗的秉性

　　由于高度分裂的地緣格局，希臘一進入文字記載的歷史，便是一盤散沙，有著上千個自我中心的小城邦。盡管為數(shù)不少的山隘和無處不在海道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從而能夠形成具有明顯同質性的希臘文化，可是同兩河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平原相比較，它們之間畢竟聯(lián)系松散、關系冷漠，總是處于沖突和戰(zhàn)爭狀態(tài)，或者說大一統(tǒng)的政治格局極難形成。事實上，歷史上希臘人之間的戰(zhàn)爭從來就沒有停息過；
即便“一致”對外的“波斯戰(zhàn)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希臘人內部的戰(zhàn)爭，是希臘內戰(zhàn)----包括底比斯在內的不少希臘城邦與波斯人結為同盟，同他們一道打自己的同胞，亦即以斯巴達和雅典為首的希臘聯(lián)軍；
而在希臘聯(lián)軍戰(zhàn)勝波斯人與希臘人的聯(lián)軍后，勝利一方的希臘人便立即對同胞當中的“希奸”進行殘酷鎮(zhèn)壓。

　　然而，希臘人好爭好斗的原因不僅僅在于分裂的地緣格局。另一個原因同樣重要，那就是這里土地稀少，土壤貧瘠，而且氣候十分惡劣。雅典的年平均降雨量只有15.9英寸或不足400毫米[6]（試比較：北京約540毫米；
青島約1000毫米；
廣州約1900毫米；
東京約1700毫米）。本來不多的降雨如果主要集中在夏季，那倒也適合農(nóng)業(yè)，但本來有限的降雨卻主要發(fā)生在冬季。事實上，希臘世界大部分地區(qū)的氣候屬于所謂“地中海式氣候”，即夏季干燥少雨，且常常出現(xiàn)連綿不斷干旱和暴熱的天氣，而在潤濕多雨的冬季，降雨也不均勻，往往是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的暴雨。不僅一年之內降雨的時間分布不適合農(nóng)作物生長，不同年份之間降雨量的差別也極大。素有希臘“糧倉”之稱的貼撒利平原有些年份的降雨量可以少至不足2英寸或55毫米，伯羅奔尼撒半島阿卡地亞平原的情況也相似。

　　這對古代希臘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今年是豐年，明年是荒年，接下來一年還可能是荒年。在這種氣候條件下，農(nóng)業(yè)收成很沒有保障。既如此，希臘人對干旱和洪澇災害的極度恐懼便不難理解了，他們的諸神崇拜如此發(fā)達、如此經(jīng)久不衰也不難明白了。

　　更為糟糕的是，貧瘠的土壤和惡劣的氣候使希臘社會的生活資源總是處于稀缺狀態(tài)（當然，壞事可以變成好事；
雖然希臘氣候惡劣，農(nóng)業(yè)不發(fā)達，但西元8世紀以后，希臘人發(fā)現(xiàn)有兩種作物完全能夠適應希臘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即橄欖和葡萄；
這意味著即便這里氣候干旱，土壤貧瘠，至少這兩種作物能有較好的收成，可以提取橄欖油，釀造葡萄酒；
藉著這兩種本土產(chǎn)品，希臘人可以同地中海沿岸諸多民族開展一種極為活躍的古代貿(mào)易；
[7]正這種極其活躍的貿(mào)易使希臘人卓越的文化創(chuàng)新成為可能，使希臘文明本身成為可能；
總而言之，禍福相依的規(guī)律促使希臘人遠渡重洋同其他民族積極開展貿(mào)易；
貿(mào)易使大量希臘人能夠擺脫土地的束縛，云游四方，不斷接受外界的新技術、新想法、新觀念，這對希臘文化的更新是非常有利的；
此外，貿(mào)易也給希臘人帶來了經(jīng)濟獨立，使其更容易擺脫母邦統(tǒng)治者的政治控制，這對于開出民主政治是有利的）。生活資源如此有限，為了生存，希臘人養(yǎng)成了一種兇狠好斗的秉性便不難明白了。When Greeks meet Greeks,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這句英語成語決非是空穴來風（可譯為“希臘人相遇，其爭必烈”，也可譯“兩雄相遇，其爭必烈”）。[8]

　　好斗的秉性使希臘人即使外敵當前也會窩里斗不停，上演一出又一出同室操戈、萁豆相殘的悲劇。勾結外敵----階級意義上的、城邦意義上的，以及文化意義上的外敵（例如波斯人、羅馬人）----打自己同胞，是希臘世界的常態(tài)，是一種非如此便不正常的現(xiàn)象。伯特蘭·羅素曾說，古希臘人將大量的精力消耗在他們內部的相互殘殺中，消耗在他們與非希臘人的武裝沖突和戰(zhàn)爭中，“在這些方面，他們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功�！盵9] 作為一個種族，希臘人之所以過早退出了文明史舞臺（這并非意味希臘文化沒有對后來的文明如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甚至猶太文明產(chǎn)生影響），很難說與那異常好斗的秉性無關。

　　與這種好斗秉性互為因果的，是希臘人對競賽的酷愛。他們不僅比雄辯術、比朗誦、比詩歌、比戲劇、比雕塑、比陶藝，而且搞男子以及女子選美大賽，甚至舉行過接吻大賽（當今世界吉尼斯紀錄真可謂繼承了古希臘遺風）。希臘人不僅在婚禮上舉行比賽，而且在葬禮也比賽，甚至連行軍打仗也不忘帶上比賽器械，以便在戰(zhàn)斗空隙舉行比賽。由此，希臘人養(yǎng)成了一種體育競賽的風氣，甚至發(fā)明了泛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希臘人甚至染上了什么都要比第一的習慣。他們想當然地以為，希臘人是發(fā)明了一切的民族----不僅發(fā)明了陶器，也發(fā)明了雕塑，甚至發(fā)明了pederasty，即戀童癖（注意：pederasty的準確含義為成年男子與男童的雞奸；
“雞奸”一詞在漢語里很不好聽，但pederasty在西語里卻是中性詞）。

　　附注：

　　[1]Martin, Ancient Greece，pp. 1 – 10。

　　[2]Davi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pp. 11 – 26。

　　[3]Martin, Ancient Greece，p.6。

　　[4]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全書。

　　[5]參見阮煒，《文明的表現(xiàn)》，第八章。

　　[6]Ross，‘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Why the Greeks?’

　　[7]Ross，‘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Why the Greeks?’

　　[8]Perrottet, The Naked Olympics，pp. 19 – 20。

　　[9]羅素，《羅素文集》，第52頁。

　　參考材料：

　　1Thomas R.Martin, Ancient Greece: From Prehistoric to Hellenistic Tim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Tony Perrottet, The Naked Olympics：the True Stories of Ancient Games，Random House（USA），2004。

　　4阮煒，《文明的表現(xiàn)》，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5Fustel de Coulanges, The Ancient City: A Classic Study of the Religions and Civic Institution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56。

　　6阿諾德·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徐波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7Cyril E. Robinson, A History of Greece, Thomas Y. Growell Company (USA), 1930。

　　8H. D. F. Kitto, The Greeks, Penguin Books (UK), 1951。

　　9讓-皮埃爾·韋爾南，《古希臘的神話與宗教》（杜小真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

　　10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謝德風譯，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11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 – 1985),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USA), 1987。

　　12Paul Cartledge (ed.),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 John Boardman, Jasper Griffin and Oswyn Murray, Greec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譯，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16Donald Kagan,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Books (UK, USA), 2003。

　　17阮煒，《地緣文明》，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6年。

　　18 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um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1934 - 1961)。

　　19伯特蘭·羅素，《羅素文集》(王正平等譯)，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20Kelley Ross, “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Why the Greeks?” www.friesian.com/greek.htm。

　　21J. K. Davi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Cambridge, Mass. (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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