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視覺與權(quán)力的角度切入，論述魯迅“看客”情結(jié)的背后有兩層“被看”的創(chuàng)傷：一是因家道中落魯迅從高高在上的“看者”淪為屈辱的“被看者”；
二是魯迅留學日本時所經(jīng)受的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被看”之痛，但前一層才是“致命”的創(chuàng)傷。此視角跳出啟蒙立場，對“幻燈片事件”作了全新解讀，同時對那種深陷“民族國家”、“啟蒙”等意識形態(tài)陷阱的魯迅研究范式提出批評。

　　關(guān)鍵詞：“幻燈片事件”；
民族國家；
“被看”的創(chuàng)傷；
魯迅

　　我認為，人并沒有被鎖定在歷史的框架中；
我所做的全部努力主要想告訴人們，歷史是塑造出來的，它充滿了人為的技巧和動機的關(guān)系，因而是可動搖的和可改變的。但前提是，擔負這一使命的人必須具備改變事物的政治勇氣。

　　—— 米歇爾·�？�

　　引 言

　　“幻燈片事件”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1]按《吶喊·自序》，魯迅先習醫(yī)，后在“幻燈片事件”的刺激下決定“棄醫(yī)從文”，雖然很難打破“鐵屋子”，但還是要“吶喊”——而這就是中國現(xiàn)代啟蒙文學的由來。鑒于“幻燈片事件”尚未引起學界的充分重視，筆者不避淺陋，嘗試對這一中國現(xiàn)代啟蒙文學的奠基性事件提出新解釋，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

　　目前，學界和批評界對“幻燈片事件”主要有兩種認識：一種是把“幻燈片事件”當作史實；
另一種則認為“幻燈片事件”完全出于魯迅的編造。前一種認識較為普遍。長期以來，大多數(shù)人把“幻燈片事件”當作歷史事實來接受�！秴群啊ぷ孕颉泛汀短僖跋壬�》都入選中語文教材，教師講授“幻燈片事件”時鮮有懷疑其歷史真實性的。受過中學教育者，大都知道“幻燈片事件”和魯迅的“棄醫(yī)從文”并把它們當作事實。此外，“幻燈片事件”被當作歷史事實寫進了魯迅年表和文學史。很多文章亦不加懷疑地援引魯迅對“幻燈片事件”的敘述。

　　但經(jīng)日本學者考證，魯迅所說的那張幻燈片根本不存在。因此，著名評論家張閎認為，“幻燈片事件”是“魯學”的“第一大神話”， “當時放映的那組幻燈片已經(jīng)找到，奇怪的是，惟獨沒有魯迅所描述的那一張。”[2]其實即使不依托于考證依據(jù)，我們亦可對“幻燈片事件”提出有力的質(zhì)疑。魯迅對“幻燈片事件”的敘述有兩個不同版本，一是《吶喊·自序》，一是《藤野先生》。《吶喊·自序》對“幻燈片事件”的敘述比《藤野先生》詳實�！秴群啊ぷ孕颉分心嵌沃�名“棄醫(yī)從文”議論到了《藤野先生》中只用短短的一句（“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就帶過了。這種處理是因文本的不同需要而來的：《吶喊·自序》要為啟蒙文學提供合法性論證，而《藤野先生》主要是回憶自己的老師。魯迅根據(jù)不同的需要及語境來調(diào)整“幻燈片事件”的敘述。另外，兩個版本的“幻燈片事件”還有一個很重要但一直被忽視的差異：“電影”中的那個中國人是怎樣被日軍處決的？《吶喊·自序》中說是“砍下頭顱來示眾”，而《藤野先生》中則說是“要槍斃了。”顯然，如果“幻燈片事件”是歷史事實，“震憾”甚至“驚嚇”了魯迅，那么魯迅何以會記不清其中的核心要素？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幻燈片事件”當作歷史事實，不加懷疑地接受；
亦不可簡單地認為“幻燈片事件”是虛假的，所以不值得認真對待。應(yīng)該注意“幻燈片事件”的話語性。從理論上講，“幻燈片事件”至少要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魯迅所經(jīng)歷的“幻燈片事件”，另一個層面是經(jīng)魯迅的“話語”轉(zhuǎn)述的“幻燈片事件”及話語受眾所經(jīng)歷的“幻燈片事件”。話語層面上的“幻燈片事件”完全可以偏離甚至背離“現(xiàn)實”層面上的“幻燈片事件”。而且，即使“現(xiàn)實”層面的“幻燈片事件”根本就不存在，話語層面上的“幻燈片事件”照樣可以制造出來，也就是說，“幻燈片事件”可以只是話語虛構(gòu)的產(chǎn)物。[3]所以根本問題應(yīng)該是，魯迅為何要這樣敘述“幻燈片事件”？他為何要在話語層面上制造出“幻燈片事件”？在“現(xiàn)實”層面中，魯迅可能被動經(jīng)歷了一些相關(guān)的“事實”，但如何把這些東西帶到話語層面上，這有賴于魯迅的“制造”，這種“制造”又承載或折射出魯迅怎樣的經(jīng)驗和體驗?zāi)兀?/p>

　　二

　　按魯迅的敘述，“幻燈片事件”中的“我”因一張幻燈片而向民族國家的啟蒙主體轉(zhuǎn)變。鑒于“幻燈片事件”的話語性，我們不能把“幻燈片事件”中的“我”和作為文本外敘述者的魯迅等同起來，文本外敘述者魯迅的主體復(fù)雜性要遠大于“幻燈片事件”中那個戲劇性般生成的民族國家的啟蒙主體“我”。如果意識不到這一點，在解釋“幻燈片事件”時就很難跳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啟蒙立場，那我們所看到的至多也只是魯迅為我們“設(shè)置”的東西。

　　李歐梵先生曾對“幻對片事件”作如是分析：魯迅對這件事繪聲繪色的描寫似乎在有意刻畫一場沖突，沖突的一方是他本人，一個“旁觀者”，坐在異國的課堂里；
另一方是“身臨其境”的自我，一個更大的象征性形象。“在觀察這個形象的反射物（新聞幻燈）時，他與他的同胞這個集體概念融為一體了�！盵4]李歐梵的解釋強調(diào)“民族國家”認同。張頤武先生對李歐梵的分析作了批評和補充：通過這次“觀看”經(jīng)歷，魯迅確實產(chǎn)生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與歸屬感。但另一方面，“我”的“觀看”又與那些圍著看的中國人不同，喻示著中國“現(xiàn)代性”知識分子的極為復(fù)雜的“主體”構(gòu)成，“這里既涉及中國的半殖民化帶來的‘民族國家’認同的強烈訴求，但別一方面卻是對具體‘中國人’的‘國民性’的否定�！盵5]然而，“民族國家”認同與“國民性”批判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而已。李歐梵和張頤武的闡釋囿于“幻燈片事件”的表象，跳不出民族國家的啟蒙立場。

　　這種民族國家層面上的看與被看的復(fù)雜糾結(jié)固然是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中國被殖民歷史的一種普遍的共同體驗。但問題在于，魯迅的反應(yīng)似乎很特異，僅從民族國家、啟蒙層面很難解釋清楚他的反應(yīng)的特異性。我們不妨拿另兩位中國現(xiàn)代作家來作參照。

　　郁達夫，和魯迅一樣，“都有著一顆詩人般敏感的心靈，有著強烈的不同一般的自尊心，在日本他們同樣地體驗到弱國寡民的屈辱感�！盵6]在《沉淪》中，郁達夫同樣也記下了“被看”的屈辱。主人公“他”因自己的“支那”身份而陷入“被看”的焦慮之中：“他每覺得眾人在那里凝視他的樣子。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然而無論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學的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樣子�！� 他患上了“被看”的恐懼癥和懷疑癥，日本同學歡笑時，他疑心他們是在笑他，他們談天時，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就會紅起臉來，以為他們在講他。由于難堪這種“被看”的屈辱和壓迫，他終跳海自殺。

　　朱自清在《白種人——上帝的驕子》[7]一文中記述的“被看”之辱則更有戲劇性。在上海的電車里，“我”遇見兩個西洋人，一大一小。那小西洋人“看去是個可愛的小孩，引我久長的注意�！逼鸪跛�不注意或者不理會“我”，但他們到站后小西洋人走近我時，“他的眼睛里有話：‘咄！黃種人，黃種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伸著臉向我足有兩秒鐘”�！拔摇痹谂c小西洋人的目光交戰(zhàn)中敗下陣來:“在那小西洋人兩顆槍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著有被吞食的危險，于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

　　面對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被看”之辱，《沉淪》中“他”的反應(yīng)是“復(fù)仇”，復(fù)日本人的仇；
《白種人——上帝的驕子》中“我”的反應(yīng)則是“詛咒”，詛咒小西洋人。那么，何以“幻燈片事件”中的“我”卻把矛頭指向“同胞”國民呢？顯然，單從民族國家角度無法充分解釋“幻燈片事件”。李歐梵和張頤武的闡釋就事論事，局限于“幻燈片事件”的內(nèi)部分析，根本不可能揭開“幻燈片事件”之謎。打開“幻燈片事件”的鑰匙應(yīng)當?shù)健盎脽羝�事件”之外去尋找�?/p>

　　三

　　我們認為，魯迅文本中的“看客”情結(jié)或“看/被看”模式就是那把可以打開“幻燈片事件”的鑰匙。魯迅研究界已公認魯迅文本中有一“看/被看”的模式。在魯迅筆下，與其他形象相比，“看客” 形象出現(xiàn)的頻率最高，占的篇幅也最多。從文體方面看，無論是在小說、雜文和散文中，還是在散文詩、演講和通信中，都有“看客”的身影，而從時間跨度方面看，在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中，魯迅對“看客”一直都難以釋懷�！棒斞赶壬鷥A注如此之多的激情，花費如此之多的篇幅，歷經(jīng)如此長久的時間去集中、反復(fù)，多側(cè)面地描寫和批判同一類型的形象，這不僅在魯迅的作品中極為罕見，在中國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也是一個值得深究的特例。”[8]據(jù)筆者統(tǒng)計，分析魯迅文本中“看/被看”模式的專題論文已有30多篇，但研究者基本上都陷入啟蒙立場的思維定勢，結(jié)果大抵不過是重復(fù)魯迅對看客的批判而已。由于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敘述其從文的目的是改造那些“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的“國民”，從啟蒙立場分析魯迅文本的“看/被看”模式的解釋路徑只會反過來會強化“幻燈片事件”的民族國家啟蒙色彩，從而干擾我們對“幻燈片事件”作出更有效的解釋。很多論者都摸到了這把可以打開“幻燈片事件”的鑰匙，但是很遺憾，他們轉(zhuǎn)動鑰匙的時候卻弄錯了方向。

　　筆者認為，只有在擺脫民族國家啟蒙立場的慣性思維之后，魯迅文本中的“看客”情結(jié)或“看/被看”模式才能真正成為我們解開“幻燈片事件”之謎的鑰匙。實際上，魯迅對“看/被看”的反復(fù)書寫從心理學角度看幾乎達到了強迫癥的程度，他對“看客”們一直都耿耿于懷。在《示眾》這篇小說中，他把“看客”們拉出來“示眾”，在《野草·復(fù)仇》中更是書寫了一種向“看客”們“復(fù)仇”的奇特方式……鮮為人所注意的是，著名的《狂人日記》寫的其實是“被看”的恐懼，“吃人”的恐怖主要是通過目光來體現(xiàn)的，或者說，“我”最害怕的是“吃人”的人的目光。筆者初步統(tǒng)計一下，文本中“眼”、“眼光”、“眼色”之類的詞一共出現(xiàn)20余次。這些“眼光”不管來自于誰，都是一樣地“吃人”。不分階級：趙貴翁以怪眼色看我，佃戶的眼光也和他一樣，他們有給知縣打枷過的，有給紳士掌過嘴的，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
但“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昨天這么怕，也沒這么兇�！币膊环中詣e：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里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才出氣！”然而“他眼睛卻看著我�！辈环珠L幼：小孩子們“眼色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辈环钟H疏：家里人“都裝作不認識我；
他們的眼色，也完全同別人一樣�！币膊环致殬I(yè)，本該治病救人的醫(yī)生也“滿眼兇光”。除人以外，動物也以同樣的吃人眼光看我，不僅趙家的狗“看我兩眼”，而且即使已經(jīng)死了的“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著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樣�！鄙踔�，連“書上寫著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卻都笑吟吟的睜著怪眼睛看我�！薄拔摇鄙磉叺乃�有人（不分階級、性別、長幼、親疏及職業(yè)）、動物（不分死活）甚至語言、文字都以“吃人”的“眼光”看著“我”，“我”無論如何也避不開這種目光，這是何等的可怕呢？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所寫的其實是“被看”的恐懼。

　　在魯迅的文本中，對“吃人”目光之恐怖的精彩描寫還有兩個不得不提的例子，一處是《藥》中康大叔的“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绷硪惶巹t是在《阿Q正傳》中，臨刑游街的阿Q起先似乎不怕死，但那些喝彩的看客的目光使他想起了狼眼睛，四年前，他曾在山腳下遇見一只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翱墒怯肋h記得那狼眼睛，又兇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jīng)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遠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看客們的眼睛比狼眼睛更可怕，“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jīng)在那里咬他的靈魂�！卑�Q想喊“救命”，然而還沒喊出來，“他早就兩眼發(fā)黑，耳朵里嗡的一聲，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吃人”的眼光比行刑本身還要恐怖，魯迅這種對“被看”的恐懼的描寫可謂達到了極致。結(jié)合魯迅文本中“看/被看”模式，我們可以推定：魯迅對于“被看”有很特殊的難以割舍的情結(jié)，僅從啟蒙角度加以解釋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盎脽羝�事件”中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被看”之辱與魯迅的這一特殊情結(jié)并不相稱，因此，筆者認為，“幻燈片事件”是魯迅故意使用的障眼法，以掩飾他抨擊“看客”的真正動機。為了更有效地解釋“幻燈片事件”，我們需要暫時繞開“幻燈片事件”本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四

　　在“幻燈片事件”發(fā)生之前，魯迅的生命其實早已與看客發(fā)生了讓他一生難以釋懷的關(guān)聯(lián)：“我有四年多，曾經(jīng)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質(zhì)鋪和藥店里，年紀卻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zhì)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上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边@段文字凝結(jié)著一種“被看”的創(chuàng)傷�！霸谖昝锢锝恿隋X”，這“侮蔑”中最難以讓敏感的少年魯迅承受的，是那侮蔑的目光，然而卻是四年多，幾乎每天都得去承受。這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被看”，是家境尚好時的少爺魯迅從未有過的際遇。

　　魯迅年幼時，他的一家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和少許店面房子，“是一個小康人家”。當他隨母親到外祖母家玩時，不僅受到外祖母的鐘愛，且頗受村人的優(yōu)待。許多小朋友，都因他之到來而得到父母減少工作的允許，一同伴他游戲。此時，“正是一個少爺”的魯迅處于高高在上的看者的地位上：要么被人仰視,要么俯視他人。

　　然而，魯迅十三歲那年，家中發(fā)生了一次巨大變故，本來做官的祖父因科場案被捕入獄。家里每年要賣房田換銀兩去官府上下打點。本來有四五十畝水田的家庭，最終弄得“幾乎什么也沒有了�！币患曳稚�，魯迅和弟弟們寄居在大舅父家里，雖然同是住在外家，但再也得不到以前的優(yōu)待了，反而受盡奚落，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了。從高高在上的少爺?shù)狡蚴痴�，這鮮明的落差極大地刺傷了魯迅的幼小的心靈。這時的“被看”已成了一種令人屈辱的創(chuàng)傷。魯迅不顧家境的艱難，毅然回到自己家去。不料回家之后，他父親又患重病。父親病逝時，魯迅只有十六歲。曾祖母逝世，祖父下獄，父親早逝，這一連串的不幸接著發(fā)生于四五年之中，使魯迅受盡了白眼，“被看”的創(chuàng)傷不停地堆積起來——這些積淀起來的創(chuàng)傷成了此后魯迅心靈深處一個再也化不開的心結(jié)。

　　父親病逝后，祖父還在獄中，魯迅是長子，別無可以支持或重振家庭的人，生活更加窮困，更壞的是，鄰居中還傳著魯迅“已經(jīng)偷了家里的東西去變賣了”的流言，這使魯迅“覺得有如掉在冷水里”，“便連自己也仿佛覺得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便急于要離開紹興城了，“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去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然以時人的眼光看，讀書應(yīng)試才是正路，學洋務(wù)，便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受奚落。但魯迅終于去進了K學堂，畢竟，避開那些熟悉而恐怖的目光，對于自家庭變故以來一直處于“被看”的屈辱之中的魯迅而言便是一種相對的解放。

　　五

　　但是，魯迅轉(zhuǎn)赴日本留學后，他以前心中積淀下來的“被看”的創(chuàng)傷要面臨新的危險。

　　“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jié)，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云”。然而魯迅沒有看櫻花的興致，因為弱國子民的身份，難免要成為日本人眼中的看點�！暗�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jié)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shù)脤W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辯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fā)髻，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這些“清國留學生”在看櫻花時，他們自己的丑態(tài)卻同時成為日本人眼中的“風景”，但是他們對于自己的“被看”卻渾然不覺，所以遭到魯迅的辛辣嘲諷。

　　魯迅不僅為他們之“被看”而焦慮，更為自己焦慮。這些“清國留學生”會牽連到魯迅，雖然魯迅自己已經(jīng)把辮子剪掉，但在日本人眼中，魯迅和這些“清國留學生”無異，都是“支那”人，太抵是可以同等看待的。對此，魯迅頗為焦慮，對這些“清國留學生”有一種分離感，故而一邊辛辣地諷刺他們，一邊想避開他們了，“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隨后，魯迅從東京來到仙臺，進了醫(yī)學專門學校。按魯迅的記述，那時仙臺還沒有中國的學生，所以魯迅自然要淪為被看物：“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是店頭，尊為‘膠菜’；
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yōu)待，不但學校不收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币匀鯂�子民的身份及稀有之緣故受優(yōu)待，讓魯迅很不是滋味。在調(diào)侃和自嘲中，魯迅無奈地承受著“被看”的屈辱及因之而牽出的心中的隱痛。

　　考試成績發(fā)布時，一百多個同學之中，魯迅排在中間，并不算好，“不過是沒有落第�！钡�魯迅卻難逃被“矚目”的命運，日本同學中傷魯迅，說解剖學試驗的題目，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魯迅預(yù)先知道，“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如果說前述魯迅對“清國留學生”的諷剌及拿自己與白菜、蘆薈作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魯迅有切身的“被看”的創(chuàng)傷而對“被看”過度敏感的話，那么這一次的“被看”卻切切實實地刺傷了魯迅，故而他憤激地說道：“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shù)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魯迅心中的被看的創(chuàng)傷因此添了新的傷口——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被看”的創(chuàng)傷，這樣的創(chuàng)傷大大強化了魯迅的民族國家觀念。

　　“漏題事件”后不久，又“發(fā)生”了著名的“幻燈片事件”。按魯迅的敘述，在這一次“被看”中所受的巨大刺激使魯迅作出了“棄醫(yī)從文”的決定，走上了啟蒙之路，“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y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是多少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六

　　如果我們把“幻燈片事件”去掉，就會發(fā)現(xiàn)：家庭的變故使一度高高在上要么被人仰視要么俯視他人的少爺魯迅跌入了“被看”的恥辱困境之中，這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創(chuàng)傷，所以，魯迅后來在其文學寫作中反反復(fù)復(fù)地抨擊“看客”其實是向“看客”們“復(fù)仇”。也就是說，“幻燈片事件”很可能只是魯迅的虛構(gòu)，籍“幻燈片事件”，他的“復(fù)仇”行動穿上了“啟蒙”的合法外衣。本來基于安撫個人生命歷程中“被看”之創(chuàng)傷的“復(fù)仇”行動經(jīng)“幻燈片事件”的話語設(shè)置卻轉(zhuǎn)化成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啟蒙運動：“國民性批判”。

　　退一步而言，即使“幻燈片事件”離事實并不遠，我們的結(jié)論仍然是有效的。因為我們可以把魯迅的“被看”的創(chuàng)傷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層即為魯迅在家庭變故后積淀下來的“被看”的創(chuàng)傷，第二層則是魯迅到日本后在民族國家層面上遭遇的“被看”之痛。但第一層才是最根本的，最讓魯迅耿耿于懷。第二層創(chuàng)痛再怎么激烈也不能和第一層相比。甚至可以說，魯迅在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被看”之痛對他心理的影響是微小的，它的實際影響則是誘發(fā)、刺痛、加劇甚至是撕裂魯迅個人生命歷程中“被看”的創(chuàng)傷即第一個層面的“被看”之痛。

　　所以，在“幻燈片事件”中，民族國家層面上的“被看”之痛實際上只是一個意外而劇烈的誘發(fā)因素，它終于撕裂了魯迅的陳傷。幻燈片中出現(xiàn)的中國人把魯迅推入了一種非常難堪的“被看”之境地：他的日本同學看完幻燈片中的中國人，自然會看現(xiàn)場的唯一的中國人——魯迅，而且最讓魯迅難以忍受的也許是，他的日本同學看他時會認為他和幻燈片上的中國人無異。然而魯迅自認是與幻燈片上的中國人不一樣的。我們在前面說過，魯迅擔心自己被納入日本人眼光中時與那些“清國留學生”無異，故對這些“清國留學生”有一種分離感，并想避開他們。然而這一次，中國人卻從幻燈片中闖了出來，如此突然，魯迅是沒法避開了，惟有默默承受這些麻木的示眾者及看客們帶來的恥辱和難堪。

　　而且，幻燈片上的看客們——這些“我久違了的中國人”更讓魯迅想起了年少時家庭變故后，那些對他施以白眼和侮蔑的看客們，積淀多年的“被看”的創(chuàng)傷終被撕裂，引發(fā)了更加劇烈的痛苦。

　　魯迅終于決定向看客們發(fā)出反擊了，“棄醫(yī)從文”，批判和改造那些麻木的看客，甚至，對他們“復(fù)仇”。于是，魯迅筆下就有了一道很別致的風景——對看客的反復(fù)描寫與批判。然而魯迅心中的“被看”的創(chuàng)傷似乎根本難以痊愈，在魯迅的文字中，我們常常能感受到它的悸動以及因此而牽出的陣陣隱痛。

　　結(jié) 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的“啟蒙”激情與其個人生命歷程中的個人創(chuàng)傷（特別是家庭變故所帶來的一系列恥辱）有著隱秘的聯(lián)系。這一發(fā)現(xiàn)可以修正詹姆森著中著名的“民族寓言”理論。[9]詹姆森極大地簡化了主體的復(fù)雜狀況，這很容易導(dǎo)致對個人體驗的閹割。與詹姆森把所有第三世界文本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這一提法相反，我們要從民族國家拯救魯迅。魯迅是啟蒙者，是愛國者，但這只是魯迅的一部分。如果把作為啟蒙者和愛國者的魯迅毫無節(jié)制地放大和夸張，那么作為一個整體的、復(fù)雜的和活的魯迅就被簡化了，成為一個空洞的符號。只有把魯迅從“民族國家”、“啟蒙”等神話中剝離出來，我們才有可能“走近魯迅�！�

　　魯迅研究一直陷在意識形態(tài)的泥沼中。現(xiàn)在，魯迅研究雖已不再受政治的挾持，但它卻仍籠罩在“啟蒙意識形態(tài)”之中。離魯迅的啟蒙立場太近是當代魯迅研究的通病。筆者擬通過重釋“幻燈片事件”這一個案研究，對那種深陷“民族國家”、“啟蒙”等意識形態(tài)陷阱的魯迅研究范式進行反思，誠望有拋磚引玉之效。

　　注釋：

　　[1] 李歐梵，羅崗：《視覺文化·歷史記憶·中國經(jīng)驗（代序）》，見羅崗等主編：《視覺文化讀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2] 張閎認為“這張?zhí)摌?gòu)出來的幻燈片具備了‘圣人傳說’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要素：示眾者/看客；
啟蒙者/蒙昧的眾生；
墮落/拯救……接下來的故事就這樣被講述：一個身居異鄉(xiāng)的年青人，通過一張幻燈片（真正的‘幻相’�。。┛吹搅吮娚�‘麻木’的魂靈，由是翻然徹悟并出走，后幾經(jīng)修練，終成為民族靈魂的啟蒙者和拯救者。一個‘神話’誕生了！我們可以從佛陀的‘頓悟’傳說或其它許多神話傳說中找到這一情節(jié)的原型�！睂嶋H上，簡單地批評和指責“幻燈片事件”是“幻相”和“神話”并不難，只是也“未免過于戲劇化了”。張閎：《走不近的魯迅（摘編）》，www.tztvu.edu.cn, 2006-4-12。

　　[3] 周蕾在《視覺性、現(xiàn)代性與原始的激情》一文中對“幻燈片事件”提出了一種頗有沖擊力的闡釋。周氏認為，“幻燈片事件”“首先而且根本上是一次視覺性的遭遇”， 電影媒介本身的直接、粗暴和殘酷的力量并不遜于行刑本身的暴力：“與受害人將要經(jīng)歷的砍頭極為相似，電影圖像在魯迅身上所造成的影響也是一次打擊”。

受到震驚和威嚇的魯迅難以應(yīng)對電影圖像，于是逃回文字的世界，而“這就是魯迅甚至現(xiàn)代文學的問題所在”。周蕾對“幻燈片事件”的解釋很有新意，但過分夸大了影像的力量。而且，周氏忘記了很重要一點：她所面對的“幻燈片事件”是由文字話語組織而成的，而不是電影圖像本身。周蕾：《視覺性、現(xiàn)代性與原始的激情》，見羅崗等主編：《視覺文化讀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278頁。

　　[4] 李歐梵：《一個作家的誕生——關(guān)于魯迅求學經(jīng)歷的筆記》，見《國外魯迅研究論集（1960-1981）》，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頁。轉(zhuǎn)引自張頤武：《“現(xiàn)代性”與“凝視”的焦慮》，載《東方叢刊》第3輯，第157頁。

　　[5] 張頤武：《“現(xiàn)代性”與“凝視”的焦慮》，載《東方叢刊》第3輯，第157-158頁。

　　[6] 葛紅兵：《屈辱與抗爭——留學經(jīng)歷對魯迅﹑郁達夫影響片論》，載《臨沂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第82頁。

　　[7] 朱自清：《朱自清散文經(jīng)典》，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5頁。

　　[8] 趙黎明：《魯迅的反“看客”思想探微》，載《廣西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6期，第64頁。

　　[9] 詹姆森認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yīng)該把這些本文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第三世界本文，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guān)于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本文，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guān)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jīng)_擊的寓言�！盵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譯，見張京緩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1993年版，第234-235頁。

　　索良柱（1979-），男，復(fù)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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