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新制度經(jīng)濟學家們（New Institutionalists）[i] 圍繞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這一核心概念，進行了大量且廣泛的研究，并取得了許多理論進展。但迄今為止，他們似乎并沒認真考慮過“交易惠利”（transaction benefits）問題，從而也沒可能認真考察（甚至有時竟直觀地誤解了）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要理解新制度經(jīng)濟學研究領域中這一尚待開拓研究之主題的意義，還要從新制度學派與新古典主流經(jīng)濟學的關系談起。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積累性發(fā)展的新古典主義，逐漸衍生成了當代經(jīng)濟學的主流。以一般均衡理論為靈魂的新古典主流經(jīng)濟學，以其精美的理論和數(shù)學分析語言，匯集了無數(shù)人類杰出思想家的智慧，極大地推進了人類對社會經(jīng)濟現(xiàn)象的理解。然而，正如諾思1993年在其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獎演說中所言，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中，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制度空缺”（institutions free）。按照諾思的解釋，在一般均衡的效率市場（efficient market）中，[ii] 是容不下交易費用的（North, 1994）。換句話說，正是因為新古典的理論框架假定市場交換中的交易費用為零，作為市場運行框架的的社會制度在理論上就變得可有可無得了。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許多經(jīng)濟學家（如Foley, 1971; Hahn，1971；
Niehans，1971；
Kurz，1974a，1974b；
Ulph & Ulph，1975; Repullo, 1988; Furubotn, 1991, Arrow & Hahn, 1999）曾對此做了深入的理論探討。汪丁丁（1998）在前兩年撰寫的有關產(chǎn)權博弈的三篇論文中，也對這一理路，做了博弈論的解釋。

　　正是瞅準了新古典主流學派框架中的“制度空缺”這一致命弱點，獨具慧眼的科斯發(fā)現(xiàn)并在理論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這一概念。照科斯看來，如果市場中的交易費用不為零 —— 正如現(xiàn)實世界的實情一樣 ——，那制度分析可就重要了（institutions matter）。新制度經(jīng)濟學中的“科斯定理”，如果說還沒有像博弈論的發(fā)展那樣曾引發(fā)了當代經(jīng)濟學一場悄悄的革命的話，它至少改變了人們對現(xiàn)實經(jīng)濟世界的看法，使理論經(jīng)濟學更進一步接近對現(xiàn)實的認識。

　　把交易費用和制度分析引入理論經(jīng)濟學的思考，自然是以科斯和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jīng)濟學的一大理論貢獻。然而，這里的問題是，在人世現(xiàn)實生活中，難道交易只有費用（成本）[iii]，就沒有收益？肯定有。亞當·斯密的“分工”原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以及新古典的“消費者剩余和生產(chǎn)者剩余”理論，說到底不都是在講市場交換和交易的益處？但進一步的問題是，社會和市場中交易的益處如何把握？又如何一般衡量？交易的收益與交易費用的關系又若何？看來，這就有必要引入“交易惠利”這一概念了。

　　那么，如何理解現(xiàn)實中的“交易惠利”呢？這里，我們似沒必要先給它下個什么定義。講到“交易惠利”，一些讀者可能會自然聯(lián)想到經(jīng)濟學中的“卡爾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

　　什么是“卡爾多—�？怂剐�率”呢？簡單點，可以這樣解釋：如果阿甲將自己的某種商品認定為值5美元，而阿乙將其商品認定為值12美元，在此情況下，如果兩人以10美元的價格（事實上可以是5美元到12 美元之間任何價格）進行交易，就會創(chuàng)造7美元的社會總收益（福利）。因為，在10 美元的價位上，阿甲認為他獲得了5美元的境況改善（利潤），阿乙則認為他獲得了2美元的境況改善（消費者剩余）。

　　明白了經(jīng)濟學中的“卡爾多—�？怂剐�率”，自然會增進我們對市場中交易惠利現(xiàn)象之存在的理解。因為，這種“卡爾多—�？怂剐�率”，說到底就是一種“交易惠利”。進一步的問題似乎自然是，筆者這里所說的“交易惠利”，是否就是經(jīng)濟學中的“卡爾多—希克斯效率”？現(xiàn)在初步想來，似乎是，又似乎不全是；
或更精確地說，主要是，又不完全盡然。

　　讓我們舉個想象中例子來說明這一理路。假如制度經(jīng)濟學家張先生新出了一本《新制度經(jīng)濟學》的著作，為了推廣發(fā)行，在書店中租了個攤位，簽字促銷。這時，一個青年學子走來，靦腆地說：“先生，我很喜歡您這本新著。但很不好意思，今天我忘記帶錢包了，能不能求您送我一本？”我想，遇到這種情況，張先生一定毫無猶豫地取出一本，送給這位學子，并有可能會大筆一揮，在扉頁上寫下“´ ´ 惠存”。

　　現(xiàn)在，讓我們再來從這個例子中進一步梳理一下，什么是“卡爾多—�？怂剐�率”，什么是筆者所理解的“交易惠利”。這里，我們可考慮兩種交易：一，某甲從新華書店中買一本張先生的《新制度經(jīng)濟學》；
二，張先生贈一本《新制度經(jīng)濟學》給某乙。在前一個交易中，如果張先生認為出書成本（請注意，這里不是指書的理論價值和張先生撰寫此書所化時間的價值）是25元（這里再假定所有售書利潤全歸張先生所有），書店定價是27元，而某甲卻認為30元買這本書也值，那么，如果某甲買了這本書，這一交易就創(chuàng)造了5元“卡爾多—�？怂剐�率”。

[iv] 毫無疑問，這5元“卡爾多—�？怂梗ㄐ�率）增進”， 自然是“交易惠利”。然而，在第二種交易中，情形又是如何？某乙沒付一分一文，就得到了張先生的一本新著。這一“饋贈交易”創(chuàng)造了多少“卡爾多—�？怂剐�率”？很難說，是不是？現(xiàn)在，我們可以這樣推想，某乙得到了一本書，他至少獲27元的交易收益。但張先生呢？他是否就損失了27元，從而使社會的交易惠利為零呢？可能并不如此。因為，我們可以這樣推理，張先生可能會這樣想：“我送了一本書給這位青年學子，我的著作又多了一個讀者，此價不止27元！還說不定，這位青年學子正因為我送他這本書，會在未來成為一位制度經(jīng)濟學家呢！”這樣，在張先生的眼中，他贈出27元一本書，可能不是損失27元，而是或感到無所謂（無損失），或甚至感到獲利（滿足）。那么，照此計算，這一贈書交易，可能至少就有27元甚至更多的交易惠利！話說回來，在這后一交易中，有多少“卡爾多—�？怂剐�率”？說不清楚（因為人們收贈品時往往不計值多少）。但有多少“交易惠利”？卻明擺在那里。但是，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種贈書交易是否也可以被歸結為一種“卡爾多—�？怂乖鲞M”？按照美國一位法律經(jīng)濟學家Jules L. Coleman（1988，pp. 84-86）的理解，這好像可以。[v] 然而，即使可以的話，這一饋贈交易創(chuàng)造了多少“卡爾多—�？怂剐�率”？27元？25元？還是更少？難能說得清楚。但是，如果使用“交易惠利”這個概念，這里就比較容易計算。當然，這要完全取決于張先生贈出定價為27元一本書的所感到的“損失”與“收益”。

　　張先生贈書，這顯然只是一個極普通的例子。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種正社會交易惠利的例子，可能比比皆是。在街頭藝人和圍觀人群之間，就有這種交易惠利關系。在一畫家的免費（以及收費）畫展中，畫家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勞務”支付、自己作品被他人欣賞之滿足，以及欣賞觀眾的“美感”收益，也會構成一定的正交易惠利。進一步推想，在基督教的福音布道會上，在講道人和慕道友之間，不也存在一定的“交易惠利”？后一種情況，自然又適合學術界的大多數(shù)講演人和聽眾之間的信息和知識“交易”。除非一些聽眾聽過某一學術報告后覺得浪費了時間，或感到講演人根本在那里胡說八道，這種交易惠利才可能為零，或為負。

　　這種正交易惠利的理論，自然也適合“請客”的經(jīng)濟分析。人們請客，花了錢，但往往得到的是除了花錢和所花時間之外的“追加”效用（滿意）。于是，在請客者和被請之人之間，就往往會產(chǎn)生這種正交易惠利。特別是請到名人、要人和貴人時，人們往往更會感到是如此（“花這個錢，值！”）。打個比方，假如一位不甚出名的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有機會花了1000元請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阿羅、或阿瑪?shù)賮啞ど�吃了一頓，他心里大概不會暗罵道：“Shit！今天花了1000元，還賠了一個晚上！”而可能會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說：“Great！大駕光臨，蓬壁生輝，幸會！幸會！”是不是？

　　“交易惠利”的經(jīng)濟學解釋力，可能還不限于此。君不見，當代經(jīng)濟學家們的“帝國主義”之風之盛，實在令人瞠目。且不說，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之一的貝克爾（Gary Becker, 1991）先生曾創(chuàng)建了家庭經(jīng)濟學，把人們的擇偶、結婚、生孩子現(xiàn)象，也用經(jīng)濟學的最大化原理來解釋一番；
在當代西方經(jīng)濟學界，甚至出現(xiàn)了宗教信仰的“經(jīng)濟分析”。譬如，有人（如Azzi & Ehrenberg , 1975）曾把人們?nèi)ソ虝�崇拜的時間安排，以及信宗教之人年齡概率分布，也用理性經(jīng)濟人假定來說三道四，“模型模型”（modeling）。更為令人咋舌的是，在1999年第三期《制度和理論經(jīng)濟學雜志》（ Journal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 此刊在除德國之外的西方國家里的一般大學都很難查到，有興趣的讀者可從網(wǎng)上按以下網(wǎng)址查閱：http://www.wiwi.hu-berlin.de/wt1/jite/jite.htm）上，竟出現(xiàn)一篇怪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 Ian Smith竟把《圣經(jīng)》啟示錄中圣徒約翰所描述的“天國再來”和“末世審判”，也用數(shù)學公式來模型一下！讀過這篇文章，你自然會感嘆道：天哪！經(jīng)濟學家們是瘋了、傻了？還是都患了天才納什（John Nash）的那種“偏執(zhí)型狂想癥”？

　　這里且不管經(jīng)濟學家們是瘋了、傻了，還是患上納什的那種“偏執(zhí)型的精神分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有家庭經(jīng)濟學、文化經(jīng)濟學、倫理經(jīng)濟學、宗教信仰經(jīng)濟學、美（或藝術）經(jīng)濟學，詩經(jīng)濟學，請客送禮經(jīng)濟學（ 已美其名曰為“尋租的經(jīng)濟分析” ） —— 如果我們的想象力再豐富一點，假如哪天一位理論怪杰創(chuàng)建了戀愛經(jīng)濟學 ——，那么，在這些現(xiàn)實的和可能的新“經(jīng)濟學領域”中，新古典主義的理性最大化原理，以及新制度學派的交易費用節(jié)約學說，總有“沒招耍”的時候。譬如，在可能想象得到的戀愛經(jīng)濟學中，理性經(jīng)濟人的數(shù)學語言假定之一“多比少好”（交易中所獲物品、勞務、幸福、效用越多越好；
反過來，給定一定的交易收益量，自己所支付的勞務、物品、幸福、效用越少越好），就不適用。因為，在情侶的戀愛“交易”中，一方支付的“愛”越多，他（或她）自己可能越幸福。同樣，新制度學派的（社會現(xiàn)實中）交易費用總不為零的理論洞見，在這里可能也不適用。因為，在情侶間的“愛情交易”中，可能沒有任何交易費用 [vi]（當然你也可以從世俗的眼光說有，如乘公交車、搭的、買音樂會和公園的門票所花費用，為女朋友買鮮花、口紅、香水和為男朋友買“三槍”內(nèi)衣、“鱷魚”襯衫的費用，以及訂婚付給政府民政的登記費，等等），只有“交易惠利”（即越愛愛越多，每次愛的支付與收益不是“負反饋”式的遞減，而是“正反饋”式的遞增。反過來，如果情侶之間鬧了別扭，情形恰好相反）。所以，在請客的經(jīng)濟分析、戀愛經(jīng)濟學、藝術經(jīng)濟學以及詩經(jīng)濟學中，現(xiàn)有經(jīng)濟學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包括理性最大化和交易費用總為正的信條），可能會被翻個“底朝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所說的“交易惠利”原理，可能仍然“正立”著。單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說，交易出經(jīng)濟，交易是經(jīng)濟。交易費用存在本身就是為經(jīng)濟而經(jīng)濟。說得更清楚一點，交易費用本身并不是為阻抑社會的交易和交往而產(chǎn)生，而是交易和市場交換的一種促進力量，一種保障機制。一句話說完，交易費用為交易惠利而產(chǎn)生，而存在！

　　這里須指出，辨識出了市場交換中的“交易惠利”的存在，可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半。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在人類歷史上的任何社會中，交易費用與交易惠利大都是會呈正相關關系的。事實上，諾思1985年在《歐洲經(jīng)濟史雜志》上發(fā)表的“歷史上的交易費用”一文，已對此做了歷史的考察，盡管他還沒從理論上歸納出這一點。另外一點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盡管如科斯、諾思和其他新制度經(jīng)濟學家們所推想的那樣，具體的“制度創(chuàng)新”、“組織創(chuàng)新”和“技術創(chuàng)新”，可以在同一社會經(jīng)濟制度的整體框架中節(jié)約交易費用，但有一點卻似無可置疑：交易費用自然會隨著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交易惠利的巨大增加而呈遞增趨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但在絕對量上如此，在與國民收入之比其相對量也肯定會如此。John Wallis和諾思在1986年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從1870年到1970年，“交易費用”占美國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比重從25% 增加到45%。單從這一點，我們可以非常容易地確信這一斷想。但是，這里必須指出，在1988年發(fā)表的一篇題為“制度、經(jīng)濟增長與自由：一個歷史的引介”的文章中，諾思明確指出，“交易費用的下降，是歷史上經(jīng)濟增長的關鍵源泉（a critical historical source）”。[vii] 筆者認為，諾思似乎在這里明顯地犯了一個重大的理論錯誤。因為，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經(jīng)濟史，我們只能得出與諾思完全相反的結論：交易費用的增加，是歷史上經(jīng)濟增長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對歐美社會的近現(xiàn)代經(jīng)濟增長來說，更是如此。

　　由于交易費用本身是為交易惠利而產(chǎn)生、而存在，且二者在近代、現(xiàn)代以及當代經(jīng)濟史上肯定會是呈正相關的增長趨勢，經(jīng)濟學家們沒有必要從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論視角，把交易費用看成是經(jīng)濟學中“洪水猛獸”，也更沒有必要如新制度經(jīng)濟學家們所信奉的那樣，把交易費用之節(jié)約看成是當代經(jīng)濟學的“當務之急”。因為，交易費用畢竟是維持社會經(jīng)濟制度運作的“必要”和“必然”成本。任何（微觀）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組織創(chuàng)新”，無疑一般會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費用。但零交易費用世界肯定不會在人世間存在。如存在，也只能存會在如張五常（Cheung, 1987）所認為的那種魯濱遜漂流記中的“一人孤島社會”之中，[viii] 或在上帝的天國之中（？）。更何況，如果有（具體的）“制度創(chuàng)新”或“組織創(chuàng)新”的“社會收益”（social profits of institutional o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我們可以初步把它想象為這類創(chuàng)新所帶來“交易惠利”與“交易費用”之差 [ix]）的話，其絕對量肯定是會隨著社會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而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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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篇短文的主要觀點，是作者不久前在倫敦經(jīng)濟學院與陶濤博士的一次有關交易費用和“業(yè)主—代理”理論的交談中形成的。這篇短文寫出后，又得到陶博士的許多頗有見地的評論，得益良多。這里謹志謝忱。

　　[i] 關于英文“institution”一詞的中文譯法，請參閱拙著（韋森，2001）《社會制度的經(jīng)濟分析導論》序，第一和第四章。

　　[ii]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當時在倫敦經(jīng)濟學院的Frank H. Hahn（1971, p. 418）就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但迄今卻仍不大為經(jīng)濟學家們所注意的理論洞見：“均衡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率的”。這就與諾思的觀點大相徑庭。但在最近的研究中，阿羅和Hahn通過運用“具有‘阿羅證券’（Arrow Securities）的純交換經(jīng)濟”的兩個時期的均衡模型，對Hahn本人這一早期的觀點做了些所修正（參見Arrow & Hahn, 1999）。

　　[iii] 這里，大家不妨聯(lián)想一下，在1988年發(fā)表在《經(jīng)濟史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中，John Wallis和諾思曾提出“是否應該從GNP中扣除交易費用”這樣的問題。Niehans （1971，1987，1994）也曾認為，與想象的無交易花費世界相比，交易費用必然降低社會福利。

　　[iv] 嚴格來說，這通過交換而產(chǎn)生的5元好處是一種“卡爾多—希克斯增進”（Kaldor—Hicks improvement），或者說通過交換而達至的一種“卡爾多—�？怂剐�率”。很顯然，這一“卡爾多—�？怂乖鲞M”也是“帕累托增進”（Pareto improvement或Pareto superior）。但我們必須謹記，并不是所有的“卡爾多—�？怂乖鲞M”都是“帕累托增進”。

　　[v] 如果這樣來理解的話，有幾乎所有的交易惠利又都可被歸結為“卡爾多—�？怂剐�率（增進）”。

　　[vi] 陶濤對此評論到：“我以為‘愛情交易’中的交易成本可理解為等待、猜測、妒忌所引發(fā)的精神損失，以及搜尋對方是否真愛自己的信息成本等。所以愛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這一見解頗有一定的道理。

　　[vii] 據(jù)諾思自己說，他是根據(jù)他自己在1968年所做的從1600年到1850年間海洋航運業(yè)的歷史研究所得出這一結論的。然而，雖然這里我們無法否認這一行業(yè)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史實，但我懷疑諾思這一研究的理論視角本身就有問題。加之，在讀過諾思的這篇早期論文后，我竟找不到“交易費用”這樣的字眼。這里，很顯然，諾思本人在后來把他早期關于海洋運輸業(yè)的整個運費的降低，誤認為這個行業(yè)在這個時期交易費用的降低。所以，即使從諾思這一史實研究中，我們也得不出交易費用的下降，是這一行業(yè)增長的原因這一結論。同理，Wallis和諾思本人在后來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的從1870年到1970年間交易費用占美國GNP的比重從25%增加到45%這一現(xiàn)象，又如何解釋？如果諾思的這一理論斷想能夠成立，既然這一時期美國經(jīng)濟中的交易費用比重增加如此之多，那美國經(jīng)濟豈不是要成負增長了？但誰（包括諾思本人）又能否認，這一時期美國經(jīng)濟幾十倍、幾百倍甚至更多的增長？這里，諾思豈不是用了自己的“矛”，戳了自己的“盾”？很顯然，諾思和其他新制度經(jīng)濟學家們只看到交易費用是一種成本、代價，從而把它誤認為一種經(jīng)濟增長的逆反力量，而根本沒有意識到交易費用本身就是經(jīng)濟增長的一種促進力量，一種保障機制。

　　[viii] 根據(jù)張五常的分析理路，一些經(jīng)濟學家甚至發(fā)現(xiàn)，在魯濱遜的一人孤島社會中，也有交易費用。因為，魯濱遜還要花費一定的資源，來阻止老鼠（或螞蟻？）啃他的面包（參Davis, 1986, p. 155, ft. 4）。然而，Wallis和諾思（1986, p. 385）對這種“不經(jīng)過交換”而保護自己的財產(chǎn)所花的費用是否就是交易費用置疑。用他們的話來說，不管是在一個孤島上在柴門上放把鎖防止聰明的猴子進來偷東西，還是在紐約曼哈頓區(qū)的公寓中安裝防盜裝置以防小偷，這種買鎖和防盜所花費用是否就是交易費用？他們的回答是不知道。

　　[ix] 在諾思那里，這一交易惠利和交易費用之差被界定為“交換的凈收益”（the net gains of exchange）。諾思（North, 1990, p. 31）認為，這種“交換的凈獲益”，“就是新古典理論和國際貿(mào)易模型中的標準獲益（standard gains），減去度量和監(jiān)督合約以及由于監(jiān)督不完備所造成的損失之差”。在另一個地方，諾思（1990，pp. 92-104）亦把這一差額稱之為“制度的遞增收益”（increasing returns to institutions）。

　　2000年圣誕于劍橋

　　本文曾刪節(jié)發(fā)表于《經(jīng)濟學消息報》第431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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