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如今美國大學有超過一千六百萬的學生，是歷史上人數(shù)最多的時期。再過兩年這個數(shù)字將超過一千七百萬，而且會繼續(xù)增長，因為2008年的高中畢業(yè)生是歷史上人數(shù)最多的。現(xiàn)在18到24歲的年輕人中將近70%的在上大學，高中畢業(yè)生中的80%以上要上大學。上大學幾乎成為我們社會年輕人必須度過的人生階段，成為找到中產(chǎn)階級工作的必要條件。

　　今年的新生進入大學校園后，會看到一個奇特的世界，里面有赫赫有名的運動專業(yè)、工商管理專業(yè)、大型科學研究所等用左翼意識形態(tài)術語確定自身定位的種種機構。這種情況在100所左右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的名牌大學里尤其明顯，它們都是能夠從眾多申請者中挑選優(yōu)秀學生的單位。對于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院系也是如此，它們認定學術機構的政治和社會功能。這些學生進入了我們可以稱為“左派大學”的世界。

　　左派大學的意識形態(tài)是反對美國，反對資本主義的。按照我的理解，左派大學主要是為長期以來遭受西方壓迫的受害者群體---女人，黑人，墨西哥人，同性戀者，以及其他被官方認定的受壓迫者群體爭取平等權利，為這些人代言。這就是每個大學系主任，教務長，校長都必須發(fā)誓遵從和忠誠的所謂的“多樣化”意識形態(tài)。

　　其實，當代大學的多元化只是表現(xiàn)在定義和意識形態(tài)上，不是在實踐和現(xiàn)實生活中。斯坦利•羅思曼（Stanley Rothman）,羅伯特•林奇特（Robert Lichter）,尼爾•內維特（Neil Nevitte）最近對大學教師的全國性調查顯示超過72%的人擁有自由主義或者左派的核心觀點，而只有15%的人擁有保守派觀點。該調查還發(fā)現(xiàn)特別是1980年以來，學術界的輿論穩(wěn)定地往左派方向移動，因為受60年代思潮影響的人開始控制學術界的大權。在政治觀點與學術問題密切相關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觀點的分布更是向左派傾斜。和從前的教授不同，現(xiàn)在的許多老師相信自己有責任在課堂教學中宣傳政治觀點。因此名牌大學的學生報告說他們在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學習中不斷受到政治宣傳的轟炸。

　　該研究者還發(fā)現(xiàn)大學教師中民主黨員占總數(shù)的一半，而共和黨員的比例只有11%。沒有人會感到吃驚，因為推動大學的元化意識形態(tài)正是民主黨的核心觀念。其他研究者也發(fā)現(xiàn)更加傾斜的分布比例。圣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經(jīng)濟學家丹尼爾•克萊恩（Daniel Klein）在對全國教授的調查發(fā)現(xiàn)在人文社科領域民主黨教授和共和黨教授的比例是7：1。與此同時，大學管理者和學院繼續(xù)推動多元化運動，雖然大學已經(jīng)在教授們最應該關心的思想領域嚴重地一元化了。

　　這就是左派大學。它們已經(jīng)與美國社會上的其他自由派團體、左翼機構如好萊塢，工會組織，大型慈善基金會，新聞媒體，當然還有民主黨結為非正式的政治同盟。所有這些機構都信奉多元化的意識形態(tài)，為學術界在不斷左傾的進程中提供政治保護和鼓勵。

　　但是有跡象表明左派大學的日子屈指可數(shù)了。左派意識形態(tài)很快就要遭遇新一波的變化和改革。為了弄清楚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變化，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美國大學比較長的發(fā)展歷史。

　　第二章

　　在美國歷史從1636年哈佛學院成立到1900年左右相當長的時期內，大學在改變美國經(jīng)濟和政治發(fā)展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很微小。在整個殖民地時期和公立大學成立的19世紀初期，高等教育機構基本上是按英國模式建立起來的，由新教教派如公理會，圣公會，或者長老會創(chuàng)立或控制。這些機構的目的是培養(yǎng)性格，給年輕人傳授知識和正確的原則以便他們能從事教學，傳教，或者法律等工作。很少人會認為這些地方是產(chǎn)生新知識或者進行創(chuàng)造性實驗研究的所在。英國和美國一樣，研究和科學發(fā)現(xiàn)是由非學術性機構資助的，比如位于倫敦的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或者位于費城的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由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創(chuàng)立）。

　　美國締造者中確實有些人對學術機構在新政府中充當?shù)淖饔梅浅８信d趣，但是美國革命的領導人和憲法起草者中有很多在新生國家成立之前就存在的9所大學里上大學。比如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和約翰•杰伊（John Jay）曾在國王學院（后來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在威廉和瑪麗學院（William and Mary）上學，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新澤西學院（后來的普林斯頓）學習，富蘭克林曾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尤其是杰斐遜和麥迪遜在上大學期間接觸到自由的理想和限制性的政府，研究了約翰•洛克（John 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以及其他英國啟蒙運動的杰出人物的著作。在大學時代，他們陶醉在哲學研究里，后來把這些思想作為新國家的綱領。但是這些人明白他們不是作為學者或者大學教授而是作為“文學家的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的成員（杰斐遜的話）。他們在歷史和哲學方面造詣很深，學習古典語言和政治為的是使用過去的經(jīng)驗解決現(xiàn)實存在的實際問題。

　　杰斐遜或許因為自己的學術經(jīng)驗，對大學應該培養(yǎng)年輕人進入“文學家共和國”，成為真正共和國的聰明領導人的觀點不以為然。就像麥迪遜一樣，他明白他們幫助建立的新共和國的秩序要求學術機構比已經(jīng)存在的大學更多世俗和哲學觀點，更少宗教和職業(yè)色彩。在他們當總統(tǒng)期間，都建議按照這個目標成立公立大學，但是這些建議在國會里得不到贊同，因為很多議員相信共和國的安全建立在國家機構的設計上而不是培養(yǎng)領導階層的人的脾性上。麥迪遜本人在憲法辯論的時候就提出的觀點。因此，杰斐遜的晚年把主要精力轉向創(chuàng)立弗吉尼亞大學，他認為這是共和國新型大學的原型，要招收該州最優(yōu)秀的學生，為他們提供用希臘羅馬語言和歷史講授的世俗教育，實際科學，和對憲法的正確理解。他活著看到了愿望的實現(xiàn)，1824年參加了大學的成立慶典（和麥迪遜和拉斐德（Lafayette）一起），兩年后他就去世了。

　　但是杰斐遜對新共和國政治培養(yǎng)人才的新大學視野夭折了。美國從1830年開始日益嚴重的地方主義以及對奴隸制和西部擴張的癡迷破壞了杰斐遜超越地理，個人背景和狹隘利益的文學家共和國的理想。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描述的贊美平等和普通人的新興杰克遜文化，對不切實際和貴族化傾向的機構表現(xiàn)出懷疑和不安。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和他的支持者嘲笑公立大學缺乏民主，是對普通人的公開侮辱。曾經(jīng)被稱為“拓荒者民主”（Pioneer democracy）明目張膽地懷疑專家的智慧。這個時期建立的新大學多數(shù)都是根據(jù)職業(yè)目標而不是杰斐遜理想指導下成立的。

　　因此，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學術機構的運行和改變美國面貌的重大經(jīng)濟和政治事件沒有什么聯(lián)系。大學對于1820年代和1830年代新教的復興，杰克遜主義的崛起，廢奴運動的蓬勃發(fā)展，共和黨的出現(xiàn)，南方的脫離聯(lián)邦，內戰(zhàn)后工業(yè)的崛起，甚至像超驗主義思想運動等都無可奈何。那個時代的大企業(yè)家比如卡耐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或者喬治•普爾曼（George Pullman）都是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大學經(jīng)驗的白手起家者。那個世紀最重要的兩位總統(tǒng)杰克遜和林肯連正規(guī)的教育都很少。大學沒有舉行什么活動比如運動比賽，或者名人演講，無法成為公眾注目的中心。大學專注于教學意味著其影響力沒有超越本地圈子，也意味著大學內部不可能形成學術企業(yè)中心或等級結構。因此，在內戰(zhàn)將近結束的時候，大學在美國生活中仍然處于邊緣的位置。

　　第三章

　　勞倫斯•維希（LAURENCE VEYSEY）在《美國大學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中描述了現(xiàn)代大學形成于1870年到1910年。在這個階段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中，大學開始打破以前與宗教團體的聯(lián)系，擁抱世俗的原則包括科學，進步，民主等，采用了確定高等教育到如今的研究規(guī)范和學術自由等。

　　大學的現(xiàn)代結構，即分成由一幫管理者掌握的幾個系和學院是在這個階段制訂下來的。也是在這個階段，兩大重要的改革---研究生院和選修課制度---被引進大學體制中。這是首批學術革命，創(chuàng)立了當今時代的大學，促使學術機構進入他們在當今生活中占據(jù)的優(yōu)越地位。

　　在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里，由于受到地方派系沖突消失，拓荒者臨近終結，科學和產(chǎn)業(yè)的興起，以及愿意把手里積蓄的巨額財富興辦教育的富豪的鼓勵等，高等教育迅速發(fā)展。從內戰(zhàn)結束到1890年，美國的大學數(shù)量從500所一下子翻了一番達到1000所，學生數(shù)量翻了兩番超過了15萬人。到1910年的時候，大學在校學生人數(shù)已經(jīng)達到35萬人。我們當今許多最有影響力的大學都是在這個時期創(chuàng)立的，包括芝加哥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斯坦福大學，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和克拉克大學（Clark）都是由富豪商人經(jīng)濟上的支持的。這個時期的學術革命主要是由大學校長指導和推行的，這些人包括哈佛校長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霍普金斯校長丹尼爾•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康乃爾校長安德魯•懷特（Andrew White）,芝加哥大學校長威廉•雷尼•哈伯爾（William Rainey Harper）,斯坦福校長大衛(wèi)•斯塔爾•喬丹（David Starr Jordan）和普林斯頓校長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梢韵胍姶髮W校長的聲望多么大，普林斯頓校長威爾遜在1910年參加競選新澤西州州長，兩年后當選美國總統(tǒng)。

　　這次革命的智慧靈感和機構模式并不是來自杰斐遜或者弗吉尼亞大學，或者任何別的美國源頭。而是來自18世紀初期給德國學術界產(chǎn)生革命變化的理想主義者。大學模式來自1810年普魯士教育部長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創(chuàng)立的柏林大學，他受到理想主義哲學家費希特（Fichte）康德（Kant）黑格爾（Hegel）的影響，這些人認為學者的任務是尋求不受政治和宗教當局約束的科學、哲學和道德上的真理。最開始是研究機構的柏林大學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真理不是已知的，傳授下來的東西，而是不斷探索和不斷修正的內容。它納入了大學教授選擇研究內容和擔任課程的自主性做法，把學生看作科學研究領域中的初級合伙者，也就是說在接受培訓的研究者和教授。這種新的機構把大學的目的從神學，傳統(tǒng)，和職業(yè)教育引向科學和世俗研究的方向。同時大學也拋棄了轉向古典作家尋求道德教育和政治指導的做法。新大學因而把教授而不是學生，宗教團體或者公共官員置于機構的核心地位，因為是教授最終決定研究什么，講授什么。

　　德國研究型大學的模式在美國內戰(zhàn)后的及時年里迅速推行開來，1876年霍普金斯大學成立，作為第一個主要從事研究生教育的機構。已經(jīng)去世的學者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把這稱為“西半球學術歷史上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個事件。”希爾斯指出這個創(chuàng)新給其他院校施加了壓力也必須建立自己的研究機構和研究生院。哈佛很快就成立的自己的藝術和科學研究生院，以便跟上霍普金斯。斯坦福大學是按照類似的原則1891年成立的，緊跟著加州大學成立。洛克菲勒資助成立的芝加哥大學成立于1892年，大學老師的選聘和晉升主要根據(jù)科研成果。中西部的大學尤其是密執(zhí)安，威斯康星，伊利諾斯等都在擁抱研究型大學模式。就是在這里霍普金斯的改革，出現(xiàn)了大學之間競爭地位和名聲的重要領域，通過這種競爭，美國的現(xiàn)代大學誕生了。

　　希爾斯強調美國采用德國大學模式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當然是正確的。在美國，就像在德國一樣，研究模式讓教授的地位從教師轉變?yōu)楠毩⒌膶W者和研究者。教授不再傳授普遍接受的真理和傳統(tǒng)的道德理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是在追求新知識的情況下對這些真理和理想進行嚴格的考察和審視。教授們作為科研機構的新職員很快就宣稱他們是決定課程內容，新教師聘用和提升等問題的權威。給予教授教學和科研廣闊空間的學術自由的現(xiàn)代原則也是作為這些前提的自然后果而確立了。正如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說法律就是法官說過的話，改革后的大學就是大學教授決定要做的事情。

　　隨著現(xiàn)代大學逐漸成型，大學老師開始組建專門的院系，或者科室，各自有自己學習，研究和發(fā)表成果的正式規(guī)定。正是在這個時期各種學會開始成立，包括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84)，美國經(jīng)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885),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1899),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03),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05)這些都是全國性的學會，每年舉行全國大會，出版專門刊登代表本協(xié)會研究成果水平的刊物。這些協(xié)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全國性的團體，它們讓教授的注意力從自己學校的學生身上轉向全國各地其他院校中的本專業(yè)同行。各自領域的教授的地位建立在他們發(fā)表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而這些成果又成為決定本專業(yè)甚至本研究所在全國地位的新基礎。

　　因此現(xiàn)代大學的出現(xiàn)產(chǎn)生了專業(yè)知識分子階層，也就是靠思想生活的男人（當然也包括一些女人）。在此之前，美國的智慧生活是由牧師和貴族（開國元勛們）控制的，到了19世紀是有獨立思想家支配的，他們通過出版著作和文章獲取收入。現(xiàn)在大學教授比如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也因為發(fā)表的著作和文章成為名人。不可否認的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最終開始思想趨同。當然在美國大學里成為明星的專業(yè)知識分子也是如此。

　　第四章

　　洪堡特、康德也一樣，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他們同情自由，理性，啟蒙運動對宗教，神學和傳統(tǒng)的批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他們的學術改革是建立在理性，科學，自由的探索和追求新知識的“自由派”大學。專心創(chuàng)造新知識和質疑老傳統(tǒng)的新大學肯定與追求自由但同時受到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智慧傳統(tǒng)影響的美國政治形成摩擦。美國革命和憲法是建立在18世紀蘇格蘭和英格蘭思想家的著作基礎上，但是現(xiàn)代大學主要受到產(chǎn)生于德國和法國等大陸思想家的著作。哈佛歷史學家默頓•懷特（Morton White）在《美國的社會思想》（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 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中寫到大學革命的許多思想領袖都是蘇格蘭啟蒙運動和英格蘭經(jīng)驗主義傳統(tǒng)的激烈批評者。這些人比如哲學界的杜威、經(jīng)濟學界的托爾斯坦•凡伯倫（Thorstein Veblen），歷史學界的查爾斯•比爾德和詹姆斯•哈威•魯賓孫（James Harvey Robinson），法學界的霍爾姆斯都認為英國啟蒙運動的哲學思想太抽象，不是建立在經(jīng)驗基礎上，不能解決現(xiàn)代生活的具體問題。許多人，尤其是杜威和羅賓遜是通過介紹源于黑格爾的德國歷史思想做出這些判斷的，該派學說強調文化和歷史革命是理解社會和政治的鑰匙。

　　正是從這個立場上，凡伯倫和其他經(jīng)濟學家反對亞當•斯密和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杜威攻擊大衛(wèi)•休謨，比爾德和羅賓遜批評傳統(tǒng)的不能把過去和當今問題結合起來的敘述性歷史學家，霍爾姆斯攻擊那些認為憲法的文字回答了關于法律的所有問題的法學家。這些思想家不僅是大學教授，還是新大學的產(chǎn)物。杜威和凡伯倫都在霍普金斯大學研究生院學習（還有前總統(tǒng)威爾遜），羅賓遜在德國弗萊堡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所有這些人除了不是大學教授的霍爾姆斯以外，都得出結論美國憲法以及背后的哲學在面對現(xiàn)代生活的挑戰(zhàn)時是不夠的。這讓他們尋找新的智慧基礎，來解決政治，歷史，經(jīng)濟，法律，和教育問題。

　　正是通過這些理論現(xiàn)代大學奠定了政治進步主義的思想基礎，國家管理的自由派定位，以及對非黨派專家的依賴。在很多情況下，大學提供了哲學和理論彈藥以外的東西。第一波大規(guī)模的進步政策試驗出現(xiàn)在1890年代初期，當時威斯康星大學為州長和州議會提供研究服務。后來被稱為“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成為眾多學校效仿的模式。大學可以為政府提供信息，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技術指導，以便實行有效率的有智慧的施政，與政府形成伙伴關系。不僅如此，正如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說的，大學要培養(yǎng)擔任法官的專家和用不偏不倚的態(tài)度調停沖突的經(jīng)濟利益的管理者，比如勞資沖突。雖然大學應該充當非黨派的角色，學術機構隱含的目標是通過立法和管理來控制大企業(yè)，很快美國的企業(yè)領袖就明白了。但是這種非黨派的理想是真誠的，進步議題還沒有找到一個家，哪個政黨都沒有接受這些主張。只是到了1930年代，它們在羅斯福當政的民主黨里永遠地安了家。

　　威斯康星思想讓大學的一個新角色大白于天下，那就是把專家和專家知識帶入政治進程中間。這是新興大學和進步運動最明顯的聯(lián)系之一，因為大學是設計和實施進步政策所需要的專家的邏輯上的來源。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大學按照威斯康星模式建立了研究中心，最終導致公共政策學院的創(chuàng)立和公共政策專家群體的形成。從合眾國成立到內戰(zhàn)的80年左右時間里，設計憲法和政策的理論家和將它們付諸實施的是同一批人。比如麥迪遜、杰斐遜，漢密爾頓，以及后來的人物如參議員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副總統(tǒng)約翰•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和林肯總統(tǒng)。隨著大學的興起，政治理論和研究項目越來越多地被學者設計發(fā)明，如杜威，比爾德或者威斯康星教授，他們在選舉政治的領域之外操作，他們的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情況差別很大。對專家的依賴導致自由派人士是政府的代表還是普通百姓的永久矛盾態(tài)度，因為專家雖然以人民的名義發(fā)言，他們也非常清楚如果尋求他們的認可或者贊同是實實在在的巨大風險。

　　所以現(xiàn)代大學和現(xiàn)代自由派運動逐漸形成幾乎同時出現(xiàn)決不是巧合。人們甚至進一步可以說在從內戰(zhàn)后到當今的140年時間里，美國自由主義的命運一直是和大學的命運糾纏不清，一方的重大變化往往伴隨著另一方平行的相應的變化。因為回顧這個階段，可以說我們在20世紀所了解的自由主義就是來源于現(xiàn)代大學的興起。

　　第五章

　　在從1910年到1960年的50年時間里，美國學術體制繼續(xù)按照新大學模式發(fā)展。由公共資金強力支持的研究型大學大幅度增加。研究型大學和小型的人文藝術學院的差別也在迅速擴大。教授治校成為通行的標準。選修制（The elective system）基本上得到普遍推行，導致關于“核心課程”和爭論，以及對專業(yè)化和過分強調專門知識走向極端的擔心。大學學位被學生和家長看作找工作或者未來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條件。到了1960年代的時候，公共官員和學術領袖幾乎是全體一致地同意大學教育應該對所有人開放。

　　從1920年到1950年，許多名牌大學，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連續(xù)不斷地努力把新的重點放在專業(yè)化和在藝術，人文，社會科學等更廣泛的課程的專門知識上，因為這些領域逐漸被呼吁加強，大學變得越來越世俗。杰斐遜關于“文學家的共和國”的理想在現(xiàn)代大學并沒有完全放棄。哥倫比亞大學在1920年代建立了被廣泛模仿的“當代文明”課程，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西方文明的偉大著作，讓他們（在世界大戰(zhàn)的前夕）了解現(xiàn)代學術機構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哈佛大學老師試圖用包括科學，歷史，文學，美國民主等非常廣泛內容的通才教育的核心課程來和專業(yè)化對抗。這些有思想深度的革新在某種程度上平衡了進步事業(yè)強調的專業(yè)化和政治改革，而且，他們給學術機構提供了智慧的重量，使大學與美國的過去，以及誕生國家和大學的美國文明聯(lián)系了起來。

　　到了1965年，美國大學在公眾評價方面恐怕處于高峰。大學里的科學家在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取得勝利的發(fā)明中發(fā)揮了領導作用。從戰(zhàn)場上回來的老兵大量進入大學，使得大學呈現(xiàn)成熟和嚴肅的氛圍，這在從前是缺乏的。（后來也再沒有過）所有領域的教授，包括人文和藝術類的，都享受崇高的地位。大學的體育運動通過全國性的電視轉播贏得大批的觀眾。美國歷史上最龐大的戰(zhàn)后嬰兒潮一代開始到了上大學的年齡，造成從1960年到1970年的大學人數(shù)翻了一番（從三百五十萬人增加到八百萬人）。

　　回顧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美國大學在1965年以后的十年左右時間里發(fā)生的根本性變化簡直和1870年到1910年形成時期的變化一樣大。這個時期政治，文化上的動蕩，加上民權運動，反對越南戰(zhàn)爭的風起云涌，人口數(shù)量的迅速增長等使得美國高等教育發(fā)生第二次革命，誕生了更加平等的，更加意識形態(tài)化的，更政治化的大學（總體上說），但是和以前相比學術性少了，對事業(yè)上的專心致志和活力更少了。從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里，左派大學取代了自由派大學。

　　第六章

　　在這個短暫時期發(fā)生的主要變化或者倒退在美國教育歷史上是空前的：女子大學全部消失，大學對學生的道德規(guī)范也消失了，政府對勞動用工的管理擴張了，給大學施加壓力聘用女性和少數(shù)民族教授。講授課程內容和鼓吹政治立場之間的界限模糊了，甚至完全消失了，因為新的校園極端主義認為所有的教學在本質上都是政治，學術文化的自由基礎---教學和研究的自由---在政治正確的名義下受到攻擊和破壞。人文科學的融合性特征被顛覆被破壞，當人們說人文科學代表了歐洲白人男性的壓迫性傳統(tǒng)，往往帶有意識形態(tài)視角的新領域不斷在傳統(tǒng)院系之外創(chuàng)立起來，因而增加了更多的教授職位來容納激進思想的人士，嚴格的學術條件，包括精通外語等被軟化甚至消除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就已經(jīng)扭曲的教授意見根本性地轉向了左派。所有這些變化在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喧囂十年間全面開花，在后來的十年里逐漸定型化。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左派大學顛倒或者修改了自由派大學的假設和做法。自由派大學的設計構造對國家的前途是樂觀主義的，是朝前看的，期待民主和自由的不斷進步和發(fā)展。但是左派大學的領導人是悶悶不樂的，悲觀沮喪的，把美國的歷史看作壓迫人的故事。自由派學者相信通過理性和知識的使用不斷取得進步，但是左派學者認為理性和知識是追求大公司和保守派利益的假面具。盡管老牌自由派人士在政治中開辟出專家和專家知識的角色，左派人士則蔑視專門知識，擁抱赤裸裸建立在團體利益基礎上的多元化主張。自由派相信學術自由，而左派學者支持自己的學術自由，否認保守派或者溫和派的學術自由，否認與自己觀點不符的發(fā)言者的自由，否認學生希望了解非意識形態(tài)立場的自由。一百年前的自由派通過建立在19世紀哲學基礎上的智慧視野控制了大學，我們時代的激進分子通過組織游行示威抗議活動和精心動員的來自政府管理部門的協(xié)助的政治和政治壓力取得控制地位。

　　另外，左派大學里還有強大的反文化的因素，這是自由派大學里從來沒有這么明顯存在的情況。雖然自由派施加壓力要求美國資本主義和美國憲法進行實際的改革，但是1960年代的激進分子更進一步發(fā)動對美國文化和中產(chǎn)階級方式的全面的攻擊。他們指責該生活方式壓抑，乏味，墮落。1960年代的文化極端主義來自19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Beats）對于新的校園左派有非常強的吸引力。因為它許諾了超過政治改革以外的東西：也就是說，另類的生活方式，顛倒的道德觀念，新潮的服裝樣式，嶄新的工作模式�？宓舻囊淮�的文化極端主義因而幾乎是整體進入大學校園，因而大學最終也從中產(chǎn)階級生活的道德重新占有的避難所變成探索不同生活方式的試驗場。在過去，尋找放蕩不羈生活方式的美國人，或者躲避中產(chǎn)階級期待的人，會逃亡到鄉(xiāng)下，或者歐洲，如海明威或者其他作家在1920年代做的那樣，或者到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或者舊金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現(xiàn)在這些人都在現(xiàn)代大學安了家。

　　自由派大學里確實有明顯的弱點使得激進派能夠用來攻擊并取而代之。一百年前建立自由派大學的領袖們創(chuàng)立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措施來抗拒來自外部世界的攻擊，如保守派商人，財產(chǎn)受托人，以及與教授政治觀點不同的捐款人，或者因為個別教授的非正統(tǒng)觀點而企圖懲罰大學的立法者或者政客等。但結果是，對于學術自由的保護在面對來自有組織的學生和左派教授等校園內部的攻擊顯得無能為力。這些人擾亂課堂，警戒教授家庭和辦公室，占領行政大樓，對教授和管理者發(fā)出威脅，等街頭政治所用的那一套手段控制了大學。

　　自由派從來沒有預料到自家后院起火的情形，不知道如何對付這種局面，同時又不背叛追求理性和成果堆積起來的權威的信仰。而且，自由派基于“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直到1950年代的理論而對美國資本主義和美國憲法的全面的批評，但是沒有能夠在現(xiàn)實方面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這個失敗讓自由派顯得無能懦弱，引來激進分子的蔑視。所以自由主義遭遇左派的猛烈攻擊，幾年之內自由主義（以及大學）就被身份政治，團體權力，和多元化取代了。而且在許多美國人眼里，自由主義迅速失掉了吸引力，和說服力，民主黨一旦與自由主義擁抱反而下降到一個次要的地位。這樣的后果顯示了支配美國大學原則的某些指標性的東西。

　　第七章

　　所以美國大學在過去一個世紀中經(jīng)歷了兩大革命性變化。第一個是進步改革的思想所推動，第二個是文化轉型的激進主義。第一場革命創(chuàng)造了自由派大學，第二場革命產(chǎn)生了左派大學。兩者都有深遠的影響，它們促成了自由主義和左派思想的系統(tǒng)闡述，因而和政治改革的廣泛運動聯(lián)系起來。左派大學已經(jīng)風行30年以上，有沒有跡象顯示另外一場革命的形成呢？讓大學走向更加具有建設性的方向？

　　比如，不妨考慮一下過去一代的重大事件，受左翼觀點奴役的教授們既沒有先見之明，也沒有理解力。首先有共產(chǎn)主義和蘇聯(lián)的垮臺，據(jù)說兩者在倒臺的前一天都還被學術界專家認為運轉良好呢。隨后同樣異常的事件是社會黨政策和福利國家制度遭到懷疑和喪失信用，而市場革命在同一時間在中歐和亞洲獲得新的力量。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出現(xiàn)讓國際關系專家不知所措，他們本來相信多極化的世界正在形成，或者說，共產(chǎn)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最終會在某點上以接近瑞典福利國家的形式上融合在一起。洛克，亞當•斯密和美國締造者所想象中的世界各地對自由的熱情對于左派學者來說是最讓人困惑不解的發(fā)展了，因為他們對此沒有任何的同情心。在國內政治領域，學術界專家聲稱福利制度在過去三十年根本沒有影響涉及都市貧窮，犯罪，家庭破裂，少女懷孕等，這是1990年代的福利改革成功所破壞的意識形態(tài)觀點。大學教授們雖然熱心世俗觀點，卻沒有預見或者明白世界各地出現(xiàn)的宗教極端分子的興起。外部世界一步一步地系統(tǒng)性地戳穿了左派學者的意識形態(tài)偏見。

　　但是上文只是所有錯誤，虛幻和誤解等等不斷擴張的目錄的開始。整整一代人了，大學一直在推動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研究和教學，該主張鼓吹對外國社會和文化的研究。但是在2001年恐怖分子襲擊后，我們迅速了解到美國培養(yǎng)的能夠了解阿拉伯語言和伊斯蘭文化的專家，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和反擊這種新的威脅的專家實在太少了。結果說明了多元文化主義根本不是在研究外國文化或者語言，而是動員各種國內團體在美國國內發(fā)揮政治影響力罷了。在內容上，“多元文化主義”就和“多元化”一樣空洞。

　　如果說美國處在企圖修復1960年代激進行動對文化造成的破壞的道德反革命運動中是正確的話，那么，大學顯得不協(xié)調，不合拍。離婚率和私生子數(shù)量已經(jīng)在下降，都市犯罪在規(guī)模上在下降，達到了幾十年前的水平，少年喝酒和吸毒在減少，文化活力的眾多其他標準都顯示情況在改善的跡象。所有這些都顯示1960年代控制大學的反律法主義（antinomianism）失去了往日的威風，中產(chǎn)階級理想的持久力量正在重新得到確認。

　　大學教授們對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發(fā)展的觀點一直是錯的，大錯特錯了。在他們看來，正如棒球明星尤吉•貝拉（Yogi Berra）所說“未來不是從前的重復”。在很大程度上，科學之外的大學教授失去了理解和影響外來世界的能力。他們的地位越來越多地被私人研究中心和更接近現(xiàn)實的，更關注社會最新發(fā)展的獨立學者所取代。比如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美國企業(yè)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等研究中心在最近幾十年來對公共政策領域的影響力超過所有大學的公共政策學院加在一起還大。眾多獨立的報刊比如《新批評》（New Criterion）《評論》（Commentary）《哈德遜評論》（Hudson Review）都從大學搶走了在藝術，人文和公共事務等方面的思想界領袖地位。當今最著名的歷史學家的著作都是非學術界人士如戴維•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和朗•切諾（Ron Chernow），連同他們的恩人理查德•吉爾德（Richard Gilder）和劉易斯•萊爾曼（Lewis Lehrman）在復興美國歷史研究方面比任何大學的歷史教授都大。學術界當今失去影響力是因為三十年前它把賭注押在了1960年的激進思想上了，顯然他們輸?shù)镁�光�?/p>

　　而且，左派大學的失敗，連同其某些代表人物的過分行為，逐漸導致受托人和捐款者甚至校長和院系主任提出大學到底往哪里去的問題，這些問題早就該提出來了。比如，如果大學教授們用同一種方式思考，如果針對重大問題的真正的辯論被打壓，如果意識形態(tài)言論充斥思想的討論，如果學生對和平運動的了解比對憲法的了解還多，對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種族研究系主任沃德•丘吉爾（Ward Churchill）的了解比對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了解還多，大學如何履行自己的責任？

　　20年前，當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出版其暢銷書《美國思想的終結》（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時，他是少數(shù)幾個呼吁人們對左派大學產(chǎn)生的破壞性影響的人物之一。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倡議時不時在校園里出現(xiàn)不僅要診斷問題而且提出改進的辦法。確實，現(xiàn)在有幾十個組織推動校園里思想活動和思想多元化。

　　大學受托人開始打破人為的障礙，強調不僅大學教授有資格對課程改革和聘用教授發(fā)表意見。比如，今年早些時候，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校友選出了兩個候選人進入校董事會，他們在集會上呼吁思想多元化和校園的更高學術標準�？屏_拉多大學的董事會對沃德•丘吉爾的可恥失敗以及對自己學校的學術標準的影響感到厭惡，進一步創(chuàng)建了新的本科生“西方文明”課程。紐約州立大學的受托人和弗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受托人受到位于華盛頓的美國受托人與校友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的鼓勵也推行了支持西方文明和美國歷史的學術標準。幾年前，紐約州立大學的受托人看到30年前激進思想控制的標準的垮臺受到震動，采取步驟加強了大學錄取的標準，為課程中注入了真實的內容。其他地方的受托人，受到這些例子的鼓勵，也發(fā)現(xiàn)如果他們的大學要得到拯救，就不敢依靠教授們做這些事情。

　　立法者和公共官員也在觀望是否要采取行動以便對公眾對大學走向的關注做出反應。因此，得到聯(lián)邦政府的支持的中東研究所的反對猶太人行為的擔心，國會現(xiàn)在正考慮立法加強對政府撥款的監(jiān)督，而且如果發(fā)現(xiàn)單位有這類濫用的行為將剝奪這些機構的資金支持。對于類似擔心的反應，美國人權委員會最近宣布它要調查大學校園里的反猶太人丑聞。

　　與此同時，有些慈善家開始注意到校園中的反美主義，和其他病癥尤其是反猶主義，反伊斯蘭主義，種族隔離主義，和反企業(yè)的關系�？吹竭@些罪惡的聯(lián)系，當然是對的，看到需要打擊左派大學豢養(yǎng)的廣泛的意識形態(tài)組成部分的這些罪惡也是對的。這樣的捐款者，一旦付諸行動，將帶來新的緊迫性挑戰(zhàn)從學術界驅逐這種正統(tǒng)做法。

　　最近一些年校園中最激動人心的發(fā)展或許是各種中心或者項目機構的建立，它們專門進行政治自由和自由機構的歷史的研究。比如關于美國理想研究的詹姆斯麥迪遜項目（James Madison Program）,杜克大學的格斯特項目（Gerst Program），克萊爾門特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塞爾維托里中心（the Salvatori Center），布朗大學的政治理論項目組（Political Theory Project），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的自由和西方文明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Freedom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等。這些項目都是從幾個捐款者的合作中發(fā)展起來的，這些校友擔心母校的左翼傾向，保守派或者溫和派教授擔心學習了很多關于種族和性別身份的知識，卻對自己的文明的思想基礎所知甚少。諸如此類的項目可能出現(xiàn)在每個重點大學的校園里，或者由私人捐款者創(chuàng)立，或者更好地通過學術界的捐贈累積起來后設立。

　　這些發(fā)展代表了挑戰(zhàn)左派大學的運動的最前沿。這些努力的目的不是要在大學里給予保守派的代表和其他利益團體同樣的立足之地。思想多元化，真理追求，尊重自由機構的遺產(chǎn)等既不是保守派的也不是左翼自由派的理想。杰斐遜明白這些理想是大學的核心價值，處于他的“文學家的共和國”的核心。洪堡特也認為自由派大學是推動自由原則，自由探索，不受妨礙地追求真理的手段。在大學校園里恢復這些理想的努力因而是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應該鼓掌慶賀的好事。左派大學不應該被右派大學取而代之。而應該被獻身于自由的教育和高深的研究的真正的大學取而代之。

　　譯自：“The left University” by James Pier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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