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研究的不斷深入，理性選擇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學的一個熱門話題。面對紛紛揚揚的關于理性選擇的議論，筆者卻感到一種與理性選擇不同的選擇——感性選擇，很值得當代中國社會學的深入思考。因為，感性選擇是在中國社會具有深厚傳統(tǒng)根基而且至今仍然發(fā)生著基礎作用的選擇，中國社會轉型一定要經過感性選擇這一環(huán)節(jié)才能實現。不了解中國人的感性選擇，就無法理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深刻底蘊和民族特色。

　　一、感性選擇概念的緣起

　　感性選擇是個很少有人談及的概念。一般說來，人們在傳統(tǒng)認識論的視野里談論感性概念，用來指謂簡單的、尚未進入邏輯思維層面的、被動的意識活動，因此，以之為根據的感性行為，也就自然談不到是主動的選擇，感性選擇概念也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即便有人很隨意地偶爾提到感性選擇，也往往把它作為一個貶義詞，在歌頌理性選擇的語境中指責那些被看作淺薄、低層、無效的行為。

　　事實上，感性選擇是現實生活中廣泛發(fā)生的社會行為，它作為廣大基層社會成員展開社會活動的基本形式，具有比理性選擇更基礎的地位和意義。對于中國社會轉型來說，感性選擇的地位和意義就更加重要。因為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感性選擇不僅是現實的社會選擇形式之一，而且它還同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結構密切相聯，具有比在西方深厚得多的社會根基。

　　康有為、梁漱溟和費孝通等人在論述中國人的社會行為方式時，已經豐富地論述了中國人社會選擇方式的感性特征，如親情性、家族性、血緣性、圈子性和熟悉性等等。雖然他們直接論述的是中國人傳統(tǒng)的社會行為方式，其實也是在論述中國人的社會選擇方式，因為所有的社會行為都是選擇行為，所以論述社會行為方式也就是論述社會選擇方式。今天的中國同19世紀末期、20世紀前期康有為等人面對的中國相比，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都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是2千多年形成的傳統(tǒng)并未斷裂，傳統(tǒng)規(guī)定著的選擇方式也未完全改變，特別是選擇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依然存在。

　　康有為等人雖然論述了中國人行為方式的感性特征，但是他們并沒有明確提出感性選擇概念。因此，我們要在社會學的意義上討論中國人的感性選擇問題，還必須對感性選擇這個概念作一番界定。感性選擇概念是在同理性選擇相區(qū)別的含義上提出的，所以，要想說清楚感性選擇，又應當首先明確一下理性選擇概念。

　　理性選擇是從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社會學中泊來的概念，一般指合邏輯、合規(guī)律、有科學根據、經過思考的選擇行為。在相對規(guī)范的討論中，理性選擇還要同利益追求最大化、利益偏好、計算和預測行為的結果、合理處理個人和組織的關系等方面聯系起來。在西方學術中，那些與理性選擇不同的選擇行為一般被稱為非理性型選擇。非理性選擇指謂那些沒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標、操作手段和操作過程不合邏輯、不合規(guī)則的行為方式或行為過程，其突出特征是違背科學原則、不符合客觀規(guī)律、由本能沖動等非理智因素支配行為。

　　無論理性選擇還是非理性選擇，這兩個概念都不能恰當地指代中國人的選擇行為。就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論述的中國人的選擇方式而言，以土為本的中國人在開展社會活動時，雖然不像亞當·斯密所論經濟人那樣合規(guī)律地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像西蒙和科爾曼等人所論社會人那樣能科學地處理信息、合理地調整個人同組織的關系、有效地預測行為的影響與結果，但是，中國人也不是反原則、反規(guī)律、僅靠本能沖動開展社會行為的。中國人靠的是親情關系、熟悉聯系，并且尤為重要的是：中國人行事是有規(guī)則的，只不過中國人行事的規(guī)則不是普遍化、概念化的原則，而是作為傳統(tǒng)和經驗而發(fā)生作用的“禮”。（費孝通，1947）

　　費孝通關于中國人“禮治秩序”的論述，透辟地揭示了中國人行為方式或選擇方式的本質特點：感性化！費孝通指出：“鄉(xiāng)土社會秩序的維持，有很多方面和現代社會秩序的維持是不相同的�？墒遣煌�的并不是說鄉(xiāng)土社會是‘無法無天’的，或者說‘無需規(guī)律’”，（費孝通，1947）“鄉(xiāng)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禮是社會公認的規(guī)范，……維持禮這種規(guī)范的是傳統(tǒng)�！薄皞鹘y(tǒng)是社會所積累的經驗�！薄叭绻�我們對行為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不加推究，只按照規(guī)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對于規(guī)定的方法帶有不這樣做就會有不幸的信念時，這套行為也就成了我們普通所謂‘儀式’了。禮是按照儀式做的意思�！保ㄙM孝通，1947）

　　費孝通關于禮治秩序的論述，實際上也是關于中國人選擇方式的論述。在費孝通看來，禮是中國人的行為規(guī)范，是對行為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不用邏輯推論、不用計算預測的傳統(tǒng)經驗，是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形象示范和規(guī)定作用的儀式。不用邏輯推論，只需直接作為經驗模式去效仿等等，這些都正是感性活動的基本特征。連同關于中國人在社會行為中依靠親情、熟悉、血緣等關系的論述，費孝通令人信服地論述了中國人社會選擇性的感性特征。

　　現在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與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論述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相比確實有了巨大變化，但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傳統(tǒng)并未改變，感性選擇行為還是以各種形式在我們的周圍世界表現出來�！案�著感覺走”，“摸著石頭過河”等等我們十分耳熟的話語，真實而親切地表征著我們平時社會活動的特點。甚至“非規(guī)則化”、“無規(guī)則游戲”、“情大于法”等等社會現象的存在，也從很廣泛的層面上表現了當代中國人的感性選擇特點。因此，我們現在提出感性選擇概念，絕不僅僅是討論中國人的舊傳統(tǒng)，而且同時也在論述實實在在的現實。

　　二、重新認識感性選擇

　　雖然感性選擇是基本、普遍、真實的社會行為，無論哪個民族都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它卻一直處于理性的壓抑之下。感性行為是應該服從理性原則的控制對象，感性意識是有待理論思維批評、梳理和提升的對象，這在中外似乎都已經是天經地義的原則。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理性壓抑感性的歷史。（弗洛伊德，1984）在西方，理性對感性的壓抑主要表現為邏輯思維、科學原則和工具理性對感性的控制與征服；
在中國，理性對感性的壓抑則主要表現為道德規(guī)范和倫理原則對感性行為的訓誡與抑制。這種情況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正在越演越烈，規(guī)范化、法治化、制度化……，無法列舉的理性化形式鋪天蓋地地向人們的感性活動撲來，感性選擇正面對日益沉重的壓抑。

　　然而，既然感性選擇是一種基本的社會行為方式，那么它就不可能完全默默無聞地等待理性的征服與控制，它總是要通過各種形式表現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和對理性壓迫的抗爭，也必然引起理論思維對它的注意和辯護。在人類思想史和認識史上，也不乏褒揚感性意識和感性行為的思想家。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發(fā)生的認識論哲學中，盡管各種哲學流派都把理性思維看成人類的高級思維形式，認為感性認識必須上升到理性思維才能真正發(fā)揮人類認識活動的價值，但是，培根、洛克、休謨甚至貝克萊等經驗論者，都從一定角度論述了感性的價值，對單純肯定理性的傾向給予了批判。至于被列寧斥責為感覺主義的馬赫，在其依據許多難以否認的事實對感性活動給予充分肯定的論述中，也提出了很多糾正單純理性主義、正確估價感性活動意義的觀點。（馬赫，1986）

　　應當說是被后人指責有折衷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康德，最先明確地突破了僅僅從認識活動的等級秩序上來討論感性和理性的關系的陳規(guī)，采取了劃界分工的方式給感性留下了一片存在的空間，感性第一次在理性面前有了立足之地。在康德那里，感性不僅僅如洛克所言具有搜集材料的功能，而且還具有整理材料的形式——時間和空間。這就意味著感性不僅不完全是被動的接受，而且它還具有綜合與再造的能力。因為整理是聚集、區(qū)分和形塑，感性借助這種技能可以把雜多的感覺材料在時空形式中呈現為可以被人們知覺的現象。（康德，1960）

　　與康德同時代的歌德和席勒，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出發(fā)，進一步論述了感性的地位與功能。

　　這兩位浪漫主義運動領袖認為，感性是審美意識的本質特征，它不是低于理性的認識活動，相反倒是高于理性的意識活動。在他們看來，以科學和工業(yè)生產為代表的理性意識和理性化活動，是分裂性的意識與行為，人類社會的異化與分裂都是理性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的后果，只有用具有整體性、綜合性和具體形象性的感性代替理性，才能把人類社會從異化的危難中挽救出來。（朱光潛，1979）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洗劫，歐洲出現了更多更加堅定地反對理性專斷的思想家�，F象學派的代表人物胡塞爾、海德格爾，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馬爾庫塞、阿多爾諾，符號哲學代表人物卡西爾，新實用主義者羅蒂，后結構主義者福柯、利奧塔等等，紛紛舉起批判理性主義大旗，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新人文主義浪潮。這些思想家已經不是抽象地反對理性，而是明確地提出批判以工業(yè)化為基礎的科學理性、工具理性或工業(yè)理性，并且認為這些理性最典型的代表是亞當·斯密等經濟學家推崇的經濟理性。他們不是單純地分析理性的缺失，而是在深刻反省理性原則和理性行為的基礎上，既重新認識感性的地位與作用，又修復理性與感性的并存關系。

　　馬爾庫塞是戰(zhàn)后對理性和感性關系思考最深入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了工業(yè)社會片面崇尚科學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單向度，提出要以藝術理性代替科學理性的理性革命主張，另一方面又別開生面地舉起感性革命的大旗，呼吁人們重新認識感性意識與感性行為。（馬爾庫塞，1969）在馬爾庫塞看來，無論感性意識還是感性活動，都是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基礎，它不僅不像傳統(tǒng)理論認為的那樣只有提升到理性層面才能做出符合人類本性的選擇與創(chuàng)造，而且事實上只有感性才真實、具體、綜合地表現人類本性，也只有不脫離感性才能腳踏實地地張揚人性、造福人生，否則理性將依據專業(yè)化、主題化的邏輯把人類領入歧途。并且，感性本身也具有選擇性和創(chuàng)造性，其特點在于它依據當下的現實做出具有綜合指向的選擇與創(chuàng)造，而不像理性那樣通過邏輯推理、針對某種分化性目標、遵循特殊原則開展選擇與創(chuàng)造。（馬爾庫塞，1978）

　　馬爾庫塞以美國社會為代表，用大量事實揭示了在發(fā)達工業(yè)社會中，感性的創(chuàng)造性和選擇性如何被單向度的理性化壓抑得奄奄一息，人們的選擇與創(chuàng)造能力也隨之弱化、甚至漸漸消失。馬爾庫塞用感性的扭曲來概括這個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現象。在他看來，當科學理性、工具理性和工業(yè)理性成為在社會生活中無孔不入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則時，感性已經被壓迫得沒有真實去感覺的能力，例如根據經濟理性而設計的五光十色的廣告，以各種形式和手段刺激人們的感官，被刺激的幾乎麻木的感官失去了鑒別能力，把為了謀取經濟效益而傾銷有害身體健康商品的活動，當成了自己真實的生活需求。于是，扭曲的感覺誤認了虛假的需求，虛假的需求支配著虛假的社會生活，整個社會在此基礎上徹底異化了。（馬爾庫塞，1969）

　　馬爾庫塞主張開展感性革命，重新塑造人們的感覺，通過藝術形式開展一場重建人們感覺能力的文化革命，恢復感性的創(chuàng)造性和選擇性，進而從人類最基本的生命形式開始造就一代新人，徹底克服人類社會的異化。（馬爾庫塞，1989）

　　我們考察西方學者的上述理論觀點，目的不在于系統(tǒng)說明他們怎樣論述感性選擇和理性選擇，而在于試圖從中引出思考中國感性選擇問題的借鑒。面對西方學者對感性和理性問題的論述，我們是否起碼應當得到以下幾點啟發(fā)：其一，并非所有西方學者都把理性選擇看得至高無上，一些西方學者在社會理性化的歷史過程中從來沒有完全忘記感性活動或感性選擇，并且不斷地張揚它的地位、意義和價值。而我們立足一個具有深厚感性選擇傳統(tǒng)的社會，在理性化的進程剛剛開始之際，卻為什么一古腦兒地貶斥感性，一窩蜂地弘揚理性？筆者近日曾在互聯網（中文雅虎）上搜尋一次理性選擇和感性選擇兩個概念，竟然發(fā)現了3700條論述理性選擇或與之相關的信息，而關于感性選擇的信息只搜尋到10條，天壤之差！足以可見中國人對理性選擇的熱望和對感性選擇的淡漠。這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二，從康德為感性活動確立存在根據和明晰展開形式，到馬爾庫塞論述感性的選擇性與創(chuàng)造性，并提出開展感性革命，這200多年的歷史正是西方社會從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和從工業(yè)社會向后工業(yè)社會的兩次社會轉型期，在西方社會轉型期，西方學者對感性同理性矛盾關系的持續(xù)深入探索，說明感性與理性或感性選擇與理性選之間的矛盾是一個真實的、重大的、不可回避的課題。中國社會正處于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轉型過程之中，并且西方后工業(yè)社會的各種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社會的不同方面，我們應當借鑒西方學者的思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在中國社會轉型中具有更重要地位的感性、感性選擇及其同理性和理性選擇的矛盾做出更深入地思考。

　　其三、西方學者并未像我們在自己的哲學教科書中那樣，把感性活動僅僅看作低于理性的認識活動。感性活動具有豐富的內涵與外延，而且它作為人類基本的活動形式既有選擇性也有創(chuàng)造性；
既可以真實地追求具體的生活目標，也可以在理性的壓迫與誘惑下由真實變?yōu)樘摷伲?br>既可以被壓抑得扭曲、異化，也可以通過某種途徑使之重新振奮、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力。

　　感性是可改變、可塑造的，這就意味著我們不應對中國人的感性活動持完全消極的態(tài)度，而應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既要揭示其中的積極性，又要探尋祛除其消極性的途徑與形式。

　　三、中國轉型期感性選擇的地位與特點

　　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從農業(yè)的、鄉(xiāng)村的、封閉和半封閉的傳統(tǒng)社會向工業(yè)的、城鎮(zhèn)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變（鄭杭生，1997）�？梢哉f，中國社會轉型同西方18世紀的社會轉型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即社會現代化的發(fā)生和發(fā)展過程，也就是韋伯等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理性化過程。如果這些判斷確實符合實際，那么中國社會轉型中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認識作為最基本社會行為的感性行為或感性選擇。因為確如韋伯等人所言，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推進社會理性化，并且理性化又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而在中國廣大社會成員主要是依據感性意識進行感性選擇，或者說中國還是一個缺乏理性化傳統(tǒng)的感性化社會，所以如何認識感性行為和感性選擇就變得不可回避。

　　自八十年代初開始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是一個理性選擇和感性選擇共同發(fā)揮作用的過程。不可否認，20多年來，中國政府和企事業(yè)單位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與措施，無論其結果如何，就其行為的性質而言，絕大部分都是理性選擇。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可以說我們20年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一部理性選擇的歷史呢？或者說今天的現代化成就就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呢？答案不是很簡單的。就領導行為和政府與各種社會單位在現代化中的組織行為的作用來看，理性選擇確實發(fā)揮了主導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應當承認中國的現代化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然而，誠如韋伯所言，政府和社會單位都是名，而作為個體存在的廣大社會成員才是實，由政府和社會單位制定的各種現代化方案與措施，只有通過廣大處于基層的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才能成為現實，而基層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是保留著濃厚傳統(tǒng)特點的感性選擇，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又應當說：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人感性選擇的結果。

　　是否可以這樣概括二者的關系：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理性選擇是主導，感性選擇是主流。

　　需要說明的是：這兩個命題是在兩種層面得出的。理性選擇是主導，這是就理性選擇和感性選擇相互間的地位關系而言。理性選擇的主要表現是政策制定、戰(zhàn)略規(guī)劃、體制改革、制度創(chuàng)新、行為監(jiān)督等等，概言之是組織化和制度化行為，正是這些行為支配或決定著中國社會轉型的性質與方向，所以說理性選擇處于主導地位，而感性選擇處于從屬地位；
感性選擇是主流，這是就理性選擇和感性選擇的實踐表現程度而言。應當說，廣大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主要是感性層面的選擇，這個判斷與歷史唯物主義關于廣大群眾的社會意識基本處于社會心理層面上的觀點是一致的。雖然理性選擇也可以直接表現為實踐行為，但是，在中國理性選擇一般要通過感性選擇或轉化為感性選擇才能成為廣泛的社會實踐，典型的理性選擇實踐只能在十分有限的條件下才能成立，所以說感性選擇是主流。

　　關于中國社會轉型中感性選擇的實踐形式，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專門的實證研究，我們的上述討論大概還只能被看作是一種邏輯推論。其實，從不同角度涉及到中國社會轉型中感性選擇的實證研究是很多的，例如邊燕杰在天津、長春、廣州等地開展的城市居民求職與社會網絡研究，王銘銘等人關于儀式與象征在當代農村生活中作用的研究，筆者近年在東北地區(qū)開展的國企改革中的社會流動研究等等，本文對感性選擇的許多觀點與這些研究有密切關系。

　　邊燕杰在天津等地的研究十分明確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人求職過程中，不是具有不同信息源的異質性的“弱關系”產生了有利于求職的強效應，而是以親情和熟悉為特征的同質性的“強關系”產生了強效應。（邊燕杰，1997）我們從中得出的啟發(fā)是：在求職這種被西方人看作典型的理性選擇行為中，中國人并非像西方人那樣按照理性原則開展理性選擇，而是像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論述的那樣，仍然依據親情關系和熟悉關系開展求職活動，這說明有著幾千年文化傳統(tǒng)的感性行為方式仍然在現代的中國城市生活中被保留著，感性選擇仍然是中國人的最基本的社會選擇方式。

　　王銘銘在福建溪村的人類學研究說明，各種風俗、禮儀、習慣等感性層面的因素，至今仍然在受到現代化影響的鄉(xiāng)村生活中發(fā)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它們不僅是人們難以講清其中道理的日常生活形式，而且也是人們在某些事情面前需要做出取舍決定的選擇方式。至于理性分析、邏輯推論和效益預測等理性選擇行為，對于那些已經受到現代化影響的村民來說仍然是比較陌生的。（王銘銘，1997）

　　在近年的東北地區(qū)國有企業(yè)改革中社會流動的調查中，我們深切地感到：政府和企業(yè)經過反復論證的理性選擇，例如調整就業(yè)結構、優(yōu)化人員結構、促進社會流動、發(fā)展第三產業(yè)等等戰(zhàn)略選擇，都必須經過感性化的環(huán)節(jié)，或者說，都必須經過職工群眾的感性意識活動，同他們周圍的感性事物發(fā)生直接聯系，才能真正轉變成現實的社會行動，否則，只能是理論上的空泛論證。

　　根據前人對中國社會生活中感性行為特征的論述，結合我們對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感性選擇行為的考察，可以對轉型中的中國人感性選擇的本質特點作如下概括：

　　a.選擇意識具像化。這里借用美學論述審美意識特征的一個概念——具像，意指意識活動的具體形象性。席勒等人曾指出：在審美意識活動中，人們不是把事物作為外在對象去思考，即不是用主觀同客觀分析開、對立起來的二元論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不是用概念來揭示事物的抽象本質，而是直接面對事物的整體存在，用感性的形象思維來把握事物的具體存在。（席勒，1985）

　　在感性選擇行為中，人們不用抽象思維去把握事物的本質規(guī)定性，而是在對具體事物具體問題的直接觀察中，開展自己的選擇意識活動。并且，即便有現成的理性選擇方案，習慣于感性選擇的人們不把它同可見的事物聯系起來，也不會按照這個方案開展選擇行為的。當然，我們這里不是說，人們在感性選擇中的意識活動已經達到了超越事實性認識和評價性認識的審美意識境界，這里僅僅是指出感性選擇意識活動具有形象性和具體性的特征。

　　b.選擇目標綜合化。與選擇意識活動的具像化相關，感性選擇確定的目標一般是綜合化的結果。一方面表現為，人們在感性選擇中確立的目標一定是經驗生活中的具體事物，而經驗中的具體事物一定是未分化、非專業(yè)化的，用胡塞爾的話來說是未主題化的；
另一方面表現為，人們在感性選擇中遇到那些專業(yè)化或主體化的目標，也要經過綜合化之后才能成為感性選擇的目標，譬如單純的經濟目標或單純的政治目標，都不能成為感性選擇的目標，人們在感性選擇過程中一定要把這些專業(yè)化、主題化的目標同日常生活的其他因素（如道德、情感、人際關系等等）結合起來才能成為選擇的現實目標。

　　c.選擇路徑倫理化。感性選擇確定目標之后，不像理性選擇那樣通過專業(yè)途徑和與目標直接聯系的行為模式去展開，而是無論何種類別的目標，但凡不是個人獨自能夠操作的，往往都要求助于親戚、熟人、同鄉(xiāng)等人際關系，我們統(tǒng)稱為倫理關系。這種倫理關系，如梁漱溟所言，是私人關系，是游離于團體組織和社會單位之外的關系，是缺乏完整社會意識與個人意識的抽象的倫理關系。（梁漱溟，1939）又如費孝通所言，這種圈子式的倫理關系是以親情為紐帶聯系起來的，所以它還是停留于感性層面上的人際關系。（費孝通，1947）

　　d.選擇根據經驗化。像理性選擇一樣，感性選擇也要憑依一定的根據才能開展。但是，二者憑依的根據不同，感性選擇憑依的根據不是對信息的審慎分析、對效益的精密測算、對經濟規(guī)律和科學原則的嚴格遵守，而是選擇者親身經歷或可以親身感受的經驗事實。感性選擇并不否定信息、效益和原則的作用，但是這些因素的作用一定要同經驗事實聯系起來才能發(fā)生作用，并且，無論這些因素同經驗事實是否有矛盾，最終的決定因素必須是經驗事實。

　　e.選擇秩序傳統(tǒng)化。選擇秩序是選擇過程中遵循的規(guī)則和展開的程序等。在一般的選擇理論中，人們看重的是理性選擇的秩序，并形成了許多關于理性選擇秩序的理論觀點。其實，感性選擇也有秩序，它的秩序是經驗層面的傳統(tǒng)，是表現為風俗、習慣、禮儀、慣例等感性的行為模式。感性選擇秩序具有延續(xù)性、重復性、特殊性和實踐性等特點，具體說，感性選擇秩序是對傳統(tǒng)的延續(xù)、對經驗的重復、對個別性的肯定，它是人們日常生活實踐中的秩序。

　　四、中國轉型期感性選擇的根據與趨勢

　　當我們承認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同時又明確肯定感性選擇是轉型期普遍存在的社會行為方式時，我們還面臨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按照西方的歷史經驗，在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的社會行為應當是逐漸用理性的行為方式克服感性的行為方式，然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是理性的選擇與設計只有同感性選擇行為結合起來才能成為現實。這種理性選擇感性化的現象有無存在的必然性呢？或者說感性選擇作為一種普遍的行為方式，它的存在根據是什么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試從歷史傳統(tǒng)、思維方式和現實需要幾個角度做些初步探討。

　　從歷史傳統(tǒng)看，費孝通等人關于中國人行為方式的論述，已經清楚地說明：感性選擇是同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tǒng)、心理結構、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等多種因素密切聯系在一起，感性選擇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深深植根于本土之中的經驗形式或生命形式，它是有悠久歷史傳統(tǒng)而存在的生活習慣。孟德斯鳩在考察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和風俗習慣時曾經指出：一個民族的法律可以在外力的強制下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也可以在外力的干涉下更迭，但是那里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tǒng)卻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因為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tǒng)同它附著于其身的那個民族是直接統(tǒng)一的。（孟德斯鳩，1987）孟德斯鳩的這個觀點同樣適合解釋中華民族的感性行為方式在今天的不可祛除性。

　　從思維方式角度看，肯定感性因素在意識活動和實踐活動中的地位，褒揚中國社會生活中的感性選擇方式，也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改革開放、推進市場經濟發(fā)展必然要求的一場思維方式革命。計劃經濟體制和教條主義的長期限制，使中國人的思想長期處于僵化狀態(tài)，理論宣傳或思想教育方面更為僵化。理論上的突破需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充實的社會心理基礎，而理論創(chuàng)新和社會心理變化又往往滯后于現實發(fā)展的要求。在思想理論一時難以突破，又急切推進現代化的雙重壓力下，憑據感性因素選擇行動目標、行動模式和行動路線，就是最便捷、最有效、又最能引發(fā)共識的選擇。“摸著石頭過河”、“跟著感覺走”，就是這種歷史背景和現實需要的產物。懸置舊理論、舊觀念，從感性事實出發(fā)，依據感性事實選擇行動目標和行動路線，絕不僅僅是認識水平和實踐層次的局限性問題，而是中國人在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之初就選定的、在社會結構轉型中不斷深化的思維方式革命。

　　從現實要求看，感性選擇在中國轉型期的根據就更加充分。首先，中國是在社會分化十分有限的條件下開始轉型的，不僅社會成員的專業(yè)化分工停留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而且社會的階層結構、權力結構、利益結構和制度結構的分化也不充分，特別是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都連為一體。在這種低度分工的局面中，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都很難像亞當﹒斯密所說經濟人那樣單純地去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典型的理性選擇也難以發(fā)生。

　　人們不得不在從事某項社會活動時一定要把與之相關的因素都考慮在內，指向特定目標的理性選擇也就不得不讓位于感性選擇。

　　其次，中國是在物質生活資料匱乏的條件下開始社會轉型的，廣大社會成員能否積極投入現代化的各項事業(yè)，首當其沖的問題是這些事業(yè)能否同他們的物質利益直接聯系起來，否則論證得再好的理性選擇，也無法贏得他們的支持與參加。特別是長期的理想主義和教條主義說教，使人們產生了對理論的厭倦情緒，人們不再聽信那些遠離現實的理性憧憬和邏輯推論，只有擺在自己面前的可以直接接觸到的利益才能信以為真。這就決定了人們選擇行為的感性具體性和感性直接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再次，中國人沒有經歷過西方基督教的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兩極分化，主體與客體、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的區(qū)別和聯系在廣大社會成員心目中都不是很明確的，在社會生活中則表現為，人們缺乏規(guī)則意識，對于普遍性的原則、政策、法律總是懷有可以伸縮、有縫可鉆、有情可替的心理，習慣于把一般性的社會規(guī)范放到自己的親情關系、社會圈子中去折扣、去逃避。因此，非規(guī)范經濟、非規(guī)則行為、制度逃避等現象普遍發(fā)生，按照傳統(tǒng)經驗和日常習俗辦事仍然是現代中國人的普遍行為方式之一。

　　還有，中國由單位制度向市場制度轉變的特殊性也為感性選擇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和活動空間。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際上是一個極端組織化的社會。暫且不論這種組織化的性質，僅就其對社會生活的控制程度來看，應當說是空前絕后的。改革開放后，無論農村還是城市，單位的功能與地位都開始逐漸下降，而市場的地位與作用則迅速上升。在擺脫嚴格的單位制度剛剛獲得一些選擇能力的中國人面前，市場是一個可以自由競爭、自主選擇的廣闊的社會空間。并且，在改革開放之前，社會是一個無業(yè)人員、閑散人員沒有明確制度和紀律限制的領域。改革開放之后，越來越多的人脫離單位制度的限制走向了市場、進入了社會，這時一些人看到的不是新制度和新規(guī)則，而是感到這里是一片可以任意追逐個人利益的天地。

　　所以急功近利、無序競爭、無視制度與規(guī)則等感性行為普遍發(fā)生。

　　總之，感性選擇在中國社會轉型中有深刻的根據，它將伴隨著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浪潮中以豐富的形式而走向未來，它不會因為理性選擇行為地位與功能的提升而消失，只能在同理性選擇的矛盾關系中存在下去。這種并存性與感性選擇同理性選擇的本質聯系直接相關。

　　感性選擇與理性選擇的關系，同非理性選擇與理性選擇的關系不同，非理性選擇只有否定、排斥理性選擇才能維持自身的存在，因為非理性一旦接受了理性就轉變?yōu)槔硇远�消失了自身。并且，非理性也無法接受理性，因為非理性是本能、是無意識，它沒有能力和途徑接受理性的原則，所以它同理性的關系只能如弗洛伊德所論，是壓抑與排斥。

　　感性對理性的關系不是這樣，感性與理性都是人們能夠自我意識的層面，是人們可以自我覺察自我調整的清醒的意識活動。理性有能力作用感性，感性也可以接受理性，并且感性和理性的關系從來就是相互兼容的關系，當人們用感性和理性稱謂兩種意識活動時，不過是在區(qū)分哪種因素占主導地位，二者是兼容并存、互為前提的。與此同理，感性選擇與理性選擇的關系也是如此，既沒有純粹的理性選擇，也沒有純粹的感性選擇，二者是相互滲透、相互依賴的。但是，我們又不能據此而否認二者的區(qū)別。如前所述，感性與理性、感性選擇于理性選擇的區(qū)別是明確的，并且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它們都有存在的根據，都是人們的意識活動和實踐活動必不可少的。

　　中國人的感性選擇將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永遠存在，它將依據其傳統(tǒng)與現實的根據發(fā)揮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這不意味著中國人的感性選擇是無變化的，因為感性選擇也是鑒別、挑選，所以它也能在其選擇過程中選擇對象、重構自身，并且，它會不斷地接受理性的影響而產生新變化。

　　五、感性選擇與中國社會學的建構原則

　　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感性選擇在西方社會學理論中沒有引起重視，不僅沒有那位社會學家對感性選擇做出了系統(tǒng)論述，而且這個概念也很少有人提到。這可能與社會學自孔德創(chuàng)立以來就一直把社會現代化作為自己研究和推進的任務，而且又把理性化看作現代化的核心有關。雖然韋伯論述了習慣、習俗和慣例等感性行為形式，但是韋伯并未將這些行為視為選擇行為，而是把它們作為有待理性選擇克服和提升的保守的、非選擇行為。韋伯說：“行為的‘理性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用有計劃地適應利害關系去取代內心地服從約定俗成的習俗�！保�韋伯，1997）可見，韋伯非常明確地把理性化行為同感性行為對立起來了。可以說，20世紀中葉以前的西方社會學史，就是一部追求社會如何實現理性化的思想史。因此，感性選擇問題沒有納入社會學的理論視野也就不足為怪了。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發(fā)生了深刻變化，感性選擇問題也通過不同的形式、從不同角度陸續(xù)地呈現在西方社會學的論著中，布迪厄關于慣習、實踐感、實踐的模糊邏輯，以及位置、資源和場域的論述，（布迪厄，1998）利奧塔關于從宏大敘事向具體敘事轉變、普遍知識分子向具體知識分子轉變的論述，（利奧塔，1997）吉登斯關于結構化行為的經驗基礎、身體活動在社會實踐中的意義的論述，（吉登斯，1998）等等，都與我們這里討論的感性選擇有關，甚至是在討論同一個問題。

　　20世紀80年代重建之后的中國社會學，本來應該一方面繼承中國社會學前輩關于中國人社會行為感性特征的豐富論述，另一方面吸收當代西方社會學關于單純理性選擇理論的批判和對實踐活動的感性因素的研究成果，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或社會理性化不可逾越的感性選擇問題給以進一步研究。可是這個關系中國社會現代化矛盾焦點和特殊癥結的社會學問題卻被當代中國社會學置之度外。我們雖然對社會結構轉型、社會分層變遷和社會制度改革與創(chuàng)新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深入思考，也取得了豐富理論成果，然而我們如果不把這些研究進一步推及中國人的感性選擇行為研究，那么可以說，我們僅僅抓住了中國社會轉型的結果，而沒有抓住產生這些結果的行為。

　　中國社會轉型的結果與西方社會轉型的結果不會有太大的區(qū)別，因為我們確定的現代化目標與西方基本上是相同的，并且，2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總體上是在我們確定的目標的導引下展開的，所以，我們同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結果的性質和表現形式上應當是基本一致的。

　　這種結果的一致性使我們沿用西方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轉型某些問題具有可行性。但是，雖然我們在工業(yè)化、市場化、城鎮(zhèn)化、制度化和階層分化等社會轉型的結果上同西方具有一致性，我們產生這些結果的行為過程卻一定是有別于西方社會的。因為我們是在一個與西方不同文化傳統(tǒng)、不同社會條件下，用不同的行為方式來實現現代化目標的。這或許用“殊途同歸”來概括比較恰當。

　　于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做出的推論是：我們應當用有別于現代西方社會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實現過程。在我看來，首先不應當僅用現代西方社會學的客觀性視角來研究中國社會轉型過程。因為我們認為，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選擇過程，特別是以感性選擇為主流的選擇過程，這就意味著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不僅不是單純物質現象的客觀性，而且也不是作為不可更改的必然趨勢的客觀性。必須把中國社會轉型看作一個以感性覺醒為基點的自我意識、自我抉擇過程，能夠對這種過程給予比較恰當解釋的不是實證社會學的客觀結構論，而是充分承認主觀建設性的建構論，并且不是僅僅承認理性作用的單純理性建構論，而是同時承認感性積極作用的雙向建構論。

　　其次，應當充分發(fā)揮社會學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的理性建構作用。如果我們承認中國社會轉型是理性選擇和感性選擇的雙向選擇和雙向建構的過程，尤其是承認感性選擇是中國社會選擇行為的主流，那么就應當重新審視中國社會學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作用。社會學的思考與解釋無疑是理性的過程，并且應當說是理性的選擇過程。社會學的理性選擇也應當看作社會選擇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社會學是從經驗事實出發(fā)關注社會進步與秩序的學科，社會學的理論直接同人們的選擇行為特別是感性選擇行為發(fā)生聯系，如同利奧塔和布迪厄等人所言，社會學的話語比其他學科對社會生活更具有參與性，因為社會學作為經驗的實踐性的學科，它的理論在人們的感性行為過程中都能找到原型，因此可以達成理論與實踐的直接接觸，發(fā)生直接的社會作用。社會學的理論也是社會學家在特定的位置或社會條件對社會做出的理性的選擇性解釋，社會學不僅應當讓自己的解釋影響其他學科的理性解釋，而且也應當讓自己的解釋能夠影響到廣大基層社會成員的感性選擇。這樣，社會學就會在社會生活的主觀與客觀的雙向建構中，積極地發(fā)揮自己理性選擇的建構作用。

　　再次，中國社會學應當努力爭取“從庭院走向堂奧”。這是費孝通半個多世紀前提出的愿望，今天我們似乎看到了這個愿望可以實現的曙光。在費孝通看來，各門學科是從社會生活的不同角度研究各種社會制度的，因此各門學科抓住了不同的社會制度。社會學在各種社會制度紛紛被其他學科抓走之后，不得不從堂奧退向了庭院，逐漸地成為邊緣化學科。要改變社會學的這種邊緣化現象，費孝通的主張是：在各種制度的交叉關系中來開展社會學研究。

　　這個主張的確給中國社會學指明了一條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道路。令人遺憾的是，費孝通半個多世紀前提出的愿望至今也未成為現實，中國社會學的邊緣化現象一直未見減弱。究其原因，或許與未找到合適的切入點有關。

　　中國社會學可否借鑒經濟學的成功之路，從行為研究切入社會生活，然后再由社會生活研究走向制度研究？經濟學從理性選擇行為入手，并由此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實現了今日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擴張。社會學能否從感性行為入手，并由此而深入社會生活？如能這樣做，不僅可以保持社會學研究的經驗性原則和整體性原則，因為感性選擇是綜合性的經驗過程，而且還可以由此達到對各種社會制度交叉點或制度網結的研究。如果我們認為經濟學的成功主要是在于它抓住了社會生活的中心方面，而社會學只能在這個中心之外游弋，所以難以成為中心。其實，社會學從感性選擇入手同樣可以抓住經濟這個社會生活的中心，并且不會因為研究經濟生活而落入經濟學的套路。因為從感性選擇入手研究經濟現象，抓住的是更豐富的經濟現象，并且是在多種非經濟因素同經濟因素的相互作用中開展社會學視角的研究。在對經濟生活的感性選擇研究中，社會學可以直接觀察各種制度因素在社會實踐中的交叉與作用，抓住生活中的制度網結，進而真正由庭院走向堂奧。

　　另外，我們不應當僅僅用20世紀中葉以前的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作為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理論前提，因為，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僅僅追求社會的理性化，忽視感性過程，而中國現代化的行為主流是感性選擇，而不是理性選擇，是理性的感性化，而不是感性的理性化。我們應當高度重視20世紀前期中國社會學家關于中國社會行為感性化特點的論述，盡管中國社會學前輩也是用理性化的眼光來批判中國人的感性行為特點的，但是他們的豐富論述起碼讓我們知道中國人社會行為的主流是感性選擇而不是理性選擇，這就從研究對象上要求中國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問題是不能僅僅考慮理性選擇而不考慮感性選擇。我們還應當高度重視的是當代正在流行的后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因為后現代西方社會學的總體趨向是否定單純客觀性，強調在主觀創(chuàng)造和主觀與客觀的雙向建構關系中來理解社會生活的發(fā)展變化過程，這種原則特別適合解釋中國當代社會的轉型過程。

　　參考文獻：

　　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商務印書館，1984年。

　　馬赫：《感覺的分析》，洪謙、唐鉞、梁志學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藍公武譯，商務印書館，1960年。

　　席勒：《審美教育書簡》，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

　　王銘銘：《社區(qū)的歷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

　　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重慶鄉(xiāng)邨書店，1939年。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

　　韋伯：《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

　　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三聯書店，1998年。

　　利奧塔：《后現代知識狀況》，三聯書店，1997年。

　　H.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69.

　　H.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Beacon Press，1978.

　　Bian Yanjie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and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

　　來源：《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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