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梁啟超應(yīng)北美保皇會同人之邀而離開日本，檀香山原本只是路過而已，梁啟超并非沖著孫中山的興中會陣地而來。至于梁氏在檀島一呆就是半年，最終還取消北美之行，實屬一波三折，并非戀棧所致。梁氏在檀島發(fā)展保皇會組織和全力籌款時，也不曾中斷繼續(xù)謀求與孫中山合作之念。由于合作之愿最終付諸東流，喧囂一時的勤王運動又最終夭折，他在檀島的所作所為就易遭對方與后世研究者的非議，他好像就是一個地道的“政治騙子”，這種用結(jié)果推導過程的史學研究方法與思維定勢是應(yīng)當盡量摒棄的。梁啟超不失為較重感情、較講信義者，一個瞻前顧后、當決未決的政治活動家，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形象與相關(guān)成就。

　　如果說歷史的結(jié)局不難使人一目了然，那么，歷史過程的復(fù)雜性就常常超出后世研究者的估計與想象。就史學研究而言，某些復(fù)雜的歷史過程與歷史場景未曾載諸文字，記載什么與怎樣記載，以及評論什么與怎樣評論，又多依某些當事人或知情者的主觀意愿而定，這就決定了走近歷史真實的艱難。竊以為，起點頗高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欲期繼續(xù)深入，其最大難處也莫過于此。

　　在艱苦而漫長的辛亥革命準備時期，梁啟超與孫中山等反清志士之間從協(xié)商合作到最終反目的曲折過程就存在某些待解之謎。梁氏的庚子檀香山之行便是其中之一。一個頗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梁啟超“施展陰謀手段，在檀香山用‘�；蕿槊�，革命為實’的謊言，蒙騙不少興中會員，包括孫眉在內(nèi)，轉(zhuǎn)入了�；蕰��！�…連它的發(fā)祥地都落到了鵲巢鳩占的地步�！� 或者說，“1900年1月11日致孫中山的信，可以作為梁啟超與革命派關(guān)系將要發(fā)生性質(zhì)變化的一個信號，即從有合作誠意變成了以合作為幌子的欺騙，帶上了兩面派的色彩” “在‘合作’的煙幕下，逐步打入興中會有傳統(tǒng)勢力的各個地方，奪取興中會的地盤和群眾”，“梁啟超那副兩面派的面目，誰還能為他辯解呢？” 筆者雖在拙稿《籌劃庚子勤王運動期間梁、孫關(guān)系真相》 中提出異議，只因當時慮及篇幅，畢竟語焉不詳。倘若專題考察梁啟超滯留檀香山的主要原因及其真實言行，摒棄常見的那種以歷史的結(jié)局推導過程和以孫中山一方的是非為是非評判過程之類做法，或許可望清理辛亥革命史中的一樁公案，從復(fù)雜的歷史過程中走近歷史，抹去強加于梁氏頭上的“兩面派”、“政治騙子”等不實之詞，將思想主張易變的梁啟超與為人處世原則相對難變的梁啟超適當區(qū)別開來。

　　一、抵檀背景

　　據(jù)馮自由稱，梁啟超在日本與孫中山協(xié)商合作略有眉目時， “同門十三人”由 梁啟超起草，致函乃師康有為：“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圣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tǒng)。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恩師�！绷簡⒊�因而惹怒了師長，遭到康的斥責 。此函的真實性當無問題 。至于馮自由說：“康有為初得十三人勸退書，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麥二人函，乃立派葉覺邁攜款赴日，勒令啟超即往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務(wù)，不許稽延” ） ，此說則未必十分可靠。據(jù)梁啟超離日前夕所吟《別伊藤侯》“壯別”詩中 “出匡恩未報，贈縞愛何深”等句，以及自注 “余去年出險之役及今次遠游之費，皆感侯之賜” ，可知伊藤伯文的資助才是促成梁氏此行的關(guān)鍵，至少可以說，葉覺邁的“攜款赴日”并不十分重要。況且，還在同年5月初，梁啟超在致妻室李蕙仙之函中，就提到將應(yīng)邀赴美洲發(fā)動華僑的打算。他說：“來同居之說，吾初接來信時，亦有此意，因橫濱開女學校，欲請薇君（即康女同薇——引者）為教習，故吾之意，欲令卿與同來也。惟昨日忽接先生（即康有為——引者）來一書，極言美洲各埠同鄉(xiāng)人人忠憤，相待極厚，大有可為。而金山人極仰慕我，過于先生。今為大局計，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來矣。廣東人在海外者五百余萬人，人人皆有忠憤之心，視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聯(lián)絡(luò)之，則雖一小國不過是矣。今欲開一商會，凡入會者每人課兩元，若入會者有一半，則可得五百萬元矣。以此辦事，何事不成?”“此事為中國存亡之一大關(guān)鍵，故吾不辭勞苦以辦之” 。陳少白等人的類似回憶也能說明問題 。

　　美國學者列文森對梁啟超也不無微詞地說：“梁啟超去了檀香山，但他的文章從未說明這次旅行是小小的陰謀詭計的結(jié)局。有兩次他寧可將它解釋為對來自美國的一個邀請的反響�！� 而實際上，梁啟超應(yīng)美國華僑之邀一說有據(jù)可查，并非空穴來風。至于梁氏事后的解釋，不過屬于事實陳述，他并非希望刻意掩飾什么，早于走檀近8個月前對妻子的陳述就完全可以說明問題，梁啟超在為《清議報》刊發(fā)《復(fù)金山中華會館書》所寫前言即提到：“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屬金山大埠華人致電，敦請往美，遂于十一月由日本首途，道經(jīng)檀香山，擬小住一月，即便前往�！� 美籍學者張灝也承認：“夏威夷最初只是他北美之行的一個中間站。”

　　梁啟超之離日，可謂一果多因。除了乃師的斥責外，舊金山華僑的盛情邀請，回國發(fā)動武裝勤王的唐才常、林圭等人之于經(jīng)費的巨額需求，日本政府拒絕接納康有為重返日本一事在梁啟超與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橫濱華僑等心中所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強烈的離日愿望，在在都是促成梁啟超遠行的重要因素。更為重要的是，梁啟超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并非檀香山，而是北美大陸，此行并非針對孫中山在檀香山的政治陣地，瓦解那里的興中會組織而去，而是為勤王運動籌款而去，檀香山一地原本就只是順路經(jīng)過而已。

　　離日之前至抵檀之初，梁孫之間的關(guān)系頗為密切，連馮自由也承認二人“往還日密” ，“友誼至篤” 。至于馮稱：梁氏離日前，“特求總理（即孫中山——引者）作函介紹其兄德彰（孫中山長兄孫眉號德彰——引者）及興中會同志。總理坦然不疑，竟從所請。” 不少論著多承馮說，好象又是梁啟超在行騙 。但據(jù)陳少白回憶：對于梁啟超，“孫先生愛重其人，親自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去見他的哥哥孫眉。” 倘若陳少白的回憶可靠，那么，孫將梁介紹給家兄孫眉之舉就出于孫的自愿和主動，而不是梁的索取所得。梁啟超抵檀后致伍廷芳一函中還提到：“逸仙有一洋字信，托弟面交足下者”。

倘若由此聯(lián)想到孫中山致乃兄的那封介紹函，或許此函的“托交”成份還多于介紹的成份，亦未可知。

　　況且，孫中山致孫眉的那封介紹函對于梁氏立足檀香山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也存在進一步探討的余地。就現(xiàn)有資料來看，馮自由的著述夸大了這份介紹函的作用。在梁啟超到來之前，檀香山就已存在保皇會成員的活動，已不乏�；蕰�的組織基礎(chǔ)。促使梁啟超在檀香山受到熱烈歡迎的，與其說是孫中山致乃兄孫眉的介紹函，還不如說是當?shù)囟鄶?shù)愛國華僑對“�；省敝鲝埖恼J同，以及梁啟超本人在戊戌變法運動中所造成的顯赫聲名。清政府的懸賞通緝，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海外華僑對梁氏的敬慕和同情。

　　檀香山即火奴魯魯（Honolulu），屬于夏威夷群島的首府和良港，位于瓦胡島南岸，東距舊金山3857公里，西隔菲律賓首都馬尼拉8516公里，素有“太平洋的十字路口”之稱。約在4世紀，波利尼西亞人乘舟來此定居，18世紀末，酋長卡米哈米哈建立夏威夷王國。1893年，該地成立共和國。旋經(jīng)美西戰(zhàn)爭，美國政府于1898年7月7日將夏威夷群島正式并入美國版圖，并于1900年5月14日任命桑福德•多爾為第一任準州州長。

整個群島面積并不大，僅1.7平方公里，其經(jīng)濟發(fā)展也不突出。

　　1899年12月20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諭稱：“康有為及其死黨梁啟超先已逋逃，稽誅(諸)海外，猶復(fù)肆為簧鼓，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眾聽，離間宮廷”，“狼心未改”，“著海疆各督撫懔遵前諭，懸賞購線，無論紳商士民，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嚴密緝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賞，務(wù)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國憲。即使實難生獲，但能設(shè)法致死，確有證據(jù)，亦必從優(yōu)給賞�！� 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接到上諭及新任商務(wù)大臣李鴻章的電報后，“一面飛致函電各領(lǐng)事密懸重賞，廣購眼線，如購致康有為者，賞銀一萬兩，梁啟超賞銀五千兩。如不能拿解，當場格斃驗實，亦一律給賞�！�

　　據(jù)梁啟超的《夏威夷游記》稱，他是在19世紀的最后一日即1899年12月31日下午2時登上檀香山口岸的。梁氏于10日后向?qū)O中山函稟行蹤時，亦將抵檀日期稱作12月31日，列文森等人的著述亦多從梁說。但據(jù)清方領(lǐng)事及時向伍廷芳所稟全文來看，梁氏上岸日期為農(nóng)歷十一月二十八日，亦即公歷12月30日，較梁氏自述相差1日。究竟是長途勞累而且還暈船的梁啟超自己記錯了，還是清方領(lǐng)事的稟報有誤，待考。而一般說來，后者的工作流程當有逐日記載，其失誤的可能性更小。

　　列文森說：
“梁啟超上岸了，一個同事迎接了他，并為他在愛林頓旅館安排了臨時住所” ，但梁啟超本人在《夏威夷游記》中記載得很清楚：“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無知者，一人獨行，言語不通，甚苦之，于是投亞靈頓客寓中暫居�！�…夕間同志已聞余之來，其不在禁限（指當?shù)仃P(guān)于防止淋巴腺鼠疫傳染之禁限——引者）內(nèi)者，有數(shù)人來談” ，意即上岸時無人迎接。如果真有“一個同事迎接了他”，他沒有必要故意隱瞞。孫中山的好友鐘工宇后來也回憶說：“梁啟超作為一位政治流亡者來到檀香山，事先并沒有宣布�！�

　　梁啟超是化裝改名，手持日本國護照而秘密抵達檀香山的。上岸之前，即遭到清朝政府駐檀香山領(lǐng)事的嚴密搜查。只因日本駐檀領(lǐng)事出面交涉，得允上岸。據(jù)清領(lǐng)事當時向伍廷芳報告：“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郵船名香港丸抵口 ，當即會同美國稅關(guān)官員登船，嚴密稽查。其搭客姓名冊內(nèi)，并無梁啟超其人，亦無中國裝束、形跡可疑之人。惟頭等客艙內(nèi)有已經(jīng)易服剪發(fā)自稱籍隸日本之吉田松陰一名，其面貌與市間所售梁逆照相片無異。經(jīng)稅關(guān)再三盤詰，始露痕跡。惟該逆持有日本政府護照，礙難駁回。復(fù)與稅關(guān)密商，暫照日本工人入口辦法，將其行李搜查，該逆所帶銀兩不及美洋五十元，與不準登岸之例適相符合。正在設(shè)詞扣留，不料日本領(lǐng)事已得消息，親來力爭，確保登岸。稅關(guān)以該逆已改日名、隸日籍、服日裝，攜日本政府護照，有日本領(lǐng)事保護，過為堅執(zhí)，恐礙邦交，稅關(guān)實亦無此權(quán)力阻其登岸。該逆現(xiàn)寄寓客店，尚未招搖煽惑，容隨時加意訪查，再行稟報�！�

　　鐘工宇還回憶說，當檀香山的愛國華僑得知梁啟超這位“政治流亡者”來此，“消息卻像野火般傳開來。……人人都想見這位著名的改良派”，“我也拜訪了他，被這個人的魅力深深迷住了。我們這伙人是這樣的熱心，于是成立了一個‘�；蕰�’分會�！�…我們收集捐款送往澳門和香港的本部。我大概總共送去了三萬元。梁啟超本人忙著到處去演說。他對北京的腐敗和政治陰謀內(nèi)幕的揭露，他對可憐的光緒皇帝被囚禁在紫禁城內(nèi)中南海中的一個小亭里的描述，以及他要使中國變?yōu)橐粋�現(xiàn)代國家的改革方案，所有這些以及其他的談話，都使我們熱情鼎沸，激動不已�！�…許多人慷慨解囊，捐錢給梁，以供他個人使用……�！� 顯然，鐘工宇等廣大華僑之所以如此熱烈地歡迎梁啟超，并非因為他是孫中山介紹來的朋友，而是因為他是“著名的改良派”和“政治流亡者”，還有他那動人的演說與“其他的談話”所蘊含的“魅力”。

　　馮自由稱：“梁居檀數(shù)月，漸以組織�；蕰�之說進，謂名為�；剩瑢崉t革命，僑商不知其詐，多入彀中，捐助漢口起事軍餉逾華銀十萬元。” 不少論著亦多承襲馮說，紛紛譴責梁啟超的所謂“欺騙”行為。但鐘工宇的回憶說得很清楚，梁啟超公開同情光緒帝，主張“�；省保瑸榍谕醵�發(fā)動捐款，把“保皇”同建設(shè)“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改革方案”聯(lián)系起來，這完全符合梁啟超當時在《清議報》上所發(fā)表的有關(guān)言論，也符合他離日前同孫中山等人面商及書信來往中所體現(xiàn)的政治主張，無“詐”可言，包括鐘工宇在內(nèi)的廣大愛國華僑和部分興中會會員，其主張暴力反滿的興趣并不比主張暴力�；屎徒ㄔO(shè)“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興趣要大。

　　梁啟超之所以在華僑中熱忱宣傳康有為的“保皇”宗旨，而不是大張自由與民權(quán)旗幟，重點展示自己那有異于康的政治構(gòu)想，主要因為“保皇”旗號在廣大華僑中頗有市場，而且當時西太后新造的所謂廢光緒帝為“昏德王”、立載漪之子溥儁為帝，改元“保慶”之類陰謀也增加了廣大華僑對光緒帝的敬重和同情。梁啟超此行旨在團結(jié)各派政治力量與發(fā)動華僑踴躍捐款，支持國內(nèi)的武裝勤王斗爭，以武力謀求政治革命。至于勤王之后如何善待光緒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扶持他當君主立憲制的皇帝，還是當民主立憲制的總統(tǒng)，還是另選賢能出任總統(tǒng)，都還只是未知數(shù)，這既取決于武裝勤王運動能否順利實現(xiàn)，又取決于將來各方合作者的態(tài)度，只能留待將來去商討，當務(wù)之急則是力謀各方合作與籌款舉兵。

　　鐘工宇作為孫中山的好友，他的回憶卻不曾提到梁啟超宣揚“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一類政綱解說詞，不曾揭露梁啟超的所謂“欺騙”言行。其中無非存在兩種可能性：要么梁啟超像馮自由所敘述的那樣果真說過，但對鐘工宇來說，這無關(guān)緊要，不曾留下印象；
要么是梁啟超當時并沒有這樣說。其實，馮自由自己在別的場合也承認，當初孫中山的暴力反滿宗旨在檀香山的反響并不那么強烈，孫中山在檀香山還不如４年之后梁啟超在檀香山那么大受歡迎，興中會在那里的反滿根基并不厚實。

馮還承認：“梁知人心可用，乃昌言惟保救光緒復(fù)辟，始能據(jù)御外侮，僑商信之，捐助勤王軍餉者大不乏人�！�

　　退一步說，即使梁啟超真的說過“名為�；剩瑢崉t革命”，且不說檀香山的興中會骨干們應(yīng)作何種理解方可顯示其有別于他方的政治覺悟，若從理論的層面去分析，從梁啟超本人當時所理解的“革命”去判斷，而不是僅僅停留在馮自由乃至孫中山等辛亥志士之于“革命”的認識水平去清理二者之間的個人恩怨，則不妨注意到，“名為�；剩瑢崉t革命”等語未必純屬無稽之談。為了謀求兩派聯(lián)合，迅速凝聚兩派力量，此時此刻的梁啟超已經(jīng)找到既能滿足孫中山一方的民主立憲要求，又可兼顧自身保皇情結(jié)的政治切合點，即“舉光緒為總統(tǒng)”，他在抵檀近5個月后致孫中山之函中，仍然如此表述，已開始考慮放棄自己說得最多堅持也最久的君主立憲制，接受總統(tǒng)制，亦即民主立憲制。其實，無論是此時梁氏所認同的民主立憲制，還是此后梁氏回頭所堅持的君主立憲制，都曾是近代西方革命前輩為之流血奮斗并曾分別載諸史冊的革命方案，都具有近代政治革命的典型意義 ，無詐可言，至于以反滿為職志的孫中山等人只看重民主立憲制而鄙棄君主立憲制而已，那是另一回事。矢志暴力革命的孫中山所堅持的民主立憲方案是以反滿為前提，不愿與乃師康有為分手的梁啟超所宣傳的君主立憲方案或“舉光緒為總統(tǒng)”的政治構(gòu)想?yún)s是以“�；省�、“尊皇”為前提，二者之間原本就存在明顯的不可調(diào)和性，這就決定了雙方最終走到一塊的艱難，這是合作熱情甚高的梁啟超當時未曾深思熟慮的。

　　二、赴美計劃一波三折

　　梁啟超原擬在檀香山逗留一個月左右，然后趕赴美洲大陸發(fā)動捐款。只因當時的情況時有變化，只好姑且留下，等待離島時機。迄至同年7月離開檀香山為止，其赴美計劃卻一直不曾實現(xiàn)，乃至引起當時的孫中山等人與后世研究者的種種誤解。

　　梁啟超于同年3月13日致函康有為，提出走香港或南美的打算，尤其希望去香港，以便加強港澳地區(qū)全盤規(guī)劃勤王運動的領(lǐng)導力量，克服那里的散漫狀態(tài)，順便加強同孫中山的密友陳少白等人的聯(lián)絡(luò)，繼續(xù)落實合作計劃。他自告奮勇地對康有為說：“蓋弟子誠見港、澳同門無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雖亦不才，囗囗囗以閱歷稍多，似勝于諸同門。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經(jīng)營內(nèi)地之事，實為我輩第一著，無人握其樞，則一切皆成幻泡，故弟子欲冒萬死，居此險地，結(jié)集此事�！� 同日，他在致丘菽園函中也說：“弟欲游南美，然恐中原事急，太遠去不能速歸，故尚未定也” 。他之所以“未定”，是因為還得靜候康有為的回音。

　　梁氏心里也明白，由于自己近一年來同孫中山來往密切，而且一再替孫中山說話，頂撞康有為，康氏已失去對他的信任，不一定愿意派他去香港勤王運動中樞主持其事。就在3月13日致康有為這通函件中，他仍然明確反對康等以“鹵莽”、“叛逆”、“大言無實”等“狹隘”不實之詞詈罵孫中山等革命志士，“痛恨我黨之乏才”，而且措詞嚴厲 。

　　果然，對于梁啟超的主動請求，康氏遲遲不予答復(fù)。迄至3月20日為止，梁啟超在檀香山逗留已達兩個多月的光景，卻一直不曾收到康的回函，“良深憤悱”。他稟告乃師：“此間同志自聞去臘驚耗以來，望內(nèi)地事甚切，每船至輒詢先生主意所在，無以為對，不免稍令人灰心”。

　　向康有為請求赴港未獲允準，梁啟超除了考慮走南美，還是覺得應(yīng)該實現(xiàn)赴美計劃。一方面，他“擬即往巴拿馬、秘魯兩處”發(fā)展�；蕰�組織，爭取捐款，他函請正在加拿大的葉恩（惠伯）“函知該處同志，并將彼門牌寄下” ，以便接洽。另一方面，他計劃“與一美將大有所圖”， 擬同一個名叫魯云的美國人去紐約，找一位“前以三千萬貸古巴民黨者” ，請后者慷慨解囊，支援中國的勤王運動，計劃獲得1000萬元的資助。梁啟超在4月28日致孫中山函中，也透露了自己的這一計劃，認為若能“得千萬左右，則可大助內(nèi)地諸豪一舉而成” 。

　　數(shù)日后，梁啟超便放棄了去南美的計劃，擬倚仗美國人魯云的支持，全力圖美。

　　不久，梁啟超發(fā)現(xiàn)那個魯云“不甚誠實，不可恃之”，找到“在檀為有望商家”的另一個美國人赫欽，請求協(xié)助。據(jù)梁氏所知，“此人曾與古巴之役者也，與今之美外部大臣同事也” ，“彼發(fā)大心，肯偕往紐約，謂若弟子往見各豪富，肯簽名許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梁擬“下月偕往” 。

　　弱者往往希望出現(xiàn)奇跡。梁啟超本人固然始終明白赴美謀求巨額援助之事“成之甚難”，“雖謀之，然不可恃之，蓋天下未有不經(jīng)過血汗而能得之權(quán)利也” ，他甚至還說，赴美之行“或可大有收獲，然恃人不如自恃，仍望各處同胞，發(fā)憤團結(jié)，是乃腳踏實地工夫也” ，但在致乃師函中，他又強調(diào)“孤注一擲亦無妨”，“決意以本會所收得美金萬余充此事之用”，“決意如此辦理矣” 。顯然，他已無意于征得康有為的同意，并且興致勃勃地致函開導孫中山，不要輕易發(fā)難，需作充分準備。

　　由于梁啟超所依賴的那個赫欽在檀香山是個巨商，“薪工甚昂，與之同行六月，須萬金（美國紙）乃能償其利益” ，梁啟超還得先為赫欽補償一筆商業(yè)損失。梁原來估計此行補償費、路費與活動經(jīng)費共需華銀二萬元，稍后又預(yù)算“須費二萬八千之本錢” 。當時，檀香山�；蕰�成員“雖捐有五萬之數(shù)，然尚未開收”，原因是檀香山�；蕰�因清方領(lǐng)事“極力阻擾”，還不曾在當?shù)孛缹佟罢�府取一立會文憑” ，“現(xiàn)只得同志而有力之各人先行捐出應(yīng)急用，故其余更須稍候”。他估計，在檀香山“擴充之后，必得至十萬以外” 。

　　為了作好離檀赴日準備，梁啟超除了竭力籌措此行經(jīng)費外，還抓緊同地方政府交涉，爭取使�；蕰�的合法性得到美屬檀香山地方政府的認可。另外，他將此行計劃同檀香山的組織發(fā)動情況一一函告分駐新加坡、澳門、橫濱、上海、加拿大等地的同人，提醒他們不要疏遠同檀香山保皇會的聯(lián)絡(luò)，以免影響士氣。3月20日，他致函唐才常和狄平，告以“于半月內(nèi)即偕往紐約” 。梁氏曾“擬半年遍游美洲” ，“現(xiàn)接唐山來信，消息甚急”，估計“于日間兩三個月內(nèi)，即行起義”，輒打算待赴紐約辦妥借款后，迅即折回廣東 。

　　3月28日，梁啟超再次函告唐才常等人，偕赫欽赴美的日期已定為“三月十一日” ，即西歷4月11日。同日，他又函告加拿大的�；蕰�骨干葉恩，相約在輪船路過加境時與之一晤。他說：“弟已決四月十一號（西歷）乘阿喊罅船來喔高華，與一美國人及會中一副總理張君梅如同來。到埠絕無停留，即往紐約辦一極大極要之事，故先行信閣下，祈到時預(yù)備招呼一切。弟來時寫船位乃用西人名”。梁將他與張的西文名附上，囑“若上岸時或有窒礙，望兄妥為照料”。由于總理衙門多次電請美國政府阻止梁啟超登岸，梁“聞美外部實已行文稅關(guān)，設(shè)法阻止”，故囑葉對此行絕對保密，“此事切不可張揚，除兄之外，不可令一人知（多一人知，則多張揚一分），雖極同志者亦不可使知�！�…弟到貴埠，但住客店，不見一人，惟一見日本領(lǐng)事，即刻搭火車前往，當日即行，并不逗留，疾雷不及掩耳，乃能妥當。兄但會此意，密之又密，是所切禱！”

　　梁啟超原以為此行定能成功，詎料美國政府推行民族歧視政策，“仍以疫防為故，只許白人搭船，亞洲人皆不許”。其實，包括梁啟超在內(nèi)的華人也曾接受種痘之法種疫，“雖種，仍不許”，梁氏“欲飛無翼，夜夜膏蘭自煎” 只好被迫取消4月11日赴美之計劃。在他看來，“此事志在必辦”，不能放棄，即“以全權(quán)交赫氏先往辦理”，以“二萬元華銀”作為補償赫氏商務(wù)損失之代價 ，自己則在檀香山為打破美國政府的民族歧視政策，爭取赴美計劃的實現(xiàn)而繼續(xù)奔波。

　　與此同時，梁啟超還設(shè)想抽身赴澳洲籌款，只因他已約容閎于近期赴美協(xié)助籌款而作罷。4月15日，他函告雪梨�；蕰�同志，“弟前本擬即來貴埠，頃有與美國政府互商之事，日間容會長閎已約定即來美同辦，故不得不候之，以此事關(guān)系重大也。” 康有為當時欲來檀香山，被梁啟超勸阻。梁函告：“先生來檀之議，萬萬不可，檀禁華人更嚴于金山，弟子之來，乃以柏原名來者，僅能登岸耳” 。

　　爭取赴美洲大陸的計劃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此檀香山地方政府以防疫為借口阻止華人入美的條規(guī)經(jīng)梁啟超再三交涉之后，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但隨之而來的是護照問題。梁離日赴檀時所用的是日本政府頒發(fā)的護照，現(xiàn)在日本駐檀領(lǐng)事告誡他：該護照在美國大陸已不能繼續(xù)生效，“若往金山，彼處日吏不能肩保護之責，苦口勸勿往，并云已告金山領(lǐng)事，此護照作為廢紙，若往，恐生大不便”。梁啟超無奈，又不得不決定“現(xiàn)時暫不往”，“暫留招待” ，繼續(xù)辦理當?shù)乇；蕰�事�?wù)，盼望赫欽傳回佳音。結(jié)果，赫欽攜梁啟超辛勤獲捐的2萬元一去不復(fù)返，音訊全無。

　　美商赫欽騙２萬元而去，梁啟超于心不甘，仍然設(shè)法爭取赴美資格，鍥而不舍。經(jīng)過幾番努力，始見轉(zhuǎn)機。

　　7月4日，檀香山�；蕰�舉行盛宴，為梁啟超的美國之行募捐，“共加捐六千余金”，其中黃亮、鐘木賢各加捐1000元。再過3日，黃、鐘“又各加捐三千元”，曾經(jīng)向�；蕰�捐過1000元的孫眉也托來50元作為饋贈。梁啟超打算7月10日乘“阿士梯耶”號赴美，只因當時船票十分緊張，需要提前兩周左右方可“得船位”，而此時此刻，兩湖、兩廣的勤王起義在即，他又接到從新加坡、香港兩地發(fā)來的催他回國襄理起義的電報。經(jīng)過一番權(quán)衡，梁啟超對孫中山之兄孫眉說，襄理國內(nèi)起義一事“有弟不為多，無弟不為少”，而“美國事則惟弟就近前往乃可也，故現(xiàn)時仍<以>往美為多”，他計劃于7月20日離檀赴美，還接受家住茂宜的孫眉所托，準備將自己上門傳授過功課的孫眉之子孫昌(1881-1917)帶往美國深造，囑孫眉速送孫昌于近日來檀島候船 。

　　一切準備妥當，梁啟超只待20日赴美，以實現(xiàn)自己近年來的一個夙愿。詎料成行前3日，“接有新嘉坡電文兩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即日回國辦事，不可少延貽誤”，梁啟超估計，“看此情形，必是起義在即，有用著弟之處”，他當即函告孫眉，自己不得不取消美國之行，“改而東歸”，決定交1.2萬余元赴美捐款直接用于國內(nèi)起義，于18日乘日本丸離檀先取道日本，再折返上海，相機進取。而“弟既東行，行蹤無定，所有阿昌相隨之議，似可作罷論。蓋東方無甚可開見識之事，而阿昌現(xiàn)當就學之年，似仍當令其入書館，勝于東歸也。此子循良，弟甚愛之，望其勉學成就，他日共事之日正長也。”由于滯留檀香山半年期間不見孫中山的回音，而勤王起義迫在眉睫，離檀之前，他向?qū)O眉再次表明自己欲謀與孫中山合作的心愿，囑將新獲捐款“趕收趕匯”，以應(yīng)國內(nèi)“需款之急” ，然后匆匆踏上返日航程。

　　梁啟超離開檀島之日，也就是其庚子年美洲大陸之行的計劃徹底告吹之時。

　　三、就地籌款

　　赴美不成，梁啟超在檀香山滯留凡半載余，一邊就地籌款，全力支援已折回國內(nèi)隨時準備冒險發(fā)難的好友唐才常等人的勤王活動，一邊紛紛致函藏居新加坡的康有為與澳門勤王運動總機關(guān)等，不厭其煩地獻計獻策。關(guān)于后者，因篇幅有限，本文姑置不論，茲針對梁啟超的就地籌款活動稍作說明。

　　梁啟超抵達時，正值瘟疫剛過，地方政府以防疫為借口，縱火焚燒華僑居住區(qū)，當?shù)厝A僑不啻雪上加霜。據(jù)梁啟超估計：“經(jīng)白賊，劫火之后，損傷五百余萬，元氣大耗”，能否在那里籌款“十萬之數(shù)”，他“猶未審能必得否” ，毫無把握。

　　梁啟超借助于精采動人的演說告訴廣大華僑，只因清廷腐朽，祖國落后，彼等才得以在國外備遭歧視和欺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大力宣傳舉兵勤王的重要性，激發(fā)華僑的愛國熱情，號召他們加入保皇會，踴躍解囊捐款。他在檀島的短期活動，使那里的保皇會組織發(fā)展迅速，有聲有色。他迅速組織起一個以梁蔭南為總負責人，鐘木賢、黃亮、張福如、鐘宇、卓海等９人為骨干的領(lǐng)導集體， “許預(yù)機密”，而且分工明確。凡“與總會會長及各處本會密商事”皆由梁蔭南經(jīng)手 。“密信皆由彼手收手復(fù)” 。在梁啟超看來，他們都是“肝膽可托，一切可共者也” 。

　　盡管新加坡僑商丘菽園慷慨解囊20萬元捐款使康有為所鎮(zhèn)守的新加坡所獲款額在各�；蕰�分會組織中首屈一指，而檀島一地組織之嚴密，發(fā)動之普遍，實為包括新加坡在內(nèi)的海外其他分會所不能企及。梁啟超曾對籌款10萬左右毫無把握，而一周甫過，根據(jù)會員發(fā)動情況，他即改變自己的看法，變悲觀為樂觀。3月15日，他在致簡興仁函中，就重點通報了自己近期內(nèi)的活動成果：“現(xiàn)時弟在檀香山，檀埠會已大成。正埠四千余人，而入會已及一萬二千余份。”

　　應(yīng)當指出，梁啟超之所以能在多災(zāi)多難的檀島克服重重困難，在短期內(nèi)使�；蕰�的組織發(fā)動頗見起色，固然同他那名震遐邇的著名改革者與政治流亡者的聲名、感情豐富的政治演說、深入細致的組織發(fā)動是分不開的，但同孫中山一手創(chuàng)立的興中會的政治基礎(chǔ)也不無關(guān)系。梁在某函中提到，“檀山人心踴躍異常，人人咸懷忠義，盡力以贊大舉。現(xiàn)時捐會份二千份者二人：黃亮、鐘木賢；
捐一千份者七人：黃□鳳、林實輝、吉記、林劉氏、梁蔭南、鮑海、鐘宇；
其余捐數(shù)百份者百余人……” 。恰恰是這些骨干帶頭認捐，才使梁對籌款10萬元充滿信心。而其中黃亮、鐘木賢、鐘宇、張福如等人就曾是興中會的骨干分子，馮自由所列《興中會會銀及收入會銀時日與進支表》就清楚地記載著他們的姓名。盡管他們在當時都只是“捐入會底銀五元”，遠不及后來向梁啟超捐銀那么大方，但興中會畢竟是他們涉足政治活動，以實際行動關(guān)心祖國政治命運的起點。

　　梁啟超在興中會的發(fā)祥地檀香山發(fā)展保皇會組織，使昔日的興中會會員紛紛轉(zhuǎn)向，匯聚在并不曾為孫中山所接受的“保皇”旗幟之下，“興中會的策源之地，居然成了�；逝傻幕顒又畢^(qū)” ，形同“鵲巢鳩占” ，此事原本就容易使孫中山遷怒于梁啟超，也容易使后世研究者根據(jù)興中會會員轉(zhuǎn)向保皇會的結(jié)局，去逆向推導和指責梁啟超前往檀香山時的主觀動機。倘若由梁啟超竭力敦促和牽線的康、孫之間的合作或梁啟超告別乃師康有為而直接同孫中山的合作果真成功，過去的一切都好說。既然康、孫之間最終反目，作為康門大弟子的梁啟超最終又不曾拋離師門，而且后來還公開站在暴力革命與民主立憲論的對立面，梁在檀香山所做的一切，也就容易成為影響梁、孫關(guān)系發(fā)展的一個障礙，對孫中山來說，使一切都不難從頭想起，欲將新賬與舊賬一起清算。盡管孫中山在復(fù)黃宗仰函與《敬告同鄉(xiāng)書》中并不曾具體針對梁在檀島的情況而開火，但感情的疙瘩與憤懣已經(jīng)橫貫于胸。

　　梁啟超于3月13日致乃師康有為的那通函件寫道：“……且行者（指孫中山——引者）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圖，廣東一落其手，我輩更向何處發(fā)軔乎？此實不可不計及，不能徒以行者毫無勢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 不少論著借此認定梁啟超當著孫中山說的是一套，背著孫中山卻千方百計爭地盤，是十足的“兩面派”和“政治騙子”。其實，梁啟超此語恰恰是在批評師長等譏笑孫中山“毫無勢力”的“空言”而發(fā)。倘若通讀全函，梁氏的本意就看得更加清楚。此函劈頭即說：“同門無人才，弟子始終不能不痛恨此事。弟子來此七十余日，寄澳門書六、七封，而彼中無一字之答（僅有人代穗田答一書，書中皆閑語），誠為可恨，不知其無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為不足與語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絲毫不能與聞，教我如何著手？弟子每一念及南中（指梁氏好友唐才常等即將在南方舉兵一事——引者），時時惶惑屏營，不知所措。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輩，信我輩之必成，而豈知按其實際，曾無一毫把握，將來何以謝天下哉！弟子每思此，輒覺無地自容�！� 可見，梁氏此函與其謀求同孫中山合作之意愿并不十分矛盾，因為謀求合作也是需要實力的。何況，當時海外絕大多數(shù)愛國華僑的確都對勤王運動寄予厚望，康、梁師徒理當考慮有所交代。

　　馮自由稱：“總理初聞梁專心組織�；蕰�，嘗馳書責其失信背約，梁竟無詞以答�！� 不少論著亦從馮說。竊以為，盡管我們目前還無法找到孫中山的這封函件，還無法斷定孫中山究竟是從什么角度和在多大程度上來譴責梁啟超的“失信背約”的，有一點可以肯定，滯留檀香山期間，梁啟超一直在爭取與孫中山取得聯(lián)系，繼續(xù)謀求合作，“梁竟無詞以答”云云，當與史實不符。及至4月28日，梁氏在致孫中山之函中，仍在重申“必當合而不當分”的主張，期待“握手共入中原” 。至于孫中山是否回函過，倒是不得而知。就在函孫之次日，梁啟超致函康有為，仍然為自己的合作主張辯解，并強調(diào)：“至于同門不同門之界，弟子仍持前說，不敢因噎廢食。前此同門之誤事者，又豈少乎？網(wǎng)羅豪俊之法，莫要于闊大大度，而莫惡于猜忌。蓋猜忌二字，最易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子所責弟子多疑之說，弟子今知其弊，痛自改之。然此義乃欲施之于同門不同門，皆如是也。”

　　梁啟超不是不知道“此種言論最為同門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許可” ，但他堅持要說。他不僅多次對孫中山說，還沖著康有為等反復(fù)說，這顯然不是“兩面派”之類所想做與所能做的。及至離檀前夕，梁啟超還不無自信地函告孫眉：“弟此行歸去，必見逸仙，隨機應(yīng)變，務(wù)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問必能做到也�！� 梁啟超由日本轉(zhuǎn)道上海。據(jù)日本東亞同文會駐滬成員井上雅二估計，“梁啟超和孫中山不久前似在東京會見”，但彼此“沒有成為同志” ，當與孫中山的摯友宮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因康有為誤解和指控而在新加坡被捕一事發(fā)生關(guān)系甚大。此后不久，梁啟超仍在通過陳少白而謀求兩派合作 。滯留檀香山期間，梁啟超究竟在孫中山背后搞過哪些小動作？馮自由的著述似乎并未提供具體的實證，尚需相應(yīng)的資料挖掘。竊以為，地盤與經(jīng)費固然屬于暴力革命者與�；收咴诹羧諏W生與海外華僑中的必爭之物，夸大自身力量與前景之言行在所難免，但置身檀香山的梁啟超畢竟仍在著眼于兩派合作之全局，常從“同門無人才”的現(xiàn)實中看到反清革命先驅(qū)孫中山的過人之處，故對孫中山等人還是比較尊重，為攜手合作留有余地。

　　正因為梁啟超對�；蕰�內(nèi)部的種種缺陷與漏洞及時了如指掌，他才深感焦慮，憂心如焚。他對康有為說，自己在原興中會會員鐘木賢、張福如等人面前宣傳�；蕰�時，“不無夸張之詞，實愧見之” ，心里總感到有些空虛，這顯然不是一個慣耍陰謀詭計者所應(yīng)有的態(tài)度。盡管康有為多次函囑梁啟超在檀島選派“海陸軍人”，充實港、澳等地機關(guān)的力量，梁卻遲遲下不了決心，其中一個顧慮就是“此間�；蕰�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舊黨（此間人無論其入興中會與否，亦皆與行者有交），今雖熱而來歸，彼心以為吾黨之人才勢力，遠過于彼黨耳。若一旦歸來，吾黨之人既已如此（弟子此言非輕鏡、介也。其人慎密之甚，乃至同志中得力之人亦不交一字，則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者幾希矣）。而彼黨在港頗眾，檀山舊人歸去從彼者，如劉祥、如鄧從圣（此人傾家數(shù)萬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錢而心終不悔，日日死心為彼辦事，闔埠皆推其才，勿謂他人無人也），此間人皆稱之。彼輩一歸，失意于吾黨而不分，返檀必為行者用。吾賠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將軍大笑，而回光鏡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睘榱藵M足康有為的派人要求，梁啟超還是打算“擬派三數(shù)人來，但不欲派曾入興中會之人” ，以免興中會中人看破�；蕰�的底細。

　　梁啟超對堅持站在孫中山一邊的興中會骨干劉祥、鄧從圣等人相對尊重，可謂難得。他在致函徐勤時，一邊囑徐動員劉、鄧二人加入保皇會，充實本會的力量，一邊提醒徐，不要再像康有為那樣詆毀對方和輕視對方。他說：“行者之黨有自檀歸幫辦事者，一曰劉祥，一曰鄧從盛，檀人皆極稱其才，以為出現(xiàn)今檀居諸人之上。鄧尤為傾家數(shù)萬助行事者也。今皆在香港，劉則在東西輪船公司為買辦云。兄不妨偕剛、智（即負責廣東勤王事宜的江之島結(jié)拜者梁炳光和張學 ——引者）往見之，說其入我黨，看能否？若得之，可幫多力。但說彼時，不可詆行者。但云今日用‘勤’字機會最好，而我黨眾多力厚云云可耳。蓋聞其于行者，尚始終不渝也。此間人至今無背行者，彼能令眾人所服之鄧某傾家而不怨，至今猶助之。此兩人豈可全輕者？吾黨夙詆之，謂其本來無一物，未免掩耳盜鈴。且知己知彼，百戰(zhàn)百勝，我得無太不知彼乎？吾輩日輕行者，其毋使他日之所成，尚不及行者也。行黨今亦輕我，其謂吾黨皆書生，必不能成事。吾黨其思何法可以間執(zhí)讒慝之口也。然我輩同心實痛，故弟每聞行者之言，未嘗不愧也�！薄敖虝�諸人，望兄極力周旋之。行黨亦不可得罪，多與少囗委蛇可也。相見時不可與駁論，或當偷學其方術(shù)，彼輩用心于此事既久，閱歷深于我也�！�

　　“偷學其術(shù)”固然屬于不可告人的“小動作”，但畢竟是以“學”為核心，它表露了梁啟超指望以孫中山之長補己之短的意念與決心。在檀香山發(fā)展�；蕰�會員與建議徐勤爭取興中會骨干劉祥、鄧從圣時，梁啟超為日后繼續(xù)謀求與孫中山的合作始終留有可供爭取的余地，并未同興中會鬧得誓不兩立。

　　梁啟超原本指望借助于赫欽此行的成功去大干一場，最終卻大呼上當，悔恨交加，康有為及澳門等地師友紛紛怨責，更使他有口難言。他默默地前往道威等小島發(fā)動籌款，迅速寄往國內(nèi)，以便排解自己的悔恨，盡可能彌補一點由自己的空頭計劃所帶來的經(jīng)濟損失。在道威，他只用了20天的時間，就為勤王運動籌款3萬余。

　　梁啟超在檀香山究竟籌集過多少款額？所曾寄出的款額又是多少？由于資料不全，至今眾說紛紜。馮自由估計梁啟超“募得款項華銀十余萬元” ，似乎略嫌夸大。

　　梁氏于離檀前一月即6月17日致港澳同人一函中及時通報了有關(guān)情況。他說，迄至此時為止，“統(tǒng)計所得，當不過八九萬之間。除已擲孤注二萬外，實余六七萬耳。”在這“六七萬”數(shù)字中，已奉唐才常之囑，寄往日本購械款1.6萬元，“擬日內(nèi)再湊一萬四千寄往”，兩項共3萬元。又，已寄澳門中樞等處2萬，其中寄港澳1.4萬元，寄“東者”即上海6千元，還剩1-2萬未寄，是因為尚未到手，“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 。鐘工宇回憶說：“我們收集捐款送往澳門和香港的本部。我大概總共送去了三萬元�！� 由于資料限制，我們目前還無法判斷鐘工宇是否屬于專門負責寄款港澳者，也難以知道鐘氏所寄是否包括了梁啟超離檀折返前夕準備寄出的1.8萬元捐贈，至少可以由此判斷，梁啟超所說“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還是有所踐諾的，鐘回憶寄港澳本部約３萬，就大大超過梁啟超此函所說的已寄港澳1.4萬，即可以斷定后來又補寄約1.6萬元，此數(shù)就符合所剩1-2萬元的估計。

　　臺北知名學長張朋園先生同意梁籌款額為“八九萬”之說，但又認為，梁“二萬元被騙，再加上自己的消耗，一部分又收不起來，四五萬元便沒有了著落” 。后學以為，若將“沒有了著落”之數(shù)估算為“四五萬元”，似有夸大之嫌。即使鐘工宇的回憶有誤，包括被騙的２萬元在內(nèi)的“沒有了著落”的款額亦當明顯低于 “四五萬元”之數(shù)。況且，我們目前還沒有別的依據(jù)來證明鐘的回憶有誤。因而可以說，梁啟超在經(jīng)濟上的疑點大致可以冰釋，應(yīng)將他與在用款等問題上確有瑕疵的康有為稍示區(qū)別。至于秦力山等事后借題發(fā)揮，欲將梁啟超與康有為一鍋煮，只因篇幅有限，且容另文辨析之。

　　四、結(jié)論

　　綜上所述，梁啟超于趕赴美洲大陸途中，原本打算只在檀香山停留一月許，結(jié)果卻因?qū)覍易児�，事與愿違。美洲大陸沒走成，檀島一停就是半年有余。他原本指望�；蕰�與興中會合作成功，共謀舉兵救國，抵檀前即已與孫中山達成口頭協(xié)議，旅檀后仍與孫中山保持通信聯(lián)系，尤其為合作一事再三向乃師康有為犯顏力爭，結(jié)果是康氏我行我素，而且忠言逆耳，孫中山的合作興趣也已不濃，梁氏的合作規(guī)劃又是事與愿違。檀島的興中會組織原本并非固若金湯，像劉祥、鄧從圣那樣始終追尋孫中山的革命身影者并不多見。梁啟超在檀香山繼續(xù)謀求合作的過程，同時又是他在該島通過發(fā)展�；蕰�組織而全力籌款的過程，二者本屬悖論，欲期兼顧，其難度似不亞于兼顧魚與熊掌之類。這是因為，一方面，梁啟超既然無法離開檀島，又不愿斷然與康有為的保皇黨分道揚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勢必就地為籌款勤王而效力，就地宣傳�；蕰�的宗旨；
另一方面，梁啟超在興中會的發(fā)源地檀香山籌款發(fā)動越多，孫中山在該地的政治地盤與影響力勢必越小，就容易使孫中山懷疑梁啟超的合作誠意，為雙方謀求合作帶來新的阻力。

　　由于梁啟超謀求合作之愿最終付諸東流，喧囂一時的勤王運動又最終夭折，并未釀出什么奇跡，梁氏在檀香山的所作所為就易遭對方與后世研究者之非議。個中尷尬，實由檀島之行的多種因素所造成，并為梁氏始料所未及，主要不是梁氏的主觀意愿所招惹，這至少不應(yīng)影響我們對梁啟超的合作思想及其人品方面的道德評判與歷史評判。梁啟超固然不是一個成功的政治活動家，但他的為人處世并非十分糟糕。即便是這位“流質(zhì)易變”的政治活動家的思想活動之變，亦多屬學者型的變，而不是政客型的變，與翻云覆雨的政客手法無涉。梁啟超那較重感情、較講信義的人際交往原則，以及瞻前顧后、當決未決的風格，恰恰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形象與相關(guān)成就，倒是值得專題研究的。

　　平心而論，在清末各路救國志士中，較之地緣、學緣、業(yè)緣觀念與小團體觀念，團結(jié)合作的觀念要淡薄得多，也重要得多。謀求團結(jié)卻堪稱梁啟超一以貫之的政治主張，只可惜不曾引起后世研究者的適當關(guān)注，好象那不過是 “政治騙子”的陷阱勾當或過街老鼠的乞哀求饒，不足為訓。掩卷思之，我們似有理由視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個缺憾。后世研究者最難做也最值得做的，大概就是透過雙方合作不曾成功而反清志士的政治理想最終成功并且儼然以“正史”的名目載入史冊的結(jié)局，回頭考察復(fù)雜的歷史過程，清理形形色色的因果聯(lián)系以及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在歷史真相與評判標準面前，用職業(yè)行動去體現(xiàn)人人平等或派派平等的學術(shù)原則，而不是以歷史的結(jié)局取代對歷史過程的分析，或以歷史的結(jié)局為坐標，先驗地推導與苛責歷史的過程，將某些主觀歸納所得的歷史必然性旁若無人地當作宿命論去演繹，不自覺地陷入以成敗論英雄的功利主義誤區(qū)，進而以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的力學思維定勢以及相關(guān)的定性分析與價值判斷取代中立的和基本的事實判斷，從而把自己的研究降低為“勝利者的宣傳”。

　　人們常說歷史是復(fù)雜的，顯然主要不是指相對簡單的歷史結(jié)局而言，而是就復(fù)雜的歷史過程而言。只因研究者常受歷史資料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的種種限制匱乏或雜亂，加上主觀性較強的價值判斷標準對事實判斷的影響，欲期切實把握復(fù)雜的歷史過程，良非易事。不過，惟有盡可能地從復(fù)雜的歷史過程中感悟歷史的真實，也許才有可能行之有效地去接近與解讀深沉的歷史內(nèi)涵，掂量歷史的分量與代價，問心無愧地顯露一份屬于自己的職業(yè)公正。

　　原載《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浙江學刊》2002年第2期。

　　因網(wǎng)頁版式限制，略去了原文注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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