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多事的一年，不論是對國家，還是對我自己。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我依次對牛津大學、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臺灣的中央研究院作學術訪問。臺灣的大地震并未使我驚恐，但人在大自然威力面前的脆弱，人在無助的境況下的絕望，仍使我感慨萬千。當大陸因為異乎異常的事件而表現(xiàn)出異乎尋常的熱度和激動時，我正在太平洋的彼岸埋首苦讀，我未分享同仇敵愾，但決非冷眼旁觀。我認真思考，知識分子在重大事變發(fā)生時，如何盡自己的職責。

　　對于新的千禧年和世紀之交，我并不特別看重。但也許是出于碰巧，我這一年的著述多與歷史有關。《驀然回首》是我對于1966年至1976年10年經(jīng)歷的一部回憶錄，《形形色色的造反》則是對同一歷史時段的學術研究和理性分析。收入“第三代學人自選集”的一書叫做《告別20世紀》，而另一部文稿則以《直面歷史》為書名。歷史感應該是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素質(zhì)，雖然他們在歷史上并不特別重要——尤其在中國。

　　學者面對有形的外部力量，往往是不堪一擊，但有一種內(nèi)在精神，卻無比強韌，從古至今一直貫穿，孕育著人類的精神文明。自學術生涯開始，古希臘晚期的一個事件、一種形象，一直是激勵我的源泉。

　　當羅馬軍隊在公元前212年攻破敘拉古城時，偉大的數(shù)學家、物理學家、天才的發(fā)明家阿基米德正面對沙地上的一幅數(shù)學圖形凝神沉思。當羅馬士兵將劍高舉時，他只是安詳?shù)卣f：“別踩壞了我的圖形!”學者并不意味著勇士，更不等同于烈士，但萬一不幸處于苦難的時代、悲慘的國度，萬一偶發(fā)事件突然降臨，他會捍衛(wèi)學術的獨立與尊嚴，那怕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中國傳統(tǒng)學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是什么呢?我認為，除少數(shù)自不量力、一廂情愿者想“為帝王師”外，多數(shù)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栗，書中自有顏如玉�！睍r至今日放眼望去，情況仍基本如此。當然，也有少數(shù)志士仁人，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但對于中國學界來說，如果“為學術而學術”這個并不高(當然一點也不低)的標準不能成為共識，那么學術的發(fā)達是沒有希望的。

　　學者似乎天然具有理性的稟賦與冷靜的氣質(zhì)，但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情況其實不然。羅素在回顧自己一戰(zhàn)的經(jīng)歷時，曾經(jīng)痛心地指出，學人們是多么地短視、盲信、跟風和屈從。第

　　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前的劍橋大學，學術精英云集，面臨日益逼近的危機，人們立場超脫、見識高遠、思想睿智。羅素發(fā)起簽名運動，許多教授和同事起而響應，堅決主張英國應保持中立，不卷入不正義之戰(zhàn)。但戰(zhàn)爭剛一爆發(fā)，隨著政府掀起的戰(zhàn)爭歇斯底里和民眾的狂熱，大多數(shù)簽名者馬上變成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極端愛國主義者，人道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被拋到九霄云外，批評政府的人變成政府的戰(zhàn)爭政策的堅定擁護者。羅素對此驚訝不已，但對于自己該做什么毫不猶豫，他說：“當戰(zhàn)爭來臨之際，我覺得似乎聽到了上帝的聲音。我知道我的責任是抗議，不管抗議是否有效。我的整個身心都投入了進去。作為熱愛真理的人，所有交戰(zhàn)國的民族主義都使我惡心。作為文化的熱愛者，回復到野蠻主義使我吃驚�！绷_素不是基督教，他所說的上帝的聲音，其實發(fā)自他的良心。

　　在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受到了嚴峻的考驗。我現(xiàn)在不是想指斥那些棄學經(jīng)商，在下海的浪潮中撈一把的人，也不是想揭露那些在化公為私、權(quán)錢交易中分一杯羹的人。90年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社會心理的急劇動蕩，各種矛盾的縱橫交錯，使得知識分子的社會立場難于定位，守望良知變成一個比“要做好人”或一般地堅持道義立場遠為困難的事。良知需要智慧支撐。

　　高度指令性、中央集權(quán)型的計劃經(jīng)濟已到窮途末路，超越市場經(jīng)濟歷史階段的社會經(jīng)濟烏托邦早已失敗，中國在十分不情愿和反復中開始向市場化轉(zhuǎn)型。這是一個痛苦的歷史過程，在此過程中，貪婪和無恥急劇膨脹，血汗與淚水的控訴不絕于耳，與此同時，新的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交換方式、人際關系和思維習慣也緩慢地形成�，F(xiàn)實中的丑惡比比皆是、觸目驚心，但問題出在哪里?市場經(jīng)濟是萬惡之源，還是斯大林模式改頭換面，權(quán)力仍然是社會生活的腐蝕劑?知識分子既要譴責批判，又要清理歷史，如果責任或罪過能分主次的話，我們是盯住專制權(quán)力，還是經(jīng)濟資本?

　　當知識界意識到社會公正已成為今日中國之重要問題時，問題變成了“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公正”，許多人的態(tài)度是：在二者中只能擇一。

　　我拒絕這樣的立場，我決不認為不公正的根源僅僅是市場經(jīng)濟。我的經(jīng)驗告訴我，在60和70年代，當一切自發(fā)的經(jīng)濟活動萌芽都被扼殺時，根本談不上公正，雖然在表面上，大家都是同樣地一貧如洗。我當然承認，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存在公正問題，而且很嚴重，但我決不認為當今發(fā)達社會中的公正問題就是中國目前的問題。

　　作為負責任的學者，我們應當追問和研究：到底什么是市場經(jīng)濟，什么是公正和正義?

　　我不滿足于業(yè)余水平的回答，于是在兩三年前轉(zhuǎn)入政治哲學領域。我發(fā)現(xiàn)，公正問題是當代西方學術思想界最熱鬧的話題。許多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如羅爾斯(John Rawls)、諾齊克(Robert Nozick)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最學說令人矚目，其觀點引起廣泛研究和爭論，就是因為他們在公正問題(或者說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問題)上有獨創(chuàng)性貢獻。這些大師的著述給了我極大的啟發(fā)和鼓勵，羅爾斯的恢宏氣度和建構(gòu)能力，諾齊克的雄辯與尖銳，德沃金的精思巧辯和平衡術，常常使我掩卷嘆服，同時也產(chǎn)生投入思想競技場的躍躍欲試的心理。我和他們一樣，把個人自由放在思想辭典的首頁，同時力求在自由和平等之間尋求平衡，和所有的人道主義者一樣，我不能對不幸者，社會上弱勢人群的呼號充耳不聞。當然，我也充分認識到，自由與平等的悖論，是人類歷史上許多世紀積累下來的難題，任何推動其解決的努力和步驟，都有莫大的意義。

　　國際學術前沿話題和對自身社會中尖銳、迫切的問題碰巧有極大的相關性，這自然使我能專心致志、心無旁顧。但是，我仍有這樣的一份清醒，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不可能這么便宜地和國際學術接軌。中國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粗鄙性”，沉緬于當代學術話語可能把簡單的事情弄復雜，我們決不能自己把自己的頭腦攪昏，自欺欺人。打個比喻說，西方的問題有點像工人和雇主訂合同時，爭論勞動力和資本的份額回報，以何種比例為公正，而中國的問題是，當小偷和強盜以非法手段竊據(jù)財產(chǎn)時，有沒有警察。形勢甚至可能嚴峻到這個地步，當警察也開始偷和搶時，該怎么辦?當然，比喻總有局限性，不免不恰當。社會公正問題，中西社會畢竟有共通之外，尤其從學理上考慮，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的思考和研究將導致什么結(jié)論，我只知道，從2000年起，我必須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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