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榮智健就悄悄成立了一家以家族命名的“榮氏企業(yè)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為Yung"sEnterpriseHoldingsLimited 　　 　　
　　從胡雪巖,到盛宣懷,再到榮智健,官商一體似乎注定了要以悲劇的形式黯然收場。
　　2009年4月8日,67歲的榮智健宣布辭去中信泰富董事長的職位。當天下午6時15分,67歲的榮智健乘坐一輛灰白色私家車從香港金鐘中信大廈駛出。一位目擊者稱,在汽車駛離中信泰富大廈很遠以后,他還回頭凝望了一眼。
　　但同時,榮智健是幸運的,因為他和胡雪巖、盛宣懷等人所處的時代大背景已經截然不同――清末民初,像胡雪巖、盛宣懷這樣的民族資本家,離開政府的支持,可以說是寸步難行,而且一旦失敗了就難以再爬起來;但到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即使失去了官方的背景,對“榮公子”來說也并非沒有東山再起之可能。
　　2009年6月,榮智健就悄悄成立了一家以家族命名的“榮氏企業(yè)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為Yung"sEnterpriseHoldingsLimited,最初注資僅40港元。公司注冊地址剛好是中信泰富所在地址、即金鐘中信大廈32樓。董事會成員為榮智健本人以及次子榮明棣、長女榮明方等3人。榮明方同時兼任榮氏企業(yè)的秘書,并以秘書的身份簽署有關注冊文件。
　　看來,榮智健已經下定決心,要在新的平臺上延續(xù)榮氏家族往日的輝煌。然而,失去了中信集團作為依托,沒有了父親榮毅仁光環(huán)的照耀,在剛剛經歷“澳元門”的洗禮后,榮智健能找到往昔無往不利的風采嗎?
　　很多人對榮智健的前景提出了質疑,認為榮智健很難趟過這個難關。但持這種觀點的人卻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榮智健在中信泰富的成功靠的不僅僅是榮毅仁的關系積累,更有其自身敏銳的市場洞察力與超乎尋常的資本整合能力。
　　榮智健曾在一次接受香港鳳凰衛(wèi)視采訪時抱屈道:“中信香港我經營到了今天,你要問我,我也可以講,我問心無愧。中信香港集團成立以后,總公司調撥給我們3000萬美元的開辦費,這3000萬美元我早就還了,我還交給了總公司110億港幣現金�！边@話雖然有些情緒和片面,但并不夸張。
　　很多人認為“澳元門”事件,對榮智健以及榮氏家族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或許這次事件正是榮智健擺脫家族陰影、從零開始的契機,他借此機會,可以徹底擺脫對官方靠山的依賴、取下官商一體的帽子,完全按照市場化的方式,打造一家體制健全、管理完善的民營化企業(yè)。
　　在擁有中信泰富這個平臺時,因為背后有一個大靠山,因此,榮智健在投資與管理決策上可能會產生一些盲動和僥幸的心理,以至于最終導致巨額虧損。那么,現在的榮智健,就不得不每時每刻都要憑著自身的智慧與資源來尋找純粹市場化的資本增值機會。
　　而事實上,榮智健也并不是沒有完全靠市場化手段來打造一家卓越企業(yè)的能力。
　　在榮智健往昔的成功中,有很多次靠的就是自身的精明強干。比如1978年夏天,36歲的榮智健選擇遠離家人,獨闖香江。那一次,憑借父親留在香港的股本金100余萬元港幣,榮智健與堂兄弟二人創(chuàng)辦愛卡電子公司。4年后,榮智健出售愛卡電子公司,獲得750萬美元,4年資產增長56倍,一舉成名。
　　兩年后,榮智健又通過表妹唐芙生,結識了美國電腦業(yè)享有盛名的林銘和米歇爾•弗尤爾,3人合伙創(chuàng)辦了加州自動設計公司。公司創(chuàng)辦僅1年便合并上市,股價上漲40余倍,此時榮智健選擇了果斷套現,直接獲益4800萬美元,折合港幣3.74億。
　　這兩次的公司運作,都是榮智健商業(yè)天賦的直接體現。在這個過程中,榮智健從父親榮毅仁那里得到的支援幾乎微乎其微,盡管榮智健并不是完全從零起家,但他能夠在短短6年時間內,讓自己的資產由600萬港元升值到4億港元,榮智健本人高超的資本運營能力也功不可沒。
　　目前,榮智健已經通過在5月初以每股12.2元沽售6000萬股中信泰富,套現7.3億元,連同出售保利香港的股份套現7.9億元,使得手中持有的現金就超過了15億,從這個角度看,榮智健這一次東山再起的起點比1978年的第一次闖蕩香江要高上很多。既然過去能夠在600萬港元的基礎上玩出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資本魔術,那么榮智健利用現有的資金與資源而重現往日輝煌也不會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另外,有一些人認為,目前全球的投資環(huán)境要比過去差很多,榮智健已經很難找到像過去那么好的投資機會。然而,歷史數據證明,在每一輪大的經濟蕭條過后,都會產生新一輪的投資機遇,只是舊一輪的投資機遇與新一輪的投資機遇在方向與形式上會存在很大的不同罷了。
　　榮智健之所以能夠成為香港人眼中公認的“資本圣手”,靠的并不僅僅是家族的紅色背景,更有榮智健本人對于經濟趨勢的獨特理解。比如,1987年,榮智健之所以能夠推動中信香港以23億收購國泰航空公司12.5%的股權,并且獲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為他能夠看到香港股市、地產及世界航運業(yè)尚處于低潮時期,敏銳發(fā)現國泰航空的發(fā)展?jié)摿�。榮智健知道香港要穩(wěn)定繁榮,處處都靠運輸,不是輪船就是航空,而國泰公司在航空方面已有幾十年經驗,信譽很好。
　　而榮智健能夠在1991年9月,靠著李嘉誠、郭鶴年、鄭裕彤等華人超級富豪的幫助,以40億元資金收購資產值70多億元的恒昌企業(yè),也足以證明他具有超強的資源整合能力。
　　目前,榮智健把主要的投資方向鎖定為房地產與金融,這兩個行業(yè)是榮智健最熟悉的行業(yè),也是所有資本大亨們青睞的行業(yè)。
　　很顯然,榮智健現在手中所握的正是經濟蕭條時期市場上最稀缺的資源,也就是現金資源,這也意味著他已經掌握了東山再起的主動權,但他要把這種主動權轉化為實際的核心資源,這次“澳元門”中所暴露出的榮氏企業(yè)內部的管理疏漏就不能不加以重視。
　　許多資深人士在評判這次“澳元門”時,都認為這宗外匯交易顯得非常蹊蹺。從戰(zhàn)略上看,榮智健投資澳大利亞的鐵礦石是對的,而為了防范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前幾年澳元兌美元一直在大幅升值),選擇與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等簽訂了數十份外匯合約也是對的,然而簽署的合約中,中信泰富內部那么多資深金融人士,卻連條款中那么多不平等的地方都無法識別,那就實在有些說不過去了。而在交易虧損被曝光后,竟然在公司法律顧問建議下,讓中信泰富從發(fā)現AC合約虧損到發(fā)布盈利警告之間拖延了6個星期,最終導致香港警方介入對中信泰富“澳元門”的調查,這就更加不應該了。
　　從“紅色資本家”到完全市場化化的投資家,榮智健還有一段艱難蛻變過程,還有一段崎嶇的路要走。在東山再起的過程中,如果榮智健能夠超越自我、提升經營管理能力,那么憑借榮氏家族的商業(yè)基因和天賦,再加上曾經的經驗教訓,他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東方巴菲特”或“中國孫正義”,也并非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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